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中华典藏网

国学知识

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
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我国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历朝历代都对灾害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应对策略。理念：敬天与爱民灾害在古代是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政者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提出了许多主张方略，其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核心理念可以归纳为敬天与爱民。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古人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远古时期，以神怪之力来解析自然灾害是通行的方法。《左传·宣公十五年》言l
从《四库全书》到“四库学”

《四库全书》的纂修，因为有乾隆对四库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的阐释，以及用四库合以全书为它钦定下的书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热闹。一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对修书的声音不顾，下旨征书，揭开了四库修书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开馆修书。它的修纂成功，最终为乾隆一朝思想一统画上了完美句号。“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从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库全书》也以其所承载的大清无限荣光，给自己带来了未来。确然，承
“大宋史”三题

“大宋史”之说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邓广铭先生提出，影响深远，不过历来学界对其具体阐发不足，内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见。本文试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与研究举例等方面展开阐释，认为“大宋史”之本意与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背景，倡导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统观全局，诸史兼治。当然“大宋史”观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而是应该具有通览全局的整体观。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视
先秦秦汉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先秦秦汉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特征，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社会结构形式、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等。其中，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是核心。国家治理是指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方式、目标与手段，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治理思想的选择、治理目标的制定、治理手段的使用与治理能力的培养等。其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培养是核心。国家形态决定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又对
明末清初禅宗的圆融之路

禅宗自宋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圆融进程。这种历史进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不但对佛教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特性与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未来走向。禅宗的圆融之路就是指禅宗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乃至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之间的融合进程。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相互融合趋势自宋代以后日益明显，但直到明末以前，各宗对立的局面并未消除。禅、教之间，特
如来禅与祖师禅

在中国禅宗史上，从如来禅为最上乘禅的提出到祖师禅的崛起，这一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慧能禅宗一系的分化与演变，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禅师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指称并不一致，且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语意含混，以至影响了后人对如来禅和祖师禅两个名称的含义、两种禅法的差异，以及两者历史的分限的理解和认识，论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直至今天仍困扰着对禅宗史的深入研究。本文拟在充分理解古代禅师的有关用语及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和厘清以上诸问题，以求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再认识。一、何谓如来禅？就现存的佛教文献来说，最早出
“天下之中”转移与元明清大一统演进

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开平）迁都中都（后更名大都），此后元明清三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此，表明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已正式取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在古代中国世界观中，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最理想选择，因此元明清时期幽燕取代河洛，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就逐渐被理解为“天下之中”已自河洛转移到幽燕。相较于秦汉至隋唐，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大一统观的定型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大一统观的特征与重要
禅宗到底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对中国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理解上还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中国近代的高僧太虚法师曾经讲过，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他所讲的禅，就是指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在印度本土并没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派别。禅本身只是一个修证的方法，而且在印度也不仅仅是佛教所独有的，是印度各个宗教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证方法，它是来让你的思想能够安定专一，是思维的锻炼方法。这种方法再加上一种理念的引导，比如佛教用佛法的理念来引导，其他教派利用其他的理念来引导，甚至于没有宗教信仰，而是用其他方面的精神
《庄子》的分析

《史记bull;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评论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把老子思想中的虚空记忆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道家和儒家、墨家之间的对立在庄子那里尤为显著。由于庄子本人是虚空记忆的成功实践者，其精神状态自由放纵，不拘形
诸葛亮怎样炮制千古奇冤

公元228年1月，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大军出祁山，奔袭陇右，安定、天水、南安三郡响应，北伐形势一片大好。2月中旬，马谡与张郃在街亭展开决战，蜀军溃败，诸葛亮狼狈而归。事后，诸葛亮“戮谡以谢众”——即小说家津津乐道的“挥泪斩马谡”。第一次北伐以丧师杀将而告结束。令人不解的是，同为败军之将的诸葛亮与马谡两人，在当时的遭际，在后世史家的定评，在千秋万世百姓们的心理定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一为千古罕见的道德楷模，至高无上的智慧化身，一为出尽
毛晋的精神世界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汲古阁藏书之富、版本之珍、刻印图书之精，都是为世所称的。徐遵汤《和古人诗序》说：“自来藏书与著书蔚为两家，至吾社子晋而合。”有关毛晋的生平交游及汲古阁藏书的内容、版本、刻书情况，文献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九四七年，钱大成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毛子晋年谱稿》（下文简称《年谱》），依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下文简称《小传》），毛褒等所撰《先府君行实》（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附录，下文简称《行实》），钱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公元334～416)年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历史考验人，锻炼人，造就人。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首先，东晋时南北对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杀，政治形势险峻，各类政治人物对慧远或奉承、拉拢，或施压、威胁。如何应对，成为决定慧远佛教生命的尖锐政治问题。其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学说、制度和生活规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礼制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并引发王朝官员、士大夫的质疑、问难，急需佛教界对此做出回应、说明。复次，随着僧人的增多，良莠不齐
马祖道一与后期禅宗

