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首都革命
（四三岁，一九二四）
革命之原因
曹锟以贿赂议员被选为总统，冯氏自始即不赞成（见上章），但其时格于势力之孤单，不敢轻举妄动，免蹈武穴主和之前辙。然而“首都革命”之决心则早已立定，不过乘机而发，谋定后动，务期一举成功而已。及其成功后，誉之者许为革命，毁之者骂为倒戈，竟由是而得有“倒戈将军”之恶名。经余费了许多时间与精神，施用历史搜讨方法，仔细研究，卒探得个中因果及真相，乃敢下断论：所谓险诈倒戈全是先由敌人对他不起，蓄意害他，或因当局贪污腐化、穷凶极恶、误国误民、劣迹昭彰，故而令他为国为民，奋起革命以武力解决的。“首都革命”之役实为至好的例证。
自曹锟窃踞高位之后，荒淫无度，任用一班宵小佥壬，跋扈弄权，贿赂公行，无恶不作。当时北京政府之黑暗、贪污、淫秽、凶暴与腐化，实为民国有史以来所仅见。（此余在北京时所亲见者，兹不愿细述，免污吾笔。）冯氏以“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与操行，兼有爱国爱民思想、革命精神，屈居于这一群城狐社鼠底下，而且同在北京，耳闻目睹执政诸人之臭秽恶行，实忍无可忍。尤为难堪者，甚至其本人也饱受了古今中外未曾闻之恶待遇——被上司敲诈巨款。缘曹政府购得意国旧军械一批，经曹锟指定拨给冯军一部分——枪二千支、炮十八门，及子弹几百万发。迨派人往领，数次均不得到手。后来有人私告他，非送大礼与上头不行。他乃恍然大悟。当时已积极密谋大举，急于补充军实，不得不忍痛勉凑现款十万元送入总统府。（见冯著《我的生活》卅一章页四九五。这是曹的嬖人李彦青所开的价钱，每支枪六十元，另见刘著页四八，云一共交十二万元。章君穀著《吴佩孚传》页四五二亦载有此事，但云：“硬敲了冯十万元。”可见事实确凿。）送了巨款之后，他还要说不少的好话。翌日，曹见了他，即欢欢喜喜地说：“焕章，您真是客气，还要送礼来！”足证明曹锟收入私囊的了。于是，全部军械即时领出。以部属领军械，亦须纳贿于长官，真世界所未闻！腐化至此程度可谓极矣。而冯氏受气愤恨之深亦可想而知矣。未几，当其奉令出发热河攻奉，曹发开拔费六十万元，又为李彦青克扣了三分之二——四十万。派部下攻敌而竟扣军饷大半，亦为世界未闻之黑暗事。欲冯氏之不“倒戈”其可得乎？是故推倒贿选、廓清政治，为“首都革命”之第一原因。（以上两事，余前在冯军中曾亲自调查，闻之最高层干部，系确凿事实，曾于四十年前载所著《我所认识之冯玉祥及西北军》篇中。）
吴佩孚久拥重兵于洛阳，权势莫京，一切军政大计均以吴为最后的裁可者，连曹锟亦听其把持，实为“太上总统”。而吴则迷信武力统一政策，必使全国屈服于其旗下而后已。前此，已命杨森图川，命常德胜、沈鸿英攻粤（按李著页九八）。后者既失败则复嗾使“国民党”叛徒陈炯明背叛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而炮轰总统府，致使其出奔上海。吴复派孙传芳入闽，驱逐李厚基，以为攻浙之准备，盖是时浙江之卢永祥本为皖系分子，对曹、吴、直系早已表示反对矣。于是羽檄纷驰，天下骚然。秋间，忽而江浙战起，全国又陷于内战状况中。推其祸始皆肇于骄傲顽固、刚愎自用的吴佩孚之迷信武力统一政策所致也。江浙之战甫完，直奉之争又起。吴更竭北洋全力以为其个人泄愤之工具。是故，反对直系之穷兵黩武而主张和平，又为“首都革命”之一大原因。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为世人所罕知者，即十三年（一九二四）冯氏之“苦迭达” 5 （即以暴烈手段推翻政府之谓），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冯氏自己虽不居于任何一派（屡见前文），惟对于直系，因以往与曹、吴历史的关系，向来不特表示友善态度，而且屡予直系以积极的助力，如先则助阎相文之督陕，后又出关救吴于长辛店及郑州。即直系人物亦承认当时若不得其救助，直系无以获军事上之胜利。惟吴则自冯氏督豫后即蓄意排挤之。及调驻南苑，又予以经济压迫使其极为难受（均详上文）。二年以来，冯氏隐忍处之，不与计较，亦不抵抗也。及直奉之战又起，吴强调令其出热河应战，实蓄有阴谋欲借此以消灭冯军（详后段）。冯氏饱受冤气，至是，更有进亦死、不进亦死之困难。为保全其十年来训练之良好军队计，遂不得不起而反抗。故苟知其中内幕者，当以“首都革命”亦为冯氏自卫必要之举焉。至其自卫，是否合理？是否可原谅？则当视乎其军队是否有异于北洋军阀之兵及其后是否对于国家与人民果有贡献以为断。衡以后来冯氏对于“国民革命”之功绩，则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作者按：章君穀著《吴佩孚传》谀吴毁冯备至，但事实究是难瞒。该著者至终良心未泯尚肯讲几句公道话，谓吴氏之倒台实祸由自召云：“这次政变实是十一年奉直战后的怨毒所积。吴佩孚在造成直系势力称霸全国后，于外面对各方反对派标示武力统一，欲悉数使之屈服，已造成无数怨毒，而使西南诸省及奉、浙有联合反直的行动，而于内部对同系诸将更处置上回奉直战争中建立大功、未得适当的报酬（指冯氏），积怨相丛，乃成巨患。内部一旦积成势力，与外面反对派相结合，于是外侮与阋墙之祸俱来，而变局发生了。”（见该书下册页五六七）此分析虽并未言上文所述其他因素及详情与真相，却可证实吴自种其因，自食其果，于人何尤？）
