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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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玛派与普贤法身之说
普贤是藏传佛教中常提及或出现的著名菩萨之一，特别在各派密宗中将普贤菩萨的地位提升到极致，以表法身佛或法身境界。而宁玛派作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唯一跨越“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具有悠久历史的重要宗派，对普贤菩萨之法身说更倾注颇多笔墨作了全方位、多角度、追根究底的阐述，并结合自己宗派的密法与普贤法身佛之间建立渊源关系。本文仅就宁玛派与普贤法身说略作讨论，主要从“旧密”与普贤法身之说、“九乘”判教与普贤法身之地位，以及“大圆满法”与普贤法身之境界三个层面或不同角度，梳理、归纳和分析宁玛派对普贤法身佛或普贤法身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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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要点名骂李四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方不敢还嘴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1926年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的《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鲁迅先生的文笔依旧犀利如昔，但却字里行间多了一丝悲痛。这是他对“三一八惨案”中所有遇难学生的哀悼，也是他对反革命的军阀一种强烈的控诉。然而，甚少有人知道，在这桩惨案背后，还发生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的一些往事。这个世界，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而鲁迅先生为何点名骂李四光先生？对方还不敢还嘴？1924年，杨荫榆担任北京女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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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支持中国革命的真实原因
日本对华之一贯政策，为煽动内乱，破坏中国之统一。清末之排满革命，日本实援助之，助款济械，历有年所。然彼非同情中国革命，其真正目的，系欲中国长久分裂，彼可坐收渔人之利。--王芸生近现代中国的种种不幸或幸的命运--危厄、动荡、几近覆亡、革命、机运、凤凰涅槃--都与他的强邻、或者说恶邻、一衣带水的日本密切相关。本是同文同种、同洲同俗的千年友邻，本是同受欺压、同病相怜的后进国度，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面对这一新的世界格局的挑战，落后就要挨打啊，于是日本君臣，上下一心，步武西法，幡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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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价值
中国革命已经证明，它是现代革命运动中，最持久、最广泛、最深远的一个。它在这几方面，都超越了俄国革命，它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体制和价值，作出根本的改变。它又尝试改造人的思想和态度。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建立于一些从根本上说来是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原则。不独如此，中国试图自觉地、骄傲地有异于西方而忠于自己，使某些知识分子、官员的态度，尖锐地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因为他们于六十年代以前，力图自觉地、谦逊地而又尴尬地始则模仿西方，继则模仿苏联。现代西方和中国之间的众多原则上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之中，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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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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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回望戊戌变法
大清帝国的龙旗落地，距今已近百年。这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辉煌壮丽，它的黑暗腐朽，都已化作历史的云烟。按照我国的传统，早该给它修一部正史，以盖棺论定。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一修史的条件，是否各方面均告成熟，至今仍难定音。好在条件也是人创造的，许多条件的成熟也正是一个人的主观努力的过程。清史的编纂，是一个盛举。共襄盛举的，清史学界自然责无旁贷，此外，还应有包括世界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史学界。不仅如此，作为21世纪的宏伟学术成果，它还应该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结晶，体现新世纪对学术研究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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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昌期：东林七君子之一，道貌岸然，背后做的缺德事让人发呕
话说，明朝末年，党争严重，朝内文臣俨然形成了两大阵营：正气凛然的东林党人和被东林党人指斥为代表邪恶势力的“阉党”。这两大阵营互相攻讦、针锋相对，不共戴天。相对而言，东林党人比较团结，众东林党人都紧跟着东林领袖赵南星、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共同进退，步调一致，声势浩大。“阉党”其实不属于党派，只不过被东林党人一口一句怒斥为“魏阉”的魏忠贤权大势大，朝中的浙、齐、楚、宣、昆各党派的党人不约而合聚集到魏忠贤的麾下，从而成为了与东林党抗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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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国家主义
梁启超思想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主义的阶段，他的这一段思想历程，决定了他后来对维新与立宪的思考，对改良与革命的态度，对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乃至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看法与分合关系。作为在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这一选择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探索趋向。一梁启超的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产生在他流亡日本的这段时间里。这个变化首先来自于他在日本所接触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他曾在自己的文章里记载了令他感触很深的一次所见：“冬腊之间，日本兵营士卒，休息瓜代之时，余偶信步游上野，满街之红白标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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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前相对论传播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一 相对论中国传播的研究情况中国最早较为系统研究爱因斯坦及相对论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是戴念祖。他在1979年完成的论文〈爱因斯坦在中国〉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基本文献，以后的研究大体以他所注意的方向发展，除了研究方法上稍有变化外，新材料的发现很少。胡大年近年专门研究此问题，在新材料的发现上也有贡献1。本文偏重于研究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方式、不同知识群体的接受背景及对中国知识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凡以往研究者注意到的材料和人物关系不再重复，只对新材料和新关系稍加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对从1910年代后开始，归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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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一行是怎样从苏联回国的
