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鼎立和西晋的兴亡
一 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一）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以后的形势
公元184年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割据势力增长，为封建割据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而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也不可能消除封建割据的因素，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割据的因素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形成公开的封建割据的局面。
黄巾起义爆发时，东汉朝廷的力量已衰落，无力镇压起义，因而它号召地主阶级组织武装来共同镇压起义军。于是各地的地主豪强都把自己的宗族和封建依附者——宾客组织起来，而各地的地方官刺史、太守等也极力扩大自己的军队。中央朝廷还认为地方官的权力太小，不能胜任镇压人民起义的任务，便采取了提高地方官职权的措施，派出朝廷大臣充任州牧。州牧和刺史一样，管理一个州的事务，但地位比刺史高，权力比刺史大。这样一来，地方豪强和地方官便形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集团，而这些武装集团又通过自相兼并和自愿依附而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头子的名下。这些大头子有的是原来的地方官，有的通过组织地方武装起家之后也做了地方官，他们掌握了地方政权，于是便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形势。三国的建立者曹操、刘备和孙权的父亲孙坚，他们都参加了镇压起义军的行动并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扩展了自己的势力。
我们认为，这种封建割据的形势只是东汉末年分裂形势的继续和发展。大家知道，早在黄巾起义以前，由于土地兼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地主豪强的势力早已经扩展了。加之，汉朝实行辟举制度，地方官如刺史、太守以至县令手下的掾属照例由长官自己委任，而掾属又照例用本地人，这样一来，便只有本地有势力的人最有可能充当地方机构里的掾属。所以地方上的地主豪强实际上早已掌握了地方政权。他们是后来封建割据的基础。
东汉朝廷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实际上已经崩溃，它再也无力指挥地方了。而在这个时候，首都洛阳又爆发了最后一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传统的宦官和外戚、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在黄巾起义刚爆发的时候曾经缓和过，而当起义军的主力被镇压后又突出起来（斗争的详细过程不多谈了）。在这次斗争中，外戚国舅何进被宦官所杀，看来好像是窦武故事的重演，但事件的发展和窦武时期的情况并不一样：宦官杀死何进后，官僚集团又将宦官全部杀光。因为这时洛阳的兵权掌握在几个官僚手里，官僚的首领是袁绍、袁术兄弟。袁氏四世三公，袁绍、袁术本人又是当时的名士。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使外戚和宦官两败俱伤。那么，是不是官僚集团获得了胜利呢？也不是。因为早在何进被杀以前，袁绍为要扫除宦官的势力，曾向何进建议，招四方将领带兵入洛阳，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些将领中有野心的自然正中下怀，于是董卓进军洛阳。董卓是凉州的豪强，长期担任凉州军的军官，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带领凉州兵到了中原，驻扎于河东（山西南部）。这个人本来是有政治野心的，袁绍招他进京，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由于他拥有作战能力相当强的军队，因而进京以后，便掌握了朝政。他废掉了少帝，另外立了一个皇帝，这就是以懦弱著名的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袁绍被迫出京。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董卓之乱”，发生的时间是公元189年。
但是，董卓掌握政权以后，各地方并不服从中央的命令。这时的地方长官，都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本来就不服从中央的命令，现在朝廷既然为董卓所挟持，中央政权实际上变成了董卓的政权，因此，便以讨伐董卓为名，正式组织了军队来攻击董卓。当关东的军队向洛阳进攻的时候，山西地方的人民继续起义。董卓害怕义军切断了自己的后路（董卓的根据地在凉州，他带的军队是凉州军，兵士都是凉州人，其中有不少是凉州地区少数族的人），便强迫皇帝和百官迁都长安。不止如此，他还强迫洛阳的人民迁徙。很多人在迁徙的过程中遭到死亡，而繁荣的洛阳城市也被董卓放火烧掉。
可是，关东的军队并不追击董卓，他们只想占地盘，彼此之间也有猜忌，所以不久以后便各自解散了。他们把兵力集中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继续镇压各地分散的人民起义方面。
董卓到了长安后，在一场政变中被杀。但是董卓尽管死了，他手下的将领仍旧继续占据关中，自相残杀。关中地区在这些凉州军的统治下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死亡人口不计其数，土地荒芜，据说仅仅几年的时间，就搞得路上见不到人，呈现一片荒凉景象。西汉、东汉的两个首都（长安和洛阳）就这样在统治者的厮杀下遭到了破坏。而其他地方军解散回去以后，也同样互相兼并，大肆屠杀抢掠，形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使生产陷入停顿。
董卓之乱以后（说得早一些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经济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人口大量减少。举个例子来说，颍川郡是东汉时期人口最多的地方，其中的鄢陵县原有五、六万户，经过镇压黄巾起义以及后来的混战以后，只剩下几百户了。当时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生产萎缩，出现了大量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时不仅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是那些靠劫掠为生的军人也没有东西可劫掠的了。所以，袁绍虽占领了河北的大片土地，而他的军队只能靠吃桑葚来维持；袁绍的兄弟袁术占领淮南，其军队也只能靠吃蚌蛤来维持。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陷于停顿。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大量减少。当时政府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大量减少，与东汉时期比较，减少了六分之五。这减少的六分之五的人并不是都死亡了。当时死亡的人确实不少，但更多的人则是变成了地主豪强的依附者，即所谓的宾客、部曲。因为当时处在混战的形势下，人民无法从事生产，而要坚持生产，便不得不依靠地主豪强的军事保护。
我们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人民起义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从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以后，人民起义便处于低潮阶段），但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当时河北黑山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活跃在河北一带，直到曹操占领冀州以后才解散；江苏和山东之间的青徐黄巾，也发展到几十万人，后为曹操所败，其中大多数被曹操收编为自己的军队。人民起义除这两支比较大的力量以外，用黄巾名义分散的义军不仅在北方，而且在长江流域，从四川一直沿江东下，到处都是。这些分散的起义军，从公元184年到204年一直坚持斗争，虽然分别为当地的统治者所镇压，但也教训了那些割据的“群雄”，迫使他们认识到：单靠镇压是不行的，必须另外考虑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
