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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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首先会想到地理因素。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核心地域东邻太平洋,西靠重山峻岭,北为大漠,南是蛮夷之地,其面积仅仅在150~200万平方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古希腊开始就涉及到北非、西亚、东欧等地,其面积可达春秋时代中国的近十倍。统一这一“任务”对欧洲来说显然要艰巨得多。地理条件虽然重要,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印度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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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
乾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公元1749年11月28日)傍晚,西洋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 Hallerstein)在南堂(宣武门教堂)西侧居室昏暗的灯光下,写了两封信。就好像一个秘密工作者,他总是在“信差”临走之前写信,然后立即交来人带走,以策安全。第一封信是写给意大利拿波里耶稣会士、耶稣会“拿波里省”负责人Nikolaju Giampriamu的。[1]写信人刘松龄,身份则是耶稣会“东亚省”(管辖中国和日本)的负责人,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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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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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承唐制,进士科考诗赋,尤以赋为重,故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六一诗话》),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诗赋取士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对此,诸家赋史中仅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设立“宋太宗试赋”、“真宗试赋”、“宋试赋之趋势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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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解读
作为叛逆典型出现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超个性的人类共同心理与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从原型批评的维度看,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来源于追求个性和向往自由的人类共有天性,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是代表这种共性的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结果。从文化的维度看,明代中后期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是孙悟空叛逆性格文学定型的思想背景。它与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型共同完成了关于叛逆精神文化原型及其理想归宿的重大社会问题。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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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端木蕻良《曹雪芹》的杜撰
有许多在既有文学史中已经形成特定形象、处于特定位置的作家,如果换个视角去看,可能别开生面,端木蕻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文学史一般表述中往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面目出现,与萧红、萧军有着恩怨纠葛,被讨论的作品多是《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新都花絮》等,而对其红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较少注目,对其晚年的作品《曹雪芹》也较少着墨。这当然有文学史结构、时段和观念的原因,因为当《曹雪芹》发表的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史已经无法纳入,而此种历史小说又无法进入到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对话之中,当代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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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当今世界,一切有识之士无不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而忧心如焚。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引起了全球的气候反常;生活环境的横遭污染,带来了致命的怪病恶疾。长此以往,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现在世界人类的生存,而且将遗害于子孙后代,大大缩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历史。这绝不是故作危言耸听,而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无情现实。从现象上看,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因此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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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悟的认识论意义
佛教以悟为修行的根本目的,所谓“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1],充分道出了悟的重要性。悟,指生起真智,扫却迷妄,断除烦恼,证得佛法的真理。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从开悟方面讲,是指能证的智慧,如菩提(bodhi)等;而从证悟方面讲,是指所证的真理,如涅槃(nirvāna)等。通常则是合两者而言悟。禅宗言顿悟,也包含开悟与证悟两个方面,前者谓“顿悟菩提”,“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后者谓以此“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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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与情理精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那么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秘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一“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m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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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怎样读《周易》
很多朋友对《周易》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却一无所得,究其原因,是学界向世人介绍的读《易》方法不对路。《周易》摆在世人面前,就像打不开的宝库。八百多年前,朱子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主张用占筮学的方法读《周易》。他用这一方法,果然从《周易》得到不少东西。朱子的主张,是针对《周易》的特点提出的。用《老》《庄》《论》《孟》这几部书作为比照,可看出《周易》的特点。约略言之,《老子》和《庄子》论天(自然),建立了关于天的学说;《论语》和《孟子》论人,建立了关于人的学说。《老》《庄》论天,认识到时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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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佛教与生活儒学
一、在现代化情境中的儒家与佛家当代东亚国家,整个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重叠的文化圈,在二十世纪,都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形成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社会「现代化」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社会中人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的过程,使得社会步入现代,则称为现代化。在这种认识中,传统是负面的属性,代表应被扬弃或超越之物。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现代社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或心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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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
中国近代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以及欧洲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相当热门的环境下展开和振兴起来的。它在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可以说,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情况,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其特征的。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它一方面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而被强调要继承发扬(如梁启超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佛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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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量史料揭示了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认为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第二部分从把佛学与西学相附和,强调佛学的哲理性,提倡佛学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及唯识学的复兴和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主要特点。最后部分,作者结合近代佛学得以振兴的原因,从理论意义和社会实际作用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正确评价近代佛学的问题。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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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
