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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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
一、前言《中庸》的开头是如下一段经常为人所引用的格言，我们将会论证这段格言属于孟子之前的文献材料，这些文献材料与孔子之孙子思有关。[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于《中庸》的整篇文献，包括以上这一段，朱熹毫不怀疑地认为出自子思本人之手。他坚决认为有一个纲领贯穿其中，这个纲领使得《中庸》既深刻又连贯。作为一种既经建立的学术智慧，朱熹将《中庸》刻画为一个连贯整体，这种看法自宋代以降便居于学界的支配地位。尽管如此，与朱熹同时代的一些批评者们当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中庸》是由一些彼此分离并且常常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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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
“文学史学”这个名词总令人觉得有点别扭，倒不是由于它听起来拗口，而是由于对它的意义不甚了然。旁观其他历史学科，似乎没有这样一种“亚学科”。与文学史性质相近的学科为数很多：科技史、艺术史、哲学史、史学史等等，但似乎不曾听说有什么“科技史学”、“艺术史学”。哲学史与史学史这两门学科的繁盛程度并不亚于文学史，也未见有人在它们后面再缀上一个“学”字。那么，为什么唯独文学史要派出生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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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
吴乔《围炉诗话》是清初诗学一部重要的著作，关于它的写作情况，作者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作的自序中说：“辛酉冬，萍梗都门，与东海诸英俊围炉取暖，啖爆栗，烹苦茶，笑言飙举，无复畛畦。其有及于吟咏之道者，小史录之，时日既积，遂得六卷，命之曰《围炉诗话》。”[1]辛酉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冬吴乔客京师徐乾学邸。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八《屡过东海先生家不得见吴丈修龄诗以柬之》诗云：“最爱玉峰禅老子，力追艳体斗西昆（修龄精禅学，又善拟无题诗）。朱门纵视如蓬户，入幕长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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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和谐之道的四个要点
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讲和谐，但道家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谐，而且将其落实在修道的行动上。可以说，道家的修行之道就是和谐的追求之道、实行之道。道家和谐之道有四个基本的要点，这就是合道顺道、自然无为、多样统一及超越对立。道家正是通过这四个要点来追求和实现其和谐的基本目标，尤其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目标。合道顺道根据道家的认识，天地万物都由道化生，其自然和谐的存在也是由道来决定的。要达到天地万物的和谐，尤其是人和社会的和谐存在和发展，必须是在合道顺道的前提下，这也正如庄子所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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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儒学的他者哲学维度
一些儒学研究专家着力阐释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把“个体（主体）的发现”作为孔子儒学的主旨。[1](PP.71-72)这样的解释有几个益处，一是可以和西方现代哲学对话，二是可以与当下社会的主体性精神需求结合起来，阐发孔子儒学的当代意义。但是，这一解释立场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反省的解释学立场。当我们在抬高孔子儒学的主体性原则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贬低了儒学的特殊性价值，有把儒学等同于西方主体性哲学之嫌。现在应该是重估孔子儒学中的主体性原则这个解释学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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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辨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诠释，或许是最能反映阳明学与朱子学不同取向的一个方面。不过，即使在中晚明阳明学的系统内部，不同学者对“格物”观念也有互不相同的理解并且相互之间进行过辩难。格物之辨不仅是一个经典诠释学的问题，更多地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工夫问题的各自看法，构成中晚明阳明学工夫之辨的一项具体内容。明末的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称蕺山先生，1578-1645）曾谓“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1]这当然是就整个宋明理学传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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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熊十力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
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出版，是他从学术思想上背离他的老师欧阳渐（竟无）先生及其学派的标志。之后，欧阳先生授意刘定权（衡如）作《破新唯识论》，熊先生作《破破新唯识论》，展开论战。日后参加论战的，有欧阳先生及其高弟吕澂（秋逸）、王恩洋、陈铭枢（真如）等，还有释太虚及其高弟释印顺，以及周叔迦、释巨赞、朱世龙等。[①]这成为中国现代佛学史上的一桩公案。我在本文中主要论述熊先生对佛教唯识学的批评。一、关于性体：“性觉”与“性寂”之争欧阳竟无先生以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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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佛论道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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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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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与古典儒家的无神论宗教思想
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确认累积性的人类经验本身的宗教。儒学所赞成的人类成长和扩展的方式是：它们由整体的意义——我将称之为“协同创造”（co-creativity）——造成，并且对这种意义作出贡献。在古代典籍中，“协同创造”具有许多相关的表达方式（仁、君子、圣人、和、中庸），但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用杜威的话来说，它是“做和经历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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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量论”杂谈（三则）
“境论”“量论”不二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创立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有着一定的影响。熊十力哲学体系主要有三大组成部分。他在《原儒》绪言中说，在完成《新唯识论》后“更拟撰两书，为《新论》羽翼。曰《量论》，曰《大易广传》。两书若成，儒学规模始粗备。”熊氏的《新唯识论》原计划包括两部分，即“境论”和“量论”。然自一九三二年正式发表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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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与“秦制”
