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
作者：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是唐长孺先生关于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的经典著作，凝聚了其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独到的史学见解。 唐长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面造诣颇深。这部讲义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历史演进。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变迁，如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南北朝的门阀政治、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等，清晰展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及制度的传承与革新。 在社会经济层面，讲义分析了土地制度的演变，从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到均田制的推行与瓦解，揭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轨迹及社会结构的变动。同时，对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进程也有细致阐释，无论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与汉化，还是隋唐时期多民族政权的互动，都体现了文化与族群的交融共生。 此外，唐长孺注重从具体史料出发，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学术争议问题提出精辟见解，如对士族门阀衰落原因、唐代藩镇割据本质等问题的剖析，兼具学术深度与启发性。其论述逻辑严密、深入浅出，既适合专业研究者参考，也便于历史爱好者系统了解这一复杂而辉煌的历史阶段，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重要典籍。
章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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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斋稿
元末明初文别集。危素著。据《千顷堂书目》,其集本50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收入《四库全书》的浙江鲍士恭家藏本《说学斋稿》为4卷,乃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归有光从吴氏处得危素手稿所传抄,皆在元时所作文,共计133篇。现存有成化间叶文庄公(盛)的手抄本,共有90篇,碑16篇,墓铭33篇,传状16篇,杂文25篇。除卷末《静修书院记》非文庄公手笔,当是后来补入之外,其余89篇皆是《四库全书》所收《说学斋稿》4卷本所无者。此抄本前后无书题,惟卷中有题《说学斋稿》3处,其下不记卷数,而记至正七年至至正十一年、至正十四年等字,知从稿本抄出。此抄本面页有叶盛玄孙恭焕手识,谓嘉靖辛酉岁(四十年,1561)震川归师从予觅危太仆文,因检不得,竟复之。自隆庆丁卯(元年,1567)后予以病淹,偶检点楼间元集,乃获此卷,实先文庄公抄存,题曰危翰林文者。因思往归师借时,若细加检阅,亦可应命,只缘不肯加功,故草草回之,今归师已仙去,而不获见。因此可知,叶盛手抄本,归有光在日亦未见。因此,两种手抄本的篇目几乎全不同。
康熙滋阳县志
四卷。清李溁修,仲弘道等纂。李溁字禹门,直隶真定府高邑人,出身举人,康熙十年(1671)任滋阳县知县。仲弘道字开一,浙江桐乡人,曾任峄县知县。按滋阳即古兖州,从前无志,明嘉靖四十四年知县李之茂始创修,较草率不备,历两月告竣。旧志除赋役、职官外,事俱湮没。李溁掌滋阳后,锐意修志,延其友仲弘道为主纂。仲弘道在其《纪略》中云:“我友禹门李侯莅滋邑之明年修举邑乘时,余因浪游至兖,得与戳力其间。”始于康熙十年秋,成于十一年(1672)春,历时五月。《滋阳县志》康熙十一年刻本。全书四卷,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四大部。卷一土地部: 沿革、地亩、寺观、分野、山川、桥梁、疆域、古迹、形胜、衙署、城池、祠庙,卷二人民部: 户口、物产、灾祥、社集、选举、赋役、貤封、建国、坊表、风俗、坟墓,卷三政事部: 职制、武卫、盐政、秩祀、秩官、宦绩、钱粮、驿递、学校、恤典、礼乐、仓储,卷四文献部: 人物 (圣贤、乡贤、节义、贞烈、隐逸、先儒、忠孝、武胄、流寓、仙释)、艺文 (赋、赞、诗、策略、碑铭、奏疏、记传、祭文)。此志体例为邑志中所罕见,每门之前,冠以小序,略述其内容,使读者易于明了。其虽简略,较之嘉靖旧志完备,其中以赋役、风俗、钱粮、古迹较为精审。
战略
徐子曰：车何始者？之天星轸主车舆，毕上有五车，氐下有阵车。天幅阁道下，有车府为车贮。
纯阳吕真人药石制
纯阳吕真人药石制，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出于唐宋间。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此书为草木药典。书中收录六十余种龙芽草药，列举其名称，并附诗歌。咏述草药之形状、产地、药性及用草药伏制金石丹药之功能。例如第一条。「天宝龙芽」（赤芹），其诗云：「草中第一最为先，点假成真遇有缘，伏制五金并八石，会点顽铜软似绵。」又如「天焰龙芽」（莲花），其诗云：「长生根叶在水中，花如火焰叶背红，六月采时堪供养，更能伏汞变成银。」其余各条与此相似。全书末有诗云：「七十二般龙芽草」，「解将假物变成真」。可知原书应有七十二条，今《正统道藏》本有缺佚。
庄子注
中国魏晋时期的哲学伦理学著作。作者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本书共10卷。本书首先建立了万物殊形、各自“独化”而成的理论前提，认为万物各有其性，要达到“性命全”而得“福”，就应各守其性而不能越轨。人也是这样，人的性也各不相同，有高贵与卑贱之分。这种差别是本于“自然”的，人们的尊卑贵贱之分是合情合理的。本书认为，包括刑、礼、法、德在内的整个名教都是与“我”无关、本于自然的。仁义规范和礼法制度都是变化不定的，它们只是“迹”，而不表现“真性”，因此不必遵循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制度。另外，还提出了安分守己的人生观，认为人们性的贵贱是固定不变的，其遭遇都是命定的，无法支配和把握自己的前途。人们应安分守己、顺从“命”的安排。人们应追求的理想只能是“逍遥”和“坐忘”。“逍遥”之境界即为人们各尽其性，而要达到此境界就应断绝“羡欲”的念头。人要摆脱是非、生死的烦恼，就应“坐忘”、“忘年”、“忘义”等，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进入无不通的最高境界。本书包含着许多糟粕性内容，是麻醉人民的精神毒品，但在一些地方也有合理的思想，如肯定了礼义、法制的变化性等，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
御制资世通训
《资世通训》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戒谕百官、教化民众而亲自撰写的一部训示之作，也是他为推进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而制定的系列纲领性文件之一，较集中地反映了其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与治政理念。书成于洪武八年（1375）二月，《明太祖实录》载： 御制《资世通训》成，上谓侍臣曰：“人君者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责。上古帝王，道与天同，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以示训诫耳。”侍臣皆曰：“此臣民万世之宝也。”书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勤、俭、仁、敬之类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勿蔽之类十有七事，又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诏刊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