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中华典藏网

国学知识

荀子人性观非“性恶”说辨

《荀子》有《性恶》一篇，提出著名的“性恶”说。学术界对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以“性恶”说为荀子人性思想的基本论说，一直是荀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本《荀子》提到“性恶”的只有《性恶》篇。相比而言，《孟子》“性善”说虽主要集中于《告子上》《尽心上》，但其他篇讲述人性或政治问题时也常论及性善问题。①思想家对人性问题的主张应该在谈论政治社会问题时经常表达出来，因此《孟子》“性善r
乾隆的冷面冷心

内地、港台的影视作品中的乾隆皇帝几乎都是正面形象，年轻时期的乾隆必定风流倜傥，中年的必定是洒脱幽默，老年的必定是慈祥悲悯。总之是个一点瑕疵也没有的完人。当然这也符合乾隆晚年对自己的认定——十全老人。这与我读有关乾隆史料得来的印象不同。无论从“高宗实录”还是从他老人家的“上谕”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把皇帝威风用得最足、视他人皆为奴才，而且对于“奴才”又十分冷血的皇帝。这在诸朝皇帝中是不多见的。这个问题很大，篇幅有限，
达摩的禅法

这里所说的禅法不仅包括对坐禅修行方法的规定，而且也包括对禅学的见解及其所依据的佛教理论。下面主要根据柳田圣山所校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下简称《四行论》，凡引柳田校本用1、2等标出段落)并参照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的《二入四行论》等，从四个方面概要地介绍达摩的禅法。(一)“二入四行”－－从禅观和实践两个方面使自己达到觉悟解脱“二入四行”是达摩禅法的基本要求。二入是理入、行入；行有四行。理入是纲，行入是目，纲举目张，二者相辅相成。何谓理入？
佛教戒律与道德

五戒虽是为佛教在家信徒制定的，但实际也包含在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中，也包含在大乘戒的“十重戒”之中。因此可以说五戒是一切佛教信徒的戒条，也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学者将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看到它们内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他们有意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伦理会通和融合，从而扩大了传统的五戒与十善的内涵，这有利于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扩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一、佛教戒律与道德戒，梵文Sila的意译，音译为尸罗，意为惯
晚年熊十力的本体论转变

凭着成书于三十年代的《新唯识论》，熊十力跻身于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正是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把探究真实的存在确立为哲学永恒的主题。在熊十力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一种本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与根底，而本体意识的建立是与体用（本体与现象）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新唯识论》明确地把“摄用归体”作为它的主题，它指出了这样一条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从没有自性因此也无真实性可言的现象返回真实自立的本体。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条道路在熊十力那里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根
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皇权专制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其“不易”与“变易”，皆渊源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情感。然而今天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民权大一统”观念
墨家理想人格的精神特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以逻辑严密、富有批判精神的思维方式，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而有关理想人格的设计，便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立足于“义”的原则，墨家对圣人、贤人、君子等传统理想人格加以诠释，塑造了“总乎天地之德”的圣人人格、“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人人格、“为义”的君子人格，并独创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人格，乃至演化出一个以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
“朕亦何尝无风闻”

风闻，此处指“风闻言事”，史籍中亦作风闻参奏、风闻参劾、风闻纠弹、风闻入告等，乃帝制时代朝廷赋予科道的一种特权。明代设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通称科道、言官，清朝的设置大体相同。他们职司纠察百僚，可以依据听闻之事劾奏，不必交代消息来源，不用提供揭发人姓名，即便查明失实，也不受惩处。至其渊源，似可追溯到三代的“谤木谏鼓”，以及两汉的“采风”与“举谣言”，而在晋朝已然制度化，此后各朝虽有加减，大多相沿承。清朝定
两汉家学的变化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累世经学”：“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赵翼以孔氏、伏氏、桓氏三家为例，说明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四百年来家学的绵延不绝。赵翼所说言之有据，但过于笼统。周秦姑且不论，即令在两汉时期，家学也是有变化的。一、西汉家学盛于东汉两汉相比，西汉家学盛于东汉。《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士孙张学梁丘《易》，“家世传业”。韦贤治《诗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思想传到中国后，对其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是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且限定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的范围。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是自己独立译传与发展的。虽然它对藏传唯识有所影响，[2]但没有受到藏传唯识的影响，直到现代藏学的兴起，才有西藏唯识典籍的汉译。所以，后文中国唯识思想专指汉传唯识思想。一、印度唯识典籍的旧译与新译中国唯识学属于次生之学，是通过翻译，移植，再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一般认为中国唯识学是印度佛教色彩极浓的一个学问，不能算作中
佛教的饮食趣谈