慧能创立的南宗把一切归诸心性，注重“道由心悟”，这一禅学思想和修行方法至马祖道一之后，又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一种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例如，马祖就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注一)马祖此一ldq
荀子人性观非“性恶”说辨

《荀子》有《性恶》一篇，提出著名的“性恶”说。学术界对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以“性恶”说为荀子人性思想的基本论说，一直是荀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本《荀子》提到“性恶”的只有《性恶》篇。相比而言，《孟子》“性善”说虽主要集中于《告子上》《尽心上》，但其他篇讲述人性或政治问题时也常论及性善问题。①思想家对人性问题的主张应该在谈论政治社会问题时经常表达出来，因此《孟子》“性善r
乾隆的冷面冷心

内地、港台的影视作品中的乾隆皇帝几乎都是正面形象，年轻时期的乾隆必定风流倜傥，中年的必定是洒脱幽默，老年的必定是慈祥悲悯。总之是个一点瑕疵也没有的完人。当然这也符合乾隆晚年对自己的认定——十全老人。这与我读有关乾隆史料得来的印象不同。无论从“高宗实录”还是从他老人家的“上谕”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把皇帝威风用得最足、视他人皆为奴才，而且对于“奴才”又十分冷血的皇帝。这在诸朝皇帝中是不多见的。这个问题很大，篇幅有限，
达摩的禅法

这里所说的禅法不仅包括对坐禅修行方法的规定，而且也包括对禅学的见解及其所依据的佛教理论。下面主要根据柳田圣山所校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下简称《四行论》，凡引柳田校本用1、2等标出段落)并参照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的《二入四行论》等，从四个方面概要地介绍达摩的禅法。(一)“二入四行”－－从禅观和实践两个方面使自己达到觉悟解脱“二入四行”是达摩禅法的基本要求。二入是理入、行入；行有四行。理入是纲，行入是目，纲举目张，二者相辅相成。何谓理入？
佛教戒律与道德

五戒虽是为佛教在家信徒制定的，但实际也包含在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中，也包含在大乘戒的“十重戒”之中。因此可以说五戒是一切佛教信徒的戒条，也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学者将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看到它们内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他们有意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伦理会通和融合，从而扩大了传统的五戒与十善的内涵，这有利于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扩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一、佛教戒律与道德戒，梵文Sila的意译，音译为尸罗，意为惯
晚年熊十力的本体论转变

凭着成书于三十年代的《新唯识论》，熊十力跻身于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正是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把探究真实的存在确立为哲学永恒的主题。在熊十力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一种本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与根底，而本体意识的建立是与体用（本体与现象）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新唯识论》明确地把“摄用归体”作为它的主题，它指出了这样一条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从没有自性因此也无真实性可言的现象返回真实自立的本体。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条道路在熊十力那里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根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皇权专制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其“不易”与“变易”，皆渊源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情感。然而今天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民权大一统”观念
墨家理想人格的精神特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以逻辑严密、富有批判精神的思维方式，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而有关理想人格的设计，便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立足于“义”的原则，墨家对圣人、贤人、君子等传统理想人格加以诠释，塑造了“总乎天地之德”的圣人人格、“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人人格、“为义”的君子人格，并独创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人格，乃至演化出一个以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
“朕亦何尝无风闻”

