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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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赋
《作者：司马相如》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一说出于后人伪托。《古文苑》、《艺文类聚》见载。葛洪《西京杂记》:“司马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文章述己游于梁王,梁王悦之,邹阳因相如“美丽闲都”而谮之。相如于是答梁王,己不好色,并与孔(丘)墨(翟)之远避女色不同。遂举二例证之。其一说,东邻有一美女,恒“登垣而望臣,三年于兹矣,臣弃而不许。”其二说,自己暮宿上宫时,“有女独处,婉然在床”,为已设旨酒,进鸣琴,歌“有美人兮来何迟……”而“臣乃脉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举,与彼长辞。”此文虽含讽谕,但多佚荡情思,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同旨。全文以丰富的想象和铺陈手法描绘女性的神情举止、体貌服饰,极为生动细致,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且巧妙运用对话与氛围描写,又善以对比来渲染主题,具有明显的艺术效果。张溥曰:“《美人赋》风诗之尤,上掩宋玉。盖长卿风流放诞,深于论色,即其所自叙传……得之于内,不可以传。”(《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此赋为后世作品中女性的描写提供了成功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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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
《作者：枚乘》汉枚乘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患病,吴客往问,用七种不同类型的事启发楚太子,故名《七发》。文中开头一段作为序曲,叙述此文写作的缘起,下面依次陈说音乐、美食、车马、游观之乐,但都引不起太子的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太子略有起色;最后吴客说到要向太子推荐有道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听了据几而起,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愈。本文的格式明显是从《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演化而来,但淡化了咏叹抒情的成分,加强了“铺叙的功能”。全文规模宏大,前后脉络贯串,对所写事物,无不极力摹状,穷形尽象,文中“观涛”一段,是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其文曰:“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澧澧,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这段文字对涛的形状,远近、气势的描写层次分明,语汇丰富,比喻贴切而新鲜,可谓酣畅淋漓,惊心动魄。《七发》是从骚体赋演化出来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它为汉代大赋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的辞赋,都受到枚乘的影响;《七发》以后,还产生了沿袭这种形式的“七”体,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徐干《七喻》、陆机《七微》等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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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赋
《作者：司马相如》汉赋。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将《子虚赋》、《上林赋》连成一气,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收入卷7,《上林赋》收入卷8。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构思之苦。《上林赋》与《子虚赋》同为汉赋代表作,其内容上承《子虚赋》所述,当子虚、乌有二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时,亡是公以天子代表的身份,申明诸侯国应纳贡述职的道理,又极力渲染了天子上林苑的广阔和天子出猎的壮观。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天子对“大奢侈”幡然省悟,命令“解酒罢猎”,使子虚、乌有“愀然改容”,有所悔过。刘勰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而明人王世贞则在其《艺苑卮言》中说,司马相如此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史记》、《汉书》本传指明:因司马相如在梁地作《子虚赋》受到汉武帝召见,他便“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上林赋》进呈,所以一般都将这两篇赋视为正续篇,往往一并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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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秦二世赋