（二）三国局面的形成
北方的封建割据集团，经过互相兼并和厮杀后，除了关中地区还有凉州集团的军人割据以外，只剩下了两个大集团：一个是袁绍集团，袁绍的势力很大，几乎占领了整个黄河北岸的河北、山西以及山东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曹操集团，占领了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这两个大集团在黄河流域形成对峙的局面。公元200年，发生了“官渡之战”。按照当时力量的大小来看，袁绍的力量要强得多，他的军队多，财力也比较强，而曹操的军队却较少。看来曹操是打不过袁绍的。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弱小的曹操打败了强大的袁绍。曹操为什么能获得胜利呢？从袁绍方面来说，当时政治非常混乱，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地主豪强到处横行，不纳赋税，全部赋税负担都落在贫弱小民的身上；袁绍手下的臣僚又各自形成许多派别，互相攻击，而袁绍的几个儿子之间也是不和的；袁绍本人出身于东汉时期最高的官僚家庭，所谓四世三公（他的上代四辈都是汉朝的三公），因而用人讲究门第，不能真正选拔人才。所以，袁绍的强大只是表面的。从曹操方面来说，他当时已经考虑到了军粮的供应问题，认识到军士光靠抢掠为生是不行的，因而实行了屯田制度。这样一来，军队的粮食供应就比较充分了。同时，曹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势力，用人也不拘一格，并吸取东汉以来选举上的教训，注意选拔有才能的人。所谓有才能的人，就是说能帮助他统治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比较有作为的人。从袁绍和曹操两个方面来分析，可以看到：单纯从军队的数量和占领地区的大小来说，曹操是不如袁绍的；但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说，曹操确实占优势。因而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得到了胜利。但是尽管如此，曹操并不能在官渡之战后，立即占领河北，彻底消灭袁氏势力。直到五年之后，他才利用袁绍死后（袁绍于官渡之战后气死）儿子们互相攻击的机会进军河北。公元205年，曹操占领了河北，彻底扫除了袁氏势力。这时，除了关中地区仍为凉州军阀占领外，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
曹操消灭了袁氏势力以后便统兵南下，攻打荆州。荆州原为刘表所占领。这时刘表已经死了，他的儿子刘琮，看到曹操的大军将至，便不战而降。但新野的刘备没有投降。刘备是汉朝的宗室，也是镇压黄巾军起家的，他一直想割据一块土地，却总是遭到挫折。当曹操统军南下时，他正寄居荆州，屯驻新野。刘备原和曹操结下了冤仇，是不可能投降的，同时他也不愿意投降；但因曹操来势很猛，他便向南逃跑。曹操垂手而得荆州，并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想一举平定江南。当时正是孙权占领着江南。孙权的父亲孙坚是江南地方的小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起家，曾经一度占领了河南南部，但在一次战争中他被刘表手下的将领所杀。孙坚的大儿子孙策（孙权的哥哥），于公元195年带领父亲的旧部回到了江南（孙氏原为浙江人），赶走了汉朝派往当地的地方官，消灭了反对他的南方地主武装，占领了江南。孙策死后便传位给兄弟孙权。曹操统兵南下时，孙权的内部经过了一番争论（有人主张投降，有人主张抵抗），最后决定抵抗。于是孙权便和刘备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曹操，这就发生了三国时期著名的“赤壁之战”（208年）。这次战争和官渡之战一样，也是以弱胜强，强大的曹操被弱小的孙、刘打败了。当时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实际上是三十万人），声势浩大，而孙、刘两家的军队合起来也只有十几万人，但结果却是曹操失败了。曹操之所以失败有几个原因：第一，曹兵的主力是骑兵和步兵，不善于水战。他的水军是由新降的荆州军组成的，荆州军和他原来没有什么关系，都不愿意替他打仗，这支水军是不可靠的。第二，当时曹操的军队正逢大疫，兵士不服水土，大都生病了。第三，曹操统大军南下，北方空虚，而北方关中地区的凉州军始终没有平定，因而有后顾之忧。第四，这一场战争对曹操来说，打胜了便可以征服江南，统一全国，打败了也依然可以保守北方，不存在灭亡的威胁，所以可能有些大意；而对孙权、刘备方面来说，这一仗则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打败了就是全部势力被消灭，有生死存亡的威胁，因而他们拼力以争。战争的结果是曹操失败，孙权的江南得到巩固，曹操失掉的荆州被刘备占领，形成鼎足三分的局势。
据我个人看来，这次战争的正义性很难说是在哪一方面。虽说曹操统军南下是统一战争，但也不能说孙、刘抵抗曹操就是阻碍了统一。因为孙、刘也是要求统一的，只是希望由自己来统一罢了。所以，要分析这一战争，只能从军事上来分析曹操为什么失败，孙、刘为什么胜利。
赤壁战后，公元211年，曹操平定了关中。公元214年，刘备占领了益州。刘备占有荆州时，东吴是不愿意的，刘备答应将来取了益州，把荆州让给东吴。刘备占有益州后，公元219年，东吴乘镇守荆州的关羽进攻曹氏襄樊之机，发兵攻取荆州。明年曹操病死，子曹丕继位，代汉称帝，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也称帝，对东吴进行了反攻。于是发生了吴与蜀的“夷陵之战”。在这次战争中，刘备遭到陆逊的火攻而失败。夷陵之战后，三国的领土再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了，荆州为孙吴占领，以后蜀也不再争夺。刘备称帝的同年，孙权称吴王，公元229年称帝。
三国的局面是通过三次战争而形成的：官渡之战曹操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夷陵之战确定了孙、刘两家的领土。
二 三国的政治与经济
（一）曹魏的政治与经济
曹操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他是第一个认识到恢复生产的重要性的。上面讲过，当时的社会生产，经过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军阀混战之后，已陷入停顿的状况，因而恢复生产便成为最迫切的问题。而当其他的军阀还在以抢劫为生的时候，曹操却注意到了恢复生产的问题，实行了屯田制度。屯田制的内容，就是由国家把一些荒地分配给丧失了土地乃至于丧失了农具的流亡农民；农民没有牛的可以向政府借牛，没有农具的，政府配给农具。我们知道，在当时那种混战的局势下，农民要进行生产便不得不依靠地主豪强的庇护，成为地主豪强的依附者。曹操实行的屯田制，实际上就是依照那些地主豪强占有依附农民的做法，采取了军事管理的方法。管理屯田的官吏叫屯田校尉、屯田都尉或者屯田中郎将，都是些武官的名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称为屯田客或屯田民，他们要向政府缴纳高额地租；自己有牛的，缴纳50％的生产品作为地租；借用政府的牛的，要缴纳60％的生产品作为地租——即对半分和四六分。这种地租额是相当高的，相当于汉代以来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额。屯田民所受的剥削非常严重，但是他们可以不负担兵役和地方的各种徭役。总之，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屯田制度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屯田制度是农民在高度人身控制和官吏监督下从事生产的一种制度，其剥削非常严重。这种组织形式，在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的时候，在土地大量荒芜、农民生产时常遭到阻碍与破坏的时候，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但是国家一旦统一，改变了割据混战的局面，这种组织形式便不能不改变，因为它是不可能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肯定屯田制度在当时恢复农业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不可能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被沿袭下来。
