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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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作者：韩愈》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韩愈著。为批判“佛”、“道”而作,论述了与佛教、道教的“道”相对立的儒“道”,以及与佛教祖统相抗衡的道统。认为世俗的君臣之道,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臣帮助君以统治人民,这是自古以来的“道”。“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个“道”由尧开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道统”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能够推行“仁义”的人就是圣人。批评佛教伦理只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出世原则,而不讲治国平天下,因而违背先王“道统”,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关系,所以必须加以废除和禁止。主张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要“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恢复和建立“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等尊卑贵贱等级分明的社会伦常关系。此文收入《韩昌黎集》,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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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毁
《作者：韩愈》唐韩愈撰。“原”是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的文章,源自韩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原”有推原其本之意,“原毁”就是推论毁谤的根源。 韩愈所处的唐代中期,社会矛盾重重,朝官以及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相互毁谤,已流为社会风气。作者怀才不遇,屡遭左迁,对士大夫中那些“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的颓风深恶痛绝,所以在此文中,比较了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待人待己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分析了一般人好诽谤、贬低别人的原因,指出形成这种风气的社会心理就在于“忌”,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也表示了愤慨,渲泄了内心的不平之气。全文自始至终围绕一个“毁”字展开议论,段与段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通篇运用对比,语言多用排句和偶句,同时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具有散文特有的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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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性
《作者：韩愈》中国唐代关于人性论的著作。韩愈撰。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它对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论作了总结,认为孟子、荀子、扬雄三家的人性论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继承并发挥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认为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它们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余四者;中品之性里仁的成份多少不同,其余四者混杂不纯;下品之性反于仁而违背其余者。同时还认为人的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情,与性相对应,亦有三品:上品之情,是七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认为性“与生俱生”,即先天就有的,并认为它们是人类普遍的本性,是一种先验的抽象人性论。认为情是“接与物而生”,即后天才有的;既反对任情纵欲,也反对佛教的灭情见性主张,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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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子
《作者：来鹏》来鹄，又作来鹏，豫章人。少有大志，广学权谋机变之术，得鬼谷子真传，又能为政，有汉张子房之风也。咸通年间，举进士不第。后入韦保衡幕中。韦不纳其言，转投田令孜，认为主公。然其心早在帝侧也。故帝招之即应。乾符元年三月，帝拜其为帝师。后封豫章国公，食邑千户。谥“文忠”。按谥法，经纬天地曰文，虑国忘家曰忠。来公有经天纬地之才，归帝后鞠躬尽瘁，助帝平定中原，开拓疆土，故曰：“文忠”。曾作七律《寒食山馆书情》，以遣羁旅愁怀，当时传为佳作。其诗作思清丽，然怀才不遇，辗转飘泊，故其诗多写羁旅之思、落魄之感，间有愤世嫉俗之作。有《来子》。《全唐诗》存其诗二十九首。来鹄的作品有诗集一卷，但今已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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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指说
《作者：成伯玙》诗经学专著。一卷。唐成伯玙撰。伯玙生卒年及生平未详。此书凡四编。第一编曰兴述,说明陈诗观风与孔子删诗正乐等事;第二编曰解说,先解释诗义,《风》、《雅》、《颂》次之,《周南》又次之,诂训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第三编曰传受,说明四家诗授受世次和说诗源流。第四编曰文体,研究《诗经》句法的长短、篇章的多寡、措辞的异同以及用字的体例等。此书篇幅不多,前人很少提及。今按其书,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解诗上,不管毛亨、郑玄说法如何,成伯玙完全按照己意去解诗。影响所及,开启了宋以后学者以己意解诗的风气;二是对于《诗序》,定“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宋苏辙作《诗集传》,于《诗序》惟存其发端一语,以下馀文,悉从删汰。其后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辙说为祖,实则成伯玙已先言之,他对《诗经》的研究,的确起过一些启迪作用。此外,他注重文体,对于研究《诗经》的艺术特点,也是很有帮助的。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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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集传纂例[四库本]](/d/file/books/383c748dbf3add769882e4881070589a.jpg)
