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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承唐制，进士科考诗赋，尤以赋为重，故欧阳修谓宋初“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六一诗话》)，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诗赋取士云：“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对此，诸家赋史中仅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设立“宋太宗试赋”、“真宗试赋”、“宋试赋之趋势rdq
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解读

作为叛逆典型出现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是超个性的人类共同心理与特定历史文化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从原型批评的维度看，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来源于追求个性和向往自由的人类共有天性，孙悟空的叛逆性格是代表这种共性的神祗从神话向文学“移位”的结果。从文化的维度看，明代中后期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呵佛骂祖的狂禅作风是孙悟空叛逆性格文学定型的思想背景。它与小说后半部分描写的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的原型共同完成了关于叛逆精神文化原型及其理想归宿的重大社会问题。一原
论端木蕻良《曹雪芹》的杜撰

有许多在既有文学史中已经形成特定形象、处于特定位置的作家，如果换个视角去看，可能别开生面，端木蕻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文学史一般表述中往往以东北流亡作家的面目出现，与萧红、萧军有着恩怨纠葛，被讨论的作品多是《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时代》《新都花絮》等，而对其红学家的另一重身份较少注目，对其晚年的作品《曹雪芹》也较少着墨。这当然有文学史结构、时段和观念的原因，因为当《曹雪芹》发表的1980年代初期，现代文学史已经无法纳入，而此种历史小说又无法进入到与当时迅速崛起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对话之中，当代批
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当今世界，一切有识之士无不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而忧心如焚。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引起了全球的气候反常；生活环境的横遭污染，带来了致命的怪病恶疾。长此以往，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现在世界人类的生存，而且将遗害于子孙后代，大大缩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历史。这绝不是故作危言耸听，而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无情现实。从现象上看，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因此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
禅悟的认识论意义

佛教以悟为修行的根本目的，所谓“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坛经》）[1]，充分道出了悟的重要性。悟，指生起真智，扫却迷妄，断除烦恼，证得佛法的真理。其中，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从开悟方面讲，是指能证的智慧，如菩提（bodhi）等；而从证悟方面讲，是指所证的真理，如涅槃（nirvāna）等。通常则是合两者而言悟。禅宗言顿悟，也包含开悟与证悟两个方面，前者谓“顿悟菩提”，“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后者谓以此“般若
中庸之道与情理精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那么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秘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一“中庸”最早见于《论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midd
朱子怎样读《周易》

很多朋友对《周易》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却一无所得，究其原因，是学界向世人介绍的读《易》方法不对路。《周易》摆在世人面前，就像打不开的宝库。八百多年前，朱子曾经面临类似的问题，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主张用占筮学的方法读《周易》。他用这一方法，果然从《周易》得到不少东西。朱子的主张，是针对《周易》的特点提出的。用《老》《庄》《论》《孟》这几部书作为比照，可看出《周易》的特点。约略言之，《老子》和《庄子》论天（自然），建立了关于天的学说；《论语》和《孟子》论人，建立了关于人的学说。《老》《庄》论天，认识到时空之
人间佛教与生活儒学

一、在现代化情境中的儒家与佛家当代东亚国家，整个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重叠的文化圈，在二十世纪，都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形成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在社会「现代化」之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社会中人都认为应该让社会进行现代化转型之后，时间已被切隔成两段：传统与现代。经过扬弃「传统」的过程，使得社会步入现代，则称为现代化。在这种认识中，传统是负面的属性，代表应被扬弃或超越之物。传统若要予以保留，则须证明或显现它具有现代性，能与现代社会之体质、结构、价值标准相适应相结合，或能对现代社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或心态，本
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

中国近代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以及欧洲学术界对佛教研究相当热门的环境下展开和振兴起来的。它在清末民初思想界中曾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可以说，不了解中国近代佛教的情况，是不可能正确把握中国近代哲学思想的全貌及其特征的。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它一方面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而被强调要继承发扬（如梁启超说：“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佛教”《治
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大量史料揭示了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认为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重要的课题。第二部分从把佛学与西学相附和，强调佛学的哲理性，提倡佛学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以及唯识学的复兴和发展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主要特点。最后部分，作者结合近代佛学得以振兴的原因，从理论意义和社会实际作用两方面，探讨了如何正确评价近代佛学的问题。在谈到近代中国哲学时，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即所谓“西学”、“新
“无我”与“自我”——佛教“无我”论的现代意义