风闻，此处指“风闻言事”，史籍中亦作风闻参奏、风闻参劾、风闻纠弹、风闻入告等，乃帝制时代朝廷赋予科道的一种特权。明代设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通称科道、言官，清朝的设置大体相同。他们职司纠察百僚，可以依据听闻之事劾奏，不必交代消息来源，不用提供揭发人姓名，即便查明失实，也不受惩处。至其渊源，似可追溯到三代的“谤木谏鼓”，以及两汉的“采风”与“举谣言”，而在晋朝已然制度化，此后各朝虽有加减，大多相沿承。清朝定
两汉家学的变化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累世经学”：“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赵翼以孔氏、伏氏、桓氏三家为例，说明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四百年来家学的绵延不绝。赵翼所说言之有据，但过于笼统。周秦姑且不论，即令在两汉时期，家学也是有变化的。一、西汉家学盛于东汉两汉相比，西汉家学盛于东汉。《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士孙张学梁丘《易》，“家世传业”。韦贤治《诗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思想传到中国后，对其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是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且限定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的范围。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是自己独立译传与发展的。虽然它对藏传唯识有所影响，[2]但没有受到藏传唯识的影响，直到现代藏学的兴起，才有西藏唯识典籍的汉译。所以，后文中国唯识思想专指汉传唯识思想。一、印度唯识典籍的旧译与新译中国唯识学属于次生之学，是通过翻译，移植，再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一般认为中国唯识学是印度佛教色彩极浓的一个学问，不能算作中
佛教的饮食趣谈

栾保群先生的《扪虱谈鬼录》里，讲到冥界的食料簿，谓中国怪谈界关于饮食的说法，盖有时间、空间二派。“时间派”是说，众生每日吃什么、量多寡，都有定数；不该你吃的，怎样也吃不得，该你吃的，想不吃都不行。“空间派”呢，是说我们这辈子的食物，总数上是一定的，随你自个儿计较筹量该如何分配。佛教的净土宗就依此而说：人的一生，福报资粮有限，平时要尽量省下来，吃穿用度越简朴越好，以把福报留到临终的时候，无病无灾，“往生净土无障碍”。由此看来，佛教应该是

猜你喜欢的书

吕思勉国学经典入门

吕思勉著，全书共分三篇，分别为经子解题、史学与史籍、中国史籍读法。内容涉及论读经之法、论读子之法、史学定义、史籍溯源、史学缘起、史部大略、史家宗旨今夕异同、论搜辑考证、论史事之法、史学演进趋势、读旧史宜注意之点、治古史的特殊方法，等等。三篇内容都是吕思勉先生盛年时期，指导学子学习国学的入门佳作，至今对国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金匮要略》注本。22卷。元赵良仁(以德)衍义,清周扬俊(禹载)补注。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周氏于《金匮》注本中,尤服膺于赵氏《金匮要略衍义》,赞誉其书“理明学博,意周虑审”。但因未见刊本传世,而周氏所见之传本,又有遗编、缺注等情况,遂予补注。注文较为详明,立论多采喻嘉言之学术见解予以融会,并结合《内经》等典籍多所阐论发挥。由于此书以赵书为蓝本,另增周注,故名“二注”。周氏亦以原《金匮》整理本23～25卷,“俱有方无论”,故遵赵氏原编而未予注释。其学术指导思想,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 “事不师古,其法不立;师古而不师圣人,其理不精。”此论反映了周氏此编具有一定的尊古崇圣思想。现存初刻本及其他多种清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建国后有排印本。

说听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陆粲撰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为是陆粲之子陆廷枝撰,今据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陆粲之甥王禹声《说听跋》称, 《说听》与志怪小说《庚巳编》均为陆粲所作。四卷。今存明万历刻本、《烟霞小说》本(以上均为四卷)、《古今说部丛书》本、《说库》本(以上两种均二卷)。与陆粲的另一文言小说《庚巳编》专写神怪不同,本书的重点却在人间,尤其是下层的小知识分子、商贩……三教九流,甚至乞丐等的生活习俗。

孤忠后录

《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一六四五）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命其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现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中庸译注

《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瑜伽大教王经

五卷，赵宋法贤译。大遍照金刚如来在净光天大楼阁中说瑜伽大教王经。即金刚界之秘法也。序品第一，大遍照金刚如来，在净光天大楼阁中，与阿閦等四佛，及菩萨贤圣天龙八部围绕。世尊顾视金刚手菩萨，放光普照，还入佛身。金刚手菩萨请问因缘？世尊入大智变化瑜伽大教王三摩地，从三摩地出已，说瑜伽大教王经。曼拿罗品第二，真言品第三，三摩地品第四，真言大智变化品第五，印相大供养仪品第六，观想菩提心大智品第七，相应方便成就品第八，护摩品第九，嘱累品第十。

推荐作家

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李达

李达（1890年10月2日-1966年8月24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人。早年在长沙、北京等地读书。1913年东渡日本学习科学和实业。十月革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8年5月参加组织中华留日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