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量变质变规律
第一节 质、量、度
质
量变质变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这个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是在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无限交替过程中实现的。
要阐明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首先应当说明质、量、度三个范畴。
质是什么呢?简要地说来，质就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内在的规定性。
世界上的事物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每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它自己而不是别的事物，就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质。有机物不同于无机物，动物不同于植物，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都因为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质。
质同事物是不可分离的。当我们说到质的时候，指的总是某一特定事物的质。离开了特定事物而凭空存在的质是没有的。同样地，当我们说到事物的时候，指的也总是具有特定的质的事物，不具有质的事物也是没有的。某物之所以为某物，也正因为它具有某种特定的质。如果某物丧失了它所固有的质，就无从同别的事物相区别，就不再是某物，而变成另一种事物了。食物腐坏了，同有毒的东西无从区别，就不能称其为食物。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被工人贵族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到同资产阶级政党无从区别的程度，也就不能称其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事物的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客观基础。人们认识事物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事物同事物之间有着质的区别。所谓认识事物，首先就是认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质。如果客观事物没有特殊的质，事物同事物之间没有区别，人们认识事物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清代唯物论哲学家戴因说：“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这句话是合理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弄清楚自己所考察的对象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特殊的质。诡辩论者否认事物具有质的规定性，否认事物之间具有质的区别。古希腊的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我国战国时期的庄子主张“一死生”、“齐万物”，惠施主张“卵有毛”、“马有卵”、“丁子(虾蟆)有尾”、“白狗黑”等等，都是诡辩论的典型。这种观点根本取消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开了方便之门，是为没落阶级服务的一种反动思潮。这种思潮，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装潢打扮。
现代修正主义者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也扮起这种思想史上的渣滓作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故意歪曲事物固有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不同事物之间质的区别。他们故意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革命和反革命的质的区别，故意抹煞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质的区别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他们的叛徒行为作辩护，阻挠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
我们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注意事物的质的区别。只有这一步基础工作做对了，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和处理事物。如果对事物的质的认识发生错误，就必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的错泊。我国革命史上的各次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失败，单从认识根源方面说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对中国社会的质、中国革命的质、中国革命战争的质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极其深刻的教训。不但指导整个革命运动必须认清事物的质，进行一切具体的工作也必须如此。我们常常说要“划清界限”，就是说的要善于区别事物的质。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攻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任何事物的质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具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事物有许多方面的质。例如人这个事物的质，就有社会的方面和生理的方面。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同一个事物下定义，正是因为客观事物的质具有许多方面的缘故。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往往不需要对事物的质的各个方面给予同等的注意，面只需要根据实践的要求，着重地对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进行研究。例如社会科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的质的社会方面，生理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的质的生理方面，如此等等。
关于质是什么的问题，已如上述。现在要问：为什么各种事物具有不同的质呢?事物的质是出什么决定的呢?毛泽东同志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解释。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167。这就是世界上请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这就是说，各种事物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殊性质，是由事物内部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
一个比较复杂的事物，其内部包含着多种矛盾。每一种矛盾都决定着这个事物的质的一定方面。但是，如对立统一规律所指出的，这些矛盾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平列的，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区别。为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是质的根本的方面，为非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是质的非根本的方面。根本矛盾是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且规定着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因此，为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事物的质的根本方面也必然与事物的发展过程始终，并且规定着和影响着质的非根本的方面。非根本矛盾则不一定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可以在事物发展的中途发生或解决，即使贯串于过程的始终，也总是受着根本矛盾的规定或影响，对于某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没有决定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说到某事物如果失去了它的质，就不再成其为其事物的时候，是指失去了全部的质，或失去了质的根本的方面，面不是指失去了质的非根本的方面。只要一个事物的质的根本方面没有变化，那末尽管它在发展的中途失去了质的某些非根本的方面，这个事物仍然是它自己，而不会变成另一种事物。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同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由于其它矛盾的变化，使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是只可这个根本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质的根本方面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就仍然是资本主义。又如，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各根本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尽管由于其它矛盾的变化，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若干阶段，但是只要上述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质的根本方面没有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进一步说明质的范畴，还必须说明质与属性的关系。