以上说的是由屯田民或屯田客佃种的屯田，叫做民屯；另外还有由士兵耕种的军屯。这种士兵叫做佃兵。民屯始于许昌，后来推广到黄河南北各地；军屯分布在秦陇地区（今西安及甘肃天水一带），特别是与吴交界的淮河南北地区。
由于屯田的实行，当时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有所发展，开辟了许多水道，灌溉了许多土地，北方普遍推广水稻种植。同时，生产上也较多地注意了精耕细作，因而亩产量有所提高。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水稻每亩可产几十石谷，那时的石比现在小，只相当于现在的二斗左右，而且这个数字是被夸大了的。即使这样，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亩产量有所提高。
总之，屯田制度的推行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曹操在恢复农业生产上是有贡献的。
在恢复手工业生产方面，曹操较早地注意到铁的生产和恢复。他指派官吏专门管理冶炼铁器，制造兵器和农具。在冶铁技术上，还推广了水排的办法，即利用水力来鼓风。这个办法在东汉的时候已经发明了，但是没有推广，曹操时期推广了这种先进的冶铁技术。除此以外，曹操又设置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并采取了和屯田制度一样的严格控制办法，把手工业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我们知道，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也是几乎陷入停顿的，铁器很缺乏，以致曹魏犯人脚上的刑具都是用木制的。曹操注意恢复铁的生产，用政府的力量把手工业者控制起来。这种手工业者称之为“百工”，他们的地位很低微，不能自行在城市里开业。这说明曹魏在手工业方面的组织形式也和屯田制一样，有官府的严格控制。这种措施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长期沿袭。
赋税制度方面，曹操整顿了东汉以来极端混乱的赋税制度，颁布了户调制，规定每户每年缴纳二匹绢、二斤棉，每亩土地征收四升谷。这种赋税主要是向自耕农征收的，但地主也要缴纳。从税收额来看，自耕农的负担较屯田民的负担轻，但自耕农却要服徭役，而当时的徭役负担又相当繁重。总的来说，户调制的颁布是把原来混乱的、不统一的赋税制度加以调整，使税收有了一定的规定。从这个规定来看，尽管自耕农的负担不轻，也总比没有制度的混乱抢劫要好一些。
以上所讲的，是曹操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总的来看，曹操在恢复生产方面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在政治方面，曹操采取了抑制豪强的政策。他所委任的地方官也执行了这一政策。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如此，但有一些地方官确实执行了这一政策。曹操又提倡“唯才是举”。这是针对东汉以来传统的选举办法而提出的。东汉以来的传统政策就是所谓的名教之治，即是用儒家的封建礼教来麻痹人民。其选举标准也是虚伪的封建道德。所以东汉时期的人为了要做官，常常表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不近人情的所谓道德行为，借以博得声望。例如，有一个人到他姊姊家里吃饭，吃完饭后，他要给饭钱，姊姊说是自己的兄弟不必如此，他就说；我白吃你的饭会毁我一生的声望。于是他便把钱挂在姊姊的门上以表自己的清白。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是用来麻痹人民的，用这个标准选举出来的官吏不一定有办事能力。所谓没有办事能力，就是说不能执行统治人民、镇压人民的任务。黄巾起义后，统治者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感到用过去这一套办法选举出来的官吏都不中用。曹操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他认为不管一个人的道德怎么样，只要有才能就应提拔为官。曹操所谓的“才”，就是统治人民的才、镇压人民的才，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提出来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唯才是举”也是针对东汉时期大族名士操纵选举的情况而提出来的。东汉时期，选举操纵在一些名士手里。这些名士，有的本人就是世族，有的虽然本人不是世族，也是为世族服务的。他们的选举标准就是上面讲的那一套封建道德标准。曹操则提出相反的选举标准，即是不讲道德、只讲才能的标准，还说：你们（指大族名士）批评、诽谤，我不在乎，我的用人标准和你们不一样。所以说，曹操所提倡的“唯才是举”的口号的作用，还在于抑制大族名士，控制了选举的权力。
曹操所实行的这些制度，到他的儿子曹丕执政的时候便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东汉以来正是大族豪强势力发展的时期。曹魏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跟大族豪强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这个政权也就必然要代表大族豪强的利益。曹操执政的时期是一个军事时期，所以他能凭着自己率领群雄的地位推行了抑制豪强大族的政策，他提倡的“唯才是举”也是有这种主观意图的。但是到他的儿子做皇帝的时候，便不能不加强和那些豪强大族们联系了。所以曹丕在刚要做皇帝的时刻便颁布了“九品中正制”，即“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朝廷和地方大族名士相妥协的选举制度。它的内容是由朝廷委任一个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做中正。这个人既在地方上有名望，同时又是一个中央官吏。他的职务就是把本地有资格做官的人排一个名单，分为九品，也就是九等。当然，被统治阶级根本没有资格做官，是被排斥在政治以外的，所以九品里面，哪怕是最低的第九品也是有做官资格的人，也就是统治阶级里面的人。中正评论人才的标准也是要讲道德、才能的，同时还要讲门第（讲门第就是要看父亲、祖父做什么官）。东汉时期，地方上主持选举的是州郡的功曹（刺史、太守的僚属），功曹往往是当地的大族名士。九品中正制颁行后，这些大族名士被政府委任为中正，仍然控制选举。朝廷用这个办法把地方操纵选举的势力同中央统一起来。同时，既然这些人都是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大族，那么，这些人办事就都是从大族利益出发的了。所以不久，他们的评论标准就把门第提到了首要地位，最后又成为唯一的标准。他们评论人才只看出身，就是说只看被评的人的父亲、祖父做什么官（九品中正制刚颁布时，这也是一个标准，不过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发展到后来又有高品和卑品之分。二品为高品，为那些世代为官的门阀贵族所独占（一品实际上是没有的）；三品以下的为卑品。寒门、庶族、门第不高的一般地主只能在卑品中占一个位置。所以说，九品中正制在法律上保证了门阀贵族可以世居高位，因为只有那些门第高的人才可以评为二品，而只有被评为二品的人才有资格做高官。可见，九品中正制是门阀贵族在选举上、政治上取得特权的标志。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门阀的形成由来已久，东汉时已出现了袁、杨等世代为官的家庭，但是当时还没有在法律上明文肯定他们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才在政治上用法律的形式把他们的特权确立起来。所以我们说九品中正制是门阀贵族在政治上取得特权的标志。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一切门阀贵族都可以做高官。但是应该看到，只有门阀才可以充当最高级的官，而寒门、庶族除了部分通过军功高升之外是没有这种资格的。
以上所讲的是曹魏的政治制度，说明了选举制度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的变化。