《作者：司马相如》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见载。《汉书·司马相如传》曰:“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颜师古注:“宜春本秦之离宫,胡亥于此为阎乐所杀,故感其处而哀之。”文章先写离宫及其周围之景观,接着抒发秦代灭亡的感慨,并以今日二世墓地芜秽不修,魂魄飘零无着作结。(《史记》所载,此后另加五句喟叹性文字。)此文表现了痛惋至深的感情,对秦二世“持身不谨”、“信谗不寤”作了尖锐批评,并由此总结了国亡宗灭的历史教训。文章情景交融,寓情于景,渲染山之深,水之曲,竹树之繁茂,以造成一种似被历史遗忘的氛围,自然带出下面直抒胸襟的文字。其直抒中兼具评议成分,简明深刻,富有庄重感。对后世咏史作品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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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赋
《作者：司马相如》西汉赋。司马相如作。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文章写大人“悲世俗之迫隘”,于是远离尘嚣而游于旷杳,“驾应龙象舆”,“骖赤螭青虯”,以星辰为旌幡,以虹霓为幡饰,游于东南西北天地之间。众神悉听征召,五帝为先导,陵阳当侍从,神仙们前呼后拥,供其役使,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最后到了昆仑山,见到了西王母,她“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所幸还有三足乌“为之使”。文章至此感叹道:“必长生者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露出讽谏规劝之意。作品最后申足此意,说明在空旷无人的虚无之境成仙,超脱尘世而独存,丝毫没有乐趣。这篇赋的用意在于谏正汉武帝的好神求仙,采用了较婉曲的手法,借渲染仙境的冷寂、仙人的凄凉生活表现作者的态度,达到讽谕的目的。文章辞采华美,以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描绘大人富于浪漫色彩的远游,表现大人凌驾一切的威武气概。据说此赋既奏,“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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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门赋
《作者：司马相如》辞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文选》见载。赋序说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因妒失宠,幽居长门宫,遂以重金请司马相如作赋,希图感动武帝,武帝读赋后复宠阿娇。古今一些学者据序中“孝武皇帝”谥号之起期晚于作者卒年,及“陈皇后复得亲幸”不符史实等,推断此赋为他人托名所作;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赋序或为托名者作,而赋的正文则“非相如不能作”(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文章首先推出一位精魂踰佚、形体枯槁的弃妇形象,点明因夫君恩爱转移和自己过于痴情造成了这位美人独居的悲剧。继而具体描绘其内心痛苦:她“登兰台而遥望”种种自然景观,将雷鸣误作君王车声,将风动误作牵帷人;她“下兰台而周览”深宫,更是触景伤情,“怅独托于空堂”;她又在洞房清夜抚琴抒怀,历数己过,于睡梦中与君王重逢;及至醒后伫望星空,终以“不敢忘(君)”煞尾。赋题取《长门》,固与陈后失宠有关,但并不囿于历史故事,而是概括了众多宫女的遭遇与痛苦,并寄予深切同情。朱熹《楚辞后语》曰:“此文古妙,最近楚辞。”赋仿楚辞之遣词造句与表现手法,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以悲为美”的特征。尤善刻画心理,以实写虚,利用景物特征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委婉曲折,悲悽动人,在抒情小赋中别具一格,更不同于大赋的夸诞恢廓。此篇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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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嘲