属性是事物的质在同别种事物发生关系时的表现。同一种质可以表现为许多属狂。例如，化学元素的质，是由元素原子内部原子核同电子壳层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这种质在同别的事物发生关系时就表现为种种属性。氧原子中原子核与电子壳层的特殊矛盾是：原子核由8个质子和8个中子组成，核外的电子壳层由8个电子组成，分两屋排列(第1层2个电子，第2屋6个电子);这样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氧区别于任何别的元素的特定的质。这种质表现为下述种种属性：气态时无色无臭，能溶于水，能与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化合面发生燃烧、生锈、腐烂等现象;固态时呈浅蓝色，能被磁石吸引；等等。又如，一种社会制度的质，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也表现为种种属性。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矛盾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拥有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丧失生产资料，没有国家政权，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样的特殊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同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特定的质。这种质表现为下述种种属性，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产阶级贫困化，失业大军的经常存在，局限性的经济危机，政治上的暴力镇压和假民主相结合，对外的侵略和掠夺，等等。任何事物的属性都是极其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属性都是质的表现。事物有什么样的质，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属性;事物的质改变了，为这种质所规定的属性也就必然随着消失。质与属性是统一的。
但是，质与属性的统一不是机械的直接的等同，而是充满矛盾的辩证的统一。属性虽然是质的表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属性都一下子表现出来。恩格斯说：“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出来。”有些属性在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表现出来，在另一发展阶段却隐藏起来了;有些属性在事物的一定发展阶段潜伏着，在另一发展阶段却表现出来了。所以，某一事物如果失去它的质，就能称其为这一事物;但是事物失去了某些特定的属性，却仍然可以不影响其为这一事物。我们要想认识一个事物的质，当然必须通过对它的属性的认识，但是却不可以把某种特定的属性看成与这个事物绝对不可分离的东西，以致把某种特定属性的丧失误认作质的改变。桃树有开桃花的属性，但这种属性只在春天表现出来，在夏
秋冬三季就隐伏起来了，但是桃树的质仍然不变;我们不能因为桃树在夏秋冬三季没有开桃花，就说它不是桃树。资本主义有危机的属性，但这种属性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显示出来，而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才显示出来的，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在某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危机，就说资本主义的质已经改变了。
我们只能通过事物的属性去认识事物的质。但是，既然只有在事物同事物发生关系的时候，只有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事物的属性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末，为了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质，就应当在事物的各种特定关系中、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来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属性。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说到这里，可以对质的范畴作如下的定义：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通过各种属性表现出来的、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
量
事物除了质的规定性以外，还有量的规定性。
量是标志质的范围和等级的范畴。例如物体的大小、运动的快慢、温度的高低、颜色的深浅、分子中原子的排列顺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口的密度等等，都是事物的量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是任何事物都不可缺少的。每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质都有相应的量的规定性。例如金属有重量的规定性，也有硬度的规定性;生产力有发展水平的规定性，也有发展速度的规定性。
量和质虽然都是事物的不可缺少的规定性，但是二者是互相对立的。质与事物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某物失去了自己的质就不再成其为某物;量与事物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在一定的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例如，在一个标准气压下，水的温度在高于摄氏零度和低于摄氏百度之间的升降，并不改变水的物理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量的规定性对于某物之为某物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把质叫做事物的内在的规定性的话，那末，也可以把量叫做事物的外在的规定性。
量和质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首先，量和质是互相联系的。任何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任何量也总是具有一定质的量。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可以单单研究事物的质的方面或者量的方面，而把另一方面暂时撇开不管;但是，在现实中，离开质的量和离开量的质都是不存在的。其次，量和质还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上面所说的量的增减不引起质的变化，只是就一定的范围来说才是正确的;超出一定的范围，量的变化就要引起质的变化。例如在一个标准气压下，水的温度如果降到零度以下或者升到百度以上，就会变成冰或汽。同样，质的变化也会引起量的变化。例如水在变为蒸汽以后，就可以达到在水的范围内无法达到的高温。
在考察事物的量的规定性的时候，应当区别外延的量和内涵的量。外延的量是质的存在范围的标志，是质的广度的标志。例如，体积、重量、个数等等，就属于外延的量。外延的量是可以用机械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代数和的。例如一吨铁加一吨铁等于两吨铁，五十公升水加五十公升水等于一百公升水等等。内涵的量则是质的等级的标志，是质的深度的标志。例如温度的高低、颜色的深浅、金属的硬度、生命的长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等，就属于内涵的量。内涵的量是不能用机械的方法来计算它们的总和的。例如两个温度为五十度的物体加在一起并不等于一百度，五十个人各做一个习题并不等于一个人做五十个习题。在考察事物的量的方面时，常常需要同时对外延的量和内涵的量分别做出估计。例如在群众运动中，就需要：既要估计到群众发动的面有多大(即广度)，又要估计到群众的觉悟水平有多高(即深度)，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考虑。此外，组成事物的各种不同成分的排列次序，也是内涵量的一种特殊形式。
对量的认识不能脱离对质的认识。只有在认识事物的质的基础上，认识事物的量才有实际意义。就是在专门以数量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数学领域中，实数和虚数有理数和无理数、整数和分数、正数和负数等等也有质的区别，也应当首先确定它们的质才能计算它们的量。如果连自己所考察的对象是什么都还不清楚，那末谈论它的量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从认识的秩序说来，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事物的质，然后才进一步去认识事物的量。在化学史上，定性分析(研究某种物质由哪些成分组成)在17世纪就出现了，而定量分析(研究组成某种物质的各种成分各占多少)在18世纪中叶才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也总是要首先确定它的资本主义的质，然后才能进一步根据它的高品生产额、资本集聚与集中的程度、小商品经济残余的比重等等量的标识去确定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对于事物的认识固然首先要注意质的方面，但是在认识事物的质的基础上对事物的量的方面进行分析或估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
