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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知识

佛教的饮食趣谈

栾保群先生的《扪虱谈鬼录》里，讲到冥界的食料簿，谓中国怪谈界关于饮食的说法，盖有时间、空间二派。“时间派”是说，众生每日吃什么、量多寡，都有定数；不该你吃的，怎样也吃不得，该你吃的，想不吃都不行。“空间派”呢，是说我们这辈子的食物，总数上是一定的，随你自个儿计较筹量该如何分配。佛教的净土宗就依此而说：人的一生，福报资粮有限，平时要尽量省下来，吃穿用度越简朴越好，以把福报留到临终的时候，无病无灾，“往生净土无障碍”。由此看来，佛教应该是
华严宗与《华严经》笔记

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祖庭是西安的华严寺。华严宗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流传，到了唐代的时候正式立宗。华严宗的始祖为杜顺和尚，也有学者说第三祖法藏为实际创始人，龙树菩萨则为佛理的奠基者，被称为精神上的始祖。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华严经本秘藏于龙宫，龙树菩萨运用神通的力量找到这部极为重要的经典，并且把它滚瓜烂熟地背诵下来，从此传播人间。（《十宗略说》）华严宗的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及“四法界”。智俨首倡“法界缘起rd
《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

同学们好！今天给同学们讲一个题目，就是“《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意思是要解释一下《聊斋志异》这部文言小说集为什么直到现在大家还喜欢读，它创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所谓“超越”是说这部小说集在中国古代小说系统当中属于志怪传奇型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的一部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中国古代这个小说系统当中是唯一的一部，直到现在还有人愿意读它、还爱读它。德国有一个汉学家最近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她在论述当中把《聊斋志异》称作“
《朱熹文学研究》的前因后果

在1982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朱熹发生关系。当时的我虽已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研，但只是从通行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约略了解宋代的理学家，而那些著作对朱熹都是相当轻视。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朱熹”一节，虽然承认“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但又说“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正与二程相同。……他们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
佛教与科学

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主要就佛教徒的本位来谈。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在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中，佛教的科学观应该为何，也就是以佛教本位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第二，佛教科学观常见的错误类型是什么？第三，佛教摄受科学有无可能?这三个问题下面分三节说明。第一节在佛教与科学关系中的佛教科学观一、科学的技术威力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我首先谈谈佛教的科学观。在此之前，要先看看佛教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我们当前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全面的科学化。科学显示出了巨大的技术威力并形成了意识形态霸权。下面对此作一些
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在参与辛亥革命的
《庄子·天下》的合道之治

《庄子·天下》（以下简称《天下》）提出了人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的问题上应达到的理想之境，展现了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早期中国思想派别对该问题的不同思考侧重，并通过对“方术”各异的纷争思想局面的评议进一步论证了何为理想之境。《天下》饱含对天下治乱的忧患意识，认为秩序治乱与对世界的认知偏好及其应对之方纠缠在一起，并表达了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向往。《天下》产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中，与之相应，在思想认知的精神领域，也呈
《中庸》人生美学的三重维度

人生美学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达到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中庸》作为儒学的经典篇章，被南宋大儒朱熹列为“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智慧。以中庸之道为审美方法与道德原则，在追求超越与生活理性之间讲求不偏不倚的适宜与平衡，揭示了生命之美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文化独特的生命审美追求。《中庸》以“诚”作为贯通天道和人性的纽带，并以之作为人生修养展开的基本方法。“诚”首先是天道的存在状态，朱熹将l
佛教苦乐观

苦与乐，是人们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苦乐观，实乃每个人人生价值观建立的基础。苦乐观在佛教教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苦谛，专讲苦，第三灭谛实质是讲寂灭苦而获得究竟的乐，讲造成苦之原因的第二集谛，和达到常乐涅槃之道的第四道谛，实际上也都围绕苦与乐这一主题。四圣谛说明：消灭人生诸苦，证得究竟的常乐，为全部佛法的宗旨所在。佛教对苦与乐的种类、相状、生起的因缘、终极实质作了精细的解析，并提供出离苦得乐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实行途径。一、“诸受皆苦”苦(梵duhkah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最早将此事与佛教拉上关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大臣襄楷，他在延熹九年（166）给汉桓帝的一封上疏中提
论康有为、谭嗣同对佛学的共同关注

