导论
孙中山政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在研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时，必须至少考察三个方面。概言之，一是对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生经历；二是孙中山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三是那些关于“三民主义”（这个术语概括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继承人的主要政治理念）的重要文献。
一 孙中山的政治生涯，兼论其政治思想的发展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来看，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生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从他出生到1885年，是第一个阶段，在这段时期里，他逐渐成长起来并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1878年，孙中山进入由他的叔叔创办的村里的私塾上学，在学堂里，他听到许多叔叔以及其他参加过太平军的人讲述的太平军中的趣事。因此，年仅12岁的孙中山开始渴望成为革命者，自称为洪秀全第二。1881年到1885年，孙中山转入其他学校学习。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批与反满秘密会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年轻人。
第二个阶段
1885到1905年是孙中山事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许多并不成熟的革命活动；同时，他也注意到应该有一个计划。根据他的自传，正是在1885年，孙中山第一次决定要建立共和国以取代满族的专制统治。他从香港的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独立行医。为了革命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希望利用他的医学专长去建立广州与澳门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早在1885年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这份提议还是很温和的，并不是激进的革命，但是李鸿章这位老总督并没有注意到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忙碌于中日甲午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然而，这份提议却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文件，它反映了孙中山早年的政治思想。
孙中山意识到并不能指望满族人或是为清政府服务的汉人进行温和的改革，他决定用暴力推翻满族的封建王朝。同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它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前身。1895年，孙中山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革命尝试，他计划把广州作为革命运动的基地。这次努力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之后又去了美国，而后又在1896年10月11日在伦敦的中国公使馆被劫持。多亏他的老师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ne）的及时交涉，孙中山才被释放。他躲过了清政府的迫害，然后继续在欧洲进行游历，并深入了解所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这期间，他形成了三民主义思想，这成为他一生的革命基本理念。
从政治哲学的观点看，除了军事和经济上的活动，接下来的十年中，与孙中山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几件事是：和日本学者、政治家们的交往（1898），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The China Daily）并与梁启超进行了会面（1901），随后正式创建同盟会（1905）。在历史上，1900年发生了另一个有趣的事件，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旗）是在惠州起义攻城时第一次被举起。
1894年计划的改革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信恐怕是这位伟大的改革者向他的同胞们传递的第一条重要的政治信息。这封信后来发表在当时的杂志上并广为流传。这封信开篇说明，由于政府希望效仿西方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所以孙中山毛遂自荐，提出他自己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想法。他在信中写道：“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为了能够培养优秀人才，孙中山提议普及免费教育、职业教育、公民教育，以及“任使得法”，这个词的意思是根据需要来训练人才，并只雇佣那些通过训练的人，给他们适合职位。通过“地能尽其利”，孙中山希望能够发展农业科学，引进近代的种植工具，形成一套近代的政府管理农业事务的系统。第三点，物尽其用，包括先进的近代科学和机器文明，保护自然资源，对私有制进行管理。第四个因素是，商品的便捷运输，包括废除厘金制度，建立自由贸易，都是为了保护商人利益，以及发展交通和通信业。孙中山认为，坚定地发展这四个方面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个高效的政府，丰足的粮食产量，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财富的极大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增强，国家领土将会被很好地保护，中国的政治和国际地位将得到提高。
孙中山坚信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只需要二十年中国就会变强大。最后，他指出，当前最紧要的两件事就是在各地建立学校以及引入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后者尤为关键。他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不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也。”
兴中会的政治原则