曹魏还建立了士家制度。士家制度的内容就是把兵士和他的家属与一般人民分别开来，士家世代为兵，子子孙孙永远当兵，地位非常低微，和百工、屯田客的地位差不多。假若士兵本人逃亡，那么全家都要被没收为官奴婢。兵士死了，政府便把他的妻子配嫁给另一个兵士，不准不嫁。士家只能与士家配婚，不准与士家以外的人通婚。除非兵士本人立了功、封为侯，那么他死了之后，妻子才可以不配嫁，子女的婚事才可以由自己作主。曹操推行这种制度，控制了一部分人以保证兵源，这样一来，一般人民便可以少服兵役了。当时的一般人民不是完全不服兵役，有些时候，也还是要当兵的，但是政府所征发的兵士主要来源于士家。
曹操统治时期是战争频繁的时期，所以他所推行的制度多半带有军事管理的性质，都是力图由政府直接控制一部分劳动力。屯田制度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一部分人民，使成为屯田客。把手工业者变为官府手工业作坊里的劳动者，也是由官府直接控制一部分劳动力。士家制度也是由政府直接控制一部分人，使他们世代为兵。总之，曹操所推行的一些制度，都是强化中央集权政策，它的作用是使朝廷在当时豪强势力发展的形势面前能掌握比较优越的兵力和财力，不仅对外可以和吴、蜀两家作战，而且对内也可以加强对豪强的抑制。但是，这些制度只是在曹操统治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后来屯田制因发生变化而被废止（关于屯田制度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讲），百工和士家却被保存下来。
现在讲讲曹魏境内的人口问题。我看当时曹魏境内的大多数人口，恐怕都成了豪强大族的依附者。整个曹魏户籍册上的户数只有九十四万三千多户，而这还是平定了蜀汉以后的数字，若除去了蜀汉，则户数还要少。所以当时人说只和西汉时一个大郡差不多。人口到哪里去了？就是为那些豪强大族所占有了。所以说，尽管曹操所推行的制度是为了抑制豪强大族的势力，阻止大族继续占有劳动人口，这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得到巩固，到后来都发生了变化。
（二）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它的经济、政治
刘备于公元221年被孙吴战败后，回去便死了，临死的时候把政权交给了诸葛亮。诸葛亮是出身于世代做官的家庭。他和曹操一样，都是法家，都是倾向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重视吏治的。所以他的统治办法也和曹操有类似的地方。早在刘表统治荆州时，他就曾建议从大族手里夺取不上户籍的人口，他用人重视实才、不尚虚名，这些和曹操是一样的。当时蜀汉的吏治比较清明，做到了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受过处罚的人不怨恨，认为罚得公平，自己是罪有应得。
诸葛亮当时也注意到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重视成都平原的开发。我们知道，成都平原自李冰筑都江堰后，粮食生产非常丰富，诸葛亮也很重视这一水利工程，每年都要派人进行修治，以保证粮食生产。诸葛亮对蜀汉的特产——锦的生产也非常重视，设置锦官，管理织锦手工作坊。他甚至这样说：现在民贫国虚，所靠的就是锦的生产。当时蜀汉锦的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向孙吴、甚至向曹魏都有输出。
诸葛亮主张对魏进攻，并在进攻前平定了南方少数族的乱事。他对待少数族采取了一种比较恰当的方针，当时少数族的反叛是少数族中的大族豪强所发动的，孟获、雍闿本人就是大族。诸葛亮把他们征服以后，并没有在这些少数族地区设置官吏，而是仍旧保留了他们原来的统治系统，利用原来的大族势力进行控制。同时，诸葛亮还吸收了一部分少数族中的大族到政权组织中来，例如孟获就在蜀汉朝廷里做了御史中丞。诸葛亮采取这些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南中所生产的各种特产品都纷纷输出，沟通了南中各少数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同时也为蜀汉政权开辟了财源。少数族中的大族被吸收到蜀汉政权中来，使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汉族先进文化，这对民族的融合也是起了作用的。
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便发动了对曹魏的进攻。诸葛亮知道，就双方的势力来说，无论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兵力上，蜀汉是不能和曹魏竞争的，所以他便在军事上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针，迫使强大的曹魏只能采取守势。我们认为，当时诸葛亮之所以积极对曹魏用兵，正是由于他考虑到蜀汉的地方小、人口少、力量比较弱小的缘故。这在他的《出师表》里面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这一方针在当时是确有成效的。尽管他的主动进攻没有得到特大的胜利，但是从整个形势来看，他的屡次进兵都是向前推进的。最后一次的进攻距离长安只有百来里地了（在这次进攻中，诸葛亮死在五丈原），迫使强大的曹魏派最高级的将领如曹真、司马懿等来对付，甚至连魏明帝本人都想亲自带兵抵抗。这说明了蜀汉的进攻对曹魏的威胁很大。
诸葛亮和曹操一样，也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三国志》评论诸葛亮说，军事不是他的专长，他在军事上只采取比较稳重的策略，还说他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我看，诸葛亮在军事上也是个杰出的战略家，他对曹魏的进攻，迫使强大的曹魏采取守势，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就是他的军事才能。所以，诸葛亮既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军事家。但是我们也要说明，诸葛亮虽然和曹操一样，采取了阻止豪强势力发展的政策，但他对四川方面的大族豪强还不得不让步。例如，帮助刘备取得益州的四川豪强法正，到后来横行不法，有人要诸葛亮加以制裁，诸葛亮回答说：当初我们主公没有据有疆土，靠了法正才能取得益州，现在不妨对法正宽容一些。诸葛亮表面上是以法正有功为名，容忍其骄横，实际上是不敢与上层的豪强对抗。他知道刘备和自己这一集团是从荆州来的，若不取得益州当地大族的支持，政权便不能巩固。刘璋就是吃了这个亏的，刘璋时期主客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因此诸葛亮始终对土生的豪强采取让步的态度，对南中地区的大族也是让步的（当时南中当政的上层分子都是大族）。所以说，从整个形势来看，诸葛亮有抑制豪强的企图，但也有妥协的一面，因而诸葛亮死后，豪强的势力便非常猖狂，他们都大力扩展自己的土地和劳动人口的占有。
（三）孙吴的建国和它的经济政治
公元195年，孙策占领了江南。“赤壁之战”以后，孙吴在江南的统治已得到巩固。当时孙吴对内首先要解决的是山越问题。山越是南方的越族人，分布于现在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等地。自东汉以来，山越人不断地进行着反抗统治者的斗争。东汉末年，由于赋役的繁重，大量的汉人和山越人一起逃入深山。他们在山林地区开发耕地、冶炼铜铁、制造兵器和农具，同时还继续进行反抗统治者的赋役压迫的斗争。当时，山越还遗留有氏族制的残馀宗族组织，而且宗族首领的权力还很大，但这种组织已有了变化，带有封建性了。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因此孙权强迫居住在深山里的山越人和汉人迁徙于平原，编入户籍或使他们当兵。山越人对这种强迫迁居的措施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孙权用了很大的兵力才强迫他们出山。山越人出山是被迫的。但是，他们在迁居平原以后进行了生产，对开发江南有很大的贡献。山越人无论在深山或在平原都是和汉族人民共同进行生产、共同进行斗争的。他们本来已跟汉人的区别不大，经过这样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斗争的时期，便完全与汉人融合了。自此以后，“山越”的名称在历史上便很少见到。
孙吴政权完全代表大地主、大族的利益。它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南方大地主、大族支持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得到许多北方南渡避难的大地主、大族的支持。
