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社會經濟與國用
董仲舒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贫者無立雄之地，又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君人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赋鹽鐵之税利，二十倍於古。此言秦之社會與秦之征赋也。古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人民爲天子諸侯大夫士所有，而服事其上，人民與统制者尊卑懸殊，人民與人民之間無甚贫甚富之殊異也。戰國末年，商賈驟興、秦兼諸侯，獎勋戰士，秦封建，雖去贵族階级，而人民贫富之階级以起。漠興困辱商人，不得衣絲乘車爲吏，而錯言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贵也，尊農夫，農夫已贫賤也，是其未能著效。最錯乃建入粟實邊，拜官贖罪，以重農事，漢廷採用之，商人於此宜有轉爲地主者也。（《食货志》，武帝禁商人名田以便農。）其後武帝以國用不足，乃收鹽鐵之利而建均輸平準，又興雜税，（算络之類實强取。）商贾之力遂衰。董仲舒於武帝時已言限民名田，是商人方衰而地主又起。孝哀帝即位，師丹乃建言限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中國，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内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反者沒入。時田宅奴婢贾爲减賤，丁傅、董贤用事，皆不便也，遂寢不行。自武帝遣刺使刺州，六修詔書田宅制之禁，贫富不均之现象，已爲漠廷所注意，然而行之未必大效，雖元、成以来儒家平等之思想盛極一時，師丹之議卒爲權贵所阻。及至王莽，采用儒術，盡廢私有财產，名田玛“王田”，奴婢曰“私屬”，田宅奴婢不得資買，社會大亂，而新室以亡。光武中興，解放奴婢，所謂去泰去甚，非能絕之。當時所謂墾田，異於常制，平時田，乃開墾荒田，光武承王莽田制大亂之後，必自占田而自謂墾田也。故田亦曰“度田”。（不僅丈量以均赋役，實有分配之意。）其事既重，郡守坐微下獄死者十数人，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盗且以度田而所在殺害長吏，書有間，不能詳矣。以解放奴婢例之，常亦去其泰甚而止。大亂之後，地廣人稀，土地分配，諒非所急。和、安以後，漠道陵，無暇及此。曾武平吴之後，略有田地衣食客佃客之制，已嫌宽大，猫不能依法制。吾國政治思想素重均富，武帝以前商贾之力大，故言者再抑商，武帝以後，地主日多，故言者轉而注重田宅奴婢，其大較如此。
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电戍一歲，秦人之法而漠因之，此三者皆用民力也。《通考》言秦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给郡縣一月而爲更卒，復给中都一歲，復屯邊一歲，三者皆须更代，故謂之“更”，言其事则曰“卒更”，言其服役则曰“踐更”，以錢代役則曰“更赋”，爲過其本更，则曰“過更”，更赋過時未收亦日“過更”。（漢安帝永初四年招補租過更。）秦民服役郡縣之役爲每年一月，终身爲正卒戍邊各一歲。錯言速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舊儀正月五日大置酒響衡士，《蓋寬饒傅》言及歲盡交代上臨響罷衛士，數千人皆叩頭自請，復共留更一年，是衡士戍卒皆一年，漠猶如此。漠舊儀言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驰戰陳，課殿最，水處亦習騎射乘船，疑月爲更卒即指材官騎試樓船每年之訓練，則此三者爲平時之訓練。（月爲更卒。）與番上。（正一歲。）與戍邊。（屯戍。）此三者皆兵役，其初丞相子亦建须自行，邊地之人，有長爵不輕得復，然應劭言古者天下人皆當戍邊三日，疑屯戍原爲一歲，缴納更赋，化整爲零，以终身一年之屯戍，變爲每年三日之更赋也。自武帝開召募之端，昭帝時有犇命。（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放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曰‘犇命’。”）宣帝時有應募倾飛射士，則是兼召募與徵發兩者用之，不服兵役，則须出錢，（更卒、正卒、或邊三者皆兵役。）是曰“更”。王莽下令曰：“漢氏减輕田租，三十税一①，常有更赋，能蜂咸出。”則西漠末年更赋已成重赋。應劭、服虔皆謂出錢三百以免三日之戍，漢代錢重，故王莽云然。光武中興，并罷都尉，盡易微兵爲募兵，故束漢田租更赋常常相並舉，一爲田賦，一爲免役也。（上言更赋，與應劭、服虔、如浮之说不合)