孙中山是《兴中会章程》的主要起草者，因此在研究孙中山的早期政治思想时，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兴中会章程》中提出，上层阶级的腐败和普通大众的无知是造成国势衰微、列强侵略的主要原因。中国年轻的爱国者们应该团结一致去结束腐败的政治。根据《兴中会章程》，兴中会的总部设在中国，其分支在世界各地。兴中会的目标是“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兴中会成员应该坚持不懈地发展近代教育，设立报馆，开发自然资源，消除政治腐败。兴中会的领导由会员每年选举一次，领导层包括正副主席各一位，正副文案各一位，管库一位，值理八位，差委二位，以专司理会中事务。每件事必须在会议中投票决定，正副主席必要一位赴会，方能开议。新成员必须由两位老会友介绍入会并且由董事选出。每年的会费为银五元。由邻近分会推荐并经过总部同意后，当地十五人及以上的会友可以组成一个分会。然而，同一地区不能有两个分会，不论当地的会友人数有多少。所有会友都应该尽可能地向总部推荐有价值和才能的人，不论他们的国籍。最后是关于捐款以及在各地建立办公地的规定。
同盟会的政治原则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标志着孙中山人生的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同盟会由来自几乎全国所有省份的代表组成，它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同盟会宣言》提出：
“惟前代革命如有红巾军起义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
同盟会宣布其四项基本目标如下：
1. 驱除鞑虏。
2. 恢复中华。《同盟会宣言》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
3. 建立民国。《同盟会宣言》进一步宣称：“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
（4）平均地权。《同盟会宣言》解释说：“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根据《同盟会宣言》，革命进程被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在此期间，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反过来说，必须依靠与人民的合作，共同消除旧有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恶魔，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以及风水之阻害。军事专制时期不应该超过三年。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军政府必须承认当地政府的自治权，但是仍应保持对国家政府的控制。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必须解散，撤销其兵权、行政权，议会产生的新机构将管理所有的国家和地方事务。他们希望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彻底的自治政府训练后将能够享受到自由和平等的幸福。
三份文件的比较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1894）与兴中会时期的《兴中会章程》（1894）、《同盟会宣言》（1905）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孙中山是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创始人，所以后两份文件都表现了他政治思想中激进的一面；而《上李鸿章书》则语气较为温和，从任何方面都看不出反满的情绪。事实上，在这封信中，孙中山表示，希望李鸿章或者其他清朝高级官员能够任用那些经过近代训练的人，以帮助满族政府进行改革。就这一点，孙中山说，他愿意向李鸿章毛遂自荐。换句话说，孙中山希望政府能够任用恰当的人，并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当他在起草兴中会的相关文件时，这些观点已经被抛弃了。创立兴中会的目的是改革并组织广泛的社会运动，也就是，由选拔出的团体领袖鼓动人民推动近代化和改革。然而，遍阅这些文件，其中并没有明确的反满或是革命的表达。另一方面，《同盟会宣言》确定无疑是革命性的。其口号“驱除鞑虏”在文件中多次出现，并且，还要建立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与清朝政府相对立的军政府，以指导革命活动。
不论是《上李鸿章书》还是兴中会的相关文件，都没有提出系统的关于政府的建议。信中详细介绍的四项政治改革原则，其哲学性强而方法性弱。尽管兴中会是支持政治改革的团体的代表，但在它的相关文件中并没有详细的方法以指导如何实施这些改革。换句话说，它并没有计划。相反，《同盟会宣言》直接阐明了同盟会的组建目的是用武力推翻满族统治，恢复中华，创立共和制国家，它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被划分为三个步骤：军法时期、约法时期和宪法时期。人民主权原则和代议制政府原则被明确承认。
第三个阶段
由于上文所阐述的原因，同盟会的建立标志着孙中山人生第三个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可以被称为政治革命阶段，一直持续到1919年。那之后孙中山进入了另一阶段，开始致力于社会改革。纵观第三个阶段，孙中山一直在进行着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同中国军阀的斗争以及同旧式学校的老学究的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代议制共和国政府的利益。孙中山强调政治行动，即通过代议制政府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改造国家。这一阶段，孙中山的副手大部分是留日、留欧或留美的学生、前官员和教师，以及一小部分中国商人，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广东或者南方其他省份。
这一阶段发生的主要实际行动有：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了著名的革命杂志《民报》；1906年，孙中山飞往越南；1907年，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以及钦廉防城起义的失败；1908年，孙中山前往美国寻求经济帮助；1910年，孙中山访问了暹罗和海峡殖民地；1911年，4月发动黄花岗起义，10月发动武昌起义，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为获得袁世凯的支持而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1916年，发起护国运动，再次反对袁世凯；1917年，在广东组建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进行护法战争，但因受到排挤，不得不在1918年辞去大元帅职务，而成为七总裁之一。
国民党的失败
1919年的学生运动给予孙中山新的革命动力，他由此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篇章。从那时起，孙中山意识到有四个因素阻碍了国民党计划的实现。