孙吴境内也跟曹魏一样，实行了屯田制度。可是孙吴很早就给予官僚将军们以经济上的特权，准许他们占有更多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并经常把屯田客甚至一般的自耕农赏赐给有功的臣僚、将军们做“客”。我们知道，“客”的来源已久，到东汉时已是一种依附者的名称，但是汉朝却从来没有公开肯定“客”是地主的依附人口，可以不承担国家的赋役。而在孙吴统治时期的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孙吴赏赐给将军、官僚的屯田客和自耕农的数目相当大。如吕蒙占领荆州后，孙吴曾经一次赏赐给他六百户屯田客；吕蒙死了以后，孙权又赏赐三百家屯田户看守其坟墓，另外还将吕蒙的五十顷土地（一顷为一百亩）免除赋税。又如潘璋死后，孙权赏赐他家田地、房屋，还有客五十户，这些客都是免除赋役的。这种制度就是所谓“复客制”，“复”的意思就是免除赋役。从这里可以看出，孙权统治时期，私家已占有大量人口（包括自耕农和屯田客），官僚、将军们在复客制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孙吴还有一种由将领世代相传、统带军队的制度。原来由父亲统带的兵士，在他死后，就传给儿子来统带——哪怕儿子还只有七、八岁，也可以有这种继承的权利。我们知道，当时孙吴的兵士不仅作战，还要从事生产，因此，将领的世代领兵，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兵士当作自己的依附人口，替自己劳动生产。孙吴为什么实行这一制度呢？这是因为孙吴的将领都是从北方南下的，他们在南方没有根基，没有土地，全靠军队供养，因而孙权便把兵士作为一种赏赐分给他们。而南方原来的大族本来就是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根据当时人的说法，这些大地主有的已“田池布千里”，有的不仅有耕地，还有牧场养牛、羊。他们田园里“僮仆成军”，闭门成市。由此可见，在孙吴统治区内，大土地所有制已急速发展。按照当时的情况看来，江南的人口应该是大为增加的，因为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过程中，有许多北方人、甚至有些北方地主带领依附人口逃到南方来了。应该肯定当时南方的人口是有增加的。但是孙吴直到亡国时，户籍册上只有民五十二万多户、兵二十三万、吏（当时的吏是一种专有名称，系指在衙门里当差、服役的人）三万二千，人口二百三十万。这样一个户口数比东汉时期江南的户口数要少得很多，其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大量的人口为私家所占有，这些被私家占有的人口是不上户籍册的，所以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也就减少了。
孙权及其子孙的统治是相当残暴的，剥削非常严重，人民尤为徭役的负担所苦。徭役中又以当兵的负担最为沉重，因为当兵不仅要作战，还要生产，事实上成为将军们的依附人口。当时人民的田租负担非常沉重，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此外，刑法也非常严酷，对兵士的控制尤其严格，如同曹魏的士家制度一样。法令规定，士兵逃跑要砍头，甚至偷了一百文钱也要处死。总的来说，孙吴的政治比魏、蜀黑暗，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也更严重。
尽管如此，在孙吴统治的八十年间，由于人民（包括汉人和越人）的辛勤劳动，江南地区的生产仍有很大的发展。我们知道，江南地区在西汉时还很落后，地广人稀，仍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的耕种方法，而且交换关系也不发达。地广人稀的情况从汉武帝的措施中便能看出。汉武帝曾将关东地区的人民迁徙于江淮地区，在征服了福建和浙江东部的越人以后，也把全部越人迁徙于江淮。（所谓全部迁徙并不是说完全、彻底的迁徙，事实上在原地还保留有若干人口，所以到三国时，当地还有越人。）西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北方要落后得多。东汉以后，江南经济有了发展，开始修建了水利灌溉工程。这种发展的趋势到孙吴时期仍在继续。孙吴时期，许多荒地通过屯田制度的实行而得到开垦，深耕细作的方法也得到推广，而北方劳动人民来到南方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浙江东部的肥沃稻田二十亩可年产六十石稻子，这样的收获量显然比西汉时的产量要高得多。
手工业方面。原来南方只有麻布和葛布而不生产丝织品，孙吴时期，南方开始推广蚕桑，生产丝织品。瓷器业也有很大的进步，所谓的青瓷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产品。此外，孙权还特别提倡大规模的航海，他的主观意图只不过是想掠夺人口和奢侈品，但是由于这一提倡而使江南的造船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孙吴在福建设立有专门造船的作坊，把许多犯法的罪人分配到这些作坊里造船。孙吴的船舶北到辽东、南到广州和现在的越南人民共和国，还曾经到过夷州（台湾）。我们知道，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本来就很密切，而孙吴时期，这种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孙吴的船舶不仅在国内航行，而且还远航南洋、海外。公元226年，孙吴派遣使者带领船队一直到达当时的林邑（越南中部）、扶南（柬埔寨）诸国。这些使者回国后曾写有海外见闻，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只是宋朝的人引用了他们著作中的若干条文。
在孙吴统治的八十年时间里，江南的社会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孙吴政权代表大族的利益，所以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都为那些大地主、官僚、将军所掠夺。人民仍旧过着穷苦的生活。
三 西晋的暂时统一及其崩溃
（一）西晋政权的建立和统一
我们知道，曹操曾经打击过东汉以来的大族。东汉时，最大的世家大族有袁、杨两家，袁氏已被曹操所制服，杨氏虽然没有发展为割据势力，也受到打击。但是，曹操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这些大族的势力，他们仍然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曹操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裁大族，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也由于曹操掌握了兵权，亲自带兵。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族势力得到发展，名门大族司马氏掌握了兵权。我们知道，当蜀汉进攻的时候，司马懿是抵抗蜀汉的一员大将，控制着魏国西方的兵权；公元238年，司马懿又带兵平定了辽东，（东汉末年，辽东为公孙度所占，曹操未能征服，所以曹操统一的北方，还缺一个东北角。）威望极高。司马氏是东汉以来世代为官的名门大族，它的当政说明了门阀贵族的得势。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掌握政权的曹爽，从此以后，曹魏的政权完全落于司马氏的手中。司马氏的权力极大，他们曾先后废掉了两个皇帝。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兵进攻蜀汉。蜀汉自从诸葛亮死后，政治日益腐败，后主刘禅昏庸，宦官黄皓专政。当时掌握兵权的大将姜维曾企图进攻魏国，但由于政治、经济条件都不够（国内政治不良，财政空虚），因而他的进攻只是给蜀汉人民带来疲惫和穷困。与此同时，豪强又大肆兼并土地，分割劳动人口，因此国家掌握的人口日益减少。我们知道，直到蜀汉亡国的时候，它占领的土地并不少，有整个四川，半个陕西（即汉中），还有部分甘肃地区，但却只有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口，兵士十万二千人；吏比孙吴稍多一点，有四万人。它的人口为什么这样少呢？可以设想，也和孙吴、曹魏一样，人口都为豪强所占有，所以国家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便减少了。它的兵多达十万人，其负担全落在二十八万户的人民身上，兵士之多、人民负担之重是相当惊人的！
蜀汉本来就处于弱小的地位，而此时又政治不良，人民更加困苦，因而司马昭进攻几个月蜀汉便投降了。