一、影响“中国社会”的思想在哪？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典籍中的思想，尤其是这些典籍中思想的形而上层面。这种关注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并且这里所谓的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这主要就是指落实在制度设计与政策思维层面上的思想。二、思想史研究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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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贱民——明代海户浅探
有明一代，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1] 《明史》的这段记载，说明了明代户籍分等的原则，“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民户、军户、乐户等，确以职业断分，亦以职业为名。濒海有盐灶，濒海亦有疍户，乃沿袭前朝称呼，是对濒海部分渔家民之蔑称，非以职业为籍，亦不以职业为名。京师南海子有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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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曾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首先，这个研究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传统史学的那种“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来加以研究，从而促使中国史学摆脱了原有的封闭状态，成为国际现代史学的一个部分。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研究实际上是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中国，而这一点也很有意义，因为在世界历史从前近代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欧洲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因此其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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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民主主义
众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这两种看法都明显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第二种看法显得还较有同情味。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中国通常很真诚，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制度和政治实践时所用的语言就可以了。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词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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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实践路径与普世价值
近代以来，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仍然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一种对儒家思想的内容进行合理区分的方法。儒家思想虽然极其庞杂，但可以区分为核心价值、实践路径和表现形式三个不同的层面。核心价值就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家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实践路径就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形式就是儒学思想家们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能够体现其价值目标的具体形式。如“克己复礼为仁r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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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在新浪网的一项最新调查中，有83.33%的被调查者认为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很重要。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见。有人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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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学
我今天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来看历史上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与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相比，中国文明是历史上最长的，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也是学术界关心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为什么中国文化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我想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吸收很多外来文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忽视对外来文化的研究，这跟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我们不太喜欢从外来文化中寻长，而往往投身于底蕴，这在传统学问里非常突出。中国文化其实并非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我想这是生命力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形式有诗歌，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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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生命伦理学
《佛教与生命伦理学》这个题目有点大，具有广告效应。其实我要讲的只是和生命伦理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尤其是佛教对它具有独到见解的那一部分。生命伦理学这个学科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其标志是哈斯汀中心的成立。哈斯汀中心每年都定期出版报告，这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为什么生命伦理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呢？这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医疗识别上有了变化。人类在拯救生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类面临一些新的情境；过去对于死亡的定义太简单了，过去对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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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论看东西方宗教哲学之相通
一、引言由时空、质能、生命和心智构成的世界——过程，其未来的走向已同心智即人类发展紧密相连。自然选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让位于“人类选择”过程。世界的前途系于人的自由选择，人类的问题集于人的选择能力，即人的特性问题，即人性问题。讨论世界与人类基本问题的宗教哲学，不能不讨论人性问题，中西宗教哲学皆然。二、非生物性、非物性、非时空性谈论人性问题，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人性的开端问题。这当然不是指人性在时间上的开端，即人类进化的起点问题，而是指人性在本体上的开端，即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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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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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理念与策略
