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晋南朝在江南的统治 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东晋的政治
（一）东晋建国和北伐
西晋末年，全国各地掀起了流民起义和少数族起义，义阳蛮张昌领导的起义势力曾经到达长江下游（当时占领江南的农民起义领袖石冰是张昌的部将）。
江南地区自孙吴灭亡以后，那些从东汉以来就已逐渐壮大起来的门阀势力，便企图割据江南。因而在西晋时常常发生乱事。石冰占领江南以后，门阀地主为镇压农民起义，便和寒门地主、北方地主联合起来。江南门阀地主推举顾秘为首领；江北扬州地区的寒门地主陈敏（原在广陵做官）也统带了人马，于公元304年共同镇压了石冰起义。此后，陈敏企图割据江南，自称楚王。这样一来，陈敏便和门阀地主势力发生矛盾。因为陈敏是寒门，不是门阀，又是长江北岸的人，他的称王是不可能为门阀所承认的。江南的门阀于是要求和北方的门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陈敏。这时，北方的西晋政权已经接近于崩溃，社会秩序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奉命作扬州刺史的西晋宗室琅玡王司马睿便集合了很多北方的门阀地主。那些要求与北方门阀联合的江南门阀地主因此也集合在司马睿的周围。公元305年，南北门阀势力共同打败了陈敏。公元307年，司马睿渡过长江，在南北门阀贵族的拥护下做了皇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南北地主阶级共同镇压了农民起义以后，南北门阀地主又共同平定了寒门地主陈敏的割据。司马睿即位，终于形成了南北门阀贵族的统治。
北方南下的门阀贵族王导，认识到要在江南建立政权是不能不依靠南方门阀贵族的支持的，因而他便执行了一种加强与南方门阀相勾结的政策，纵容他们横行不法；北方门阀渡过长江以后，也在剥削江南人民的基础上恢复了原已丧失的财富，重建家园。可见东晋政权（因为建都建康即现在的南京，位于江东，所以历史上称为东晋）是南北门阀贵族共同的统治。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是极其复杂的。门阀贵族内部，不但在南北门阀地主之间，而且在皇帝和门阀贵族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都有矛盾。对外而言，东晋政权和北方少数族政权的矛盾很尖锐。在这种形势之下，东晋的统治者一方面不得不合力对抗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的入侵，并曾经击退了石勒的进攻；另一方面，又不断发生内乱，因而也削弱了它的对外力量，使其无力向北方进攻，阻碍了为当时南北人民所共同要求的北伐的成功。
公元322年到324年，两次爆发王敦之乱。王敦、王导是堂兄弟。王导是东晋的宰相，王敦在长江中游掌握兵权，两兄弟一内一外，声势非常大，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王敦两次作乱：第一次曾占领京城建康；第二次作乱才被平定。王敦之乱所以发生，也是由于皇室和门阀贵族的矛盾所引起的。晋元帝企图削弱王家的权力，抑制南北门阀贵族的势力而遭致他们的反攻，这就是王敦之乱的性质。
公元327年又爆发了苏峻之乱，这也是中央和地方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两次乱事都说明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复杂。统治者忙于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而错过了北伐的机会，削弱了北伐的力量。当时本有机会进行北伐而终于没有成功。
这时坚决要求北伐的是祖逖。祖逖虽是门阀地主，但他坚决要求北伐。他深知北方人民在少数族统治者的压迫下，都寄希望于东晋，也知道北方一部分地主武装势力还没有完全与少数族统治者联合，因而这部分力量也是可以争取的。鉴于这种情况，祖逖向晋元帝建议北伐，并请求自己带兵。要求虽然被批准了，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晋政权的支持。东晋政权只给了一千兵，却不给武器。他只好率领自己的部曲（自己的宗族、宾客组成的武装），于公元313年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如果不恢复中原的话，就不回江南了。他的渡江流传着非常动人的故事。