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也谈“董永故事”的源流
月前，笔者才有幸读到早在1996年发表在河南南阳市文化局编辑的《汉代画像石砖研究》中王建纬先生的文章：《汉画“董永故事”源流考》。可喜的是，作者在该文中对董永故事作了较为细致地考证，使此故事在汉代之后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但是笔者对王先生所持董永故事源自西汉的看法，[1]不敢苟同，今以本文与王先生商榷并乞指正。一、“董永故事”，并非发生在西汉的实事，而系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常识告诉我们，实事与神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之事；而神话则
-
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改者为汤显祖考论
《金瓶梅》崇祯本写定者是谁？评点者又是谁？这个问题和《金瓶梅》的作者一样一直是个谜。但它不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有许多候选人，原因当然是它没有留下哪怕是可以让人索隐的线索，因此，对它的讨论就相对寂寞。到目前为止，崇祯本的写定者现在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第二种是冯梦龙说；第三种是李渔说。而其批评者为谁只有冯梦龙与李渔两种说法。魏子云先生最早认为“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魏先生在《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1]一文中说：“所谓l
-
《水浒传》中女性的“性”自主权利的缺失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英雄传奇的一个巅峰之作，同时也是一曲描写农民起义的悲壮挽歌。但因书中主要塑造的是男子形象，即便有几个女性，也可以看作为描写男性的衬托，在正统的封建思想里，女子受三纲五常的束缚，并且没有话语权，尤其是在视万恶淫为首的男性文化中，女子只是男人的私有品，她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所以，《水浒传》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而性(包括性情)自主权利的缺失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大原因。一、敢于选择 自酿苦果在这方面，最大胆的要数与和尚裴如海私通的潘巧云，她丈夫早死，改嫁一身好武艺的杨雄。杨雄在肖
-
浅析苏轼对词体革新的历史性贡献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
-
论《苏仙》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
《聊斋志异》卷三《苏仙》全文五百余字，这样的短篇在《聊斋》的选评和鉴赏中最易被忽视。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在“本事编”收录西晋葛洪《苏仙公》和唐代李隐《冉遂》作为该篇“本事”[1]（P.101-104），明显只注意到了该小说作为神仙故事的一面。如果与两篇作为“本事”的故事对比阅读不难发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本事”一致[1]，但柳泉先生并没有像“本事”故事那样突出主人公的神仙
-
再论《刘子》的著作者为刘勰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笔者前已发表的《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①，认为否定两《唐志》记载《刘子》作者为刘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今将浅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关于用避讳学判定刘勰著作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文心雕龙》避讳“顺”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刘子》为刘勰作，坚持刘昼说。笔者觉得这一
-
管锥老子
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
-
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略
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国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佐证如《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1848-908）于其《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然此国学意义，非现代所述“国学”
-
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出自《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原文：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
-
银雀山竹简《吴问》考辨
（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
-
唐代前期府兵制与兵募新探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
-
论元代边塞诗的特征
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
-
古代相术考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
-
论《聊斋志异》《尸变》、《喷水》的寓意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
“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
从生殖崇拜看《野有死麇》本义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
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
从《论语》《左传》看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
-
论道教善书的当代价值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
《藏外道书》书目略析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
什么是藏外道书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
伏羲初探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
-