——来自俄国解密档案中的历史证据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被苏联军队俘虏，并解往苏联。关押期间，溥仪曾作为证人出席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1950年7月经中苏政府协商，溥仪及其亲属和原伪满洲国政府高级官员、将领共58人被移交中国政府。溥仪的亲属和随从曾著述了他们被捕和在苏联关押期间的详细情况。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溥仪一行按照日本军人的安排，打算从长春经沈阳逃亡日本。1945年8月16日，当溥仪等人乘坐的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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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王气黯然收：帝国的现代转型
两千年来，帝国的国运如同潮汐，起伏不定，周而复始。人们已经习惯了天下大势的分分合合，很少有人担心过帝国的死亡。虽然明末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辨，但未几黄宗羲就与康熙暧昧起来，因为他在蛮族的庙堂上看到了帝国的复活。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仅200年后，到19世纪后半叶，王朝血统和政治的衰败已经在同光两朝帝王的暗弱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滔天火光中表露无遗。而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在帝国最虚弱的时候给了她致命的刺激，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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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新政”何以夭折
“帝后党争”：家变导致国变尽管历史学家能在事后给出很多“理性”的解释，历史本身却经常是非理性的。越是多读“戊戌”轶事，越是难以遏制地要抛弃任何来自政治、历史、文化和思想模式的学术解释，越是想说：这完全就是一场凶险的朝廷内讧，是一个帝后党争，围绕“变法”无原则争斗的宫闱故事。摊上桌面的辩论，固然是所谓“保守”vs“改革”，“卖国”vs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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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成后》与西周早期政治
清华简第十四辑所收的《成后》篇共由9支简组成，是一篇已经佚失两千多年的珍贵典籍，与西周前期的历史密切相关。整篇简文内容典雅古奥，语言风格与史墙盘有些近似，不易索解，加上多支简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更增加了释读的难度。“文奠禹浚”可能是指周文王的业绩《成后》简的第一支中有“文奠禹浚，甸度从则”之语，颇让人费解。对于其中的“文奠”，整理报告曾给出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讲尧的功绩；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指周文王事迹。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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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
由《周易》所开启的“易道”之思，在巫术神秘的外衣下，凝结着中华早熟、深邃、博大、雄浑的文化底蕴。《周易》其所以能包容这样的文化底蕴，乃根源于它的“取象”和“象以尽意”的思维特征。这种发源于上古而成熟于《周易》的“象思维”，一旦具有合适的理论形态，如同形成《周易》六十四卦体系这种理论形态，就会对于“原发创生”的思想文化发展，发挥巨大而长远的影响。虽然《周易》的巫术外衣，使之常常为迷信者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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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为什么出入“佛老”？
为什么宋明时代的儒者大都有出入佛老、而后归宗儒学的为学历程呢？看起来它仿佛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历史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不是一个“同时代的”问题，至少它是作为历史认知对象的“客体”。但一旦我们进入对问题本身的分析中，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问题的出现根基于问题的意义，而问题的意义却不在问之所问上，而是根源于发问者，那么，合乎逻辑的便是，宋明儒者出入佛老这一既往的事实之所以在现代成为问题，就必须从作为发问者的现代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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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在蒋介石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三次下野，都很快复出。第一次是在1927年宁汉对峙期间，第三次是在1949年国共决战期间。对这两次下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对1931年的第二次下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多。[1]蒋氏这次下野，同前后两次最大的不同点是压力完全来自国民党内部。胡汉民曾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党治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已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于党中之内讧。”[2]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问题同胡汉民冲突，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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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
在晚清上海，张园是市民各界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园赏花，张园看戏，张园评妓，张园照相，张园宴客，吃茶，纳凉，集会，展览，购物……。张园之名，日日见诸报刊；张园之事，人人喜闻乐见。张园，成了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什么服饰最流行？到张园去看；哪位妓女最走红？到张园去看；有什么时髦展览、新奇焰火、惊险运动、时事演说，到张园去看、去听、去参与！张园，最能体现上海时尚的地方，最能反映上海人气质、听到上海人声音的地方。上海本无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区域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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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到五四一代学人的辫子与政治
1645年6月，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下了一道命令：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居贰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限旬日(十天)，直隶各省地方自文到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按指占领)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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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