司马昭平定了蜀汉，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威望，因而想做皇帝，但不久他就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于公元265年代魏称帝，（其实曹魏的政权早已落到司马氏的手里，司马氏称帝并不存在政权转移的问题，只是换一个朝代名称而已。）改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灭亡后，司马氏政权迁都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因洛阳在西，建康在东，故有西晋、东晋之称。
公元280年，西晋发动了对吴国的进攻。这时孙吴的统治者孙皓是一个极端昏暴的皇帝，既昏且暴，奢侈无度。孙吴自孙权直到孙皓的时期，由于对人民的压迫、剥削非常严重，阶级矛盾一直是很紧张的，人民起义经常不断。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孙权死后，宗室内部以及和大臣之间，常常互相厮杀。我们曾经讲过，孙吴的士兵本来除了作战以外，还要耕地，而这时却被将领们派作手工业或到长江上、下游做买卖，脱离农业生产。这样一来，很多土地便荒芜了。这就是说，当西晋进攻的时候，吴国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很尖锐，农业生产萎缩。所以西晋的武装进攻，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顺利地打到建业（南京）城下，迫使孙皓投降。当时连孙皓也说：（孙吴）守不住并非粮不足、城不坚、兵不多，而是兵士不愿意打仗。士兵为什么不愿意打仗呢？就是因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太严重了，士兵已变成将领们的依附人口，地位卑微，当然不愿意打仗。
自董卓之乱以后，封建割据局面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直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以后，全国又重新统一起来。
（二）西晋的经济和政治
西晋政权的性质是代表地主阶级特别是门阀贵族的利益的，西晋统治时期是门阀专政的时期。所谓门阀专政，只不过是地主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说，仍是地主阶级专政，不过是大地主阶级中的门阀贵族居于高位、掌握政权而已。
西晋之所以能够灭掉孙吴、蜀汉而完成统一，并且在灭吴以后，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是有原因的。西晋在统一前后曾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有些措施是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这些措施是：
废除屯田制。晋武帝曾两次下诏书取消屯田制（一次于公元264年，一次于公元266年），命屯田的土地改为由地方官管理，所有的屯田客编入地方的户籍册成为编户。我认为屯田制的废除有两个原因：（1）屯田制本身已被破坏。当时的贵族、官僚都把屯田据为己有。曹魏后期也像孙吴一样，将屯田客赏赐给私人，并免除他们的赋役。这就是说，原来向国家缴纳高额地租的人，现在连同土地一起都被赏赐给官僚、贵族了，他们不再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服役。因此，就屯田制来说，无论是土地或者是屯田客，不小一部分已为私家所分割。这是曹魏后期的事情。（2）屯田制的生产组织是一种严格的军事管理，在这种管理之下，屯田客受到严格的人身约束，生产情绪低落。这种管理方式和生产组织到此时已不再需要了。加之，管理屯田的农官对屯田民的随意奴役，也使不少屯田民脱离农业生产，像孙吴的兵士一样，被农官派做手工业和做商贩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屯田民逃亡。这样一来，便有大量的土地荒芜，政府鉴于这一情况，便采取强迫屯田民扩大耕地面积的办法。扩大耕地面积本来是好事情，但就当时的生产水平来说，每人耕种的面积是不能太大的，否则就会影响精耕细作。曹魏时期提倡精耕细作，当时耕地面积不大，而亩产量较高。曹魏后期情况就不一样了，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结果使单位面积产量急速下降，最后甚至于减产到收获不足以补偿所下的种子。屯田民由于受到高度的人身奴役和强迫扩大耕地面积，生产情绪非常低落。在这种情况下，屯田制便不得不被废除。总之，屯田制是在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屯田制本身不合时宜的情况下废除的。
屯田制废除后，尚未被贵族官僚占有的土地为屯田客所有，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一方面，原来的屯田客是国家的佃农或农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屯田制废除后这些劳动者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自耕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原来的屯田客要缴纳的赋税占产品的百分之五六十，屯田制废除后，屯田客变成了自耕农，一般说来，他们所缴纳的赋税要轻一些，因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情绪。但是屯田制的废除也有利于土地的兼并。因为原来除了由皇帝赏赐之外，任何人侵占了国家的屯田都是非法的，而当屯田制废除后，土地为私人所有（有的为地主、官僚所有，有的为自耕农所有），这便有利于土地的兼并。就总的方面说来，屯田制的废除对社会生产是有利的。应当说明，当时只是废除民屯，军屯仍然保留下来。
西晋统一后，于公元280年颁布了户调式，户调式包含下列几个内容：
1．土地制度方面，实行占田课田制。法令规定男子（家长或者户主）占田七十亩，女子占田三十亩，就是说一夫一妇共占田一百亩。这一制度对一般人民来说，在屯田区域里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百亩的占田，大致相当于一户屯田客所耕种的土地，所以，这一制度是肯定了原来的屯田客变成编户以后，对所耕土地的占有权。我们知道，曹魏地区虽早已废除了屯田制，土地已为屯田民所有，但是公元280年灭吴时，吴国还存在着屯田制，而废除屯田制的法令的颁布便使曹魏或者孙吴的屯田客的小土地占有有了法律的根据。至于原来的非屯田区（当时并不是全国的土地都实行屯田的，除屯田区外，更多地方保留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土地，大体上都不会超过一百亩的面积，所以说，占田的规定并不触动自耕农的利益。占田制对于官僚来说，一方面表明承认他们合法占有大量土地，另一方面也具有限田的意味。法令规定，官僚均可按照品级分别占有土地十顷至五十顷。为什么说占田制对官僚有限田的意味呢？这是因为当时土地兼并的现象太严重了，统一的国家鉴于土地和自耕农的丧失，不得不想法给予贵族、官僚一个限制，规定他们至多占田五十顷。但是这种规定并不能兑现，事实上，贵族、官僚所占有的土地都大大地超过了这一限制。
所谓课田制，就是要地方官根据本地的丁数规定出一个垦田的面积。每个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十三至十六岁的男孩子）减半（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这就是说，课田制是要丁男、次丁男、丁女都承担垦田的义务。这种规定是因为当时政府所掌握的荒地非常多，需要劳动力开荒的缘故。由此可见，课田和占田是两回事：占田是规定占有土地的多少，课田是规定耕种多少土地。任何农民，包括原已丧失土地而尚未沦为佃客的农民在内，都至少必须耕种五十亩土地，没有土地者可以开荒。占田课田制的作用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占田是肯定屯田民的土地占有权；课田是使有劳动力而丧失土地的人能和土地结合起来，使荒地得到开垦。应该看到，西晋政权推行课田制是相当努力的——如果某地区开垦的土地面积增加，那末地方官可以得到奖励。所以说占田课田制在当时是有促进生产的作用的。