第一、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更深刻地把握事物的质。倒如，在化学上，通过定性分析，知道组成某种物质的成分各是什么，固然也可以把这种物质同某些别种物质区别开来，即认识它的质;但这种认识仍是不深刻的，也无法根据这样的认识在实践中把这种物质制造出来。只有通过定量分析，把组成这种物质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关系找出来，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为了生产出熔点很低(75℃)的武德合金，光知道这种合金应由铝、锡、铋、镉四种金属合成还是不行的，还必须通过实验找出最合适的比例关系(即4份铝、2份锡、6份铋、1份镉)。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如此，单单知道社会中存在着哪些阶级，还是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正确地分析了各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佑计了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的性质，并据以制定党的路线和政策。（具体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二、只有正确地把握了事物的量，才能正确地估计这个事物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同质的事物，数量不同，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往往不同，有时甚至会有很大的不同。古语所说的“一杯之水不能救一车之薪”这句话，就反映了这个事实。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决定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时，不但指出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质的区别，而且也指出了双方各自的量的特点。如属于有利条件方面的敌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我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属于不利条件方面的敌是强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我是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人)，都属于量的特点。这些特点无疑是决定抗日战争前途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不估计到敌小我大，就可能得出亡国论的结论，如果不估计到敌强我弱，就可能得出速胜论的结论。(具体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正因为对事物的量的方面的认识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胸中有‘数’)。他说的“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和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具体请参考《毛泽东选集》第4卷，<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我党历史上犯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不是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就是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和高佑了自己的力量，这种因为错误地估计事物的数量而造成的失败，是应当蛋为教训的。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的发展。
度
在研究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扫开事物的质的方面而专门考察量的方面，也可以暂时撇开事物的量的方面而专门考察质的方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必须在认识上把事物的质和量统一起来。因为客观事物的质和量本来是统一的，只有如实地反映这种情况，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事物的质和量的统一，不仅一般地表现在质总是具有一定量的质，量总是一定质的基础上的量;尤其深刻地表现在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它的质的数量界限。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事物的质是不因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但是，一旦超过这个界限，事物的质就要发生根本变化。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熔点，每种气体都有自己的凝点，每种液体都有自己的冰点和沸点，每座建筑物都有自己的最高负荷量，每种生物个体都有一定的寿命界限，等等，在所有这些“关节点”上，量的变化就要引起质的变化。换句话说，只有在这种“关节点”所限制的界限之内，事物的质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种使事物能够保持某种特定的质的量的界限，在哲学上就叫做度（Mess）。
事物在处在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它的量的变化是没有突破一定的度的。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情形。事物在内部矛盾的推动之下，总是朝着突破度的方向发展;发展的结果，终于会突破一定的度，使事物原有的质变成另一种质。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内部矛盾的推动，必然产生一系列的量的变化，如生产技术的逐渐改进，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破产的小生产者的逐渐增多，无产阶级队伍的逐渐壮大，争夺国外市场的斗争的逐渐频繁和日趋剧烈，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的日益加重，无产阶级的觉悟和义愤的日益提高，等等。这些变化在没有起过一定的度以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并不改变;但是，归根到底，无产阶级总是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度就被突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质就根本改变了。
掌握度的范畴，对于革命实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既然事物的质只有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才能保持，那末，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的特定的质，我们就应当有意识地把事物的量控制在事物的度以内。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采取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在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即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暂时性的原则。这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待这个具体问题所必须掌握的度。如果超过了这个度，或者不及这个度，都不能保持抗日统一战线的质。又如，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指出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这也是必须掌握的度。如果超过这个度，就会妨碍了贫雇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就有使贫雇农陷于孤立的危险;如果不及这个度，就不能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这样，都不能保证土地改革运动具有我们所要求的质。在党内斗争中，既要反对自由主义，也要反对过火的斗争，为的是要达到“既要肃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这也是一种度。又如，在农业生产中，作物的密植也有度的问题。一定的作物在一定的土壤、气候、肥料等等具体条件下，都有一个最能保证高产的密度，只有找到了这个密度，才能保证高产;太密或者太稀都不能达到高产的目的。又如，在认识领域中，本来是真理性的认识，如果把它加以夸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变成错误的认识。列宁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这里所说的“一小步”，就是超出了度的一小步。平时我们说做工作要注意“分寸掌握”、“火候”等等，都是指的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注意这一点，就可能犯错误。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说要注意掌握事物的度，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保持革命阶级所需要的新事物的质。这同反动阶级提倡的所谓“中庸之道”是根本相反的。当反动阶级感到无法阻止事物的发展时，也可以表示允许某些事物有某种程度的量的发展;但是他们必须把事物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度以内，以便保证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了他们所需要的腐朽事物的质。他们标榜所谓“不偏不倚”、“中正持平”、“过犹不及”而把一切超越他们所规定的度的行动斥为“过火”、“过分”、“过激”、“越轨”，斥为“篇”、“乱”、“糟”。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顽固派把布尔什维主义叫做“过激主义”。大革命时代，许多顽固派又说农民运动是“矫枉过正”。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站在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总是把每一项革命运动都说成“过火”的行动，“粗暴”的行动。他们心目中的所谓“中”、“正”、“轨”、“分”等等，说穿了，无非就是保持腐朽事物的质的数量界限，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度。这样的度，在他们看来是万万突破不得的，而在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看来，恰恰是必须突破的东西。不这样做，就根本谈不到革命。
