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雍正帝禁抑宗室
诸王之骄傲
关于皇储册立，康熙帝所执之态度，吾人不能无疑，即帝不自以立太子为君主之绝对权，更征求诸王大臣之保奏是也。由是内廷之事件，遂不免为外廷之问题，种种政弊，因此而缠绵不绝矣。抑吾人据帝之所言，知太子之陷于骄傲，然据礼亲王（昭梿）之言，则诸王放慢已久，非独始于太子。彼等诸王，自顺治入关以来，有大功殊勋，朝廷之锡赉甚厚，镶白、正红等五旗，举为彼王府之僚属，任其差役。自康熙朝中期，承平日久，诸王皆流于骄慢，往往御下残暴，任意贪纵。如两广总督杨琳，为敦郡王属下，王曾遣宦官于广东，蟠据其署内，搜索非礼，杨亦无如之何也。康熙帝鉴于三藩之弊，绝对不行封建，然知二五而不知十，酿成诸王如斯之现象，则关于约束宗室之制定，殆不免失之疏忽。况太子之地位，自与诸王不同，遂致殴打廷臣，或途截藩贡；其属下之恣行，无所不至，事之固然也。然则合以上诸事实观之，康熙时代，皇室与宗室侯王之关系，尚得维持清初之状态者，正以无藩封之名，而事实上则诸王得享有藩王之权利也。
雍正像
诸王要求封建
雍正帝即位之事情，上已述之矣。据清之记录所载，则康熙帝于废太子事件发生之时，向众言曰：“予必立一刚毅不可夺志之人，为尔等之共主。”此或隐指雍正帝而言欤？而当时诸王，多不承认，大概以雍正帝之承继，未必出于先帝之真意，特为其所窃据耳；甚至疑太子之废，主谋者非顽愚之允禔，亦非轻躁之允禩，实出于多智之雍正帝其人也。此其所疑，亦非全无根据。然初临朝廷而为帝，此等事情，甚为障碍，故帝于即位之始，力以宽和收人心。然终不能使诸王满足，而反以启诸王之野心。雍正二年，废太子允礽，死于幽禁之所，追封为理亲王，谥曰密。彼诸王岂能坐视此悲剧耶？顾皇位既为深谋多智之帝所据，则彼等不能不讲自营之计，于是乎要求封建。当帝之即位也，诸王之朋党，气势大增。雍正二年，帝颁御制《朋党论》一篇，尚未直责诸王之态度，先攻诸王之羽翼。然帝似欲激发诸王之天良也者，特召集诸王宗室，发表如下之意思焉，其言曰：
予赞承皇考之大业，觉宗室之习气，彼此不相往来，视如仇敌，动语人曰：彼与我不甚相合，专欲陷我；否则曰：彼与我原有仇。夫今日之宗室，皆同祖之骨肉也，仇从何来？此皆宵小谗间，使骨肉生隙耳。予未即大位以前，兄弟宗室，固无论矣，即八旗大臣，并无一人与予为仇者；不但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尔宗室等，仇视一家之骨肉，反以母党妻族及外人，视为至戚，密相往来。予在藩邸有年，旧族皇后族及诸亲戚之家，绝无一甚相亲密者；且并不与满汉大臣及内廷之执事、侍卫等之一人，密为交结。初时我兄弟等，尚相往来，然自戊子年皇考下训旨以后，亦并不私相往来；若私相往来，岂能掩众人之耳目耶？或谓予与二阿哥（允礽）不睦，不知二阿哥为皇太子时，乃国之储君也，其未得罪之先，予但尽弟道臣道，事以敬谨；但因皇考笃爱予躬，二阿哥恐其妨己，遂以非理相加；虽然，予惟尽己之道，恭敬翼顺而已，此皆众所共知者也；戊子岁，二阿哥得罪，使彼得保全者，抑谁之力耶？予之所以登大位者，即以此无偏私朋党之习故也。
帝尚进而责允禩等，比周朋党，有觊觎之志，复述康熙帝禁锢允禔，遣允禵于西宁之事焉。
陆生柟之文字狱
雍正七年秋，广西人陆生柟，细书《通鉴论》十七篇，被顺承郡王锡保告发。据锡保当时之上书，谓“《通鉴论》，尽抗愤不平之语，其论封建之利，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朝政”云云。雍正帝谕曰：“生柟以封建制度，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日，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也。如此指摘，大凡叛逆之人吕留良、曾静、陆生柟辈，皆以宜复封建为言。盖此种悖乱之人，自知奸恶倾邪，不见容于乡国，欲效策士游说之风，意谓不见用于此国，则去而之他国。殊不知狂肆逆恶如陆生柟者，实天下之所不容也。”遂命诛杀于军前云。吾人于此罪案所宜注意者，一小吏陆生柟，敢对于时政，为猖狂之议论，无非欲求合于诸王之野心，故帝目为邪说而力排之也。揣帝之意，妨碍一统者，诸王也；援诸王者，封建论也，凡与此有关系者，则悉剔抉之而无所遗。试引帝之《驳封建论》一节于左：