祖逖到北方以后，由于得到河南人民的支持，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几乎收复了河南全境，打败了石勒手下的部将。当时的斗争非常激烈，但得不到东晋政权的支持。祖逖所依靠的只是北方的人民以及自己的部队。他的部队不仅要战斗，而且还要生产，生产和武装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记载说，每逢收获农作物时，祖逖便把军队布置在田间，以防石勒军队的破坏，保卫收获的粮食。遇到敌情时，壮丁都拿起武器在前面迎敌，老弱在后面收获。这些收获的人不但要拿起镰刀，还要准备火炬。前面万一被打败了，为了使粮食不被敌人拿去，便放火将粮食烧掉。祖逖是非常重视生产的，他叫自己的儿子、侄子跟人民一起劳动。这种说法可能过分了一些，不过反映了他能和士卒同劳苦而博得北方人民赞扬的情况。总的说来，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祖逖依靠北方人民既恢复了河南地区的生产，又抵抗了少数族统治者的入侵，而且，那些地主武装也都被祖逖吸引过来了。他们在表面上虽然还是拥护石勒的，算是石勒的部下，实际上都向祖逖通风报信。所以石勒的军队有什么行动，祖逖事先都知道。祖逖军队的纪律也很好，深受北方人民的爱戴。总之，处于当时的形势之下，祖逖北伐是大有可为的。可是正当他要继续北伐的时候，江南内部的王敦之乱却快要发生了。昏庸的晋元帝为了抑制地方的势力，不但压制王敦，还派人去监视祖逖，以防止祖逖造反。祖逖鉴于江南的内乱正在酝酿，自己的志愿受到阻碍，立了大功而受到排斥，因而气愤成疾而死。祖逖北伐的要求是和南北人民的要求相符合的。
祖逖死后，东晋政权对北伐的事情根本不管。祖逖的兵权由他的兄弟祖约掌握。而祖约是个不成器的家伙，他不但没有继承祖逖的志愿，反而参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后来竟然投降了石勒。
祖逖北伐以后，比较有成就的是桓温的三次北伐（桓温的北伐也遭受到东晋政权的阻碍）。他首先进攻四川，灭掉了賨人李氏在成都的汉国，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势力逐渐扩大。公元354年，桓温进攻长安。这时关中地区是由氐族政权前秦占领的。东晋军队到达关中时，受到关中人民的普遍欢迎，许多父老都杀鸡宰牛犒赏晋军。但桓温不能像祖逖那样充分运用这部分力量，他只把希望寄托在大军压境之际，前秦能自行崩溃。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长安没有攻下来。他也没有尽力进攻，后来又因为粮饷不继，只好撤退。公元356年，桓温进攻河南，赶走了占据洛阳的羌族姚苌，收复了洛阳。但没有巩固，于公元365年失守。公元369年，桓温又组织大军进攻前燕。这时前燕已经很腐朽了，不久以后就被前秦所灭，这说明它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可是桓温却在枋头打了大败仗（枋头即现在的河南浚县，是当时的重要军事据点）。
桓温三次北伐也曾经取得一些成就，但结果却失败了。其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造成的：东晋政权怕桓温势力增大以后篡位，因而不愿意让他北伐成功；同时，当时江南大族的最大理想只是保住自己的财富，北伐和他们无关，因而不支持北伐；北方的大贵族早在江南重建了家园，有了土地，掌握了若干依附人口，生活很舒适，他们可以世代为官，何需去冒险北伐？所以他们也不支持北伐；当时的统治是建立在南北门阀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如果桓温一旦北伐成功就要凌驾于其他门阀之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的；而桓温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所以要北伐，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建立自己的威望，好做皇帝。说他想篡位并不是假话，他的确有这样的企图。他的北伐并不是真正为了恢复中原，因此他不愿意在北伐中过多地损失自己的实力。总的说来，桓温北伐的失败，有当时整个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的因素。
东晋北伐没有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不断发展。可是就全国形势来讲，民族矛盾仍是处于首要地位，因而到了公元383年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时候，他们那些争权夺利的内部矛盾得到暂时缓和，而共同抵抗了苻坚的侵略。