2．赋税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和次丁男之户减半。这一税额比曹魏时期增高了。田租方面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缴租四斛。是否每个丁男都可耕种五十亩土地呢？我看未必如此。当时有的人不愿意承担开荒、缴赋税的义务，并因此逃亡，有的人虽愿意开荒，也不可能有五十亩土地供他开垦。总之，当时每个丁男不一定耕种五十亩土地，而法令却规定凡课田者每年纳租四斛。这里所说的田租是按丁征收的，而不是按亩征收的。所以说，田租虽与课田有联系，但也并不绝对如此。不能把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看作是平均每亩收租八升的租额，因为种地不足五十亩者要缴租四斛，种地超过五十亩者也是缴租四斛。四斛是当时田租的定额，它可以鼓励人民去耕地、开荒。有人把这种制度和曹魏的制度进行比较，说曹魏规定的田租是每亩四升，西晋是每亩八升。我觉得这样比较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按亩征收的，而西晋的田租则是按丁征收的——西晋时不管一个人耕地多少，都缴租四斛。这一赋税的规定，相对曹魏的自耕农来说，人民是加重了负担，相对屯田民来说，人民则减轻了负担。
3．法令规定各级官吏有权荫族荫客，即是说，官吏不但自身可以免除徭役，而且有荫亲族的权利（“荫”就是受荫庇，可以不服役）。荫族多的荫及九族，上至同高祖的宗族，下至自己的玄孙；少的限于三族，即同祖的宗族。此外，还规定各级官吏可以荫客一户至五十户（有人考证应是一户至十五户）。这一荫族荫客制是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法律肯定的制度。我们知道，从东汉以来，那些大族豪强、贵族、官僚早已享有这种特权，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就把宗族和佃客编成军队以作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这说明，这些宗族和佃客跟封建主之间，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只是在法律上未予以肯定而已。孙吴在法律上虽有所肯定，也还只是以赏赐的形式加以肯定的；曹魏后期，也只是以赏赐的形式加以肯定，未受赏赐的人，并不享受这一特权；而西晋的户调式便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使各级贵族、官僚，人人都多少不等地享有荫族荫客的权利。官做得越大，享有的特权就越多，而当时能做大官的人都是门阀贵族，所以说，荫族荫客制是在经济上确定了门阀贵族的特权。法令还规定，不但现任各级官吏享有荫族荫客的权利，而且连士人的子孙（即世代为官之人的子孙，而不是现任的官吏）也可以享有这一权利，因而这种士人就变成士族了。我们知道，门阀制度在刚开始形成时多少是根据自己的官位来确定的，但发展到后来，士人自己做不做官并不是要紧的问题了，只要自己的祖宗是士人便可以享有同样的特权。怎样证明谁是士人、谁不是士人呢？这有册子可查。谁的祖先做什么官，被中正评为几品，都是有册子可查的。被中正评为二品者是士人，评为二品以下者便不是士人。
荫客制确定了佃客跟主人的严格依附关系（受荫庇的宗族情况不同一些，虽然这些人也往往被控制，但毕竟与主人是同族关系，主人是以大家长的身分役使他们的。佃客在户籍册上没有独立的户口，他们完全处于依附的地位，所受的人身奴役、人身控制都非常严格。由此可见，荫族荫客制的作用有两点：（1）肯定了门阀贵族占有劳动人口的特权，这是门阀贵族在经济上的特权；（2）在法律上肯定了佃客的卑微地位。这些佃客不是国家的公民，而是私家的依附者。用这些依附者进行生产的制度就叫做部曲佃客生产制。其特点是生产者的人身依附非常强。所谓部曲，就是由佃客编为私家军队之后的名称，部曲的地位也和佃客差不多。部曲佃客生产制是与门阀制度相联系的，它被作为门阀贵族在经济上享有特权的标志。所以说，九品中正制是保证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而荫族荫客制是保证门阀贵族的经济特权。
西晋在政治上的措施是大封同姓为王，一共封了几十个王，甚至连较疏远的宗室也封为王，因而出现了许多小王国。这些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大国的军队有五千人，次国三千人，小国一千人。它为什么采取这一措施呢？这是因为西晋统治者接受了曹魏亡国的教训。他们认为曹魏的亡国是因为宗室没有权力，因而被司马氏轻易地篡夺了政权，所以他们采取大封宗室为王的措施。尽管如此，王国拥有的军队毕竟不多，封国内的郡县官通常仍由朝廷委任，他们管理行政赋役，只有小部分的租调收入拨归王作为俸禄。因此，王国虽多，力量不大，封王还不是导致乱事的主要原因。最严重的是宗室掌握了军政大权：西晋在各个军事要地都设置都督，统帅大军，而都督大多由宗室担任。此外，朝廷大臣也往往由宗室充当。这些宗室——皇帝的兄弟、儿子和侄子，或者被委任为朝廷大臣，或者被委任为都督，到后来，这些宗室之间便常常发生矛盾，甚至战争。西晋宗室当权的措施是导致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西晋的统治是门阀专政。那些掌握政权的门阀贵族都非常腐朽、奢侈，专门讲究享乐。所以西晋的吏治一开始就很败坏，贿赂风行，卖官鬻爵。晋武帝司马炎曾经问大臣：你看我可以比前代哪一位帝王？大臣说：可比得汉朝末年的桓帝和灵帝。他说：你讲得太过分了吧！（他以为自己是开国皇帝，怎么只比得上汉朝的末代皇帝？！）大臣说：桓帝、灵帝卖官的钱是自己拿了，您皇上卖官的钱，自己还没有拿到却被大臣拿去了，看来你还不如桓帝、灵帝呢！晋武帝聊以解嘲地说：桓帝、灵帝时无人肯言，现在你能对我这样讲，说明我还是比他们高明。开国皇帝如此昏暗，吏治如此败坏，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总之，当时的统治集团以司马氏为首，都是门阀贵族，而门阀贵族是极其腐朽的，因而这个政权不可能长久。但是我们也应该肯定西晋初年的占田课田制以及赋税的调整，因为它在历史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当时也曾经免除了吴、蜀地区的许多赋税、徭役；曾经鼓励开荒；限田虽无成效，但终究是颁布了一个制度；此外，也规定了世族的依附人口数额，规定荫族多少、荫客多少，多了就要受罚，而在实际上也确实处罚过某些人。所有这些措施，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都是有利的。
（三）西晋王朝的崩溃
在门阀贵族的腐朽统治下，西晋王朝面临着十分复杂的矛盾而终于崩溃。
首先是阶级矛盾。西晋初年，由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阶级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到后来，特别是在“八王之乱”以后，人民所受的痛苦便日益加深，而那些门阀贵族的土地兼并却日益猖狂，使无数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而流亡在外（有的流入城市变成了小商小贩）。这样一来，农业的劳动力丧失了，曾经一度开垦出来的土地又重新荒芜。我们知道，历史上人民的流亡常常就是一种斗争的开始，就是说，人民在流亡的过程中聚集力量，为斗争准备了条件，如黄巾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总的说来，这时阶级矛盾已走向尖锐化。
其次是民族矛盾。西晋北方州郡本来已住有大量的各族人民：有的是自汉朝时迁徙来的，有的是自三国时迁徙来的，也有的是西晋时期迁徙来的。这些少数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保留部落组织的少数族。这些部落的人民遭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既受到部落统治者的压迫，又受到晋朝政权的统治。而部落的上层分子也对西晋政权不满，因为他们原来是部落唯一的统治者，现在西晋政权插手进来，便使他们降居于次要的地位，因而与西晋政权有矛盾。这一类可以匈奴为代表。匈奴是东汉时迁徙于现在的内蒙古和山西西部汾河流域的，他们还保留有部落的组织。人民既受到部落贵族的统治，又确实受到西晋政权的控制。大量的人口被西晋俘虏为奴，更多的人充当佃客。大地主拥有的匈奴佃客很多。匈奴人脱离了自己的部落变成了封建地主的依附人口。这种压迫主要是阶级压迫的性质。匈奴的部落上层分子跟西晋政权的矛盾与匈奴人民跟西晋政权的矛盾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两者斗争的矛头都指向西晋政权。另一类是已消失了氏族组织，而变成了西晋地方上的编户的少数族。可以关中的氐、羌族为代表。不少被迁徙的氐、羌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样被编在编户里，同样交租服役，甚至被分配给宗室、功臣为依附人口，他们所受的压迫主要也是阶级压迫。总的说来，少数族的人民既受到阶级压迫，又受到民族压迫，就是说，当时西晋王朝与少数族的矛盾是民族矛盾，但这种民族矛盾是跟阶级矛盾密切结合的。本来，民族矛盾就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第三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西晋皇室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也很复杂。