还必须指出，即使是对于新生事物，我们保持一定的度也仅仅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新事物也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当它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发挥完结的时候，当然不应该主观主义地突破它的度。但是，当它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结，已经需要让位于更高级的新事物时，就应该自觉地突破它的度，推动它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例如，当我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办法、措施都只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限度之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主观主义地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政策。但是，当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其标志就是推翻了代表将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后，就必须立即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来。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固守者原来的“度”，以为永远不能突破，结果就不能不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节 量变和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
在说明了质、量、度三个范畴之后，就可以进而说明什么是量变和质变，以及事物怎样通过量变质变的交替过程向前发展的问题了。
什么是量变，什么是质变呢？
毛泽东同志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又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由此可见，量变和质变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两种运动状态。当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的斗争还没有达到主次易位的程度时，当事物的度还没有被突破、因而还保持着质的相对稳定性时，这时的变化就叫做量变;反之，当事物内部的和矛盾双方的斗争已经使双方的主次地位开始发生变换时，当事物的度正在被突破，因而质的相对稳定性已开始丧失时，这时的变化就叫做质变。
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由质变到量变的循环往复而又由低到高的无限过程。
由量变到质变
我们先来说明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古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曾朴素地体会到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所谓“积羽沉崩，群轻折轴”，“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等等，都包含着对于量变引起质变的某种认识。当然，这样的认识还远不足以真正揭示量变引起质变的客观规律。
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正确地概括了的近代和现代科学的成果，确凿地证明了量变引起质变是在一切领域中起作用的普遍规律。
以物理现象为例。物质“相”的转变，例如水的汽化或结冰，溶液的沸腾或凝固，金属的熔解或结晶，都是量变引起质变的鲜明例证。电磁波的波长的变化每达到一定的界限，就会引起一次质变，例如在电磁波的波长由长变短时，就会依次出现无线电波、红外线、可见光线(又分红、橙、黄，绿、蓝、青、紫七种颜色)、紫外线、伦琴射线、γ射线等。放射性元素原子的衰变也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
以化学现象为例。门捷列夫的周期律确凿地表明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按照周期律的现代解释，元素的性质是取决于该元素的核电荷数，并与核电荷数成周期性的依赖关系的。从核电荷为1的氢气，每增加一个核电荷，就出现一种不同质的元素，例如氢的核电荷增加一个就变成氦，再增加一个就变成锂，再增加一个就变成铍，再增加一个就变成硼，依此类推。整个周期表都是严格按照核电荷数的多少排列的。周期表上的原子序数其实就是原子的核电荷数。
以生物现象为例。物种发展史证明，从旧物种到新物种的变化并不是像某些生物学家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平滑的进化，而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旧物种在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获得某些新的性状和机能，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变异性的因素战胜了遗传性的因素，旧物种就发生质变而成为新物种。个体发育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禾本科植物要完成由旧种籽到新种籽的发育和发展周期，必须经过春化阶段和光照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完成都是质变;但每个阶段的完成都是以量变做准备的：春化阶段需要有一定时期的低温，光照阶段需要有一定时期的阳光照射。
以社会现象为例。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当生产关系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时，社会的发展表现为进化或量变，当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社会形态就要发生质变。
以思维现象为例。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开始总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在一定的范围内，感性材料的多少并不影响认识的质。但是，当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感性材料时，就会产生认识上的质变，跃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产生，也要经过长期的积累资料的阶段以后才能实现，在这里也同样是量变引起质变。
由此可见，无论在什么领域中，事物总是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
由量变到质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说来，可以分成由数量的增减引起质变和由场所的变更引起质变这样两种形式。
首先，单纯的数量增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变。例如，元素原子核电荷数的增减，会使一种元素变为另一种元素。又如，由同样种类的原子构成的化合物，原子的数目不同，化合物的性质也就不同。笑气(N2O)、一氧化氮(NO)、二氧化氮(NO2)、亚硝酸酐(N2O3)和硝酸酐(N2O5)等五种化合物，都是由氧和氮两种元素构成的，但是因为氧原子或氮原子的数目不同，它们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就下不相同。水(H2O)和过氧化所(H2O2)也是这样。又如，在劳动力成了商品的条件下，小生产者手中掌握的货币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就要转化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是劳动力的价值(即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价值)，超过这个限度，他所创造的价值就变成了剩余价值(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那部分价值)。又如，富裕中农是有轻微剥削的，如果剥削量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发生质变，成为富农了。这些，都是数量的增减引起质变的例证。
其次，在有些情况下，尽管事物的数量并没有增减，但是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的次序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量变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会引起质变。化学上的同分异构体和同素异性体就表明了这种情况。就同分异构体来说，例如乙醇(即普通酒精，C2H5OH)和甲醚(CH3OCH3)不仅都是由碳、氢、氧原子组成的，而且碳，氢、氧原子的数量也相同。可是，因为原子的排列次序不同(结构式不同)，二者的性质也就互异，乙醇是液体，在一个标准气压下沸点为摄氏78度，能以任何比例与水混合;甲醚是气体，几乎不溶于水，二者的化学性质也很少相似。就同素异性体来说，例如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碳(C);但是由于粒子的排列不同，即“晶形”不同(金刚石属“轴晶系”，石墨属“六方晶系”，二者的性质也就有极大的区别。在战争中，同等人数和同样素质的军队，仅仅由于组织的不同，就会引起战役或战斗结果的质的不同。在生产中，同等人数和同样素质的劳动力，由于组织和安排的不同，也会引起生产结果的质的差异。