以上所讲的是东晋建国和北伐。我们知道，东晋政权是在南北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外有民族矛盾，内有阶级矛盾，而统治阶级内部，又有皇帝和门阀之间、门阀和门阀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发生乱事。这样的政权是不能胜任恢复中原的任务的。
（二）孙恩卢循大起义 东晋的灭亡
我们刚才说过：东晋政权是南北门阀的共同统治。南方大族要扩充所占有的土地和依附人口，北方大族到南方后要重建家园；而北方人民流亡到江南来一无所有，只得投靠地主，主要是投靠门阀地主、豪强地主，依托于他们的门下做佃客（也有不做佃客而流落于各地的）。所以东晋统治时期，大量人口，首先是北方南下的流亡人民，此外也有江南人民，很多为地主阶级所分割，变成地主的依附者，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东晋对自耕农的剥削也不断加重。
东晋初年曾将赋税制度改革为“度田收租”，即恢复曹操的按土地收租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自耕农的，同时也针对地主，因而遭到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反对。于是度田收租又改为按人口收租，不管地主也罢，农民也罢，一概按人口收税。最初的税额是每口三石谷，以后又加到每口五石谷。这种制度完全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自耕农民。
除了赋税以外，人民所负担的徭役也非常沉重。东晋时丹阳尹（建康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觉得徭役太重，上任后减掉了六十多种徭役名目。可以想见，没有减掉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东晋末年，范宁曾经说：古代的徭役是每年三天，现在的徭役是一年没有三天休息。由此可见，东晋的徭役是非常重的。其中最重的是运丁即运输役。战争时期运输役的负担更重。
人民在沉重的赋税、徭役的压迫下不断逃亡。逃亡有两种出路：一是投靠门阀贵族、豪强地主变成封建依附者即客或部曲；另一出路是流亡到山林湖泊，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有的人甚至流亡到蛮族地区。这些人对开发山林湖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当他们把土地开垦出来，生产有了成果以后，政府便来进行干涉，甚至派兵强迫他们登记，违抗者便用兵压迫、屠杀、俘虏来做奴隶。此外，还有的人逃入海岛，经海路逃往广州、福建一带。
东晋时期流亡的农民非常多。当时实际人口应该是大有增加的，因为北方人民大量流入江南。据现在的人统计，当时从北方南下的人大约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但东晋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却没有增加。这是由于有大量人口流亡的缘故。我们知道，人民的逃亡就孕育着武装斗争，大规模的起义常常是从流亡开始的。比如人民在山林湖泊开荒，政府派兵强迫他们登记，这样就会激起武装反抗。
淝水之战的时候，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曾经一度缓和。淝水之战以后，矛盾又滋长起来，皇帝和门阀、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当朝的宰相是皇帝的兄弟司马道子与他的儿子司马元显，他们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
司马元显企图制服地方势力而需要扩充军队。当时一般平民是不服兵役的。司马元显便于公元399年下令将免奴为客的人征发当兵。东晋不是奴隶社会，当时地主之所以拥有很多奴隶，只是在西晋灭亡后，很多北方人民南下以及南北战争中被俘为奴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之下形成的。奴隶使用于生产也只是残馀形态。地主常常把奴隶释放为客。因为在当时个体生产的条件下，这样一种封建剥削方式是比较适宜的。奴隶只是个会说话的工具，其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为主人所有。客和奴隶不同，客能从地主那里领取一块土地耕种，然后再向地主缴纳地租，这种免奴为客的人被称为“乐属”。