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中华典藏网

国学知识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最早将此事与佛教拉上关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大臣襄楷，他在延熹九年（166）给汉桓帝的一封上疏中提
论康有为、谭嗣同对佛学的共同关注

近代哲学家大都崇佛、好佛，以至于梁启超惊呼：“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佛学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拥有与生俱来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佛学观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呈现出一致性，而与古代佛教思想具有天壤之别。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有别于其他近代哲学家之处，在这个意义上
道教精神略论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
晚清诗人黄遵宪

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叶嘉莹

这一篇文稿，原是四十年前我对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研究中的一节，全部研究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王国维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分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之研究。第一部分曾写为论文两篇，一篇题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另一篇题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此二文曾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于第二部分，则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一章，曾发表于台湾书评书目社所出版的《文学评论》第一期，题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中国唯识旧学与新学

唯识思想传到中国后，对其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是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且限定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的范围。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是自己独立译传与发展的。虽然它对藏传唯识有所影响，[2]但没有受到藏传唯识的影响，直到现代藏学的兴起，才有西藏唯识典籍的汉译。所以，后文中国唯识思想专指汉传唯识思想。一、印度唯识典籍的旧译与新译中国唯识学属于次生之学，是通过翻译，移植，再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一般认为中国唯识学是印度佛教色彩极浓的一个学问，不能算作中
佛教的饮食趣谈

栾保群先生的《扪虱谈鬼录》里，讲到冥界的食料簿，谓中国怪谈界关于饮食的说法，盖有时间、空间二派。“时间派”是说，众生每日吃什么、量多寡，都有定数；不该你吃的，怎样也吃不得，该你吃的，想不吃都不行。“空间派”呢，是说我们这辈子的食物，总数上是一定的，随你自个儿计较筹量该如何分配。佛教的净土宗就依此而说：人的一生，福报资粮有限，平时要尽量省下来，吃穿用度越简朴越好，以把福报留到临终的时候，无病无灾，“往生净土无障碍”。由此看来，佛教应该是
华严宗与《华严经》笔记

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祖庭是西安的华严寺。华严宗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流传，到了唐代的时候正式立宗。华严宗的始祖为杜顺和尚，也有学者说第三祖法藏为实际创始人，龙树菩萨则为佛理的奠基者，被称为精神上的始祖。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华严经本秘藏于龙宫，龙树菩萨运用神通的力量找到这部极为重要的经典，并且把它滚瓜烂熟地背诵下来，从此传播人间。（《十宗略说》）华严宗的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及“四法界”。智俨首倡“法界缘起rd
《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

同学们好！今天给同学们讲一个题目，就是“《聊斋志异》的超越与悖论”，意思是要解释一下《聊斋志异》这部文言小说集为什么直到现在大家还喜欢读，它创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所谓“超越”是说这部小说集在中国古代小说系统当中属于志怪传奇型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古代志怪传奇系统的一部作品；但是这部作品在中国古代这个小说系统当中是唯一的一部，直到现在还有人愿意读它、还爱读它。德国有一个汉学家最近出版了一部《中国古代中短篇叙事文学史》，她在论述当中把《聊斋志异》称作“
《朱熹文学研究》的前因后果

在1982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朱熹发生关系。当时的我虽已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研，但只是从通行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约略了解宋代的理学家，而那些著作对朱熹都是相当轻视。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朱熹”一节，虽然承认“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但又说“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正与二程相同。……他们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
佛教与科学

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佛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主要就佛教徒的本位来谈。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在佛教与科学的关系中，佛教的科学观应该为何，也就是以佛教本位应该如何看待科学？第二，佛教科学观常见的错误类型是什么？第三，佛教摄受科学有无可能?这三个问题下面分三节说明。第一节在佛教与科学关系中的佛教科学观一、科学的技术威力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我首先谈谈佛教的科学观。在此之前，要先看看佛教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众所周知，我们当前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全面的科学化。科学显示出了巨大的技术威力并形成了意识形态霸权。下面对此作一些
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在参与辛亥革命的
《庄子·天下》的合道之治

《庄子·天下》（以下简称《天下》）提出了人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的问题上应达到的理想之境，展现了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早期中国思想派别对该问题的不同思考侧重，并通过对“方术”各异的纷争思想局面的评议进一步论证了何为理想之境。《天下》饱含对天下治乱的忧患意识，认为秩序治乱与对世界的认知偏好及其应对之方纠缠在一起，并表达了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向往。《天下》产生于“天下大乱”的时代中，与之相应，在思想认知的精神领域，也呈
《中庸》人生美学的三重维度

人生美学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达到自由超越的审美境界。《中庸》作为儒学的经典篇章，被南宋大儒朱熹列为“四书”之一，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审美理想和人生智慧。以中庸之道为审美方法与道德原则，在追求超越与生活理性之间讲求不偏不倚的适宜与平衡，揭示了生命之美的真谛与存在的意义，体现了儒家文化独特的生命审美追求。《中庸》以“诚”作为贯通天道和人性的纽带，并以之作为人生修养展开的基本方法。“诚”首先是天道的存在状态，朱熹将l
佛教苦乐观

苦与乐，是人们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中极其重要的内容，苦乐观，实乃每个人人生价值观建立的基础。苦乐观在佛教教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苦谛，专讲苦，第三灭谛实质是讲寂灭苦而获得究竟的乐，讲造成苦之原因的第二集谛，和达到常乐涅槃之道的第四道谛，实际上也都围绕苦与乐这一主题。四圣谛说明：消灭人生诸苦，证得究竟的常乐，为全部佛法的宗旨所在。佛教对苦与乐的种类、相状、生起的因缘、终极实质作了精细的解析，并提供出离苦得乐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实行途径。一、“诸受皆苦”苦(梵duhkah
《老子化胡经》与佛道之争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最早将此事与佛教拉上关系的是东汉时期的大臣襄楷，他在延熹九年（166）给汉桓帝的一封上疏中提
论康有为、谭嗣同对佛学的共同关注