“诸法无我”是佛教引导众生了悟人生、认识自我，以及整个现象世界的根本理论之一。佛教的“无我”理论，最初是针对众生的“我执”而提出的，即所谓“因破我法有无我”（《中论》“观法品第十八”）。佛陀认为，人生充满了烦恼和痛苦，人生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无不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和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有“我执”。“我执”
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陆游的《入蜀记》是宋代著名的一部笔记，后人对它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其史地考订方面的成就，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八评价它说：“游本工文，故于山川风土，叙述颇为雅洁。而于考订古迹，尤所留意。……非他家行记流连风景，记载琐屑者比也。”的确，《入蜀记》在考订历史、地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除了《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的十五六则以外，还有不少颇有学术考订性质的段落，堪称精确（注：陆游的考订也偶有错误，例如《入蜀记》卷六“十月八日”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一我所以会写下这个显得荒唐的题目，是因为对下面这首诗产生了怀疑：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张旭的这首《桃花溪》，自从被清人孙洙选入《唐诗三百首》以来，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了。关于它的鉴赏、评论层出不穷，而且众口一词地赞美不已。孙洙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年 (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唐诗三百首》则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而对张旭此诗的赞赏早在此前一百五十年时就已开始了。在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唐诗归》卷一三中，钟惺便称誉此诗：
李渔：清代名士的“无声戏”

明清话本小说常描写某主人公去拜访不相识的人家，先要投名刺，也就是送上自己名片。我曾忽发奇想，清代李渔的名刺上大概有一连串衔头，比如著名诗人，著名历史学家，著名小说家，著名戏曲家，著名戏曲理论家，著名出版家，著名文学活动家……李渔在他的时代是很烜赫的一个名士。名气也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或工具，所以，他与当时的许多名士们结交，扩展自己的名气。同时，也攀附那些权贵官僚们，奔走于殿阁公卿及封疆大吏之间，游荡于翰苑谏署与司道县丞衙门，四处能打到秋风。他是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
光绪之死

一在距今一百年前的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皇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时（下午五至七时），太后死于十月二十二日未时（下午一至三时），相距不到二十小时。这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的第八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侮辱，国势阽危，民生凋敝，国将不国。光绪和慈禧同时死亡，老百姓深感震惊、诧异、惶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这艘千孔百疮的破舟会不会在惊涛骇浪中沉没？其命运如何？光绪和慈禧在政治上势不两立，矛盾尖锐，一个是3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杨联陞

引言本文尝试探索中国帝制时代二十一个世纪中的作息(或工作和游憩)时间表。这个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官方的办公时间和假日——换句话说，皇帝和官员在一日及一年中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影响到所有和官方接触的人。在这一节的结尾，要对学生、僧侣、道士的时间表作些一般性的叙述，因为这些人和官员阶层有密切的关联。第二节包括农人、商人、工匠、仆役和奴隶的营业同劳动时间，以及他们的假日和节庆。为求简要起见，第一节标题是“官方假日和办公时间”，第二节标题是“营
说《浑天》谈《海潮》

一清代赋论家浦铣《复小斋赋话》上卷云：“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为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我初读晋赋，颇觉因染玄学，故多玄言，读唐赋，则以为宫殿、咏物、边塞、游艺诸赋华美奇纵，有承汉赋壮势风采（注：详拙文《论唐代赋学的历史形态》，载《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故尝疑浦氏之说。近接触唐代科技赋创作，觉其逾迈前人，开一新境，始明古人所云“玄言”，非仅哲理，亦含“科技”，浦氏之论，或有未发之蕴。初唐文士杨炯的《
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

一《诗经》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由于先秦的政治家们常常将它用作外交辞令，而孔子又曾将它用作教育弟子的教材，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汉代独尊儒术，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且形成了齐、鲁、韩、毛等不同学派，彼此之间异学纷呈，但尽管争论不休，却都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逐渐衰落，《毛诗》代之而兴，最后成为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到了唐代，孔颖达奉敕撰就《毛诗正义》，更是把毛公的《传》、郑玄的《笺》当作经文一样地遵奉。于是《毛诗》置于首篇《关雎》之前的“大序rdqu
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