由于事物的质有许多方面，量也有许多方面，在分析量变如何引起质变的问题时，必须注意质和量的对应关系。一定的量变所引起的并不是随便一种质变，而仅仅是同它相对应的那种质变。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可能清晰地把握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例如，水的质既有物理的方面，也有化学的方面。水的物理方面的质是由水分子之间的凝聚力和排斥力的矛盾决定的，因此，这一对矛盾的斗争及其消长变化这样一种特定的量变，只能引起水的物理方面的质变，而不能引起水的化学方面的质变。水在一个标准大气压力下达到了摄氏100度，分子间的排斥力就超过凝聚力而跃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水的物理的质就发生变化，由液体变成气体;但是水的化学的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反之，水的化学的质却是由水分子内部的氢原子和氧原子的特殊矛盾，即特殊的化学键所决定的(在水分子中两个氨原子各和和氧原子共用一对电子，形成共价键)，只有当温度升高到使氢氧间的化学键发生分裂时，水的化学性质才会改变(需要摄氏4000℃—5000℃的高温)。同样，人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方面的量变只能引起生理方面的质变，不会引起政治思想方面的质变，人们头脑中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内容的量变只能引起人的政治思想方面的质变，不会引起生理方面的质变。
在分析量变如何引起质变时，不仅要注意整个事物的量变，而且要分别考察构成事物的矛盾双方各自的量变。这是因为，作为矛盾总体的事物的量变，是由矛盾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变化所决定的，只有分别考察矛盾双方的量变，并把它们综合起来，才可能正确地把握矛盾总体的量变。毛泽东同志在分析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的特点时，就是分别考察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的量的变化(同时也考察了质的变化)，然后才得出关于战争总体的结论的。
由质变到量变
现在再来说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事物在质变完成以后，就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固态金属变为液态后，就在液态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氨氧化合成水后，就在水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暴力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就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
在新质基础上所产生的量变，同旧质基础上的量变是有根本区别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是因为“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一百个劳动者协作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简单地等于一百个劳动者单独生产时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和，而是要比这个总和大得多，并且能够达到单独生产时无法达到的产量。这一点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单干到互助组，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每一步都有质的变化;而每一步质的变化，都会造成“新的力量”，出现在旧质基础上不可能出现的新的量变。
当事物已经完成了质变，进入了新质的领域时，如果我们仍然用旧质基础上的量变的尺码来衡量新质基础上的量变，往往就会陷入错误。例如，有人认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超过某种“最高”的速度。其实，他们心目中的“最高”速度，无非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速度;他们不了解，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根本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旧质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新质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科学技术完全可以以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企及的速度向前发展。又如，有人认为某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已经到了“顶”，再没有办法提高了;其实，他们的所谓“顶”，不过是在几千年来的单干的基础上所能达到的“顶”，对于集体化了的我国农业说来，这种“顶”是完全可以通过群众性的科学实验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予以突破，并且大大超过的。近年来我国人民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各个战线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的部分质变和量变往往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进行，而是互相错综的。在量变的过程中有部分的质变，在质变的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现在先说前一种情形。事物在发生根本质变以前，总的说来是处于量变过程中。但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却可以有部分的质变。部分的质变，大体上可以分为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两种情形。这两种情形，都必须从事物内部矛盾的变化去说明。
阶段性的部分质变，是事物在其内部的根本矛盾以及由此规定的事物的根本的质没有改变以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显现出来的部分的质变。前面说过，质变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互易位置，即矛盾的解决。所以，在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以前，事物总的说来还处在量变过程中，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是，复杂的事物内部还包含着非根本的矛盾。这些非根本的矛盾却在根本矛盾获得解决以前，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有些又发生了;而每一个非根本矛盾的解决或发生，就是一个部分的质变，就会使发展过程显现出阶段性。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这就是阶段性的质变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或根据。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处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但是，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到垄断时期却是部分的质变。又如，在我国民主革命过程的根本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没有解决以前，这个过程的根本的质没有改变;但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却是部分的质变。
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在事物的全部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以前，在局部范围内显现出来的根本质变。在根本矛盾还没有在全局上解决以前，整个事物仍处在量变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质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根本矛盾却可以在某些局部获得解决，从而导致这些局部的根本质变(这种对局部来说的根本质变，对全局来说仍只是部分质变)。例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前，每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建立对全国来说就是一个部分质变。在农业合作化的高瀚没有到来以前，每一个局部地区的高级社的建立对全国来说也是一个部分质变。
由此可见，一方面，部分质变是不同于根本质变的，因为它并不意味着事物的根本矛盾的完全解决;另一方面，部分质变也不同于单纯的量变，因为它意味着事物的非根本矛盾的解决或者根本矛盾在局部范围内的解决。