东晋时期，兵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和客的地位差不多，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不亚于奴隶。这种免奴为客的人刚刚从奴隶的地位解脱出来，领取一块土地耕种，向地主缴纳地租。这种情况比当兵要好一些，所以他们不愿意当兵；地主也不愿意让他们当兵，因为“乐属”是地主的依附人口，征发出去当兵便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当时地方官还要混水摸鱼，把原来就是客和自耕农的人，也当作免奴为客者一起征发去当兵。这些人当然就更不愿意了。
当时晋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多，只控制了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已形成地方割据的形势）。这一措施在会稽等地区实行，激起了公元399年孙恩领导的起义。
起义群众有几类人：第一类是那些免奴为客的人，他们不愿意去当兵，不愿意参预统治阶级间的战争，遂参加了起义；第二类是被地方官当作免奴为客的自耕农；第三类是流亡的人民。这是起义的基本群众。我们知道，会稽地区原来就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最发达的地区，门阀势力很强，大族广占土地和依附人口，北方来的门阀贵族所重建的田园也都在此。这里是封建剥削、封建压迫最集中的地区，所以一旦爆发了起义，便能吸引大量的依附人口、佃客参加起义队伍。
孙恩是天师道（即五斗米道）教主。他的叔父孙泰（也是教主）因谋反嫌疑被杀，孙恩避居在海岛上。起义时，他率领岛上流亡人民登陆，立即得到大陆人民的响应，起义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起义军曾三次登陆，威胁建康，一直打到镇江。于公元402年被镇压。
起义失败的原因有两点：（1）孙恩所领导的是流亡人民，以海岛作为根据地。登陆以后，战胜则长驱直入，战败则退回海岛。起义军虽然很快占领了今浙江地区乃至于江苏南部地区，但没有能巩固下来。一旦打了败仗便立刻退回海岛，带有自汉代以来的“海寇”性质。这在战略上是失策的。（2）起义队伍中有不少大族地主，他们是因为自己的那些免奴为客的依附人口被政府所征发，才参加起义队伍的。而孙恩对他们却很信任，委任他们以重要的官职，使其占据领导地位。这些人本来没有反抗政府的决心。此外，起义军所遇到的敌手是善于作战的北府兵。北府兵由南迁北方人组成，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孙恩起义便失败了。
孙恩起义虽然失败了，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1．沉重地打击了浙江东部会稽地区的门阀地主。当时有不少的门阀地主被镇压，如王家、谢家等第一流的门阀贵族就有好几个被镇压。在这次起义中，暴露了门阀贵族的无能。我们知道，东晋自建国以来都是由门阀贵族掌握兵权的，如王敦、祖逖、桓温等，不管他们是好人或是坏人，他们都是能打仗的；淝水之战的统帅谢石、谢玄也是门阀贵族。但是这次镇压农民起义的头子，谢安的儿子谢琰却大败被杀。从此以后，门阀贵族不再掌握兵权。兵权落到寒门手中。起义对门阀贵族的打击主要是在政治上的打击，使其逐渐丧失政治上的实权。门阀贵族力量削弱，就使以后兴起的王朝有可能对门阀贵族进行一定的制裁。
2．东晋政权在这次起义后不久便灭亡了，可以说它是在起义的浪潮中灭亡的。
总之，起义的主要作用是沉重地打击了门阀贵族，使其走下坡路。
孙恩起义时期，统治者内部还在继续厮杀。公元403年，占领长江中游的大军阀桓温的儿子桓玄曾进军建康，杀死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但他的楚政权不巩固。公元404年掌握北府兵的刘裕（建康的兵力主要是北府兵，桓玄做了皇帝不能控制北府兵），推翻了楚政权。从此，东晋政权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掌握在刘裕手里。
公元410年，刘裕为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北伐，灭了在今山东地区的南燕（南燕鲜卑慕容氏是在后燕灭亡后分出的王国）。这时，孙恩的妹夫卢循又领导起义。孙恩被镇压以后，卢循率领队伍从海路到广东，占领广州。趁刘裕北伐的时机统兵北上，经过大庾岭到江西，打败北府兵的两个大将何无忌、刘毅。何无忌自杀，刘毅逃跑。东晋政权极度恐慌，想逃往江北，投靠刘裕。这时刘裕迅速南回，于公元411年镇压了起义军。卢循死于广州。