秦有更卒無更赋，（有力役無免役线。）國用所資，惟田租口赋鐵之利。秦之田租十五稅一，漠初因之。（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税一，漠初之制赏沿秦舊，蒙文通师《秦之社會》，推谕秦之田租，亦為十五祝一）景帝以後，遂以三十稅一爲定制，賜民田租，亦時見於韶令。光武建武之初，師旅未解，行什一之稅，建武六年以後，復三十而稅一。桓帝延熹八年，令郡國有田者畝稅錢。（不知数目。）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此皆於正稅之外附加也。芻藁者所以馬，《始皇本紀》言下調郡縣，轉輸菽栗芻藁，是秦人已有之，漢人相沿徵之。《通考》云：“章帝時以毂貴乃封錢以布帛易租，則錢帛蓋迭用也。”（事凡《後漠書·朱晖傳》。）《後漢書·光武本纪》注引《束觀漢紀》言：“爲故春陵侯，詣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藁錢若干萬。”疑西漠末年田租藁税已折爲錢也。蓋武帝以後，諸侯唯衣食租税，天下盡爲郡縣。（後之侯國與郡無其。）租赋之人，微實則轉輸艱難，故折爲錢。（王莽时已有藁錢，章帝前已以錢代租，此有明文者，推之西漠末年，谅不爲道。）
①编按：“一”字原黑，據《漠書》補。
口賦者即丁赋，漢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算赋，漠法八月算人，以人口出錢，故謂之口赋，以人百二十爲一算，故稱“算赋”。民年十五出口赋，（即算。）五十六而除，不滿十五有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武帝時又口加三，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元帝以後，改爲七歲至十四歲出口錢。（禹以口錢起漢武帝征伐四夷。）秦收鹽鐵之赋，漠初因之，鹽之在諸侯者，則諸侯取之，吴有山海鐵之利。其民無赋而國用饒足。武帝時兵連不解，乃置鹽鐵官，以孔僅，束郭成陽领之，而商賈不得利。昭帝時議罷鹽鐵，桑弘羊以鹽鐵爲國家大業，安足用之本，本不可廢，而文學之士则以爲與民爭利，卒郡國榷酤酒圈内鐵。元帝時儒學得势，初元五年竞鹽鐵官，永光二年以國用不足，復置鹽鐵官。束漠不置鹽鐵，明帝以给用不足，尚書張林議自鬻鹽。（朱以不可，明帝卒張林議）章帝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以爲不可，至和帝即位，復。蓋儒學之臣，损上益下，國家興利之事，皆以爲不便於民，致束漠國用困乏，而鹽鐵仍旋復旋也。漠兵攻王莽時，省中黄金萬斤者爲一，尚有六十匱，黄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数固，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财物甚眾，此西漠之富也。束漢在明、章極盛之世，即國用不足何耶？仲長统、荀悅皆以爲田租太輕，束漠之田租不輕於西漠，而免租則西漠爲多，且皆天下普免，（束漠免租则多為一地。）则非田租輕也。漢法大司晨掌國家經费，而少府所入以供天子。自西漢中年以來，每以池管園囿賜贫民，束漠累以郡國公田賜贫民，少府之所入，當益少。束漢又爲募兵，兵之费，當益多。（安帝、顺帝时有羌患，所用尤多。）西漠初年困，至文，景已大益饒，武帝征伐四夷，内興土木，而能民不加赋者，鹽鐵、均翰、平準、鑄錢、雅税以典利也。束漠皆無有，此儒臣以言利爲恥也。（大官渴官给用成且二萬萬，竇太后韶省珍费，自是裁數千萬，那太后亦俭约，然補於國家经费。）武帝時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下赋翰，或不值其僦费，乃請置均輸官，令遠方各以其物相灌。又置平準於京都，盡籠天下之货物，貴則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利，一歲之中，諸均翰五百萬匹。武帝之雜税，一曰算缗錢，二日算船，三曰酒榷，四日税。武帝又造白金及皮幣以瞻用。武帝時民不加赋而國用益饒，以此故也。束漠則章帝時張林欲復鹽鐵均翰，而朱晖難之，桓帝時議大鐵，而劉陶難之，此儒者以言利爲戒，而不國家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