栾保群先生的《扪虱谈鬼录》里，讲到冥界的食料簿，谓中国怪谈界关于饮食的说法，盖有时间、空间二派。“时间派”是说，众生每日吃什么、量多寡，都有定数；不该你吃的，怎样也吃不得，该你吃的，想不吃都不行。“空间派”呢，是说我们这辈子的食物，总数上是一定的，随你自个儿计较筹量该如何分配。佛教的净土宗就依此而说：人的一生，福报资粮有限，平时要尽量省下来，吃穿用度越简朴越好，以把福报留到临终的时候，无病无灾，“往生净土无障碍”。由此看来，佛教应该是
华严宗与《华严经》笔记

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祖庭是西安的华严寺。华严宗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流传，到了唐代的时候正式立宗。华严宗的始祖为杜顺和尚，也有学者说第三祖法藏为实际创始人，龙树菩萨则为佛理的奠基者，被称为精神上的始祖。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华严经本秘藏于龙宫，龙树菩萨运用神通的力量找到这部极为重要的经典，并且把它滚瓜烂熟地背诵下来，从此传播人间。（《十宗略说》）华严宗的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及“四法界”。智俨首倡“法界缘起rd
《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

同学们好！今天给同学们讲一个题目，就是“《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意思是要解释一下《聊斋志异》这部文言小说集为什么直到现在大家还喜欢读，它创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所谓“超越”是说这部小说集在中国古代小说系统当中属于志怪传奇型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的一部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中国古代这个小说系统当中是唯一的一部，直到现在还有人愿意读它、还爱读它。德国有一个汉学家最近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她在论述当中把《聊斋志异》称作“
《朱熹文学研究》的前因后果

在1982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朱熹发生关系。当时的我虽已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研，但只是从通行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约略了解宋代的理学家，而那些著作对朱熹都是相当轻视。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朱熹”一节，虽然承认“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但又说“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正与二程相同。……他们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
佛教与科学

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主要就佛教徒的本位来谈。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在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中，佛教的科学观应该为何，也就是以佛教本位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第二，佛教科学观常见的错误类型是什么？第三，佛教摄受科学有无可能?这三个问题下面分三节说明。第一节在佛教与科学关系中的佛教科学观一、科学的技术威力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我首先谈谈佛教的科学观。在此之前，要先看看佛教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我们当前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全面的科学化。科学显示出了巨大的技术威力并形成了意识形态霸权。下面对此作一些
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在参与辛亥革命的
《庄子·天下》的合道之治

《庄子·天下》（以下简称《天下》）提出了人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的问题上应达到的理想之境，展现了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早期中国思想派别对该问题的不同思考侧重，并通过对“方术”各异的纷争思想局面的评议进一步论证了何为理想之境。《天下》饱含对天下治乱的忧患意识，认为秩序治乱与对世界的认知偏好及其应对之方纠缠在一起，并表达了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向往。《天下》产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中，与之相应，在思想认知的精神领域，也呈
《中庸》人生美学的三重维度

人生美学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达到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中庸》作为儒学的经典篇章，被南宋大儒朱熹列为“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智慧。以中庸之道为审美方法与道德原则，在追求超越与生活理性之间讲求不偏不倚的适宜与平衡，揭示了生命之美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文化独特的生命审美追求。《中庸》以“诚”作为贯通天道和人性的纽带，并以之作为人生修养展开的基本方法。“诚”首先是天道的存在状态，朱熹将l
佛教苦乐观

苦与乐，是人们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苦乐观，实乃每个人人生价值观建立的基础。苦乐观在佛教教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苦谛，专讲苦，第三灭谛实质是讲寂灭苦而获得究竟的乐，讲造成苦之原因的第二集谛，和达到常乐涅槃之道的第四道谛，实际上也都围绕苦与乐这一主题。四圣谛说明：消灭人生诸苦，证得究竟的常乐，为全部佛法的宗旨所在。佛教对苦与乐的种类、相状、生起的因缘、终极实质作了精细的解析，并提供出离苦得乐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实行途径。一、“诸受皆苦”苦(梵duhkah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最早将此事与佛教拉上关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大臣襄楷，他在延熹九年（166）给汉桓帝的一封上疏中提
论康有为、谭嗣同对佛学的共同关注