《作者：扬雄》西汉赋。扬雄作。据《汉书·扬雄传》:“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文章以主客问答体写成,假设有客嘲笑他不善仕进,于是他加以辩驳。作者引征大量史实,反复解释比较,论证世异事变的道理,说明战国之世,群雄争霸,“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士人能够“矫翼厉翮,恣意所存”,而今天下一统,“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庸夫在位,排斥异己:“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步而投迹”,士人根本不能像战国之士那样靠上疏和论辩取得禄位。作者既不能像蔺相如、公孙弘、霍去病那样建功立业,又不能像四皓那样高隐,也不肯像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那样放诞,因此只有默默守其《太玄》。这篇赋虽然在内容和写法上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在思想和情感上更加深刻,作者就个人的遭遇申发开去,对士人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命运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作品因而更其普遍性。本文语言犀利,论辩有力,纵横恣肆,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后来的仿作如崔骃《达旨》、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都难与本文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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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都赋
《作者：班固》班固著。见《班兰台集》,收于《文选》。作者在序文中说,长安父老,怨都洛邑,冀复都长安,故作此赋以明都洛邑之宜。赋中假设西都宾在东都主人前夸耀西都长安之形胜,建都后之繁华,四郊之富盛,宫室之壮观,特别夸耀昭阳殿之盛况;接写百寮官署、离宫苑囿之隆,又及武帝之求仙与羽猎、水嬉之愉悦。东都主人则指斥西都宾之惑于事理。他先述西汉建都于长安乃一时之计,后遇王莽作乱,光武帝方承古帝之功业遗制建都于洛邑;及于明帝,俭而不侈,一应礼仪以至田猎皆循制而已,唯重教化,致使德治之盛,无与伦比,四夷宾服,天下洽治。西都宾闻而慑服。最后,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作者认为建都不该着眼于有利于统治者的穷极享乐,而该着眼于德化之行,长治久安,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赋中对光武帝、明帝极力称颂,最终规以节俭,是承西汉大赋之体制。全赋规模宏大,恣意铺陈夸张,是汉赋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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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通赋
《作者：班固》汉赋。东汉班固作。这是一篇骚体述志兼抒情的作品。始见于《汉书·叙传》,萧统收入《文选》,又略见于《艺文类聚》,都未曾标明此赋有序。惟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录用了卫灵公驱逐太子之事,作为该赋的序,似显牵强附会。班固自叙此赋主旨是“致命遂志”,即极言人间吉凶命运,进而表明自己处世态度。其妹班昭曾为之作注,李善注《文选》时每每称引之。此赋开篇从班氏始祖颛顼写起,再历数先辈的光辉业绩及由楚迁晋,尔后仕汉的历史,自己梦想着同祖先一样去建功立业:“梦登山而迥眺兮,觌幽人之仿佛”。同时作者从大量事实中意识到:天地无穷,艰多智寡,变化相诡,难料始终;在短暂的人生道路上,欲达到一定的目标,就必须“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以先圣之大道为模式,以天纲为训诫,以精诚信实的态度去努力,才能通于“神灵”,达于世情,有所做为。结尾部分的“乱曰”里,作者再度申明:“舍生取谊,以道用兮”。该赋通篇模仿楚辞特别是《离骚》,但内容较为单纯,讲究铺陈堆砌,在形象的个性化方面也远不及屈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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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离骚
《作者：扬雄》辞赋。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或称《反骚》。《汉书·扬雄传》引其“自序”言:扬雄每读屈原文“未尝不流涕……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㟭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后两篇已佚,《反离骚》独存。此文为扬雄早期之作品,写于阳朔元年(前24)尚居蜀时。文章模拟《离骚》之形式及词汇,表明了作者对屈原之态度:一方面同情屈原遭遇之不幸,受浊世陷害,为佞人小臣所谗。另一方面又批评屈原,谴责其未及早发觉楚王之昏暗,自丧芬芳,终于“投江而死”。扬雄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传》)作者给屈原提个代称,说他是“湘累”。《汉书》颜师古注引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扬雄虽承认屈原“竭忠诚以侍君”,但他早该“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故作者主张屈原当与“神龙之渊潜”一般,“俟庆云而将举”。对屈原最后决定自杀,作者说:“蹠彭咸之所遗”(投江而死),这是“弃由聃之所珍”。由为许由,聃为老子,皆为古代隐士。作者谴责屈原投江而死,不如二人隐德自珍,全身远祸,这些都反映了他思想的局限性。《反离骚》艺术成就不高,刘勰说“极思功寡”(《文心雕龙·哀吊》),诚为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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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赋