首先，国民党成员很大一部分是旧式知识分子和旧官僚，这些人容易向封建地主和军阀妥协，他们利用孙中山的声誉来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因而，他们常常背叛孙中山。国民党的精神和原则几乎没有被传播到普通群众之中，因为没有任何可供阅读的宣传资料，所以老百姓对于革命思想并不熟悉。此时的孙中山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规范国民党的纪律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第二，除了“驱逐鞑虏”和“创立民国”这样的口号外，国民党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代议制政府的思想并不能被普通中国人所理解。除了在大学和高中增设几门关于政治科学的科目外，国民党并没有做更多的努力去训练中国人为自治政府做准备。舆论广泛地谈及要提高公共道德，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意见，以改变社会中普遍的不诚信和蔑视法律的现象。在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似乎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向现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弊端妥协了。
第三，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一直寄希望于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在道德、经济甚至是军事方面的帮助。他们从旧式学校里学到的政治思想告诉他们，要想取得国内变革的成功，某些外交上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就像外国的帮助对于华盛顿、加富尔、俾斯麦的胜利很重要一样，为了革命胜利，国民党也应该与外国建立良好关系。这种深深的“外国帮助”情结致使国民党直到1919年都没有坚定的反对不平等条约的立场。
第四，国民党自身没有注意到要拥有自己领导的军事力量。严格地讲，他们没有政党军队。孙中山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只能采取与某个或某些军事集团结盟以攻击其他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势力的策略。
因此，直到1919年，国民党仍然偏居一隅。它宣扬共和制政府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二者都是很模糊的思想。国民党缺乏组织、纪律和宣传。它的影响力几乎不能达到工人、农民和商人阶级。因为它自身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所以它不得不和各种军事集团打交道以获取支持。事实上，能使国民党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继续存在的唯一力量就是孙中山的热情和坚持。
第四个阶段
从1919年到1925年是第四阶段。不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政党活动的角度看，这一阶段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革命的概念和理想传播给了中国的人民大众。国民党也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转变。它明确地变成国家范围的政党，在组织上也实现了民主化，它变成了真正的人民的政党。这些开创新纪元的进步大部分是依靠“五四”运动以来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实现的。
首先，正是学生将孙中山的思想传播给了农民、工人和商人。1919年，孙中山出版了他的《建国方略》。1921年，他的演讲集《五权宪法》出版。1924年，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以及他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被广泛传播。除此之外，从1924年到1925年，孙中山以个人或者国民党的名义发表了一大批非常重要的宣言。在这些文件中，孙中山或重新定义，或进一步明确了重要的政治原则和他本人以及国民党所宣传的工作计划。这些文件用语简单，风格流畅，所以粗通文墨的中国老百姓也可以看懂。这些书籍和文件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全国各省学生的极大欢迎，学生们又把这些思想介绍给中国的其他阶级，激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热情。直到如今，这些作品不仅组成了国民党的基本原则，还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经典。
重新定义并明确规范国民党的原则和政党活动范围后，孙中山在政党的思想方法上有三个重要的提高：组织国民党的宣传，发展国民党军队，加强国民党纪律。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改组国民党。此后，没有重新在国民党花名册上注册的人即失去党员资格；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没有人可以代表国民党发表意见。国民党的改组力图渗入地方社会，由基层每年选举全国代表大会，并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党部，中央党部反过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构成政府的核心。整套体系是仿照苏维埃共产党的体系建立起来的，这种组织制度以防止任何人的权力超过国民党本身。不过，不像苏维埃共产党，国民党的党员准入是比较广泛的，事实上，国民党的组织者被派往中国各地，学生、商人、农民和工人都可以加入当地的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中设有宣传部，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地的宣传部则隶属于地方的省一级的执行委员会。宣传队被派往军队、学校、农村、工厂，事实上他们几乎分布于全国各地。这些工作有的是公开的，有的则是秘密的。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孙中山的思想，使群众知晓国民党和政府的政策，尽可能激起群众同仇敌忾的情绪，这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对国民党的敌人的道德攻势。宣传队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传单、海报、标语、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报纸、公开演讲、群众集会、游行、罢工、示威、党旗、照片、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孙中山的书籍和宣言。孙中山逝世后，他的遗嘱经常在公众集会上被朗读，就像在基督教徒在灵修会上祷告一样。
也是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意识到在国家建设中政党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蒋介石任校长。黄埔军校吸引了许多高素质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学生。他们认为在革命的军事阶段，献身祖国的最好途径就是成为革命军队中的军官。他们也希望，革命军未来可以演变为国家军队。黄埔军校中使用的语言是普通话，而不是粤语，尽管学校的所在地黄埔离广州并不远。
孙中山与苏联
