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選舉與學校
《淮陰侯傅》云：“贫無行，不能推察爲吏。”是秦有察吏之法也。《始皇本紀》云：“若欲有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學法令常可爲文吏，是秦時有行者，學法吏者皆可爲吏也。”《叔通傅》云：“以文學微待韶博士。”则秦亦有微召，漢代登進人才之法至武帝時而定，漠初諒與秦不相遠。《藝文志》言：“漠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課試學僮使之爲史以學法令，此一道也。二千石子弟任富貲爲郎。（张释之之贤，司馬相如之才，皆以皆爲郎，其勢然也。）《百官表》言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此又一道也。其次爲特徵。武帝之微申公枚乘，（吴王亦聘陽。）爲特殊盛典。又其次爲上書言事，以其去戰國未遠，游士之習尚存，劉敬以言事得幸，束方朔、朱置臣、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世務。（《東方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微詔天下舉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衙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私人薦舉亦問有之，廷尉吴公之贾生，文帝召以爲博士是也。（笔错以文學爲太常掌固，宜亦出於薦舉或推察，注引漠舊儀：“太常博士弟子，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非也。其时未開學校，此文學非指學校。）任子爲世卿之變象，法家去贵族，任子之制非秦人所有，蓋漠初有軍功者封侯，子孫世襲，燃秦專利而亡，故於官史亦使之任子以安其心。漠初於豪宗富人既徙之以衛陵邑，其勢正盛之商贾亦困辱之，乃使中產之家入貲爲郎，亦虞詡使四府九卿辟涼州人之意。（入背爲郎者多不得意而歸，張釋之、司马相如是也，入錢赏官亦不得右職，黄霸是也）景帝以前爲官，必在十算以上，景帝後二年乃改爲四算，十算十萬之家，中人之產也。豪富爲朝廷所恶，贫人無恒產者又易爲非，是漠初官吏率中人之產也。任子之非善制，王吉曾爲宜帝言之。吉之言曰：“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翠皋陶、伊尹，不仁者速。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當時不能用，至哀帝始除任子令。（此爲儒家平等思想最盛之時。）束京任子如故，非由人君以天下爲私有，故以治民之官爲報功之具耶？
高祖下詔，求賢未立科目，文帝以後乃有賢良之科。文帝二年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武帝建元元年韶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然此乃特科而非常科，特科须下韶書，然後舉，常科則有一定時間，不须下韶書。漢武帝以後人才正常之出身有二途，一爲學校，二爲選舉。選舉以茂才、孝廉爲常科，二者皆自董仲舒發之。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部孝廉各一人，元封四年令諸州各秀才一人，後光武改日“才”。《後漢書·丁鸿傅》云：“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蜜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鸿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陪品，蜜夷錯雜，不得爲数。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是武帝時郡國皆舉一人，其後有增益，至和帝時始以二十萬舉一人爲率。《續漢害·百官志》所謂郡國二十萬舉一人，乃和帝以後之制。章帝詔書云：“茂才，孝廉歲以百数。”漠之得人當以此二科爲多，州皋茂才，郡舉孝廉，州少郡多，則孝廉又遠较茂才爲多。法制久则生弊，防制之法遂興。《後漠書·左雄傅》云：“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此限年也。《黄瓊傳》云：“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黄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此覆試也。舉人之資格，黄瓊復有增益。《黄瓊傅》云：“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其不得察舉孝廉者，贓吏子孫與侍中、尚書、中臣子弟，所以总及防滥舉也。《續漠書·百官志》引胡廣曰：“州又狀州中吏民秀才異等歲舉一人。”此常科之秀才也。又有特科之茂才，如元帝建昭四年舉茂才特立之士之類。茂才、孝廉史民兼取，玛漠代人才進身之大路，故舉人與舉主之關係甚深。《後漢書·樊修傳》云：“郡國舉孝廉，率取少年能報恩者。”束漠報恩之風氣與奇節偉行，皆與選舉制度有。請託之風亦盛。《後漢·蔡衍傅》云：“冀州刺史，中常侍其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种暠傅》云：“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國家，爾助我求之。””此請託之濫也。當時以舉主門生係太深，潔行之士亦不欲應舉。《桓鸞傳》云：“以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任，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翠鸞孝廉。”《張俭傅》云：“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王符《潛夫論·考績篇》云：“群僚舉士者，以顽鲁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食饕應廉史，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虚應有道，以感明經，以殘酷感宣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顽應治劇，名實不相符，求貢不相稱。”束漠貢舉之弊各科皆然，在位者所以多非其人也。