《作者：扬雄》汉赋。西汉扬雄作。是汉代宫殿赋的代表作之一。《汉书·扬雄传》说:“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又说:“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厓、旁皇、储胥、弩阹,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玮,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般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为其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为,党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明代张溥曾评此赋说:“自比讽谏,相如不死。”(《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此赋是扬雄随汉成帝郊祀甘泉宫归还后所作。赋中把天子郊祀的盛况铺张得恍若遨游仙境,并颂扬刘氏王朝地久天长。同时,赋中又贯串着讽谏之意。作者以天帝居住的“紫宫”比拟甘泉宫的规模气概,意在讽示帝王的过分奢丽;又从现实中的甘泉宫追溯到历史上夏桀的“琁室”和商纣的“倾宫”,讽示成帝当以亡国之君为戒,讽谕之意更为明显。在艺术上,此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文辞流丽,但属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缺乏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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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赋
《作者：扬雄》辞赋名篇。西汉扬雄作。《汉书》见载。元延二年(前11)三月,成帝帅群臣,横渡黄河,行幸河东祭祀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汉书》扬雄“自序”)。天子追踪殷周之墟,遥思尧舜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于是上《河东赋》以劝。此文可分为三段:开段为前引,写暮春谒神于河东,形容车驾旌旗之盛。中段述成帝追观先代遗迹:览介山,思晋文公及介子推;追慕大禹疏决龙门;登历观(山西永济县山名)而望舜之所耕。他将这些遗迹与远处战场陔下(项羽败处)南巢(夏桀败处)相较,认为这些地方均不如河东。于是天子乘翠龙,渡大河,登华山,该地祥云迎,甘雨降,天子遂叱风伯,呵雨师,大致斥令制风制雨。最后一段乃为对天子及汉代的歌功颂德,而这篇赋的结尾不带任何规谏之辞。扬雄自谓此文目的在于劝。然细绎全文,此赋表面上是对王朝汉德的颂扬,实际上寓讽谏于颂扬之中。姚鼐《古文辞类纂》评云:“《上林》之末有游乎六芝之囿及翱翔书圃之语。此文(《河东赋》)法之,借行游为喻,言以天道为车马,以六经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巡望山川以为观览乎。”全文仿《楚辞》体,亦融合散体之字句。《汉书·扬雄传》所收录之四赋,《文选》仅此篇未录,其由盖因其体裁和文句不特出,此赋或非子云之佳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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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猎赋（羽猎赋）
《作者：扬雄》汉赋。西汉扬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题作《校猎赋》，萧统《文选》题为《羽猎赋》,后人多从之，又略见于《艺文类聚》66卷。是汉赋中以描写畋猎为内容的代表作品之一。赋前有序文,申明作赋的缘由是因为汉成帝的校猎之举“太奢丽夸诩”,不合圣王礼制,故作此赋以表讽谏之意。赋的正文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即显现出赋颂的特点,把汉代皇帝与三皇五帝相比埒,为其歌功颂德。中间部分是主体，大事铺张夸饰，状写天子校猎时的壮观盛况群象飞动,画面壮阔，如写围猎之状说:“移围徙阵.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部伍:壁垒天施神扶电击，逢之则碎，近之则破，鸟不及飞兽不及过·军惊师骇，刮野扫地。及至罕车飞扬,武骑聿皇,蹈飞豹,绢枭阳,追天宝,出一方，"其描绘校猎阵容的整肃,斗士的英武搏击的迅猛,以及飞禽走兽的狼狈不堪,都极其生动.形象鲜明，富于艺术感染力。赋的结尾部分写汉天子翻然悔悟，决心“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于是罢猎而去“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显然扬雄的《羽猎赋》,其结构体制和表现方法,都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司马相如的赋“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扬雄的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扬雄语)。《羽猎赋》可与《子虚赋》、《上林赋》比美,惟其所处时代已是西汉末路一味炫耀帝国声威显然有谀美之嫌。扬雄晚年也认识到这种“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的作品并不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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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杨赋