卢循起义声势浩大，使东晋政权面临危机。但卢循进攻建康，占领建康的决心不大，常常想按兵不动或想退回广州，没有能抓住刘裕尚未南回，和以后南回还未站住脚跟的时机立刻进攻。一直等到敌人将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决战，结果便失败了。
史学界对卢循起义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不能称为起义，理由是：（1）卢循是北方大族出身。我以为卢循虽出身于门阀贵族，但不能仅以一点来否定起义的性质。（2）卢循到广东以后已与朝廷妥协，接受了朝廷所委任的广东刺史的官职。（3）当时民族矛盾正处于尖锐的时候，刘裕北伐得到南北人民的支持。卢循却在刘裕灭掉南燕，正想进攻关中的时候发动起义，迫使刘裕南回，妨碍刘裕继续北伐。我认为孙恩、卢循起义是一回事，卢循是继续孙恩的斗争，两者很难分开。这是一点；第二点，即使民族矛盾尖锐突出的时候，也不能要求人民不起来反抗当前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政权。卢循领导的基本群众是流亡的人民，他们直接受到的压迫、剥削不是来自少数族统治者，而是东晋政权以及东晋的地主。不能因为刘裕正在北伐而非议卢循起义的正义性。卢循起义反抗封建压迫、封建剥削应该肯定是正义的。我个人认为，卢循的领导有错误，这由他本人负责，但他所领导的起义，反抗了东晋政权的腐朽统治，反抗了当时的封建剥削、封建压迫却是应该肯定的。
卢循起义被镇压以后，刘裕成为东晋统治阶级的救命恩人，而他的北伐又在人民中建立了威望。刘裕终于公元412年灭掉割据四川的谯纵后代晋称帝了，改国号为宋。
二 宋、齐、梁、陈的更迭及其政治
（一）刘裕的改革
刘裕代晋前后进行了一些改革：第一，制止门阀地主分割劳动人口。曾颁布命令禁止隐藏人口，为此还把会稽的一个隐藏了一千多家依附人口的大族虞亮杀了。刘裕所以能这样做，是由于当时门阀贵族的势力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而削弱了的缘故。第二，禁止豪强之家占领山林湖泊。当时地主豪强都把山林湖泊据为己有。人民打猎、砍柴、钓鱼都得向地主缴租。第三，刘裕杀死大族王愉、刁畅等。王愉是第一流的门阀贵族；刁畅虽属第二流的门阀，但他是最大的地主，拥有土地一万顷。刘裕将刁畅杀死后，还把他们的财产分给穷人。第四，减轻徭役赋税。刘裕本人是寒门出身，他采取的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基础。
公元415—450年的元嘉（刘裕子宋文帝义隆的年号）时期，江南的社会经济是有发展的，相对来说政治上也比较好。据史籍上说，如果没有天灾，人民是能活下去的。元嘉之治和孙恩、卢循的起义分不开，它正是孙恩、卢循起义打击了门阀贵族的结果。但到了公元450年，宋的北伐失败，北魏军队南下在长江北岸实行了三光政策，大量人民被俘虏，房屋被焚毁，大大地破坏了长江北岸的社会经济，给南朝造成巨大的损失，使刘宋走向衰危。公元453年由于皇族争夺皇位，自相残杀，丧失了淮河北岸的地区。总之，公元450年以后刘宋由于对外战争的失败，由于统治者之间不断地厮杀而走向下坡路。公元479年，刘宋政权为萧道成所夺取，改国号齐。
（二）齐、梁、陈的政治
齐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于公元479年建立，公元502年垮台。公元502年萧衍夺取了皇位，国号梁。
齐朝时（485年）爆发了唐寓之领道的暴动。其导火线是由于政府要检查户籍。我们知道，当时的户籍非常混乱，由于晋朝以来明文规定门阀地主一概免除徭役，因而有很多寒门地主假冒士族。此外还有其他许多逃避徭役的方法。如和尚不纳赋税，便有些秃子自称和尚；父死守孝三年不出役，便有人永远在那里守孝。这样一来，政府所控制的征赋役的对象便越来越少了。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大量人口变成了依附者。政府要增加赋役，又不敢得罪门阀地主，便只好检查户籍。结果很多寒门地主和商人被清查出来了，一些逃避赋役的人民也被清查出来了，遂激起唐寓之领导的暴动。关于暴动的性质问题，目前尚有争论，值得商榷。这次暴动主要是反抗政府检查户籍，而在检查户籍中受到损失的主要是寒门地主、商人和比较富裕的农民。穷人是不能隐蔽户口的，因为穷人没有办法行贿。有人说这次暴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唐寓之的基本群众有几类：有比较富裕的人，也有被压迫的流亡人民。总之，暴动的性质问题值得商榷。一般的书上说是起义，也有的书上不承认是起义。