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议后，孙中山明确地强调社会革命。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有关孙中山亲俄、亲共程度的最好解释可以在他与苏联特使越飞在1925年1月26日的会见宣言中看出。
在越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意。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比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台网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饿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孙博士对此点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孙中山的工农政策
关于孙中山的工人、农民政策，他在广州的两篇演讲的摘录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
1924年的“五一”劳动节，孙中山在广州面对广东工会代表，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工人要结成大团体打破外国经济压迫》的演讲。他认为：
外国之所以发生大资本家，是由于经过了实业革命。那种革命，是把各种生产的方法，不用手工来制造，专用机器来制造。因为机器的制造很快，工厂的规模又大，出品很多，所以有机器的人便发大财，便生出了许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有了许多钱，于是无恶不作，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
中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不同的地方，是外国工人只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如果有外国资本家来压迫，政府便去抵抗；就是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政府也是想方法来保护。所以外国工人一方面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一方面得政府的帮助……故外国工人是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不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中国工人恰恰是相反，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要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这就是中外工人不同的情形。
……外国工人生在文明的国家，政府有很完备的法律来保护工人，所以事事都不要工人来担忧。因为政府有保护工人的法律，所以工人的地位是很高。就是生在不文明的国家，工人自己也能够组合团体，提高自己的地位。譬如俄国工人在几年以前结成大团体，推倒专制的俄皇，改革政体，弄成工人的独裁政治，无论什么资本家都不许执政权，只有工人才可以管国事。俄国工人的地位是怎么样呢！英国现在由工党组织内阁，一切政权都是在工人掌握之中，英国工人的地位又是怎么样呢！其他各国工人的势力都是一日扩张一日，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日抬高一日的。所以他们在本国之内，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因为中国工人现在所受的毛病，由于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小，所受最大的压迫还是外国的资本家。我们每年损失了五万万，就是外国每年来抢了五万万。我们要把这种抢劫的五万万，不许外国人偷过关卡运回本国去，便先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中国海关交到外国人去管理，是在从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之中载明过了的，所以我们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便先要和外国交涉，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条约。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要达到这个大目的，便要有大团体。
……现在中国同各国不平等的缘故，是由于国际上的束缚。譬如政治、经济种种的压迫太多。要解除这种种束缚，在工人一方面并不是难事，英国、俄国的工人便是中国工人的好榜样。不过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根本上还要有一种办法。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便是这种的根本办法。所以诸君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还要服从我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诸君能够服从我的主义，奉行我的办法，就可以和英国、俄国的工人一样，在社会上占最高的地位。由此看来，中国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资本家，要求减时间、加工价，完全是吃饭问题，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
同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演讲，这篇演讲的听众主要是讲习所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们很快就会被派往广大农村地区去帮助建立农民联合会，向农民宣传国民党的纲领。演讲的内容摘录如下：
……这个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个人民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大家能够担负这个责任，联络一般农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动，不顾成败利钝来做国家的大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基础可以巩固，我们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
诸君在这地学了几个月，知道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农民在中国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数，所以农民就是中国的一个极大阶级。要这个极大阶级都能够觉悟，都能明白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革命才是彻底。如果这个极大阶级不能觉悟，未实行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革命在一时成了功，还不能说是彻底。
