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中华典藏网

国学知识

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

一作为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也给古代小说的研究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课题－－由过去零散而肤浅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西方小说明显不同的是，中国小说自身分为两个系统，即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它们虽然同属一种文体，然而其各自的产生发展过程、社会属性和艺术观念与特征，以及各自的历史命运等，都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应是笼而统之，而应当是区别对待，即在承认并研究二者相互联系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基本状况和规律特征。应当看到，由于白话小说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中后期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说其“重要”，是因为梁漱溟在几本中后期代表作中都提到这个概念，如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一书中，他提出“以理性求组织”的思想；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一书中，他提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中国人长于“理性”短于理智等观点；在《人心与人生》（1984年）一书中，他重新厘定“理性r
晚清女学中的满汉矛盾──惠兴自杀事件解读

1905年岁暮，中国有两位男、女志士相继在国内外自杀，事件震动全国，余波经久不息。先是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12月8日愤而在东京蹈海；随后惠兴因办女学款绌，12月21日于杭州家中服毒，遗书当道请拨常年经费。表面看来，二人均系为教育问题殉身，实则与陈天华争国权背后的民族革命意识同出一源，惠兴的存女学也大有深意。一解不开的死结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
恭三师与辽宋金史研究

一邓广铭教授，字恭三，1907年3月16日生于山东省临邑县。1923年至1927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文科研究所助教。1937年至1939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在北平图书馆专心致力于辛弃疾的研究。1939年秋，应召辗转至昆明，继续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高级助教。翌年，随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的李庄，潜心于宋史的研究。1943年至1946年，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副教授，1950年任
女娲神话的文学移位

按照弗莱《批评的剖析》的观点，在古代作为宗教信仰的神话，在近代已经“移位”即变化成文学，并且是各种文学类型的原型模式。尽管女娲在神话中已经消失，但在繁花似锦的文学百花园和各种文化遗产中却获得了无限生机。当然，神话文学移位的走向和轨迹也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神话题材和意象在文学移位过程中的盛衰消长正是后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念取向的投影。一．造人（造物）神话的文学演绎女娲神话的最早记载是先秦时期的《楚辞》和《山海经》，今人多肯定其以造人为职能的始母神神格意向。除了造人之外，先秦典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韩琦

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入华，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宗教，于是中国士大夫开始接触到新的欧洲文明。异域文化传人，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加之当时的耶稣会士为达到传教之目的，有时挟西学以自重，更是引起了部分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士人的敌视和反对。为消弭两种文明接触所产生的冲突，一些士大夫引经据典，提出不同说辞，为输入西学铺路，这既能使学习西学名正言顺，又可尽量少和传统观念相冲突。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心同理同”、“礼失求野”、“镕西方之材质，人大统之型模”
有关《史记》崇儒的几个问题

《史记》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异端思想”为指导（1），至令学术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看来犹有剩义可探，兹不揣谫陋，就崇儒的几个问题，作一尝试。一人所共知《史记》是对历史编纂学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汉三千年的通史系统。它受什么思想支配？主旨为何？这应是了解《史记》政治、学术倾向的一个主要关键。可是对此似乎未见有人留意。我以为，《史记》通史系统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为西汉独尊儒术的政策张目。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文化学术下移，诸子百家中越
国学辨义

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毫不含混地区分开来。到底何为国学讨论国学，首在辨义。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
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逻辑关联

四大名著各以其独有的思想与艺术魅力饮誉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巨著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其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具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义？却是人们疏于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如果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轨迹：他们从下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其中既显示出通俗文化的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自我调解机制的效率。一、《三国演义》：谁是合法而又合
胡适和梁启超：两个“国学书目”

国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几乎与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另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发一番争论，这在上世纪20年代，不能不认为也是关乎国学的一件不小的事情。主要是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
孟荀新论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姑且将“自我”动物性的一面名为“欲我”而将其规定人之为“人”的一面名为“仁我”，则孟子显然以为二者皆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天”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赋予人类的某种本能――在“天”无非必然性的安排而在“人”则为选择的自由；自觉的人只将动物本能所规定的“自由”看作必然性的限定而将“仁我”相对于“欲我”的自由视为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

了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
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现了多处“宦皇帝”字样，如《杂律》中有“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敢字贷钱财者，免之”一条。这“宦皇帝”者到底是什么人，学者们已开始各抒己见了。按，《汉书·惠帝纪》记有惠帝即位后的一份诏书中，已有“宦皇帝而知名者”的字样，它究竟何指，旧说各异；后来睡虎地秦简中也出现了“宦及知于王”的类似提法。《二年律令》的新材料引发了研讨的新兴趣，并使谜底的揭
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

一、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民俗学如果将民俗学的意义看得很广泛，不论科学与否，只要属于民俗或歌谣之采集与编纂的，就全算作民俗学。那么，民俗学在我国的历史就很悠久了。《礼记·王制》曾言：“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我们不好断言这些话可靠与否，或者也许会有问题。但在《古诗源》所载的《击壤歌》曰：“帝尧之世，天下太
新儒学十评

