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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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正义
《作者:孔颖达》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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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注疏
《作者:何休》《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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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注疏
《作者:邢昺》诗文注。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及其弟子增益。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十一卷。璞(276—324)有《山海经》已著录。昺有《孝经正义》已著录。《尔雅》为中国最早以释义为主专门用以解释经传文字的著作。汉代立有《尔雅》博士,唐代写为“十三经”之一。“尔,近也;雅,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故名《尔雅》。(汉刘熙《释名》)取义于对经传文字之训诂,宜近于雅正,以合原义。秦代焚书,而汉代尚经学,训诂之学遂兴。《尔雅》训诂多与《毛诗训诂传》相通,但无毛诗精确,所论制度又多为周制,故推知可能去古未远,写在《毛传》之前,当成书于战国,又经汉儒补益。书按辞条义类分为十九篇。对当时解经(特别是诗经)及后世训诂学影响极大。邢昺《尔雅疏叙》谓“东晋郭景纯用心凡二十年,注解方毕。甚得六经之旨,颇详百物之形,学者祖焉,最为称首。其为义疏者,则俗间有孙炎、高琏,皆浅近俗儒,不经师匠”,而他自作义疏“考察其事,必以经籍为宗;理义所诠,则以景纯为主。”并经集体讨论而定稿。撰疏比较审慎,其书流传亦广,对了解古代文化、文学、文字学,皆有文献价值。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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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
《作者:孔颖达》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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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注疏
《作者:郑玄》儒家经典注疏。四十二卷。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宋人合刻附唐陆德明音义。玄有《周易注》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今属河北省)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又名《周官》叙六官之事。西汉不传,东汉有郑众、贾逵(二人从杜子春学礼)、郑兴、马融诸家注说。郑玄融汇众说,集成《周礼注》,简明扼要,使之大行。郑玄肯定此书为周公所作。贾疏在北周沈重《周礼义疏》基础上,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阐释郑注,于礼乐军赋诸方面引证详赡,说理透彻,为后世所肯定。《四库全书总目》引《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又云“元(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日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辄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元(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按、郑、贾两人为汉唐著名礼学大师,此为早期带有总结性的礼学著作。为研究古制礼俗之重要参考书。此书“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作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可参考一九七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一书。一九八五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此书复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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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注疏
《作者:郑玄》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玄与公彦有《周礼注疏》已著录。此书为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最早著作。自西汉高堂生所传《士礼》今文本,数传而有大戴(戴德)本、小戴(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郑注兼取今文本及古文本十七篇(出自孔子壁之《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大体相同),“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其所以不采大、小戴本,因为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四库全书总目》),贾公彦据郑注而又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而益之,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误殊甚,顾炎武《日知录》及阮元校勘记曾指出多处,可供读时参考。此编十七卷次第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此目排列顺序先人事,后鬼神,较之二戴本为合理。自“丧服第十一”以下都属丧葬祭祀的仪礼,且繁文缛节,不胜其扰。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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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
《作者:郑玄》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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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正义
《作者:孔颖达》易学著作。唐孔颖达撰。是一本诠释王弼《周易注》的著作。全书十卷。《序》称凡十有四卷,《旧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著录同;《新唐书·艺文志》称十六卷,乃讹“四”为“六”;《直斋书录题解》作十三卷,则略去卷首“八论”不计。原来只有单行本,宋人为阅读方便,乃合刻经、注、疏为一本,又依王注本合编为十卷。唐贞观年间,为统一南北学风以加强思想统治,诏儒官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赞》,后来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所谓“正义”,是就一家之经注作疏解,即六朝人所说的“义疏”或“疏”的著作,因其为国家颁行学校的讲义而称“正义”。南北朝时,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世之显学:王注显于南朝,郑注显于北朝。孔颖达撰《周易正义》舍郑注而采王注为疏,在于唐初学风虽兼南北,而老、庄、《周易》则以南学为宗。《序》称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或“辞尚虚玄,义多浮诞”,或“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正义》便是就南朝十余家《义疏》整理删定写成,“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序》)。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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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正义
《作者:孔颖达》《尚书》学著作。唐代颁行的《五经正义》之一,二十卷。孔颖达等撰。唐贞观年间,“新定五经”颂布后,太宗又命撰《五经义疏》。由孔颖达领衔,王德韶、李子云等执笔,撰《尚书义疏》。该书以梅赜所献伪《孔传古文尚书》(《舜典》篇用姚方兴所献本)为底本,甄录南北朝以来各家旧有疏注,尤其是刘焯、刘炫的旧疏,“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加以综合发挥而成。初稿撰成后,几经讨论修改,马嘉运驳正其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增损其辞,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始定稿刊行,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各种异文版本以及各家学说不再流行。由于该书抛弃和排斥马融、郑玄、王肃等注本,而肯定伪《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使人们对《尚书》真正版本的面目认识模糊,而且常常使自身的解说陷入矛盾之中,不能自圆。然而,此书保留了汉以来经学界研究《尚书》的一些成果,特别是使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得以流传下来,应该是一大功绩。有《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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