春秋集传纂例[四库本]
《作者：陆淳》唐陆淳诠释、阐发啖助、赵匡《春秋》经说的著作。共10卷。作者尊崇啖助为师，赵匡为友。啖著《春秋统例》6卷，经作者及其子陆异整理，复经赵匡修改，定为40篇，勒为10卷。其第1至第8篇为全书总义，第9篇为鲁十二公并世绪，第36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谬及人名、国名、地名。全书主要内容包含于第10至第35篇内，该部分将啖助《春秋统例》及春秋学的主要观点作出详细阐发，如指《左传》非左丘明之作，《公羊》、《榖梁》亦非公羊高、榖梁赤之作; 认为《左传》与《春秋》比之《公羊》、《榖梁》与《春秋》，后一种关系显得更其紧密。诸如此类，皆不尚旧说，且多有新意，但偏颇也在所不免。故宋以后评价也不同。如晁公武、欧阳修皆持贬议，程颢、程颐却视其有塞异端、开正途之功。纪昀等综诸家评论指出：该书 “舍传求经，实导宋人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其版本主要有五玲珑阁丛书、古经解汇函、四库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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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微旨
《作者：陆淳》三卷。唐陆淳撰。此书先列三传不同之文，参以啖助、赵匡之说而断其是非。《自序》云：“事或反经而志协乎道，亦虽近义而意实蕴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终是，介于疑似之间者，并委曲发明，故曰‘微旨’。”如“晋赵鞅归于晋”条，先引《左传》云：“韩魏以赵氏为请赵鞅，入于绛，盟于公宫。”次引《公羊》曰：“此叛也，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此逐君侧之恶人也，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再引《穀梁》曰：“此叛也，其以归言之何?贵其以地反也。……以地正国则何以言叛，其入无君命也。”最后引赵匡之论曰：“叛而称归，君宥而反之也，且原其初入晋阳之心。拒中行，非叛君也。”《左传》只陈述史实，而《公》、《穀》则重在阐发“无君命”，赵匡则据《春秋》“君了原心”之大义而说。其《自序》又云“三传旧说亦并存之，其义当否则以朱墨为别。”今本应用朱者，皆改以方匡界划其起讫。此书大旨与《纂例》相同。现存有宋皇祐汴本、《学海类编》本、玉玲珑本、海昌陈氏刊巾箱本、经苑本、《学津讨原》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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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畦暇语
《作者：佚名》一卷。作者不详。根据书中记载，作者自称老圃。在唐太宗一条，独称臣、称为皇祖，可知其为唐人。又该书引韩愈诗二章，云“后来岂复有如斯人”，则知为中唐以后时人。在《灌畦暇语·自序》里，作者自称“早年血气未定，铺方纸，运寸管，及起以干一旦之名，力尽志殚，仅能如愿。”作者又说：“急意勇退，脱谢缨弁，”可知作者曾登第入仕。《灌畦暇语》总计三十二条，其内容也以道家思想为主，这恐怕与作者隐居有关。而且该书持论笃实，于圣贤之事亦不悖，堪称为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该书成书后，并未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以至《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未著录此书。直到陈振孙写《直斋书录解题》，才见其名。《灌畦暇语》的最早刊本为陆氏奇晋斋所刊，书末有李东阳跋。东阳云：“余倾僦京城之西，有卖杂物者过门，见其箧有故书数种，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语》一编，尤为断烂，余以数十钱购得之。因料理其可读者，才得三十余条。”可见，今本此书是经过李东阳整理的残本，已非昔日之原书。该书的主要版本有：《学海类编》本，《奇晋斋丛书》本，《艺圃搜奇》本，淡生堂余苑本，《稽古堂杂说》本以及《四库全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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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范
《作者：李世民》四卷。唐太宗李世民撰。书成于贞观二十二年 (649)。论为君持身治国之道。以为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为治国之本。贞观末年太宗以此书赐其子李治(高宗),曰:“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修身治国备在其中”(《帝范·后序》)。《旧唐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云四卷。晁公武《读书志》仅载六篇。陈振孙《书录解题》曰一卷。此本载《永乐大典》中，共十二篇，首尾完整。是书于南宋时已佚其半，至元乃复得旧本，故明初转有全文。曰：《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十二篇。贾行注和韦公肃注，并佚。注文疑出于元人之手。日本有传本。大抵本文以日本传本为佳，注文以四库馆臣辑本为上，亦互有补充。有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本。《粤雅堂丛书》三编本据日本传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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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笔解
《作者：韩愈》二卷，旧题唐韩愈、李翱同注。唐以来对此书说多异同，参校各说，疑此书为韩愈注《论语》前所作的笔记心得，李翱亦间有讨论，附于其间，后人得之，刊刻而成，而以韩曰、李曰分别两人之说。韩愈、李翱学术观点相近，二人所解基本看法相同。韩、李讲性，因而多用以解说《论语》，如解释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说：“天命之谓性，《易》者，理性之书。先儒失其传，唯孟轲得仲尼之蕴。”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该书则解释说，不闻并不是没听说，而是“少克知”之义。孔子是讲性与天道的，只是弟子中少有知道的。韩、李的笔解，实是为自己的性命说，从孔子那里去找证据。有《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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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正义
《作者：孔颖达》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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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注疏
《作者：何休》《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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