梁朝时期可以讲的有几件事：一件事是宋、齐、梁以来门阀贵族的腐朽达到了极点，但还踞高位。他们只会熏香扑粉，穿高跟木履，靠丝织品做的靠背，过着享乐的生活。他们靠着门阀的特权总能有一官半职，因而不管事，甚至连宰相也不管事，以表清高。他们瞧不起管事的人，更瞧不起军功。宋时有一次皇帝问宰相一件事情怎么办，宰相说不知道怎么办。皇帝责骂属下不把文件给宰相看。宰相却说文件是送来了，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梁朝有个士大夫从未见过马，看到马一跑一跳就说这个东西很凶狠，一定是老虎而不是马。这样的人腐朽到了极点而仍踞高位。孙恩起义后，他们的政治实权实际上已经消失。为了镇压人民，他们不得不把部分政权交给寒门地主。因此齐、梁以来门阀势力逐渐衰落，寒门地主势力逐渐增长。
寒门地主不能做最高级的官，只能做当权的中书舍人。当时的权力机关主要是中书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中书舍人手中。这种官职多半由寒门地主、商人充当。尚书省的实权掌握在尚书令史手中。所以说，这一时期门阀地主虽仍踞高位而实际权力已转到寒门手中。
第二件事是，门阀贵族极其腐朽，他们掠夺财富的贪欲从未厌足。寒门地主掌握了政权自然也更易于扩大自己的田园。例如，宋朝的门阀贵族孔灵符在浙江东部地区有个大田园，周围三十多里，里面有两座山，果园有好几处。这些大地主有了这些田园还不满足，还要把山林湖泊据为己有。大诗人谢灵运甚至要求把浙江地区的一个湖泊搞干，变成耕地据为己有，但没能实现。谢灵运的土地很多，他的田园里什么东西都生产，甚至连吃的药也生产。他说：我有这样的田园，不必做工商，也不必求利了。寒门地主虽然广占土地，但地位较低，不能免役，他们往往在荒年捐谷救济，以便取得奖赏，免除徭役，有的一次捐助一千石。由于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因而所控制的依附人口也越来越多，到梁朝的时候居然有大半人口都成为部曲了。部曲是私人占有的依附者，其中有真正的部曲即私人的军队，而多数是佃客。
第三件事是梁武帝萧衍统治时，鉴于前两代王朝由于内部矛盾爆发而迅速崩溃的教训，便实行所谓的宽政，纵容宗室、门阀、官僚地主享受各种特权。他本人是佛教徒，所谓以慈悲为本，可是他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却非常残酷。一人逃役，全家受罚，逃役的人被捉后要上锁链送往官府作坊做工。当时官府有很多作坊，多半是用犯人来充当劳动力的。萧衍为提倡佛教还花钱修了不少寺庙，寺庙广占土地和依附人口。萧衍还宣称自己是最节约的，一顶帽子戴了三年没换。
梁武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虽然减少了一些，但也还是存在的，在公元547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期间，由于皇室内部矛盾而使建康不守。侯景是北朝东魏的将军，镇守河南，因为与高氏政权不和而投降梁朝。梁武帝以为可以唾手而得河南，遂派兵去支援侯景。结果打了败仗，侄子被俘。侯景带残兵败将到淮南后，梁武帝想用侯景去交换被俘的侄子，便写信给东魏，说：你把我侄子放回来，我把侯景交给你。这件事被侯景知道了，他很生气，遂于公元547年渡过长江，进攻建康。是为侯景之乱。侯景攻破建康，八十六岁的梁武帝气死。侯景篡位做了皇帝。他在江南的残酷屠杀遭到人民的反抗，终于公元549年失败。
侯景之乱虽然平定了，但梁武帝的儿子、孙子为争夺皇位又发动了战争，最后武帝的一个儿子由于平定侯景有功做了皇帝。是为梁元帝（萧绎）。元帝登位后，他的哥哥、弟弟、侄子都不服，战争仍旧继续。公元554年他的侄子萧詧勾结西魏派兵进攻江陵，杀梁元帝，萧詧做了傀儡皇帝。是为后梁。后梁领土只有江陵一带，而且还有西魏军长驻监督。这时长江中游、江陵以上的土地为西魏占领。东魏变成了北齐。北齐乘机占领了淮南，长江北岸遂为北齐占领。
经过和北齐的战争，陈霸先于公元557年建立了陈朝。其领土只有江陵以下一带地区，它是南朝中领土最小的一个王朝。
这些战争中，我们认为侯景之乱是非正义的，它给江南带来极大的损害。西魏破江陵，把大部分江陵人民掳到关中，给江南造成很大的破坏，因而这次战争也是非正义的。但这两次战争确实使门阀贵族受到沉重的打击。侯景之乱期间，很多门阀贵族困守南京，有的饿死，有的逃往江陵。西魏破江陵后，又把这些人掳到关中。门阀势力从此衰落，以后所建立的陈朝已不再依靠门阀势力，而是依靠江南地方豪强势力，依靠地方豪强所组织的武装。陈朝建立以后，地方豪强的势力有了发展，与中央有矛盾。陈朝初年一直忙于和这些土豪打交道。公元589年，隋朝灭陈朝，统一全国。