由于门阀贵族的腐朽统治，以上三种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终于一起爆发。首先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所谓“八王之乱”。“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一直延续到306年，共达十六年之久，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公元291年到300年，由贾皇后操纵乱事。我们知道，晋武帝死后，是他的儿子晋惠帝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他听到园中的虾蟆叫，就问这虾蟆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天下饥荒，有人告诉他说人民没有饭吃了，他说：为什么不吃肉糜？晋惠帝的皇后是贾皇后，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发动了一系列的乱事，夺取了政权。但这一阶段的乱事只是发生在洛阳都城之内，还没有牵涉外地。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300年至306年。公元300年，贾皇后杀死太子，而她自己却被另一个王所杀，引起了地方军事势力的干涉。当时的地方军都掌握在宗室手里。他们看到洛阳宫室内乱便纷纷统率地方军进入洛阳，互相残杀。打倒一个当政者，又出现另一个当政者。打倒一个又出现一个，这种反复的混战即为“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的过程中，统治者大肆屠杀，人民受到严重的灾难，死者达几十万人。洛阳都城亦受到严重破坏。
“八王之乱”后期，边境地区的少数族掀起了反晋斗争。而各地区在饥荒和战争威胁之下的流亡人民也掀起了起义。这就是说，流亡人民的起义和少数族的起义在“八王之乱”的后期同时爆发。
西晋初年，边境地区的少数族经常反抗西晋的统治。晋惠帝统治时期，关中地区爆发了一次由氐族人齐万年领导的较大规模的少数族起义。起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杀死了西晋的统兵大将周处。西晋对这次起义的镇压，带给关中人民严重的灾难。加之，生产连年遭受旱灾，而统治者对水利事业又不加修理，终于造成饥荒。这时，甘肃的 族即所谓巴氐等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流亡到四川。这一流亡集团是由各族人民组成的，到了四川之后，受到当地地方官的迫害，遂掀起了反抗斗争。这一斗争发生于公元301年，领导者是巴氐人李特。（巴氐又称为巴人，或者称为板楣蛮和 人，他们最初居住在四川重庆一带，后被迁到汉中，三国时曹操又把他们迁到甘肃。）李特由于在战争中对四川地方的地主集团缺乏警惕，因而遭受到地主武装的阴谋袭击而牺牲。李特死后，由他的兄弟、儿子继续领导斗争，终于推翻了西晋在四川的地方政权。李特子李雄占领了成都，建立了王国。这个王国开始叫“成”，后改为“汉”。起义队伍建立政权后性质就改变了。因为当时流亡集团的领导者有些本是大族，他们与四川地区的地主联合，其所建立的政权基本上是代表流亡集团中的大族和四川地区的地主利益的封建政权。但是这个政权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因而有一些进步措施，如减轻赋税、减轻徭役等。据说李雄统治的时期，四川地区比较富裕，人民的负担比较轻。当中原正在大乱的时候，四川却是一个最安宁的地方。
长江流域的流亡人民起义发生于公元303年，领导者张昌。张昌是蛮族人，他所领道的是长江中游即现在的湖北一带的流亡人民和逃避兵役的人民的起义。起义的导火线是上述甘肃地区的流民在四川起义，政府征发兵士进行征讨。人民不愿意当兵，又由于遭受着严重的赋役压迫和灾荒威胁，遂在张昌的领导下举起了义旗。这支起义队伍几乎席卷了长江中下游，向北一直打到河南边境，并沿长江东下而占领了江、扬等州（今江浙地区），发展很迅速。公元305年被地方军和地主武装的联合力量所镇压。
长江流域还有从四川流亡到湖南的人民的起义，爆发于公元311年。当四川斗争激烈的时候，有不少的四川流亡人民到了湖南，因受到当地地方官和地主的欺侮而掀起了起义，领导者杜弢。杜弢是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秀才，其斗争很不坚决，常常表现出妥协和动摇。所以这支起义队伍被地方军所镇压。
北方，河北地区有汲桑领导的起义，爆发于公元305年。汲桑是西晋官府牧场的牧帅，他率领牧人举起义旗，其部下的大将是石勒。石勒是羯族人。羯族居住在山西的山区里，原为匈奴所统治，是匈奴的别部，可算是匈奴同族的一个部落。但从种族上说，他们不是匈奴人，他们的眼睛很凹、鼻子很高，接近中亚人种。这时羯族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但已很松懈。石勒是一个小部落的酋长，很穷，曾经替人家耕地，也做过小贩。公元304年山西地区发生大饥荒，部落离散，他和许多匈奴人、羯人一起被当地的刺史司马腾所俘虏，被卖到茌平（现山东茌平）做奴隶，后来参加了汲桑的起义。这次起义从性质上来说是北方人民的起义。当汲桑牺牲后，石勒投奔了刘渊建立的匈奴族政权汉。
山东地区于公元306年爆发了刘伯根领导的起义。不久，刘伯根牺牲了，起义队伍遂由王弥统率。王弥不久就投靠了匈奴族的刘渊。王弥是怀着自己的野心参加起义队伍的，他取得领导权以后，这支队伍变为山东的一支割据力量。
公元304年爆发了刘渊领导的匈奴族起义。刘渊是匈奴的贵族，曾留在洛阳作人质（名义上是做官，实际上是作抵押）。刘渊在“八王之乱”的过程中得到一个机会：奉成都王颖之命回到本族，发动本族的人参加“八王之乱”的乱事。他回到本族后，立即得到匈奴贵族的拥护而做了汉王。这时，投奔刘渊的人非常多。这些人都是久居北方地区的匈奴及其他各族的人民，大多在山西地区当佃客和奴婢，饱受汉族地主的压迫。他们投奔刘渊后，刘渊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
大体说来，当“八王之乱”尚未结束之时，全国各地，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爆发了流民起义和少数族起义。在这些起义的打击下，西晋政权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首都洛阳遂于公元311年被刘渊的儿子刘聪所攻陷（311年以前，刘聪几次进攻洛阳都未成功）。西晋在长安建立了一个政权，但也于公元316年被刘渊的侄子刘曜所灭。西晋政权在流亡人民起义和少数族起义的打击下灭亡了。
三国到西晋的历史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部曲、佃客生产制的形成。它的特点是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非常强（屯田制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生产制延续了几百年之久才消失。它开始形成的时候，正逢军事的时期，因而对恢复社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如屯田制，甚至像在所谓坞营主庇护下的部曲、佃客的生产，都曾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生产制是不可能发展的，所以到南北朝后期，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便不能不废止。
2．这一时期是门阀制度确立的时期。门阀制度确立的标志是：①政治上是九品中正制的建立；②经济上是荫族荫客制的确立。
3．西晋时，民族矛盾逐渐上升，后来便成为最突出的矛盾。我们知道，大量的少数族迁徙于内地并不是坏事。但是，他们迁徙于内地后，确实受到西晋政权的严重压迫和剥削，终于激起了起义。西晋政权灭亡时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当西晋政权灭亡和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的政权建立以后，民族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可以说，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升降的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