《作者：扬雄》汉赋。西汉杨雄作。始见于《汉书·扬雄传》;又见于《文选》。这是一篇田猎赋,借汉成帝猎于长杨之事,宣扬汉帝国声威并表示讽谏之意。赋前有序,交待作此赋的背景和用意:汉成帝于校猎甘泉的次年(元延元年·前12),又田猎于长杨,致使“农民不得收敛”。扬雄扈从返回长安后作此赋以讽。赋的正文,其形式与布局均摹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设为“子墨”为客卿、“翰林”为主人,双方以对话形式各抒己见。该赋内容可分3部分:开头部分交待作此赋原委:子墨指责汉成帝猎于长杨“扰于农民”,“本非人主之急务”;翰林则说子墨“知其一未睹其二”,因而有必要加以澄清。中间部分是中心内容,以翰林之口,陈言汉帝国的强盛:先述汉高祖开国创业之功德,再述汉文帝休养生息之治绩,继之以汉武帝开疆扩土的威势,终之以为汉成帝田猎长杨作回护,委婉地表示出讽谏之意,言其虽出猎但有节制,能“遵文武之度”,“使农不辍,工不下机,婚姻以对,男女莫违”。最后部分是结尾,写子墨客卿向翰林主人认错。这篇赋能把铺陈描写与议论说理结合起来,虽讲究夸饰文采,但较为通俗流畅,没有汉代大赋那种堆砌臃肿的毛病,如状写汉武帝声威的文字有:“天兵四临。幽都先加。挥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而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蹻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无边城之灾,金革之患。”文字整中有散,顺其自然,简明而流畅,这在汉赋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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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赋
《作者：张衡》辞赋名篇。东汉张衡作。《文选》见载。二京,指汉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后汉书·张衡传》云:“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仍成。”一说:“昔班固覩世祖迁都于洛邑,惧将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圣之正法也,故假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邑之议,而为东都主人折衷以答之。张平子薄而陋之,故更造焉”(《艺文类聚》载《西京赋·序》)。上篇《西京赋》,假借凭虚公子之口,先状西京地理形势之优越、高祖之定都,随即从各方极力铺陈西京的豪华奢靡:宫廷建筑的宏伟、城廓宅第的宽整、市场的繁荣、商贾的欺诈、游侠辩士的豪为、郊畿的殷富,及上林禁苑的游猎水嬉、百戏淫乐等。下篇《东京赋》则借安处先生之言,追溯历史,从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到西秦“思专其誃”的破灭,再历数两汉各代帝王,赞美了汉高祖、文帝、武帝、光武帝等的文治武功,又极状洛阳形胜,汉室仪轨等。《西京》意在讽谏,暴露了王室的腐败,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东京》旨在陈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伟抱负。文章描摹宏富,变化多端,辅陈夸张,跌宕有致,议论真切。晋夏侯湛《张平子碑》称其“《二京》、《南都》,所以赞美畿辇者与雅颂争流,英英乎其有味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张衡《二京》,迅拔以宏富。”文章旨在超出《两都》,极力追求完备,铺叙夸饰之不足,则继以风发议论,成为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轨。既是汉代最后一篇京苑大赋,也是前人赋宫殿游猎山川京城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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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赋
《作者：司马相如》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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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通义译注