以上讲的是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更迭。概括说来，四个王朝的更迭，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复杂矛盾使政权不能巩固而造成的，同时也由于这几个政权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迅速崩溃。政权的性质基本上是门阀贵族专政，但同时寒门地主亦兴起。在这几个王朝的统治下，除宋朝抑制过门阀贵族的势力外，其他王朝的门阀地主、寒门地主都猖狂兼并土地，广占劳动人口。在这几个王朝的更迭中，门阀贵族逐渐走向衰微，寒门地主逐渐兴起。江南的门阀贵族，从孙恩起义受到打击以后，一直是走下坡路的，他们虽仍坚持士族和寒门之间的严格区别，有的士族绝不与寒门通婚，甚至不讲话，可是为了统治人民，却不得不把政权转交给寒门。从此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日益衰落。
三 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严重的封建剥削
东晋和南朝的政权是腐朽的，但在当时所起的一个作用却应该肯定，即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些政权的建立有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的入侵，从而保卫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政权所以能存在，也就是由于它起了这样的作用的缘故。
（一）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处境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显著的。农业水利事业在东汉的时候还很少兴建，到南朝时便逐渐地兴建起来了。很多山林湖泊也得到开垦，但这些新开垦的土地均为门阀贵族所占领，变成他们私有的田园。除开荒外，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提高。原来比较粗放的耕作方法——火耕水耨，到这时也有了改进。虽然广大地区仍是火耕水耨，但在农业比较发达的江苏、浙江等地却已废止。这些成就是南方和北方人民共同创造的，北方人民南下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人口，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当时南方落后，北方比较先进），对开垦江南的土地，提高江南的农业生产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南方的土著人民不仅有汉人，还有许多少数族人民，如俚人、四川的僚人等都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开辟山林湖泊的，为江南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江南经济的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各族劳动人民。但是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赋役负担极为沉重。梁朝时，男子名额不够，便征发妇女服役。赋税方面原来是按土地收税的，稍后改为按人口，最后则既按人口，又按土地收税。按人口每人收税五石谷，按土地每亩收税二升，此外还另外征两石谷作为供给官吏俸禄的禄米。总共每人要交税七石谷之多，妇女减半。按地征收的还不在内。征收的布额各个时期不一样，少的时候征收两丈，多的时候征收四匹，再外加八尺禄绢。赋役压迫非常严重，大量人口因此流亡变成依附人口，他们成为佃客、部曲以后，受到封建地主的严重剥削，生活仍然困苦。因此江南的农业生产虽然有所发展，而果实却都被统治者，即整个地主阶级所掠夺，其残酷的压迫、剥削又阻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二）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者的处境
这一时期手工业方面最突出的是丝织业。汉代时江南还没有丝织业。孙吴时丝织业有了萌芽，也还不普遍。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大致是自现在的湖北到江苏、浙江一带地区，丝织业大为发展。江南已基本上可以自给。当然就全国来说，江南地区的丝织业在技术上、数量上都还不如北方，但是江南从无到有，发展到基本上可以自给，应该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时有的统治者为了向人民征收绢，也曾鼓励丝织业的发展，甚至强制每家农民种桑养蚕，其目的是为了掠夺，但这对发展江南的丝织业也起了促进作用。