……我们现在用政治力量来提倡农民，就是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打破这种思想，就是要一般农民不要从前的旧思想，要有国家的新思想；有了国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脱离旧痛苦。要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
现在许多人都说：中国的农业社会和俄国不同，从前俄国有大地主和农奴，地主和农奴的财产过于不平的；现在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和一般农民，这般小地主和农民的财产同俄国地主和农奴的情形比较起来，还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面的情形讲，这是讲得过去的。但是切实调查起来，用中国现在的情形和俄国从前的情形比较来说，是中国的农民享幸福些呀，还是俄国的农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国的小地主专制些呀，还是俄国的大地主专制些呢？依我看起来，从前俄国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几百万里甚至于几千万里，那些大地主对于许多农奴自然不能精神贯注，因为精神贯注不到，待遇农奴自然是很宽大。我们这些小地主，总是孳孳为利，收起租来，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计算，随时随地都是要刻薄农民。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确，还要等你们再去调查。就我个人心理上的比较，从前俄国农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现在中国农民所受的痛苦要厉害得多。
现在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国的田土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办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是要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
……所以当宣传的时候，有了以前所讲的矛盾，发生了那种冲突，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法，便是劝农民结团体。农民是多数，地主是少数，实在的权力还是在农民手内。如果由一府一省的农民推到全国的农民都能够联络起来，有很好的团体，农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办法，政府便可以靠农民做基础。对于地主，要解决农民问题，便可以照地价去抽重税；如果地主不纳税，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纳租到私人，要纳税到公家。像这样的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所以大家此时去宣传，一定要很谨慎，只能够说农民的痛苦，教他们联络的方法。先自一乡一县联络起，然后再到一府一省，以至于全国。当联络的时候，还是要农民自己去出力，不过要怎么样出力的方法，就要你们指导。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我们要能够这样和平解决，根本上还是要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
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苦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去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热爱中国的农民和工人阶级。只要共产党不干涉国民党事务，他愿意把共产党党员视作解放中国的革命伙伴。孙中山还愿意与苏俄建立深厚友谊，他也愿意与任何愿意放弃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从他的内心来看，孙中山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正是由于这些伟大的道德品质，再加上他的远见卓识以及温和谦虚，孙中山成为中国人民挚爱的领袖。
小结
概括来讲，孙中山的一生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866—1885），从出生到19岁，他经历了成长和接受革命思想的过程。
第二个阶段（1885—1905），从19岁到39岁，他开始组织革命活动，组建革命团体。孙中山被太平天国幸存者的爱国热情所激发，变成了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一个近代改革的倡导者。但是，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不妥协的革命家或是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者。
第三个阶段（1905—1919），从39岁到53岁，是孙中山的政治革命时期。孙中山开始意识到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必要性，也发现了在解放中国之前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阶段（1919—1925），从53岁直至逝世，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时期。这一阶段，孙中山反对表面上的政府改革，反对没有拔除国家的病根而只是建立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顽疾是：封建主义思想在知识阶层的流行，人民大众的无知，旧式军阀的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瓜分。所以，孙中山坚定地热爱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封建主义。他意识到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国家并不能解决所谓的“社会问题”，而只会变成另一个霸主去危害世界的和平。孙中山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受人爱戴的民族、民主主义领导人，也使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一位先知。
二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环境
一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当时的哲学思想类型，而哲学反过来又影响了此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发展。因此，对孙中山生活环境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政治理论的思想来源。
外族统治