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致以儒门淡泊，薪火难传。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试图通过在思想文化界的呐喊与笔伐，将国人从封建礼教的种种拘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华民族图强振兴必经的一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场狂飙突进般的思想运动并没有顺利地得以开花结果。近70年来在中国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儒家思想，就是在此种文化环境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新儒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复杂性又在于，新儒家既
清初的官方易学

清初的官方易学主要指顺康时期清廷组织编写的易学三书，即《易经通注》、《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清廷为何在这短短几十年间前后多次编纂《易经》？应该说有其深刻地社会背景及用心。清廷以武力问鼎中原不久就开始着手儒学建设，因为他们深知尊奉儒学可以起到武力达不到的作用。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就对儒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翌年，“临雍释奠”典礼隆重举行。他勉励太学师生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清世祖实录》卷六十
关于包公的人类学思考

包公是中国最有名的清官。今年的包公千岁宝诞，值得很好纪念。“清官”二字合为一词，有人说“查正史记载，始见于《清史稿》” （上海《文汇报》1978年11月25日），但明代李贽《焚书》卷四《杂述· 因记往事》文中已有“彼为巨盗，我为清官”之说，将清官与巨盗对称，乃清明、清正、清廉之意。而金代元好问（1190－1257）《薛明府去思口号》一诗中更早已有清官一词：“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
孔夫子为什么不说诗可以颂

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孔子所谓“诗[①]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论断，一直被中国诗学奉为经典之论。所谓兴观群怨，一般认为，“兴”指诗歌能感发意志，陶冶情操；“观”指通过诗歌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考证政治的得失；“群”是说诗歌能交流和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协调人际关系；“怨”指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评、讽刺执政者的过失和错误。简言之，诗的兴、观、群、怨的功能，即陶冶、体察、沟通、讽刺的
不说破

——“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一、“含蓄”概念溯源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世界范围内文明、文化的接触和交流空前地频繁。一种跨越文明和文化的视野，固然使“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逐渐成为共识，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老话同时也在新的意义上被重新体会。来自他者的观照揭示了我们习而不察的根性，而对他者的认识又启发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认识在不断反思中深化
道信及其《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

学术界对禅宗的成立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长期流行的传统说法，即以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传法作为中国有禅宗的开始；一种是基于中国禅宗长期以唐中期慧能开创的南宗为主流的认识，便以慧能为实际创始人，以慧能从弘忍受法南下到曹溪传法作为禅宗的正式成立。笔者根据中外学者近70年来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反复思索，认为以唐初在黄梅传法的道信及其弟子弘忍作为禅宗正式创始人比较妥当。他们正式创立的禅宗，在弘忍去世之後发生分裂，以弘忍的弟子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禅曾长期流行在以东西二京为中心的北方广大地区，而以慧能为代表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1915年袁世凯要作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
乾隆年修《皋兰县志》提要

乾隆年修《皋兰县志》提要:清乾隆年修《皋兰县志》二十卷，共4册，吴鼎新修，黄建中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刻本。版框大小为19.5厘米times;14厘米，页9行，行23字，小字双行。四周双边，花口，单鱼尾。有关乾隆本《皋兰县志》修纂者的生平历史记载甚少，据有关资料记载，吴鼎新，江苏如皋白蒲镇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拔贡，历任皋兰知县，甘肃凉州府知府。工书法。黄建中，字西圃。举人。该志所述皋兰县，即今日之兰州，位于黄河上中游的西北黄土高原。兰州名称的缘起，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是由皋兰山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也与前朝一样，事实上可区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今分别予以简单介绍和论述。一、进纳授官一、进纳授官的起源和卖价：宋朝建国后，为了革除唐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弊政，大力崇尚文官政治。在官场中以进士等科举出身为荣，谓之“有出身”，其它入仕者为“无出身”。1马端临说：“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已，于民政无预也。”2林駉《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５说：“国朝诸科并建数路，得人无非奉若天道。至于鬻爵虽间
正是康雍乾盛世孕育了晚清衰世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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臞轩集

诗文别集。又称《臞轩文集》、《臞轩先生集》、《王臞轩文集》。十六卷。宋王迈撰。其集,《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流传不广。《文渊阁书目》卷九著录,谓一部七册。《箓竹堂书目》卷三著录,谓十七册。王圻《续文献通考》著录,谓二十卷。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修《四库全书》时,仅见《臞轩四六》一卷,馀已佚。四库馆臣乃自《永乐大典》辑出,编为十六卷:卷一至卷一一,收各体文一百七十三篇;卷一二至卷一六,收五古七十三首、七古四十四首、五律六十五首、五言排律三首、六言四首、七律一百九十七首、五绝五首、七绝四十九首、词五首。有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复自《永乐大典》残卷辑得五古一首、七律六首、五律六首、文二篇。然犹未尽,元白珽《湛渊静语》卷二有迈自题画像之文,其集未收。《校辑宋金元人词》有《臞轩诗余》一卷,出自《臞轩集》。