《作者：应劭》有关汉代以前典礼流俗的著作。汉代应劭著。常省称为《风俗通》。原书二十三卷,北宋时亡佚二十二卷,今仅存十卷,附录一卷。卢文弨《群书拾补》辑有《风俗通逸文》多条,悉十卷外之所遗。现存十卷篇目为“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书中保存有丰富的神话传说材料,如“女娲造人”、“李冰斗蛟”两条是首见记录者;此外如有关“三皇”、“五帝”、封禅泰山梁父以及对灶神、稷神和民间杂祀祭祀的记述也可看出古代神话与传说在汉代的流传变异情况。应劭写作此书目的在于“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但对民间口传,他能指出:“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对于为政的重要性:“为正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还是很有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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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博物学文献。五十卷。明董斯张撰。董斯张(生卒年不 详)，字避周。乌程人。素称博洽，善诗词， 著有《静味斋词》，又有《吴兴艺文志》等 书。此书续用张华“博物”之名，而在体例 上大加变化，内容广为扩张，故曰“广”。 全书分大目二十二，子目一百二十七，皆 摘录古书旧文，类编而成。所引古籍，上 起“三坟”(代表三皇五帝时代之著作，现 存本实为后人伪撰)，下至隋代，内容则天文地理、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居处服饰、 器用杂物，以至文学艺术、音乐歌舞、社会 人事，包罗无遗，其中不少为记述事物源 流、描述事物性状、形制、名称、生产等等 的资料，较之《博物志》、《续博物志》范围 广范，内容丰富，对研究古代科技史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但此书也存在贪多务得 的毛病，体例也不纯一，甚至大量摘引佛 道典籍中的鬼神故事，于“博物”尤少关 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它“大伤枝蔓”。《四库全书》收录此书，是目前常见的 一个版本。
(嘉靖)安溪县志
福建地方志。明汪瑀修，林有年纂。八卷。汪瑀，直隶歙县(今属安徽)人。监生，官安溪知县。有年字塞谷，福建莆田人。曾官贵州提刑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安溪县建南唐保大十三年。县志始修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于嘉靖八年。是志以旧志为底本，询于故老，并续嘉靖以后事，书成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约八万二千字。分地舆、规制、官制、学校、选举、人物、文章、杂志八类。为该县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比较全面记载了该县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况。其地舆较为详赡，含建置、星野、山川、形胜、疆域、屯堡、隘堑、乡里、风俗、气候、土田、屯田、户口、土产等十目， 载山、 岭、峰、岩百余;溪、湾、潭、滩三十余。坑冶有龙崇银场，清洋铁矿山铁场等。户口自唐开元后有记载，但甚为疏略，至明颇详。尤以土产较为详备， 分谷、货品、蔬、果、药、木、竹、花、草、毛、羽、鳞、甲等十四类，二百六十余种。有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1963年《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学古编
印学论著。元吾丘衍著，成书于大德庚子(1300)年。全二卷。上卷为 《三十五举》， 为本书之主体，甚多创获，故后人多直呼此书为 《三十五举》。其中第一举至第十六举详论书体正体及篆写摹刻之法，第十七举论隶书，第十八举至第三十五举论印章文字的篆写。下卷为 《合用文籍品目》，一小篆品，二钟鼎品，三古文品， 四碑刻品，五附器用品，六辨谬品，七隶书品，八字源辨，凡四十六条。其后附录 “洗印法”、“印油法”、“取字法”共三条。后人对此书评价甚高，历来被誉为最早印学经典著作。如元代危素云： “吾丘君隐于武林(今杭州)阛阓间，高洁自持，尤攻篆籀，此编之书，可一洗来者俗恶之习”。夏溥称此书出， “遂变宋末钟鼎图书之谬”，又谓： “寸印古篆，实自先生倡之，直第一手。赵吴兴(孟頫) 又晚效先生法耳”。明清篆刻家多仿效其体例而一再续作，如托名何震的 《续学古编》、清代桂馥有 《续三十五举》、姚晏有 《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有 《续三十五举》 等。又清人姚觐元有《三十五举校勘记》。此编曾辑入 《四库全书·子部》、《说郛》、《学津讨源》、《篆学琐著》、《美术丛书》、《历代印学论文选》。附录数则，有考为后人所续者，认为较少价值。
阳宅秘论
谓论阳宅龙脉、造作宜忌等事
风俗通义校注
王利器撰。中华书局1981年初版。以《四部丛刊》影印元代大德本应劭《风俗通义》为底本,校以宋丁黼刊本等二十余种版本。是正清人辑而非佚者、割裂未当者,并依宋人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中所言篇目,略为类聚。采用互见、互证之法,取应氏《汉官仪》印证书中说时王典制者,又从其《汉书集解》中采录可与本书相发明者,为证切要。正文十卷后,列有“佚文”、“附录”。
不思议光菩萨所说经
一卷，秦罗什译。佛在只陀林中，淫女弃一小儿于路边，众皆往观，佛诣其所作种种问答，次使现通，诸天蒙光皆来集，因名不思议光。佛为波斯匿王说其往因，并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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