首先，孙中山出生于少数民族满族的统治环境中。当时清朝的满族统治者已经牢牢控制中国超过两百年，这一期间，汉族人已经进行了许多次不成功的起义。最近的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它在孙中山出生的前两年被镇压。支持明朝的势力在17、18世纪无法抵抗满族的力量，存活下来的人逃往南方省份，结成反满的秘密会社。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太平军被迫解散，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所以，孙中山出生并成长于一个爱国情结非常强烈的环境中。
农民家庭出身
此外，孙中山出生在农民家庭。在满族的专制统治下，汉族农民恐怕比其他阶级受的压迫更严重。随着北京朝廷的衰弱，地方官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农民以及小商人。就在这时，西方列强开始踏进中国大门。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面对国家出现的新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此时孙中山26岁。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了圆明园。之后，孙中山亲眼见证了1884—1885年中法战争里中国更耻辱的失败。接踵而来的是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前所未有的惨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次运动的结果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赔款负担。
事实上，从1885年开始，中国就已经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噩梦中。列强在地图上标出各自的势力范围，长长的海岸线有一系列的租借地和外国居留地。朝鲜、暹罗、安南、琉球等许多中国的藩属国和香港、台湾地区就像面包屑一样从面包上掉下来。中国的关税主权、盐税权、采矿权、铁路修筑权、治外法权、内河航运权、金融权已经一个一个给了外国人。
对清末旧式改革的态度
尽管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日益迫近，但满族统治者既没有眼光也没有活力去进行任何重大改革以挽救这个国家。中央政府被无知的王公、太监和慈禧太后所控制。为了在太平天国时期筹集军费而建立的臭名昭著的卖官系统到了和平时期仍在继续。
随着公共财政的每况愈下，卖官变成政府长期实行的制度，它导致了沉重的社会负担。贪污腐败毁掉了整个国家。当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批有远见的青年领袖对于国家的前途充满担忧。孙中山通过《上李鸿章书》，开始用文字警醒清政府当权者和人民大众。孙中山认真地讨论和倡导政治和财政改革、军事重组、机器近代化、科举制的激进改革以及其他改革。
当时中国的当权者仍然受旧式道德思想的控制，以致他们难以进行新式的改革。李鸿章、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人具有改革的远见卓识，他们已经看到满族统治毫无希望的未来，但他们也不愿推进宪政改革或革命的进展。
这些当权者坚定地认为，中国通过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物理科学，而不用进行政治、社会和道德改变，就可以屹立于强国之林。在这一时期，兵工厂开始创办起来，近代海军也正在建设之中，关于机械、物理、化学、地理、国际法和外国历史的书籍开始被翻译成汉语。然而，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国的惨痛失败清楚地表明，仅仅在表面上采用西方的军事武器和设备并不能够改变中国的现状。因此，孙中山建议李鸿章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当时已做的那些。数以千计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同孙中山有着类似的看法，这促成了1897—1898年著名的戊戌变法。
镇压1898年戊戌变法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让孙中山确信革命的必要性，坚定了要废除君主制的决心。另一方面，康有为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幸存的领导者，反对孙中山的共和主义学说。由于担心康、梁的著述会对中国社会舆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从而阻碍共和国的建立，孙中山加快了形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进程。在他的自传中，孙中山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认为中国的反动知识分子要比满族统治者还要危险。
考据学
清代考据学也对孙中山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对经典的权威注解已经深入所有士人的脑海，任何人只要表现出对它们的怀疑或者拒绝承认它们的权威就会被视作叛徒，有可能受到严重的惩罚。
大概在250年前，一批学者开始发起解放思想和自由批评的运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否认除《论语》第一部分之外的所有儒家经典以及一些所谓的“诸子”的权威。
被这种思想领域里的反抗精神激发，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学者们形成重新返回文献中进行批评的氛围。也就是说，去寻找什么是真正的儒家典籍，什么不是。换句话说，他们希望返回孔子时期。据公认的三民主义权威学者戴季陶称，孙中山，经常把自己视为儒家哲学思想的现代继承者。戴季陶整理出了“民生哲学系统表”，以表现儒家思想是如何影响孙中山的政治原则的。
民生哲学系统表
现代社会运动
可能对孙中山的思想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欧、美、日等国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自18世纪中叶起，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剧烈的社会运动：一次是政治解放，另一次则是社会解放。前者是指弱小的民族共同体从大帝国中独立出去，而后者则包括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中解放出来；前者开始于孙中山出生之前的两百年，后者则与孙中山同时代。
孙中山深深地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尤其是卢梭和林肯。林肯的民主模式“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为孙中山提供了三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孙中山坚信自己可以像卢梭改变法国那样改变中国。
在孙中山出生前不久及在他生平期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南美洲诸多共和国的建立，意大利、德意志和日本的崛起。接着，他自己亲眼见证了这些新兴的近代化国家出现的新危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随后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兴起。他与马克思出生在同一个世纪，和列宁是亲密的朋友。