“诸法无我”是佛教引导众生了悟人生、认识自我,以及整个现象世界的根本理论之一。佛教的“无我”理论,最初是针对众生的“我执”而提出的,即所谓“因破我法有无我”(《中论》“观法品第十八”)。佛陀认为,人生充满了烦恼和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无不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有“我执”。“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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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陆游的《入蜀记》是宋代著名的一部笔记,后人对它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其史地考订方面的成就,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评价它说:“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非他家行记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的确,《入蜀记》在考订历史、地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的十五六则以外,还有不少颇有学术考订性质的段落,堪称精确(注:陆游的考订也偶有错误,例如《入蜀记》卷六“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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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一我所以会写下这个显得荒唐的题目,是因为对下面这首诗产生了怀疑: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的这首《桃花溪》,自从被清人孙洙选入《唐诗三百首》以来,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 篇了。关于它的鉴赏、评论层出不穷,而且众口一词地赞美不已。孙洙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年 (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唐诗三百首》则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而对 张旭此诗的赞赏早在此前一百五十年时就已开始了。在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唐 诗归》卷一三中,钟惺便称誉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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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清代名士的“无声戏”
明清话本小说常描写某主人公去拜访不相识的人家,先要投名刺,也就是送上自己名片。我曾忽发奇想,清代李渔的名刺上大概有一连串衔头,比如著名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著名小说家,著名戏曲家,著名戏曲理论家,著名出版家,著名文学活动家……李渔在他的时代是很烜赫的一个名士。名气也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或工具,所以,他与当时的许多名士们结交,扩展自己的名气。同时,也攀附那些权贵官僚们,奔走于殿阁公卿及封疆大吏之间,游荡于翰苑谏署与司道县丞衙门,四处能打到秋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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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
一在距今一百年前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皇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太后死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相距不到二十小时。这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的第八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国势阽危,民生凋敝,国将不国。光绪和慈禧同时死亡,老百姓深感震惊、诧异、惶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这艘千孔百疮的破舟会不会在惊涛骇浪中沉没?其命运如何?光绪和慈禧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一个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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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杨联陞
引 言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时间表。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影响到所有和官方接触的人。在这一节的结尾,要对学生、僧侣、道士的时间表作些一般性的叙述,因为这些人和官员阶层有密切的关联。第二节包括农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隶的营业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假日和节庆。为求简要起见,第一节标题是“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第二节标题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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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浑天》谈《海潮》
一清代赋论家浦铣《复小斋赋话》上卷云:“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为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我初读晋赋,颇觉因染玄学,故多玄言,读唐赋,则以为宫殿、咏物、边塞、游艺诸赋华美奇纵,有承汉赋壮势风采(注:详拙文《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载《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故尝疑浦氏之说。 近接触唐代科技赋创作,觉其逾迈前人,开一新境,始明古人所云“玄言”,非仅哲理,亦含“科技”,浦氏之论,或有未发之蕴。初唐文士杨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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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
一《诗经》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由于先秦的政治家们常常将它用作外交辞令,而孔子又曾将它用作教育弟子的教材,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汉代独尊儒术,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且形成了齐、鲁、韩、毛等不同学派,彼此之间异学纷呈,但尽管争论不休,却都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逐渐衰落,《毛诗》代之而兴,最后成为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到了唐代,孔颖达奉敕撰就《毛诗正义》,更是把毛公的《传》、郑玄的《笺》当作经文一样地遵奉。于是《毛诗》置于首篇《关雎》之前的“大序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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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
一作为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给古代小说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课题--由过去零散而肤浅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西方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自身分为两个系统,即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它们虽然同属一种文体,然而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和艺术观念与特征,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应是笼而统之,而应当是区别对待,即在承认并研究二者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特征。应当看到,由于白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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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中后期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说其“重要”,是因为梁漱溟在几本中后期代表作中都提到这个概念,如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一书中,他提出“以理性求组织”的思想;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一书中,他提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中国人长于“理性”短于理智等观点;在《人心与人生》(1984年)一书中,他重新厘定“理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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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男、女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12月8日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与陈天华争国权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识同出一源,惠兴的存女学也大有深意。一 解不开的死结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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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三师与辽宋金史研究
一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23年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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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阴长生撰”,盖依托。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见《中国科技史探索》)认为唐人撰。凡18章,述内丹术,疑有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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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同契五相类秘要。北宋卢天骥撰。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众街类。题“太素真人魏伯阳演,宣德郎权发遣提举淮南西路学事借 绯鱼袋臣卢天骥上进。”卢为北宋人。魏伯阳显为托名,李约瑟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认为本书可能撰于唐,或撰于三至七世纪,决不迟于九世纪。卢天骥注撰于1111—1117或1114 年。概括药物反应过程和理论。
全唐诗话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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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清末曾纪泽著。纪泽(1839~1890),字劼刚,谥惠敏,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袭一等侯爵。幼聪颖,自学通英文。清光绪四年(1878)出任驻英法大臣,后又兼驻俄大臣。有《曾惠敏公遗集》。日记按年月先后分为九个部分。始于光绪四年七月,迄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1886.12),计60余万字。多记载日常生活、例行事务,并在使事之余,注意考求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还较详细地记载了关于与沙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经过。光绪八年曾氏曾将开始出使不到一年的日记以《出使英法日记》名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刊行(曾惠敏公遗集》,收入日记二卷,比《出使英法日记》有所增加,题名《使西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1985年11月重编《走向世界丛书》,即全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版。暂缺光緒十二年日记。
商君书白话译文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岩栖幽事
一卷。明陈继儒撰。此书只一卷,首有陈继儒自撰小引,其中云:“吾家於陵,及华山处士,世有隐德。余辈胶粘五浊,羁锁一生,每忆少年青松白石之盟,何止浩叹。丁酉始得筑婉娈草堂于二陆遗址,故有 ‘长者为营栽竹地,中年方惬住山心’之句。然山中,亦不能知道家保炼吐纳,以啬余年。即佛藏六千卷,随读随辍,惟喜与邻翁院僧,谈接花、艺果、种秫、㔉苓之法,其余一味安稳本色而已,暇时集其语,为《岩栖幽事》。”书中所录皆山居琐事。如接花、艺木以及焚香、点茶之类,以及作者与山僧对答之语等。其中亦有一些杂记古人事迹以及一些生活常识等。如 “涤砚不宜用汤,有损于石”;“茶见日而味夺,墨见日而色灰”等。此书有《广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万历本、民国石印本)本、《眉公十种藏书》 本、《说郛》 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据《宝颜堂秘笈》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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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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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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