铸铁技术方面，西汉时铁的生产主要是在北方，江南的铁矿还很少开发。东汉时江南才开始有冶铁业。孙吴时有所发展。南朝时期铁矿开采已很多，冶铁技术有了进步，出现了百炼钢。
至于瓷器，南方的青瓷比北方做得好。
江南的手工业有发展，而江南的百工却一向处于卑微的地位。官府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都是从手工业家庭中征发来的，他们世代相传地服役于官府作坊，甚至把全部时间都支付在那里，搞得百工的家庭逃亡的逃亡，死掉的死掉，家空户空。到了齐朝公元494年，由于唐寓之暴动的压力才使统治者颁布了一条法令，允许官府作坊里的工匠轮番服役。从这条法令的颁布可以想见在此以前，官府作坊的百工是不轮番的，政府强迫他们通年都在官府作坊里，而无时间自己开业。这条法令颁布以后，江南城市手工业作坊有了发展。
（三）东晋南朝的交通城市和商业
长江的水道交通非常方便，上下船舶非常频繁，建康（今南京）秦淮河中停泊的商船很多。有一次遭到大风，秦淮河中停泊的数以千计的船只都被打翻了，其中绝大多数是商船。南朝的“吴歌”“西曲”里也反映了当时商人坐船在长江一带来往的情况。由于长江水道很方便，商业也就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大城市有建康，它包括大市和沿秦淮河的许多小市。市是由官府设立和管理的，但当时已经出现了自然形成的非官方的草市。当时南北是分裂的，南北的商业往来虽受到一定的阻碍，却从来没有断绝。商业往来多半由商人买通双方的驻防军来进行，交通要道襄阳是南北贸易集中的地方。南朝对外贸易的口岸广州也很繁荣，有许多从南洋来的外国船舶开入广州。广州地方官职是肥缺，据说广州刺史只要在城门口过一下就可以得三千万钱。当时外国货物的半数为地方官低价收购，另一半才可以自由出卖。官吏则将低价收购的货物以高价出售，大发其财。此外，益州（今四川）是对外贸易的陆路据点。外商走陆路到达甘肃以后，便可以由甘肃南部进入四川。四川的地方官职也是肥缺，皇帝常常公开向益州刺史要钱。
能说明当时江南商业发展的有如下几点：（1）始终使用货币。北朝只是在孝文帝改革以后才开始铸钱、用钱，使用的地区也只限于河南境内。北朝以前的贸易则是以货易货。而江南地区则从来没断过用钱。（2）北朝没有商税，因为北朝的商业不发达。南朝的商税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当时的商税名目很多，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政府在市场商业来往中抽一笔税叫做估税（根据文契上交易多少来征收）。此外，由于水道交通非常方便，商船来往频繁，所以在渡口（泮）、埭（坝）、桁（浮桥）等交通要道都有人把守，船只通过都要收税，其收入很可观。由于商业发展，盈利颇大，故士族也都经商。但是商人的地位却是很低微的，他们只有依靠贵族、官僚的势力才能顺利地进行商业活动。士族、门阀享有免税的特权，他们的船只都不收税。但很多贵族都是经商的好手，官僚常把在任时贪污的东西运到其他地方贩卖。东晋谢安问他的一位做官的朋友发了财没有？他的朋友说任职的地方苦得很，因而回乡只带了五万把扇子。时逢秋季，扇子卖不出去了。谢安说：不要紧，你给我一把。于是他第二天出去见客就拿把扇子。由于他的名气大，大家都学他的样，都要买扇子。这时在别的地方已买不到扇子了，于是谢安的那个朋友便将扇子高价出售。当时的官僚是什么东西都贪污的，回乡时总要带回去很多东西，有的甚至带两船草鞋。总之，当时的官僚享有特权，商人只有依靠贵族、官僚才能顺利地经商，他们只好做门阀贵族的门生。门生具有依附者的性质，但与其他的依附者不同。门生要向自己的主人交一笔钱及其他东西才可以取得贵族、官僚的保护，但通过主人的推荐也可以做官。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江南经济不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是有发展的，这是南北人民开辟江南土地、提高江南农业水平的结果，商业则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是我们看到农民、手工业者的地位却很低微，所受的剥削、压迫很残酷。统治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肯定，当时南朝政权的存在还起了保障江南经济继续发展，免受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破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