卜子夏“西河设教”辩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尤擅长于文学。《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设教的魏国西河地区究竟是哪里，唐代史籍有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清末以来，考证颇多，先后有人否定了汾阳说和韩城说，认定是河南安阳。最早否定汾阳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清《汾州府志》的主撰戴震。他在《答曹慕堂给事书》一文中提出子夏西河在韩城不在汾阳的观点，他认为①汾州近汾远河，是汾上不是河上。②汉兹氏在离石东，离石属赵所以汾阳属赵，③汾州设
-
《三家诗拾遗》整理刍议
秦燔之余，《诗》以易于诵习之故得以传世，汉时说《诗》家，其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训诂，是为鲁诗；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亦即世所谓“三家诗”，毛诗晚出，传自鲁人毛亨及赵人毛苌。西汉之际，三家诗名标博士，位列官学，烜赫一时。而毛诗以古文诗学，特又晚出，闻在草野，未尝立之学官。二者既势绝位悬，师传各异，而于文字书写、词义辨析、名物训诂、章节编次以至诗旨解释复多不合，参差龃龉，往往
-
牟宗三论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
猜你喜欢的书
臞轩集
诗文别集。又称《臞轩文集》、《臞轩先生集》、《王臞轩文集》。十六卷。宋王迈撰。其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七册。《箓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十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谓二十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仅见《臞轩四六》一卷,馀已佚。四库馆臣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六卷:卷一至卷一一,收各体文一百七十三篇;卷一二至卷一六,收五古七十三首、七古四十四首、五律六十五首、五言排律三首、六言四首、七律一百九十七首、五绝五首、七绝四十九首、词五首。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一首、七律六首、五律六首、文二篇。然犹未尽,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二有迈自题画像之文,其集未收。《校辑宋金元人词》有《臞轩诗余》一卷,出自《臞轩集》。
续修台湾县志
薛志亮主修，谢金銮、郑兼才总纂。嘉庆十二年(1807)修，同年序苏州刻本。八卷，首一卷。此志续乾隆十七年(1749)所修县志。卷首有序、凡例、图十三，志分卷为八，分门为六：地志、政志、学志、军志、外纪、艺文。艺文分卷为三，余志各一卷。子目五十八。此志尚有道光元年(1821)及三十年(1850)两种补刻本。补刻本之子目稍有不同，如道光三十年刻本之卷二多“县官”、“祥异”等子目。
叶八白易传[标点本]
一名《八白易传》，十六卷。明叶山撰。叶山字八白，里籍不详。据作者自序；十岁始读《周易》，越十年能压学究语。嘉靖二十二年（1543）从鹿田精舍见杨诚斋（万里）《易传》而读之，因自著《八白易传》十六卷，然属未定之稿，以后反复修改，叶氏有《重改易传序》二篇、《改录易传序》一篇可证，至嘉靖三十九年定稿誊清，藏之石匮，可见其为学之不苟。此书专释六十四卦卦辞、爻辞，对《彖》、《象》、《文言》等《十翼》没有涉及。大旨以《诚斋易传》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实为借《易》以言人事，非尽为经义而作。其体例先列卦辞、爻辞原文，再加“叶子曰”三字进行解说。《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所言“往往可以昭法戒”。
有《四库全书》本。
十异九迷论
早在唐朝初年，佛道斗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武德八年（625），唐高祖下诏规定三教先后顺序为：老先、次孔、末释。次年，清灵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判佛教，托太史令傅奕上奏皇帝。至高宗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佛道之争逐渐进入思想交流的阶段。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龙朔年间的佛道之争计有6次。傅奕几次上疏陈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请废僧尼及减损塔寺，并编纂成《高识传》10卷作为非难佛教的论据。 《十异九迷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差异而非难指责佛教。十异主要对比道教创始人太上老君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同的出生方式、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宗旨、二者产生的不同地域、不同宗师、寿命长短、早晚先后、寂灭的不同方式、外表、教义的差异和伦理观念的差异等。九迷是质疑佛法的真谛、塔庙的灵验，佛教徒不忠孝不劳动对国家的危害，佛教翻译中的谬误，佛教徒异样的装扮等不遵守华夏正统的怪异之处。贬斥佛教为一种外来的，不符合华夏国情、社会、伦理秩序的宗教，弘扬道教是中国本土的，符合华夏国情、社会和伦理秩序的正统宗教。僧人法琳著《辩正论》八轴（卷），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由此更加激烈。
龙虎斗三湘
上海正气书局于1947年出版。民国郑证因著。川中成名女侠罗刹女叶青鸾与其子天龙剑商和一家，与武林中恶人五虎断门刀彭天寿结仇。彭天寿用毒辣手段追杀商家。叶青鸾、商和一家被迫离开川中，远走潇湘，在湘江岸边偏僻乡村隐姓埋名，生活多年。彭天寿为防商家日后寻仇，派党羽探查出叶青鸾、商和一家踪迹，意图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商家在南海渔人詹四、铁剑先生展翼霄、铁鹞子雍非等侠客仗义援助下，同彭天寿及其党羽展开殊死搏斗，在潇湘北岸绿云村挫败彭天寿的寻仇企图。彭天寿一伙远避苗疆，纠集天南各路绿林道，企图与叶青鸾一家一决生死，并称霸天南。叶青鸾等在天南众多侠义道鼎力相助下，最终生擒彭天寿，剿灭了这一伙危害四方的恶徒。本书包含《龙虎斗三湘》及其续集《南荒侠剑》
素娥篇
明万历刊本《素娥篇》序书影明万历刊本《素娥篇》正文书影明代文言短篇艳情小说。一卷不分回。不题撰人。据序知邺华生著,其人无考。约成书于明万历末年。现仅存明万历刊本,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外编”《东方艳情小说珍本》影印明万历刊本。据唐传奇《甘泽谣》之《素娥篇》敷衍而成。叙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与侍女素娥的故事。着重演述房中术所谓四十三式，每式有图有题，文字不多。如“掌上轻盈”、“花开蝶恋”、“野渡横舟”、“驻马扳鞍”等。继而写名臣狄仁杰要会素娥，因狄为人耿直，素娥自称为花月之妖，不敢相见。狄坚持要见，素娥无奈只好与狄相会。事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不久，三思也退隐该山，二人白日飞升。此书故事荒诞，作为小说，堪称特殊。大部分为版画，或半页一图，或整页一图，每图附以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