部分质变同根本质变的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绝对的。但是，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以及发展过程的无限性，二者的界限又有相对的一面：在一定场合下为根本质变的东西，在另一场合下则成为部分质变，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由幼虫到蛹的变化以及由蛹到成虫的变化，单就三者的关系说来都是根本质变;然而幼虫、蛹和成虫都是虫，相对于由卵到蛾的变化而言又只是部分质变。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中国的范围说来是根本质变;然而就世界范围说来又只是部分质变。究竟某一种具体变化应当看作根本质变还是部分质变，要依研究的对象而定。
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量变质变规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指导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原理告诉我们，在处理革命和建设中的任何问题时，不仅要善于把量变同质变区别开来，而且要善于把部分的质变同单纯的量变以及根本的质变区别开来。例如，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这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因而必须严格地区别社会主义的原则同共产主义的原则，反对超越必经的发展阶段而过早地实行共产主义原则，即实现根本的质变;另一方面，又不要忘记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可以有部分的质变，因而当条件成熟了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实现一定方面的必要的变革(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根本质变的到来积极地准备条件。由此可见，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的原理，同整个量变质变的原理一起，正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原则的哲学根据之一。如果违背了这个原理，就必然要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不仅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而且质变过程中也有量的扩张。
当事物的质变开始时，新质并不是同时在事物的全体上出现，而是在旧质的范围内首先突破一点或儿点，然后在数量上迅速扩张，直到占领全盘，完成质变过程的。这种新质在数量上迅速扩张的情形，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例如，金属在达到熔点或凝点时，就开始了熔化或结晶的过程，亦即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这样实现的：首先在个别地方出现“液珠”或“晶核”(新质)，然后“液珠”或“晶核”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直到占领全盘，完成“相”转变。又如，在我国农业合作化或农村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到来时，也要经历少数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新质)在数量上迅速增长，直到占领全国农村的过程。这都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同量变是不同的。量变并不产生新质，而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则每一步都产生新质。
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同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也是不同的。首先是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不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其根源不在事物根本矛盾的解决，因而并不影响事物的根本的质;而质变过程中量的扩张则是根本矛盾得到解决的过程，它的完成也就是事物根本质变的完成。其次，它也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不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发生的，这时事物的根本质变还没有开始，新质虽然已经在局部范围内出现，但是旧质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新质虽然也可能在量上有所增长，但还不能迅速占领事物的全盘，而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则是在事物的根本质变开始以后发生的，这时旧质的崩溃之势已成，新质将以迅猛的姿态占领全盘，完成根本质变。
例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起就有了红色政权(新质)，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内，红色政权在量上也在逐渐增长;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反动政权还是相对稳定的，旧中国的性质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因而整个说来，旧中国还处在量变过程中，每一红色根据地的开辟还只能说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但是，到了1948年11月以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决战阶段到来，根本质变开始。这时反动政权土崩瓦解，解放战争凯歌行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红色政权这一新质的东西迅速地占领了事物的全盘，这个过程就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的原理，对于革命实践也是很重要的。这条原理告诉我们，当事物的质变过程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把新质在量上的迅速扩张看作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从而大力地促进它，以加速质变的完成，而不应该以量变的”常规来衡量这种变化，从而阻碍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能不能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事物的发展，常常是区别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标志。有些人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单从认识的根源方面说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善于领会质变过程中量的扩张的原理，把质变开始以后的量的扩张误认作单纯的量变或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而总是按照量变的“框框”来看待这种质变过程中发生的现象。例如，当1955年下半年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有些同志就看不到我国农村已经开始了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质变过程，他们还是用量变的老尺码去衡量新过程，因而对于质变开始后的新现象(如大批农民涌进合作社，全国几十万、几百万个合作社迅速成立)党得不可理解，感到惊慌失措。他们身在质变阶段之中，思想却还停留在量变阶段，所以总认为运动发展得太快了，应当“坚决收缩”，“赶快下马”。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去指导运动，就一定会严重地阻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及时地正确地指导了这个运动，结果就促使合作社这种新质的东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在全国农村迅速地占领了全盘，完成了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质变。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对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作一个概括的说明，这政和：量变是质变
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首先，任何质变，都必须以一定的量变作为准备，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在矛盾的主次双方互易位置、因而打破旧的统一体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在旧的统一体内互相斗争的过程，只有当这种斗争达到最高点时，才能引起矛盾双方的互易位置;没有这个过程做准备，矛盾双方要实现互易位置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恩格斯所说：“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例如，水的汽化，就必须以水的温度逐渐升高的量变做准备。假如没有水分子间的凝聚力逐渐减弱、扩散力逐渐增强的量变过程，要使扩散力跃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实现由水到汽的质变，是不可能的。同样，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也必须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长期斗争做准备。假如没有无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加、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削弱的量变过程，要使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跃居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变，也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要实现某种质变，就必须十分重视量变的准备。否认了量变，实际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质变。