最后，他看到祖国被袁世凯、吴佩孚、曹锟以及其他整个军阀集团带入毁灭，他也看到了中国被帝国主义势力继续剥削。由于早年在外国学校的求学经历以及近半辈子的国外流亡生活，孙中山可能比其他任何中国人都要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哪里才是中国复兴自强的出路。
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指的是在北京的反日抗议游行，后来有上千学生因此被捕——打开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新纪元。早在1915年，国立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就曾发起一场运动，尝试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很快，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发行数以千计的不同主题的小型期刊和小册子，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用白话文写作的。这种新的写作形式被公认为是最简洁的，适宜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这一点很自然地符合这个动荡时代的需求。
这场文字革命一经发动就像森林之火一样迅速蔓延。最重要的是，这场文字革命引领了各种社会运动。胡适认为：
现今的文学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一旦掀起变革，它将包括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所有形式的潮流时髦以及所有“新生活的经历”。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所有已知的充满激情的形式都在被提倡。在哲学领域，伴随着倡导实用主义的杜威学校（the Dewey school）在教育机构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罗素（Russell）、柏格森（bergson）、奥伊肯（Eucken）以及其他近现代哲学家都开始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的观点。在政治领域，我们包容苏联、温和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关于社会运动，我们总会谈及反抗旧式家庭制度、追求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鼓励自由恋爱。在教育界，兴起了一大批实验学校，它们实践推行新的教育理论和形式。在学术界，我们发现两股潮流：一方面，持续致力于将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引进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探索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将中国的旧学系统化。这后一股潮流也被称为“整理国故”（systematization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这使得批判和研究精神得以重生并复兴，这也是过去300年间的国学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这些运动看似充满了多样性，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通之处，使这些运动联合起来构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运动。对这场运动的命名有多种说法，它有时被称为“新文化运动”（The New Culture Movement），因其发生在日本知识界关于文化其及相关哲学的思潮之后；有时又被称为“新思潮运动”（The New Thought Movement），因为不同类型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运动之中。在我看来，最贴切的用于表述整个运动特征的词语莫过于“尼采”（Nietzsche），因为这是一场“对所有价值进行重估”的运动。所有的传统价值都依照新的立场和标准被重新评判，从裹小脚、纳妾到儒家、天主教，没有任何事物不受到这次重估的影响。部分评判可能过于主观或流于表面，部分可能过于严苛或不符合史实。然而，这种评判的态度是不能被否定的。
所有这些政治和社会变革都对孙中山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孙中山的经典演说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更是一位极有口才的演讲家，他的文集大概有75万字。以下的清单包括他的著作以及一些官方文件，它们共同构成了孙中山主义——表示孙中山政治和宪法思想系统——的基本文献。
1. 《革命方略》，是一本小册子，大约发行于1906年。这本小册子和《同盟会宣言》清楚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和计划。
2. 《孙文学说》，该书对中国传统的人生观念做了批判评价。在这本书中，孙中山号召人们改变生活态度，把这当做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这本书的主题是“行易知难”，它和中国传统的思想“知易行难”相反。孙中山也把这本书称为《心理建设》。
3. 《民权初步》，一本关于议会法律的书。孙中山认为，除非公共事务都依据公认的法律程序办理，否则宪政民主就是一纸空文。他建议每位中国公民都应该熟悉议会法。他也把这本书称为《社会建设》。
4. 《实业计划》，英译本名为《中国的国际化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它是中国工业化的计划。这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最重要的部分。
以上这三本书组成了孙中山所称的《建国方略》。其中，《孙文学说》是重要的哲学作品集，《民权初步》是基本的关于议会法的专著，《实业计划》已经被翻译成英语。由于以上原因，这三本书都没有全部收录在本书中。
5. 《建国大纲》，共25篇文章，概述了国家建设的步骤。它事实上被当做国民政府的宪法。
6. 《三民主义》包括了关于“民族主义”的六篇演讲，关于“民权主义”的六篇演讲，以及关于“民生主义”的四篇演讲。可惜的是这本书没有完成。孙中山原计划继续讲“住房”“健康”“死亡”“民生主义的结论”以及“三民主义的总结”。现在，大概只有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一个人聆听过孙中山关于这些问题的想法。
7. 《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政治建设计划的核心，文章包括在广州的一篇演讲，本书有收录。
8.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北上宣言》，尽管这些文章不都是孙中山亲自写的，但它们集合了孙中山晚年关于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思想。
除此之外，在孙中山的信件、草稿、演讲和各种各样的小文章中也可以找到有价值的政治思想，它们绝大部分可以作为对上文提到的著述的一个补充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