一作为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给古代小说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课题－－由过去零散而肤浅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西方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自身分为两个系统，即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它们虽然同属一种文体，然而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和艺术观念与特征，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应是笼而统之，而应当是区别对待，即在承认并研究二者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特征。应当看到，由于白话小说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中后期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说其“重要”，是因为梁漱溟在几本中后期代表作中都提到这个概念，如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一书中，他提出“以理性求组织”的思想；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一书中，他提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中国人长于“理性”短于理智等观点；在《人心与人生》（1984年）一书中，他重新厘定“理性r
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男、女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12月8日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与陈天华争国权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识同出一源，惠兴的存女学也大有深意。一解不开的死结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
恭三师与辽宋金史研究

一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23年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
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

按照弗莱《批评的剖析》的观点，在古代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在近代已经“移位”即变化成文学，并且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尽管女娲在神话中已经消失，但在繁花似锦的文学百花园和各种文化遗产中却获得了无限生机。当然，神话文学移位的走向和轨迹也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神话题材和意象在文学移位过程中的盛衰消长正是后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取向的投影。一．造人（造物）神话的文学演绎女娲神话的最早记载是先秦时期的《楚辞》和《山海经》，今人多肯定其以造人为职能的始母神神格意向。除了造人之外，先秦典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韩琦

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于是中国士大夫开始接触到新的欧洲文明。异域文化传人，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加之当时的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有时挟西学以自重，更是引起了部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士人的敌视和反对。为消弭两种文明接触所产生的冲突，一些士大夫引经据典，提出不同说辞，为输入西学铺路，这既能使学习西学名正言顺，又可尽量少和传统观念相冲突。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心同理同”、“礼失求野”、“镕西方之材质，人大统之型模”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

《史记》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异端思想”为指导（1），至令学术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看来犹有剩义可探，兹不揣谫陋，就崇儒的几个问题，作一尝试。一人所共知《史记》是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汉三千年的通史系统。它受什么思想支配？主旨为何？这应是了解《史记》政治、学术倾向的一个主要关键。可是对此似乎未见有人留意。我以为，《史记》通史系统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为西汉独尊儒术的政策张目。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文化学术下移，诸子百家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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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文论

本书收叶紫写的文艺杂感，包括编辑日记、作品序跋、作家印象、新作评论、文艺随笔之类；收作者以汤咏兰（叶紫夫人）之名出版的《现代女子书信指导》的节选；收作者最后一年（1939年）的日记，即系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自题为《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的日记手稿；还收了几通信。

九卷,宋张根著。书用王弼注本,诠释主义理,不及象数,亦不言《河图》、《洛书》。注文简要。末附序语五篇,其论《系辞》尤于义理多所发明,《泰卦论》一篇,专明天道人事消长之机。《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亦题曰《吴园周易解》。此书系张氏诸多撰述中仅存的一种。《四库全书提要》云:“明祁承家有其本。此为徐氏传是楼所钞。自《说卦传》‘乾,健也’节以下,蠹蚀残阙。末有康熙壬申李良年《跋》,亦称此本不易得。有《四库全书》本。

唐诗品汇

明初洪武间高棅编选的一部比较全面而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唐诗选本。此书广选全唐一代之诗,诸体皆备,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大都选入,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唐代诗歌创作的全貌。全书凡90卷,共选作者602人,诗5769首,分体编排,计五古24卷,七古13卷(附长短句),五绝8卷(附六言绝句),七绝10卷,五律15卷,五排11卷,七律9卷(附七排)。后又编《唐诗补遗》10卷,附于书后,足成百卷之数。该书卷首附有《历代名公叙论》,评述有唐一代之诗。“其有评论本人之诗者,则附于姓氏之后;有评论本诗者,则附于本诗之前;有评论本句者则附于本句之下”(《凡例》)。且偶有作者笺注。这些评论对读者都很有帮助。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首次把唐诗分期明确定为初、盛、中、晚四期,并把入选作家和作品,按时期和体裁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九格。“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不以世次拘之”(《凡例》)。高氏承袭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提倡规仿盛唐,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颇有影响。明代馆阁皆以此书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