19世纪的法国自然科学家居维叶研究了从不同地质年龄的地层中找到的大量化石，确定了古生物的形态与古生物出土地层间的关系。然而他却对这种关系作了错误的解释，认为这是由于地球表面经常发生突然的、大规模的“灾变”引起的。他说这些“灾变”使地球上某些地区的生物遭到毁灭而埋葬于地下，往后，别处的生物又迁到这些地区，又发生灾变，又被毁灭和埋葬，如此循环不已，致使不同地层有不同的生物化石。居维叶的这种没有量变做准备的质变论，就叫做“激变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了解中国革命胜利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才能取得，而幻想在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没有改变以前就首先占领大城市，争取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种错误从认识方法上说来，就是不了解一定的质变要以一定的量变为前提。
其次，任何量变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质变。这是因为，矛盾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当矛盾双方共居于统一体中的时候，事物处于量变状态;但这个统一体是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的，归根到底它要被矛盾双方的斗争所打破，于是事物也就进入质变状态。诚然，量变在一定的限度内不影响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但这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如此。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是终于要突破这个限度，而引起事物的质变的。这是量变的必然趋势。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要通过质变而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列宁说：“辩证的转化和非辩证的转化的区别在哪里呢？在于飞跃，在于矛盾性，在于渐进过程的中断，在于存在和非存在的统一(同一)。”否认了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就等于否认了新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和否认了世界的前进运动。这正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形而上学观点。
作为形而上学的近代形态的庸俗进化论并不赤裸裸地否认事物的发展(因为近代科学已经确凿地证明了事物的发展，要公然否认是很困难的)，相反地，它也在字面上“承认”发展。但是，它所谓的“发展”，是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的“发展”，是让旧东西永远保存下去、新东西永远不能产生的“发展”。承认这样的“发展”既可以保持似乎与近代科学成果不相抵触的外貌，又可以不损伤腐朽事物一根毫毛，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正因为如此，反动的资产阶级就把这种理论当作对抗唯物辩证法、反对革命的武器。实用主义者胡适为了阻挠中国革命，曾经大卖气力地贩卖过庸俗进化论。他说：实用主义“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他像牧师说教一样地劝导人们只注意在反动统治的范围内去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而千万不可以用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胡适的这种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效劳的谬论，早已被中国人民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了。
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散布改良主义的幻想，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也必然要拾起庸俗进化论的破烂武器。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之流，曾力图“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他们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不必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同老牌修正主义者一模一样，重弹庸俗进化论的老调。他们大力鼓吹“和平过渡”的谬论，硬说仅仅通过议会斗争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害怕革命人民看穿了他们的欺骗阴谋，故意赶紧声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方针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神情是十分可笑的。其实，正如列宁早已指出的：“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现代修正主义者既然从根本上修正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原理，不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来完成质变，那末他们的方针同右翼机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就不是“毫无共同之处”而是毫无不同之处。他们的声明不过是欲盖弥彰，不打自招罢了。
如果说现代修正主义者比起老修正主义者来有点什么新奇之处的话，那末这点新奇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庸俗进化论用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们竭力把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湾描写成为一种平静的进化过程。他们宣称，了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就永远不需要革命了;只要多生产点面包和黄油，共产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了。他们说：“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的特点在于：不仅在上层建筑中不发生变革(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点)，而且在国家的经济中也不发生变革。”这就是说，量变质变规律对于社会的发展从此不起作用了，以后人们将只看到一种平静的量变了。这种谬论，是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公然修正，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极大歪曲。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一个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无论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需要不断地进行各个领域中的革命，不断地解决矛盾(这些矛盾中有敌我矛盾，也有人民内部矛盾);而矛盾的解决需要有量变做准备，尤其需要通过质变来完成。只有把这种“兴无灭资”的斗争五代、十代甚至几十代地坚持下去，才能够最终地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搞革命，只依靠所谓“逐渐过渡”，那就不仅永远到不了共产主义，而且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完全证明了的客观规律。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
第三节 飞跃的形式
飞跃的形式取决于事物的性质和条件
如前所述，任何事物都要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转变为另一种事物。质变就是从一种质到另一种质的飞跃。实际生活表明，一切事物都要通过飞跃才能完成质变，但是，飞跃的形式又是多种多样的。
为什么飞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呢？毛泽东同志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此事物转化为彼事物”。这就是说，飞跃的形式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和事物所处的外部条件决定的。
多种多样的飞跃形式，可以大体上区分为爆发式的飞跃和和非爆发式的飞跃两种类型。
一般说来，煤发式的飞跃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是质变过程中的对抗的斗争形式。这种飞跃的特点是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例如自然现象中火出的爆发、炸弹的爆炸、铀核的裂变、氢核的聚合，社会现象中的暴力夺取政权等等，都是爆发式的飞跃。非爆发式的飞跃则一般说来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质变形式，是质变过程中的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这种飞跃的特点是不表现为剧烈的外部冲突。如物种的变异、语言的变革、人民内部的自我革命等等，都是非爆发式的飞跃。飞跃的形式是同矛盾的性质相一致的。如果矛盾的性质变了，飞跃的形式也就要随闭改变，否则就不能实现飞跃。