近代哲学家大都崇佛、好佛，以至于梁启超惊呼：“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佛学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拥有与生俱来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佛学观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呈现出一致性，而与古代佛教思想具有天壤之别。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有别于其他近代哲学家之处，在这个意义上
道教精神略论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
晚清诗人黄遵宪

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叶嘉莹

这一篇文稿，原是四十年前我对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研究中的一节，全部研究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王国维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分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之研究。第一部分曾写为论文两篇，一篇题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另一篇题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此二文曾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于第二部分，则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一章，曾发表于台湾书评书目社所出版的《文学评论》第一期，题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唐代老子祭祀及道佛知识重构

佛道两教对于隋唐时期皇权、礼制的渗透，是近年中古史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唐代道教进入国家礼制的显著表现，是玄元皇帝庙、太清宫两种有关老子祭祀礼仪的成立，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宗教理念。对于玄元庙设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着的思想、文化史脉络，此前并没有得到清晰揭示。通过研究发现，在佛道论衡背景下，老子族属、父母、诞生年月日、有无形象、服装、尊号太上、经典、化胡时间等均被佛教界质疑。在尊奉老君为先祖的前提下，李唐皇室不得不重新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在李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皇室不断发布“制敕rdq
中庸之道及其根源性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合目的与手段为一体的思想与行动之极至。作为思想，中庸之道从提出到完善经历了一个丰富与确定的过程；作为行动，中庸之道呈现出历史境遇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给中庸之道的理解造成困惑，甚至带来误解。古人对于中庸之道的注疏论说，虽精当，但囿于知识形态而呈现弥散状，难见系统；今人的鸿篇巨制，即便是对以西格中、以今释古高度警惕，却仍然难逃于主见甚或偏见高悬，以至于不免游谈无根。(1)通过传统思想的解释来建构中国哲学的这一路径，无疑应该自觉于当下的语境，以及映照于西学与多元的知识视域
佛教两大派系：大乘与小乘的真相

说起佛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好像小乘佛教在东南亚那一带，大乘佛教在中国、日本、韩国，仿佛一南一北分得泾渭分明。有人还以为，小乘是“自了汉”，大乘才“度众生”，所以大乘“更高级”。可真相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从头讲起，看看这两“乘”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一路走到了今天。故事要从公元前5世纪说起。那是释迦牟尼（约公
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

伴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越来越呈现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气象和品格。对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成就，学术界和评论界已有过深入发掘与精彩阐释，只是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一个维度值得用心留意，这就是细致梳理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而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审视与观察，更加充分地领略和认识茅盾思想、创作与理论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凭借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扬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熔古铸今的艺术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现代作家既注重文脉赓续、又推动遗产增殖的精神向度与生动场景。一少
李顺死年考证

大蜀农民军领袖李顺究竟死在哪一年，在宋代当时就有歧异的说法，而且在起义失败的淳化五年（994年）五月里，就有人提出了怀疑；只是由于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没人再敢公开议论，后来官修实录依此记载下来。调子既已确定，当代人所撰史书就以《太宗皇帝实录》 [1] 为准，一律向它看齐。这就成了主张李顺死于淳化五年五月的丁巳（初六）的所谓“淳化说”。这一说的来源，是宋太宗亲信宦官、受命镇压大蜀起义军的反动统帅、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的军前奏报所捏造出来的。《宋会要辑稿·兵》
《世说新语》与《红楼梦》的文化共性

一般而言，伟大的经典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性价值”。所谓“超越性价值”，盖指作品所蕴含的超越时代、族群、地域、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的独特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包括生命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哲学价值和人类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无疑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不朽经典[1]，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表现出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性，我们姑且把这种关联性称作“文化共性”
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教子智慧

颜徵在（约公元前568——前535年），孔子的母亲，被后世君王加封为启圣王夫人。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孔子家语》记载：“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在孔子3岁时，叔梁纥病故，此后颜徵在和孔子相依为命。孔子17岁时，母亲去世。孔子的成长与母亲的辛苦抚养和精心教育密切相关，虽然关于颜徵在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见，但孔子成年后的博学笃行以及取得的成就充分彰显了这位母亲的教子智慧。择良地而居是颜徵在教子的重要举措。孔子丧父后，孔
秦统一原因略论