《通鉴论》，清雍正朝大臣陆生柟论史著作，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共17篇。
古人之有封建，非谓其制尽善，特创此以驾驭天下也。洪荒之世，声教未通，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圣人首出，则天下之众，莫不尊亲，圣人即各因其世守而封之，亦建立亲贤，参错其间。盖世势如此，虽欲统一而不能也。夏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武王孟津之役，来会者八百国，岂非夏后、周王之封建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开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自汉以来，遂为定制。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以后，土地属之天子，一行封建，私心即多，故以郡县为公。唐柳宗元云：“公天下自秦始皇始。”宋苏轼云：“封建者，争之端也。”皆确有所见之言也。且中国郡县，亦犹各蒙古之自为雄长、互相战争耳，至元太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肇基东土，遐迩率服，各蒙古复望风归顺，咸凛正朔，以至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也。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试问今日之祸害何在？陆生柟能明指否耶？
雍正书法
陆生柟之《通鉴论》，尚有关于立太子者，关于兵制者，及关于君主之权限者，无不与时政有关涉。然其中论君主权过重，帝以为与诸王有关系，尝以“予对于诸王，绝无私心”等词辩驳之。此文字狱，在雍正四年，发生于诸王幽杀事件之后，纵或与诸王无关系；然此种议论，未始不受诸王朋党之影响。吾人以陆生柟之著书，或直接，或间接，要皆视为迎合诸王之意向可也。
允禩像
禁抑之手段方法
允禩、允禟一派，运动益急，要不能越出帝之深密之布置。雍正四年，帝责彼等之罪恶，削其宗室之籍，撤其黄带之典。所谓黄带者，宗室使用之黄色带，如觉罗之以红带为记号也。且所罚犹不止此，帝改彼等之名，允禩曰“阿其那”，允禟曰“塞思黑”，又不呼其父皇所赐之名。“阿其那”、“塞思黑”满洲语为猪、狗之义，则帝不仅不以骨肉视彼等，且以其悖德而不以人类视彼等矣。吾人于帝所下之命令，觉有一重要事项，即于改名一年前，帝命宗人府，论允禩擅杀兵士之罪，撤去王府所属之下五旗佐领是也。所谓下五旗者，乃除镶黄、正黄、正白之上三旗外，其他之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之五旗也。上三旗称为满洲之精兵，太祖以来之亲军，所有重地如禁卫侍卫，不能不由于上三旗，一称为“内府三旗”云；下五旗之属于诸王，盖从国初而来。雍正帝评上下八旗云：“上三旗之风俗，惟知有君上，方直刚正，志不可夺。彼等后与下五旗并用，遂染卑靡之风。从前下五旗之人，为诸王所统辖，其心亦惟知有君主，不知有主人；何至于今，遂卑靡一至于此！昨日都统武格，在予前奏对，尚呼犯罪者之允禩为‘主人’。武格即一无知之武夫，然亦风俗颓败，大义不明故耳。古人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臣子之于君上，即天经地义之所在；苟存二心，直乱臣贼子也。”察帝之言，可知八旗子弟，皆为诸王爪牙，不从帝室命令，而诸王亦赖此权力以抗行焉。抑从满汉之大体观之，皇家宗室，原无区别，然诸王既不顾国体与民族之结果，各自企望自立，则君主之位置，濒于危险也可知，帝撤诸王之八旗佐领，盖有见于此。以吾人论之，帝为自营，束缚诸王之自由，然其结果，亦图帝室之安固也。且帝之禁抑方法，尚不止此，又禁诸王与外省官吏相交通，除岁时朝见外，不许于邸第私谒，凡此诸事，皆行于允禩、允禟等之死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