1949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指挥解放军攻占了几乎整个中国大陆，并于10月1 日在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退据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隔台湾海峡对峙的局面。历史证明，形成1949年战果并奠定以后五十年中国军政局面的最重要因素，是在这一年国共两党最高层不同的军事战略决策及其成败得失。这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这年年底发生的成都战役与金门、登步之战，以及中国准备1950 年攻占台湾计划的搁浅。这战果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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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１９２７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１９４９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通常认为，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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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动员模式和国民党失败的历史命运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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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杜诗学论
综观杜诗的接受过程，其诗名和影响肇始自中唐元和（806-820年）时代，极盛于北宋元祐（1086-1094年）之后，由此奠定了杜甫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伟大诗人的不朽地位。从宋初迄清末，有关杜诗的注释、评点、诗话、论著等专门著述达800余种，至今可见者有200多种。对这份宝贵遗产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形成了杜诗研究的专门之学——杜诗学。自宋代开始，它一直是一门显学。杜诗学兴盛于两宋，成熟于明清。“杜诗学”一名的确立，最早见于金人元好问的专著《杜诗学》。此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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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一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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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陈寅恪
我给硕士研究生讲了一个学期《钱锺书与〈围城〉》，其中凡自己有心得的地方，我已陆续写了近十篇长短不等的文章，正慢慢刊出。最重要的一篇《再审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已经完成，但因为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需在会议上宣读，等发表后我再放到博客里。我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使用了李克当年给卜德的两封英文信件，大体上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我这些文章有重偏重于文学欣赏的，也有涉及钱锺书交游的，这方面，我主要讲过钱锺书与毛泽东、胡乔木、曹禺、冯友兰、陈寅恪、周氏兄弟以及与三十年代京派文人集团等的关系。下面是我一次讲义的提纲。钱锺书与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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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
10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而且给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它尤其给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以深刻的影响。这场运动使国人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清朝统治的反动本质，使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反抗力量，认识到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救亡与启蒙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沉重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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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阴长生撰”,盖依托。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术经诀出世朝代考》(见《中国科技史探索》)认为唐人撰。凡18章,述内丹术,疑有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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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话续编
诗话。清人孙涛辑。二卷。涛字乐山,生卒年及生平事迹未详。此编系为续《全唐诗话》而作。书分上、下卷,冠孙涛“弁言”。总百○四条。上卷补《全唐诗话》“载其人而遗其事者”,下卷补“其人与事之俱未及载者”。辑者以张巡列下卷之首,寓有微意。巡为盛唐人,安史之乱中奋战到底,曾杀爱妾以饷士卒,城破身亡,为世人敬仰。下卷收有卢照邻、宋之问、杜审言、高适、岑参、崔颢等五十一人之事,虽辑自各书,无甚发明,于读者研究唐诗毕竟提供不少方便。足补原诗话之疏漏。有《清诗话》本。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清末曾纪泽著。纪泽(1839～1890),字劼刚,谥惠敏,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袭一等侯爵。幼聪颖,自学通英文。清光绪四年(1878)出任驻英法大臣,后又兼驻俄大臣。有《曾惠敏公遗集》。日记按年月先后分为九个部分。始于光绪四年七月,迄于光绪十二年十一月(1886.12),计60余万字。多记载日常生活、例行事务,并在使事之余,注意考求西方国家“政事语言文字风俗之不同”,还较详细地记载了关于与沙俄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的经过。光绪八年曾氏曾将开始出使不到一年的日记以《出使英法日记》名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刊行(曾惠敏公遗集》,收入日记二卷,比《出使英法日记》有所增加,题名《使西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1985年11月重编《走向世界丛书》,即全据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湘乡曾八本堂家藏手写本”《曾惠敏公手写日记》出版。暂缺光緒十二年日记。
商君书白话译文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岩栖幽事
一卷。明陈继儒撰。此书只一卷,首有陈继儒自撰小引,其中云:“吾家於陵,及华山处士,世有隐德。余辈胶粘五浊,羁锁一生,每忆少年青松白石之盟,何止浩叹。丁酉始得筑婉娈草堂于二陆遗址,故有 ‘长者为营栽竹地,中年方惬住山心’之句。然山中,亦不能知道家保炼吐纳,以啬余年。即佛藏六千卷,随读随辍,惟喜与邻翁院僧,谈接花、艺果、种秫、㔉苓之法,其余一味安稳本色而已,暇时集其语,为《岩栖幽事》。”书中所录皆山居琐事。如接花、艺木以及焚香、点茶之类,以及作者与山僧对答之语等。其中亦有一些杂记古人事迹以及一些生活常识等。如 “涤砚不宜用汤,有损于石”;“茶见日而味夺,墨见日而色灰”等。此书有《广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万历本、民国石印本)本、《眉公十种藏书》 本、《说郛》 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据《宝颜堂秘笈》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 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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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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