区别两种不同的飞跃形式，并把飞跃形式同矛盾性质联系起来考察，对于革命实践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社会领域中的飞跃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通过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实现的。因此，只有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并根据这种认识正确地选择了飞跃的形式，才能顺利地实现飞跃。反之，如果对矛盾性质的认识有错误，选择了与矛盾的性质相违反的飞跃形式，是一定要碰钉子的。例如，在解决向反动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样的革命任务的时候，如果幻想不通过武装斗争，不采取爆发的飞形式，就一定要滚进机会主义的泥坑。反之，在领导人民内部的革命运动的时候，如果不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不采取非爆发的飞跃形式，也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正确地估计了各种矛盾的性质，采取了同矛盾性质相适应的飞跃形式，极其成功地实现了巨大的历史飞跃。例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导，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样的矛盾只有通过爆发式的飞跃才能得到解决。基于这种正确认识，党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的时候”也就是质变或飞跃开始的时候)，在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之后，采取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方针，迅速地完成了巨大的飞跃。假如我党当时接受了某些人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矛盾的幻想，那就会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喘息的余地和卷土重来的机会，革命事业就要遭殃，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飞跃的实现就不知道要拖延到何日何时。这是一方面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对于如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党和毛泽东同志却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它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也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总的说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可以通过和平改造的途径来实现。这就是说，这个飞跃可以采取非爆发的形式。实践证明，我党的方针是极其英明的。
必须着重指出，爆发式的飞跃和非爆发式的飞跃的区别虽然十分重要，但是这种区别仅仅是形式的区别，仅仅是采取还是不采取外部冲突形式的区别。至于它们的内容，则都是矛盾主次双方的易位，都是矛盾的一方消灭另一方，都是旧质的灭亡和新质的产生，都是质变，都是革命。不具备这样的内容，就根本不成其为飞跃，也无所谓飞跃的形式问题了。
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阻挠革命，故意抓住飞跃的形式问题大做文章。他们普遍采用的手法，就是借口飞跃形式的多样性来否定飞跃的革命内容。他们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向新质的逐渐转化对社会发展来说已经是典型的了。”所谓“向新质的逐渐转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说：“现存的质让位于新的质，变成新的质，不是通过废除，而是通过尽力巩固、发展和完善现存的质。”原来他们所说的由旧质到新质的转化(这也就是飞跃的内容)，不但不要消灭旧质，反而要去“尽力巩固、发展和完善”旧质。试问：这哪里看得见一点飞跃的影子呢？现代修正主义者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编造出这样一种奇妙的“飞跃”理论来，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劝导人们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及其思想影响当作“神物”供奉起来，把那些过了时的，阻碍人们前进的制度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永世保存起来，让这些东西越来越“巩固、发展、完善”，以免真正的革命飞跃损害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打烂了他们的“坛坛罐罐”。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仅借口飞跃形式的多样性来反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运动，而且还借口飞跃形式的多样性来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暴力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他们公然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可以不通过爆发式飞跃，而通过渐进方式来实现？。他们的所谓“渐进方式”是什么呢？无非就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和平过渡”的“理论”。据说，他们是“赞成”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是“赞成”民族解放的。他们反对的上共有一点，就是一定要通过爆发的形式来实现飞跃。其实，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证明，没有一个反动统治阶级是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只有通过革命人民的暴力行动，即爆发式的飞跃形式，才可能把政权从反动统治阶级手里夺过来。用“和平”的方式去夺取政权，就无异乎“与虎谋皮”;鼓吹用什么“渐进方式”来实现夺取政权的革命，就等于不要革命。
老修正主义者早就宣扬过“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滥调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现在又把它拾起来当作欺骗革命人民的工具，真是衣钵相传，无独有偶!
飞跃是一个过程
在飞跃的形式问题中，包括着飞跃时间的长短问题。这也是一个有实践意义的问题。
对同一事物说来，飞跃即质变总是比量变要迅速得多。但是，飞跃也是运动的一种状态，也必须在时间中进行，而不可能不需要一定的时间。量变是一个过程，飞跃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取决于事物的具体特点。有的极其短促，有的十分漫长。例如，某些基本粒子的衰变过程可以得到几十亿分之一秒，由基本粒子间的弱相互作用决定的物理过程可以短到一百亿分之一秒，由强相互作用决定的物理过程则可以短到一百亿亿亿分之一秒;而从猿到人的过程则经历了大约四十万年;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无生命的物质到有生命的物质，其飞跃的过程还要长得多。
可见，判断一个过程是不是飞跃，不能根据这个过程的长短(国为甲过程的飞跃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比乙过程的量变所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得多)，而只能根据具体事物内部的矛盾状况。只要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的原有联系还没有开始破裂，统一体还相对稳定地存在着，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还没有发生变化，那末，不管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都是量变;反之，只要事物内部的矛盾双方的原有联系已开始破裂，统一体已开始分解，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已开始发生转化，那末，不管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都是飞跃。只有首先根据事物内部的矛盾状况判定了过程是属于量变还是属于飞跃以后，再去估计它们所需要的时间才是有意义的。
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正确地估计各种具体事物实现飞跃所需要的时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如果把飞跃所需要的时间估计得太短，就容易犯“左”的错误;如果把飞跃所需要的时间估计得太长，就容易犯右的错误。例如，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时期，就有许多飞跃，每一次飞跃所需要的时间都是不同的。用暴力从反动统治阶级手里把政权夺过来，大约只要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的时间就够了;在经济成线上实现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飞跃，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要完成向共产主义的飞跃，需要的时间就更要长得多。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对于每一个飞跃所和需要的时间都作了恰如其分的估计，这就保证了党和人民在飞跃到来的时候能够积极地而又稳妥地把握复杂多变的进程，达到预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