近代哲学家大都崇佛、好佛，以至于梁启超惊呼：“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佛学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拥有与生俱来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佛学观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呈现出一致性，而与古代佛教思想具有天壤之别。与此同时，应该看到，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存在着明显的有别于其他近代哲学家之处，在这个意义上
道教精神略论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
晚清诗人黄遵宪

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
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叶嘉莹

这一篇文稿，原是四十年前我对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研究中的一节，全部研究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王国维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分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之研究。第一部分曾写为论文两篇，一篇题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另一篇题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此二文曾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于第二部分，则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一章，曾发表于台湾书评书目社所出版的《文学评论》第一期，题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唐代老子祭祀及道佛知识重构

佛道两教对于隋唐时期皇权、礼制的渗透，是近年中古史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唐代道教进入国家礼制的显著表现，是玄元皇帝庙、太清宫两种有关老子祭祀礼仪的成立，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宗教理念。对于玄元庙设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着的思想、文化史脉络，此前并没有得到清晰揭示。通过研究发现，在佛道论衡背景下，老子族属、父母、诞生年月日、有无形象、服装、尊号太上、经典、化胡时间等均被佛教界质疑。在尊奉老君为先祖的前提下，李唐皇室不得不重新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在李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皇室不断发布“制敕rdq
中庸之道及其根源性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合目的与手段为一体的思想与行动之极至。作为思想，中庸之道从提出到完善经历了一个丰富与确定的过程；作为行动，中庸之道呈现出历史境遇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给中庸之道的理解造成困惑，甚至带来误解。古人对于中庸之道的注疏论说，虽精当，但囿于知识形态而呈现弥散状，难见系统；今人的鸿篇巨制，即便是对以西格中、以今释古高度警惕，却仍然难逃于主见甚或偏见高悬，以至于不免游谈无根。(1)通过传统思想的解释来建构中国哲学的这一路径，无疑应该自觉于当下的语境，以及映照于西学与多元的知识视域
佛教两大派系：大乘与小乘的真相

说起佛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好像小乘佛教在东南亚那一带，大乘佛教在中国、日本、韩国，仿佛一南一北分得泾渭分明。有人还以为，小乘是“自了汉”，大乘才“度众生”，所以大乘“更高级”。可真相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从头讲起，看看这两“乘”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一路走到了今天。故事要从公元前5世纪说起。那是释迦牟尼（约公
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

伴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越来越呈现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气象和品格。对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成就，学术界和评论界已有过深入发掘与精彩阐释，只是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一个维度值得用心留意，这就是细致梳理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而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审视与观察，更加充分地领略和认识茅盾思想、创作与理论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凭借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扬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熔古铸今的艺术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现代作家既注重文脉赓续、又推动遗产增殖的精神向度与生动场景。一少
李顺死年考证

大蜀农民军领袖李顺究竟死在哪一年，在宋代当时就有歧异的说法，而且在起义失败的淳化五年（994年）五月里，就有人提出了怀疑；只是由于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没人再敢公开议论，后来官修实录依此记载下来。调子既已确定，当代人所撰史书就以《太宗皇帝实录》 [1] 为准，一律向它看齐。这就成了主张李顺死于淳化五年五月的丁巳（初六）的所谓“淳化说”。这一说的来源，是宋太宗亲信宦官、受命镇压大蜀起义军的反动统帅、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的军前奏报所捏造出来的。《宋会要辑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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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紫文论

本书收叶紫写的文艺杂感，包括编辑日记、作品序跋、作家印象、新作评论、文艺随笔之类；收作者以汤咏兰（叶紫夫人）之名出版的《现代女子书信指导》的节选；收作者最后一年（1939年）的日记，即系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自题为《回忆·感想·日记·笔记·杂记》的日记手稿；还收了几通信。

九卷,宋张根著。书用王弼注本,诠释主义理,不及象数,亦不言《河图》、《洛书》。注文简要。末附序语五篇,其论《系辞》尤于义理多所发明,《泰卦论》一篇,专明天道人事消长之机。《武英殿聚珍版书》本。亦题曰《吴园周易解》。此书系张氏诸多撰述中仅存的一种。《四库全书提要》云:“明祁承家有其本。此为徐氏传是楼所钞。自《说卦传》‘乾,健也’节以下,蠹蚀残阙。末有康熙壬申李良年《跋》,亦称此本不易得。有《四库全书》本。

唐诗品汇

明初洪武间高棅编选的一部比较全面而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唐诗选本。此书广选全唐一代之诗,诸体皆备,各个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大都选入,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唐代诗歌创作的全貌。全书凡90卷,共选作者602人,诗5769首,分体编排,计五古24卷,七古13卷(附长短句),五绝8卷(附六言绝句),七绝10卷,五律15卷,五排11卷,七律9卷(附七排)。后又编《唐诗补遗》10卷,附于书后,足成百卷之数。该书卷首附有《历代名公叙论》,评述有唐一代之诗。“其有评论本人之诗者,则附于姓氏之后;有评论本诗者,则附于本诗之前;有评论本句者则附于本句之下”(《凡例》)。且偶有作者笺注。这些评论对读者都很有帮助。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首次把唐诗分期明确定为初、盛、中、晚四期,并把入选作家和作品,按时期和体裁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等九格。“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不以世次拘之”(《凡例》)。高氏承袭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提倡规仿盛唐,对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主张颇有影响。明代馆阁皆以此书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