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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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略
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国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佐证如《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1848-908）于其《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然此国学意义，非现代所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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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除三害
周处除三害出自《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原文：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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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竹简《吴问》考辨
（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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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府兵制与兵募新探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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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边塞诗的特征
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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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相术考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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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尸变》、《喷水》的寓意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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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之思：历史脉络与现实考量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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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殖崇拜看《野有死麇》本义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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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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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左传》看春秋时期的重民思想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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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教善书的当代价值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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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外道书》书目略析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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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藏外道书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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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初探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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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子夏“西河设教”辩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尤擅长于文学。《史记》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设教的魏国西河地区究竟是哪里，唐代史籍有两处记载：一是山西汾州，一是陕西韩城。清末以来，考证颇多，先后有人否定了汾阳说和韩城说，认定是河南安阳。最早否定汾阳说的是清代著名学者清《汾州府志》的主撰戴震。他在《答曹慕堂给事书》一文中提出子夏西河在韩城不在汾阳的观点，他认为①汾州近汾远河，是汾上不是河上。②汉兹氏在离石东，离石属赵所以汾阳属赵，③汾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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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诗拾遗》整理刍议
秦燔之余，《诗》以易于诵习之故得以传世，汉时说《诗》家，其著者有鲁、韩、齐、毛四家。“鲁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作训诂，是为鲁诗；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1]，亦即世所谓“三家诗”，毛诗晚出，传自鲁人毛亨及赵人毛苌。西汉之际，三家诗名标博士，位列官学，烜赫一时。而毛诗以古文诗学，特又晚出，闻在草野，未尝立之学官。二者既势绝位悬，师传各异，而于文字书写、词义辨析、名物训诂、章节编次以至诗旨解释复多不合，参差龃龉，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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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论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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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的物哀意识略析
——《离骚》之艺术特征新探《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它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理想与现实纠集的缩影，反映出诗人对国家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但壮志不得以施展的抑郁心情。《离骚》是作者的政治理想，生命激情和悲悯意识所熔铸成的具有强烈审美意蕴的宏伟诗篇。然而，在诗中给人以最大审美感受的是渗透在诗歌中的物哀思想。司马迁谈《离骚》时曾说：“余读《离骚》……，悲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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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歌总体风格探析
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远在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难！”[2] 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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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反满思潮及其影响
清军入关以来，反满一直是贯穿清王朝的一股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为了抵御来自外部（自然）的伤害，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种族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意识”逐渐形成，华夏间内外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汉族人民既采取高压铁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汉化以缓解满汉矛盾，维护国内稳定。鸦片战争之后，反满思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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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图腾与民族精神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也很多，让人扑朔迷离。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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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韩法师起义与白莲教史实考略
韩法师，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莲教（也含明教）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更早的元末农民起义，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关于韩法师生平、事迹等，文献记载极少。二十四史《元史·顺帝纪》仅载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等捕反贼韩法师”寥寥数语。另民国《巴县志》载韩法师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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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红学
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各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达官显贵，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谈红为趣。然而红学思想却越来越混沌，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学界甚至失却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不应该是红学本应有的状况。红学思想混沌的一个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举凡讨论事物，须首先以“名辩”思想对相应的概念准确界定，正名实，方能别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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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思想与改革论纲
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庆后期执政期间，针对明王朝内外交困、陋弊山积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拱是20世纪40年代新发现的历史人物。1946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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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嫂的死
短篇小说。作于1933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夜哨》，日期未详；后编入《跋涉》。署名悄吟。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村佃农阶级的悲惨生活的小说。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逼疯、烧死，她也因为被地主踢了一脚，于产后死去，家里剩下一个领养的九岁的女孩小环，结果仍然是一个孤儿。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在揭露地主的罪恶时，不写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是着重在人性方面，刻画其凶残的面目；二、“妇人们的集团”，既有同情王阿嫂的时候，也有充当看客的时候，但是，对于地主的本质始终缺乏认识。
许东雷诗存
一卷，诗集，民国许家惺著，王义胜笺注。许家惺，字默斋，号东雷。上虞人，清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生，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殁。其祖父许正绶为清道光九年进士，先后任湖州府学教授二十馀年，有重桂堂集光绪刻本传世，惜今日在民间已成绝版，万难觅得。在书香门第之熏陶下，家惺公幼承家学，自是媕雅善诗文。然四次乡试落第，既是打击，亦不啻是觉醒之初萌。此后，便绝意科举，毕生从事自谓之「佣笔」事。即前后任新闻报，中外日报之编撰及主笔。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1917—192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两朝纲目备要
《两朝纲目备要》16卷，作者佚名。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史籍，起自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迄止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共记两朝35年间事。南宋另有一部不知作者的《中兴两朝纲备要》18卷，记高宗、孝宗两朝事，而这部《两朝纲目备要》原名本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即续《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只因《永乐大典》所收此书没有“续编”2字，《四库全书》又是从《大典》中辑出来的本子，所以也不称“续编”，于是《四库全书》著录的这个书名以后就成了通称，其原名渐不为人所知。这两部佚名的《纲目备要》，其体例、格式、史笔以至最初的板刻都一致无二，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由于宋人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著作较多，所以《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就远不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受人重视。此书虽不知作者，但为宋人所撰则无疑，书中凡遇“昀”字就注为“御名”(宋理宗名赵昀)，第12卷嘉定三年五月附记理宗朝追赠朱熹官职，下及淳祐元年(1241)，据此可知其书大略作于理宗后期。作者当时尚能看到宋朝实录、国史，因此书中所记大多可信，虽然内容较为简略，但仍可补《宋史》之不足。此书还间杂议论，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评议，一部分取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库提要》称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
毛诗正义
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
莲华金刚藏圣者吴公润江上师讲述，1960年十二月上旬，美国旧金山大埠正善佛道研究会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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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孟子
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幼年丧父，母教极严，家境贫困。长大后，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是孔
房玄龄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彦谦仕隋为刺史。玄龄幼聪敏、贯通典籍，善属文。开皇中，天下统一，人皆以为隋朝国运长久，玄龄则以为隋帝失政，亡迹已现。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校，补隰城尉。李渊起兵
公羊高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先驱者。以治《春秋》闻名于世。旧题《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为其所作。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说：“戴宏《序》云："子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