漠代茂才、孝廉之外，累舉者爲贤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乃求言性質，必须策試，近於考試而非考試，與孝廉之覆試、博士弟子之射策不同，此科兩漢多舉之，置身仕途者，亦得應舉。東漢於賢良直諫之外又舉有道，其性質相同。安帝建光元年舉有道之士，陳忠上疏云：“若有道之士對周高者，宜垂省覽①，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靈帝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束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此乃求言性質，對策高第則登進於朝，不能則報羅也。兩漠特科，自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而外，復有諸異科，爲一時之需要而舉，如舉治河、使绝國、明習兵法之類是也。特科之名目，即寓提倡獎勋之意，可以觀常時之風氣與人君大臣之好尚。宣帝元康四年遣中大夫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能之士，可见宣帝之勋吏治，重實效也。元帝初元三年韶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可見當時災異學说之盛也。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通讓有行者，可知西漢末年宰輔章、压、孔、張之徒有自来也。章帝建初元年詔勿取浮華，和帝水元六年詔昭巖穴披幽隱，沖帝即位舉賢良方正、幽隱修道之士，可知束京士習之浮華也。安帝永初三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元初元年舉敦厚質直者，可知束漢之重行也。以學術名科者，则有明經，明法，可知雨漢政治以此爲大用也。（文學之科，前漢偶一舉之）
與貢舉制相輔而行者则爲學校，亦自武帝開之。武帝元朔四年詔曰：“蓋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開，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上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员，學者益廣。《儒林傳》言：丞相，御史言清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政教、顺娜里、出人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借，詣太常，得受業爲弟子。此漢朝開學校之始。（無弟子之博士非教官。）博士官起於周末，秦、漠相沿多至敷十人，（武帝以前。）其職與大夫者相近，按行災異，班宜風化，亦多以博士充任，爲政府之學術專家。漠朝未置弟子日以前，亦有從之受業者，文翁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的属，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是其證也。武帝置弟子員之後，員额迭有增加，昭帝時增至百人，宣帝時又倍之，元帝時增至千人，（後增至三千人，成餘役如故。）順帝以後增至三萬人，其出身必經課試。《儒林傳》云：“博士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間。”此武帝時制也。又云：“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三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王莽秉政時制也顺帝時又有所增，陽嘉元年增甲乙科员各十人，此爲明經下第者而添設也。徐防上疏言：“伏見太學博士試弟子，各以意，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諍訟，議論纷錯，互相是非。”《宦者停》言：“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亦有私行金货定蘭臺漆書经字以合其私文。”課試之弊，可以知也。
①编按：“省覽”下，《後漢書，陳龐傳》附《陳忠傳》有“特遷一等”一句，當補。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将軍至六百石皆遗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裙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此爲附於太學之學校。《通典·選舉一》言桓帝建和初韶諸學生年十六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五十人，上第十六人，爲郎中，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此蓋太學人数騾增，常例之外，復加優典也。郡國之學亦自武帝以後，始以國家命令行之。（《文翁傳》云：“至武帝时，乃令郡國皆立學校官。”）平帝元始三年立學校，郡國日“學”，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日“庠”，聚曰“序”，庠序置《孝經》師一人。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宫见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班固《束都賦》謂“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是郡國學已普遍也。郡國學生之出身則爲郡縣吏與明經。《漢書·文翁傳》云：“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後漠害·任延傅》云：“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明經之科，似專爲郡國學生而設，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以孝廉依口爲率推之，宜爲常制也。
漠代登進人才之道，武帝以前以二千石任子入费爲郎者多，即察翠爲吏，亦必限以富。景帝詔書所謂廉士失職，貪夫長利。自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發舒於際政治，武帝以後，人才之進身以贡、學校兩途爲盛，任子之法雌旋翟旋役，贫民既有致身公卿之機會，亦即有任子之資格。仲舒對策雖以舉與學校對言，所重尤在學校。仲舒之言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也。”學校爲姜士之所，其入學则由選察，（如终軍是也。）其出身則由考試，以學校而兼選舉與考試，其法至善。而貢舉所以清學校之窮，可以得不由學校出身與奇材異能之士。學校有興衰，貢翠有得失，其開後世登進人才之路，使社會階级不致懸殊，爲儒家思想用於政制之要事，亦磨封建以後所不可少之制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