近代哲学家大都崇佛、好佛，以至于梁启超惊呼：“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佛学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拥有与生俱来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佛学观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呈现出一致性，而与古代佛教思想具有天壤之别。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有别于其他近代哲学家之处，在这个意义上
道教精神略论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
晚清诗人黄遵宪

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叶嘉莹

这一篇文稿，原是四十年前我对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研究中的一节，全部研究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王国维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分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之研究。第一部分曾写为论文两篇，一篇题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另一篇题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此二文曾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于第二部分，则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一章，曾发表于台湾书评书目社所出版的《文学评论》第一期，题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思想传到中国后，对其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是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且限定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的范围。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是自己独立译传与发展的。虽然它对藏传唯识有所影响，[2]但没有受到藏传唯识的影响，直到现代藏学的兴起，才有西藏唯识典籍的汉译。所以，后文中国唯识思想专指汉传唯识思想。一、印度唯识典籍的旧译与新译中国唯识学属于次生之学，是通过翻译，移植，再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一般认为中国唯识学是印度佛教色彩极浓的一个学问，不能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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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症忌宜

内科著作。二册。清·陈澈撰。刊于1872 年。本书根据不同的病理情况,将病症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阳虚、阴虚、表虚、里虚、阳实、阴实、阳厥、阴厥、上盛下虚、心虚、肝虚、脾虚等五十门。每门中又分列多种病证,每种病证均选列应用药物,并对这些药物的药性、功效及药物的宜忌作相应的论述,末附诸病应忌药总例,综述各类药性。现存清刻本及《珍本医书集成》本。

蓬莱山西灶还丹歌，原题黄玄钟撰。作者自称为「汉检校仆射金紫光禄大夫」，于西汉元封年间奉诏赴蓬莱求妙术，得遇大仙，躬受还丹妙道，录而成书。但书中官名、地名及歌词文体皆出于唐代，故作者实际应为唐人。宋《秘目》、《通志•艺文略》及《宋史•艺文志》均着录此书一卷。今《正统道藏》本二卷，收入洞神部众术类。此书收载草药一百七十二种。除第一种「造黄芽」外，其余各种皆列举药名，注明其形状、产地、采用时节及生死日等。每种草药之后并附录五言或七言歌词四句，以咏述其性状功效。书中另有八十五种草药，仅录其药名而无注解和歌词。

牛羊日历

唐代传奇小说。1卷。刘轲撰。题中之“牛”指牛僧孺,“羊”指杨虞卿、杨汉公兄弟。文叙牛、杨等人在朝中的劣迹。先述杨氏兄弟登第后二十年把揽朝政,党同伐异,造谣诬陷;次写牛与之朋比为奸,诡诈窃誉。与《周秦行纪》均为唐牛李党争的产物,乃李党攻陷牛党之作。《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刘轲《牛羊日历》一卷(牛僧孺、杨虞卿事。檀栾子皇甫松序)。”《宋史·艺文志》同。《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皆入传记类。《资治通鉴》卷20引“皇甫松《续牛羊日历》”,其书名既不见于著录,所引一则引文又已见于《牛羊日历》,可能就是一书而误引。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的《四部正讹》又疑作者刘轲也属伪托,是皇甫松之同党所为,但无确证。

辽诗话

诗话。清人周春(1729—1815)辑。一卷。春有《阅红楼梦随笔》已著录。此编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五十八则,附录十三则,总七十一则。有沈德潜序及自序。周氏见历代均有诗话,独辽代阙如,乃广采群编,凡涉辽诗,无不摭人。辽代立国于东北,文献缺乏;辽诗历来资料零散,往往被诗论家所忽略。周春所撰《辽诗话》是研究辽诗的首创之作。据清人记载,史梦兰也著有《辽诗话》1卷,并曾刊行于世,但未见传本。周春以“辽人诗后世无传”,深感“其诗人有灵,苦心所诣,亦复不能尽泯”,因仿南宋人《全唐诗话》体例,辑《辽诗话》(《辽诗话》自序)。所采以正史为主,以地方志、笔记小说为辅,上自宫廷,下及谣谚,计数十则,汇为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