我国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历朝历代都对灾害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应对策略。理念：敬天与爱民灾害在古代是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政者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提出了许多主张方略，其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核心理念可以归纳为敬天与爱民。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古人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远古时期，以神怪之力来解析自然灾害是通行的方法。《左传·宣公十五年》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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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库全书》到“四库学”
《四库全书》的纂修，因为有乾隆对四库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的阐释，以及用四库合以全书为它钦定下的书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热闹。一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对修书的声音不顾，下旨征书，揭开了四库修书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开馆修书。它的修纂成功，最终为乾隆一朝思想一统画上了完美句号。“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从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库全书》也以其所承载的大清无限荣光，给自己带来了未来。确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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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史”三题
“大宋史”之说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邓广铭先生提出，影响深远，不过历来学界对其具体阐发不足，内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见。本文试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与研究举例等方面展开阐释，认为“大宋史”之本意与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背景，倡导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统观全局，诸史兼治。当然“大宋史”观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而是应该具有通览全局的整体观。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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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秦汉国家形态和国家治理的历史演变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先秦秦汉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特征，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社会结构形式、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等。其中，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是核心。国家治理是指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方式、目标与手段，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治理思想的选择、治理目标的制定、治理手段的使用与治理能力的培养等。其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培养是核心。国家形态决定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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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阴长生撰”,盖依托。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见《中国科技史探索》)认为唐人撰。凡18章,述内丹术,疑有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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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清人孙涛辑。二卷。涛字乐山,生卒年及生平事迹未详。此编系为续《全唐诗话》而作。书分上、下卷,冠孙涛“弁言”。总百○四条。上卷补《全唐诗话》“载其人而遗其事者”,下卷补“其人与事之俱未及载者”。辑者以张巡列下卷之首,寓有微意。巡为盛唐人,安史之乱中奋战到底,曾杀爱妾以饷士卒,城破身亡,为世人敬仰。下卷收有卢照邻、宋之问、杜审言、高适、岑参、崔颢等五十一人之事,虽辑自各书,无甚发明,于读者研究唐诗毕竟提供不少方便。足补原诗话之疏漏。有《清诗话》本。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清末曾纪泽著。纪泽(1839～1890),字劼刚,谥惠敏,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袭一等侯爵。幼聪颖,自学通英文。清光绪四年(1878)出任驻英法大臣,后又兼驻俄大臣。有《曾惠敏公遗集》。日记按年月先后分为九个部分。始于光绪四年七月,迄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1886.12),计60余万字。多记载日常生活、例行事务,并在使事之余,注意考求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还较详细地记载了关于与沙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经过。光绪八年曾氏曾将开始出使不到一年的日记以《出使英法日记》名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刊行(曾惠敏公遗集》,收入日记二卷,比《出使英法日记》有所增加,题名《使西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1985年11月重编《走向世界丛书》,即全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版。暂缺光緒十二年日记。
商君书白话译文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岩栖幽事
一卷。明陈继儒撰。此书只一卷,首有陈继儒自撰小引,其中云:“吾家於陵,及华山处士,世有隐德。余辈胶粘五浊,羁锁一生,每忆少年青松白石之盟,何止浩叹。丁酉始得筑婉娈草堂于二陆遗址,故有 ‘长者为营栽竹地,中年方惬住山心’之句。然山中,亦不能知道家保炼吐纳,以啬余年。即佛藏六千卷,随读随辍,惟喜与邻翁院僧,谈接花、艺果、种秫、㔉苓之法,其余一味安稳本色而已,暇时集其语,为《岩栖幽事》。”书中所录皆山居琐事。如接花、艺木以及焚香、点茶之类,以及作者与山僧对答之语等。其中亦有一些杂记古人事迹以及一些生活常识等。如 “涤砚不宜用汤,有损于石”;“茶见日而味夺,墨见日而色灰”等。此书有《广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万历本、民国石印本)本、《眉公十种藏书》 本、《说郛》 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据《宝颜堂秘笈》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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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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