续修台湾县志

薛志亮主修，谢金銮、郑兼才总纂。嘉庆十二年(1807)修，同年序苏州刻本。八卷，首一卷。此志续乾隆十七年(1749)所修县志。卷首有序、凡例、图十三，志分卷为八，分门为六：地志、政志、学志、军志、外纪、艺文。艺文分卷为三，余志各一卷。子目五十八。此志尚有道光元年(1821)及三十年(1850)两种补刻本。补刻本之子目稍有不同，如道光三十年刻本之卷二多“县官”、“祥异”等子目。

叶八白易传[标点本]

一名《八白易传》，十六卷。明叶山撰。叶山字八白，里籍不详。据作者自序；十岁始读《周易》，越十年能压学究语。嘉靖二十二年（1543）从鹿田精舍见杨诚斋（万里）《易传》而读之，因自著《八白易传》十六卷，然属未定之稿，以后反复修改，叶氏有《重改易传序》二篇、《改录易传序》一篇可证，至嘉靖三十九年定稿誊清，藏之石匮，可见其为学之不苟。此书专释六十四卦卦辞、爻辞，对《彖》、《象》、《文言》等《十翼》没有涉及。大旨以《诚斋易传》为主，出入子史，佐以博辨，实为借《易》以言人事，非尽为经义而作。其体例先列卦辞、爻辞原文，再加“叶子曰”三字进行解说。《四库全书总目》谓此书所言“往往可以昭法戒”。
有《四库全书》本。

十异九迷论

早在唐朝初年，佛道斗争就已经比较激烈了。武德八年（625），唐高祖下诏规定三教先后顺序为：老先、次孔、末释。次年，清灵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批判佛教，托太史令傅奕上奏皇帝。至高宗显庆（656～661）、龙朔（661～663）年间，佛道之争逐渐进入思想交流的阶段。据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记载，显庆、龙朔年间的佛道之争计有6次。傅奕几次上疏陈述佛教对国家的危害，请废僧尼及减损塔寺，并编纂成《高识传》10卷作为非难佛教的论据。《十异九迷论》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比佛教和道教的差异而非难指责佛教。十异主要对比道教创始人太上老君和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不同的出生方式、佛教和道教的不同宗旨、二者产生的不同地域、不同宗师、寿命长短、早晚先后、寂灭的不同方式、外表、教义的差异和伦理观念的差异等。九迷是质疑佛法的真谛、塔庙的灵验，佛教徒不忠孝不劳动对国家的危害，佛教翻译中的谬误，佛教徒异样的装扮等不遵守华夏正统的怪异之处。贬斥佛教为一种外来的，不符合华夏国情、社会、伦理秩序的宗教，弘扬道教是中国本土的，符合华夏国情、社会和伦理秩序的正统宗教。僧人法琳著《辩正论》八轴（卷），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由此更加激烈。　

龙虎斗三湘

上海正气书局于1947年出版。民国郑证因著。川中成名女侠罗刹女叶青鸾与其子天龙剑商和一家，与武林中恶人五虎断门刀彭天寿结仇。彭天寿用毒辣手段追杀商家。叶青鸾、商和一家被迫离开川中，远走潇湘，在湘江岸边偏僻乡村隐姓埋名，生活多年。彭天寿为防商家日后寻仇，派党羽探查出叶青鸾、商和一家踪迹，意图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商家在南海渔人詹四、铁剑先生展翼霄、铁鹞子雍非等侠客仗义援助下，同彭天寿及其党羽展开殊死搏斗，在潇湘北岸绿云村挫败彭天寿的寻仇企图。彭天寿一伙远避苗疆，纠集天南各路绿林道，企图与叶青鸾一家一决生死，并称霸天南。叶青鸾等在天南众多侠义道鼎力相助下，最终生擒彭天寿，剿灭了这一伙危害四方的恶徒。本书包含《龙虎斗三湘》及其续集《南荒侠剑》

素娥篇

明万历刊本《素娥篇》序书影明万历刊本《素娥篇》正文书影明代文言短篇艳情小说。一卷不分回。不题撰人。据序知邺华生著,其人无考。约成书于明万历末年。现仅存明万历刊本,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1997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思无邪汇宝外编”《东方艳情小说珍本》影印明万历刊本。据唐传奇《甘泽谣》之《素娥篇》敷衍而成。叙武则天之侄武三思与侍女素娥的故事。着重演述房中术所谓四十三式，每式有图有题，文字不多。如“掌上轻盈”、“花开蝶恋”、“野渡横舟”、“驻马扳鞍”等。继而写名臣狄仁杰要会素娥，因狄为人耿直，素娥自称为花月之妖，不敢相见。狄坚持要见，素娥无奈只好与狄相会。事后，辞别武三思，归隐终南山。不久，三思也退隐该山，二人白日飞升。此书故事荒诞，作为小说，堪称特殊。大部分为版画，或半页一图，或整页一图，每图附以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