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探索秦统一原因的论述很多，均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近日，李禹阶教授在《制度效应与资源整合：秦王朝大一统原因再探》中指出，秦国横扫六国，建立统一国家，本质上是秦国在制度重构与资源整合上不断调适的结果，取得凌驾于关东六国之上的巨大优势。王子今教授在《秦统一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中指出，对于秦统一进程及秦统一原因的考察，仍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研究，关注技术层面的条件，从文化史视角展开分析，是一个有积极学术意义的新角度（《光明日报》史学版2024
“四书五经”影响下的清代通俗小说编刊

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
孔子的“诗兴”学说及其哲学贡献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语》原典中，不仅凝练了孔子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学说，还饱含着孔子的诗学智慧成果，积淀而成“诗兴”学说。相对于学界关于孔子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言，“诗兴”学说尚存在非常广阔和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即从“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理论形态、理论主体、思想价值、哲学贡献等，逐一展开探讨。“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众所周知，“孔子以诗书
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

一、儒家、儒学与儒教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

猜你喜欢的书

药症忌宜

内科著作。二册。清·陈澈撰。刊于1872 年。本书根据不同的病理情况,将病症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阳虚、阴虚、表虚、里虚、阳实、阴实、阳厥、阴厥、上盛下虚、心虚、肝虚、脾虚等五十门。每门中又分列多种病证,每种病证均选列应用药物,并对这些药物的药性、功效及药物的宜忌作相应的论述,末附诸病应忌药总例,综述各类药性。现存清刻本及《珍本医书集成》本。

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原题黄玄钟撰。作者自称为「汉检校仆射金紫光禄大夫」，于西汉元封年间奉诏赴蓬莱求妙术，得遇大仙，躬受还丹妙道，录而成书。但书中官名、地名及歌词文体皆出于唐代，故作者实际应为唐人。宋《秘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着录此书一卷。今《正统道藏》本二卷，收入洞神部众术类。此书收载草药一百七十二种。除第一种「造黄芽」外，其余各种皆列举药名，注明其形状、产地、采用时节及生死日等。每种草药之后并附录五言或七言歌词四句，以咏述其性状功效。书中另有八十五种草药，仅录其药名而无注解和歌词。

牛羊日历

唐代传奇小说。1卷。刘轲撰。题中之“牛”指牛僧孺,“羊”指杨虞卿、杨汉公兄弟。文叙牛、杨等人在朝中的劣迹。先述杨氏兄弟登第后二十年把揽朝政,党同伐异,造谣诬陷;次写牛与之朋比为奸,诡诈窃誉。与《周秦行纪》均为唐牛李党争的产物,乃李党攻陷牛党之作。《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刘轲《牛羊日历》一卷(牛僧孺、杨虞卿事。檀栾子皇甫松序)。”《宋史·艺文志》同。《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皆入传记类。《资治通鉴》卷20引“皇甫松《续牛羊日历》”,其书名既不见于著录,所引一则引文又已见于《牛羊日历》,可能就是一书而误引。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四部正讹》又疑作者刘轲也属伪托,是皇甫松之同党所为,但无确证。

辽诗话

诗话。清人周春(1729—1815)辑。一卷。春有《阅红楼梦随笔》已著录。此编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十八则,附录十三则,总七十一则。有沈德潜序及自序。周氏见历代均有诗话,独辽代阙如,乃广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人。辽代立国于东北,文献缺乏;辽诗历来资料零散,往往被诗论家所忽略。周春所撰《辽诗话》是研究辽诗的首创之作。据清人记载,史梦兰也著有《辽诗话》1卷,并曾刊行于世,但未见传本。周春以“辽人诗后世无传”,深感“其诗人有灵,苦心所诣,亦复不能尽泯”,因仿南宋人《全唐诗话》体例,辑《辽诗话》(《辽诗话》自序)。所采以正史为主,以地方志、笔记小说为辅,上自宫廷,下及谣谚,计数十则,汇为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