革命之酝酿
当曹及其佥壬等胡闹于北京及吴予智自雄称霸于洛阳之时，全国反直运动进行日紧一日。浙江之卢永祥既自始即表示反直，且进一步而结合奉、粤两方。于是粤、皖、奉三角同盟，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秋间成立。孙科、卢小嘉、张学良等，同在奉天会议（时人称为“三公子会议”），订立“三角同盟”，商定同时讨直，冯氏知之，对于倒直之举大表同情。是时，徐谦、黄郛时应约到冯军讲演，常商讨革命大计，均以推倒曹、吴为第一要着，冯氏革命意志愈为坚决（见冯氏《自述》）。此“首都革命”运动之嚆矢也。
数年来徐谦更奔走联络，冯氏因而进一步与“国民党”接近，先是，徐谦奉孙中山先生命屡次由粤北上说冯氏实行革命，期一举克复首都。惟冯氏鉴于以往之失败，虽默契于心，而一向以实力未充，孤立北方，不忍孤注一掷，不敢再事轻举妄动，尤其不敢正式加入“国民党”，庶免北洋军阀之嫉视，而树被敌攻击之目标。在倒直运动酝酿初期，徐氏又来苦劝。时，冯氏仍不表示可否。一日，在南苑对官兵训话，痛斥时政之非。徐亦在场，闻而激之曰：“徒托空言干甚么？”冯氏答称谓：“凡举大事必要谨慎，否则万一失败，而实力消灭，虽欲救国而不可得，因为我不像您，失败便可一跑了事。而且纵推倒曹、吴，而治国之策将安出？苟不能优于他们，则是以暴易暴，那是我不干的。”徐不悦而去。不久，徐又来，持孙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见冯氏，谓：“君前虑治国无善策，如今有了，好自为之！”其时，俄人鲍罗廷亦进言，以曹政府贪劣、污秽、横暴，实为中外所窃笑，亟宜改建清廉政府以救中国。冯氏意志为之大振，但犹以兵力薄弱为虑，于是，又进一步为积极的准备。其中，策划实际行动最早而且最力的是孙岳。
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十日，冯氏在南苑开“追悼阵亡官兵大会”。大名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长孙岳亲来与会。孙为老同盟会会员，且为冯氏前在滦州起义时之老同志，平日交谊甚笃，过从亦密。及驻兵武穴时，更与其缔结深交。孙在曹、吴旗下郁郁不得志，盖吴昔亦于清末在吴禄贞第三镇任上尉参谋，伪加入“中国同盟会”，而将革命计划私行告密，辛亥革命同志被害者不少。及阎锡山起义于山西，袁世凯派遣第三镇协统卢永祥进攻娘子关，亦由吴冒充革命分子入晋侦察阵地虚实。卢乃得进占太原。（编者按：吴禄贞系第六镇统制，第三镇统制系曹锟，入山西时，曹锟不在，由协统卢永祥统率，吴佩孚已任标统（团长），既非参谋，当时亦无上尉阶级，简先生此处有误，至于吴佩孚曾入同盟会并出卖同志，事未之前闻，想简先生必有出处。）孙之革命历史，吴素知之。其后，孙投入直军，密谋北方革命事业，吴忌之尤甚。以故，荏苒多年，不得升迁，位仍不过旅长而已。孙之努力于“首都革命”，盖有此个人背景在焉。
当时，冯氏邀孙到昭忠祠内草亭中畅谈。途经阵亡官兵义墓。孙顾累累的坟冢曰：“民国成立，不过十多年，此地已躺下这许多牺牲战士！”言下凄然叹息。冯曰：“此皆忠义好汉。他们为国家人民牺牲了性命，倒还落得一个‘忠’字，也算得千古不朽了。”当下，与孙促膝畅谈，乘机激他说：“设使地下果有阎罗王，见诸死者至而问之，志士们将何辞以对？”孙答：“为国而死。”冯氏笑问：“孙二哥，将来您死之后，人家用甚么字来表扬您呢？”孙为人耿直爽快，愤激答道：“不用说，他们自然叫我做‘军阀走狗’。”冯氏再进一步激他说：“您说这话，羞也不羞？您统兵数千，镇守一方，怎么甘愿做人家‘走狗’？”孙发怒了，悻悻而言：“岂但我这带兵几千的为然？即带三四万的人不也是做人家‘走狗’吗？您真是‘躬自薄而厚责于人’者。我只有兵一旅，您带兵数万，尚且坐视豺狼当道，病国害民，而一无动作，徒责我甚么？”冯氏见激将已成功，乃剖心布腹正色对他说：“您不要骂人！方今国贼乱政，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痛恨的。我现在虽有三四万人，然处此境地，力量单薄，一切均不由自主。故一直未莽撞下手。但早晚有一天必要宰死这些混账东西以快我心。往年，滦州革命之志（当时，孙亦参加是役），固十余年如一日也。”孙说：“如果您真有此决心，我必以全力为助。能帮助您几万人，大家合力来干他一下。”当时两人在草亭密约举事，尚虑力薄，孙并允去说动胡景翼加入。原来孙与胡二人均老同盟会员，平素极相得。孙曾对冯氏言，胡非常敬佩冯氏，至称之为“顶天立地的汉子”（刘著页四九）。故冯氏即赞成联胡，由孙担任邀其加盟焉。（按：此段谈话，《我的生活》页四八九—四九一述辞较详。上文引自《自传》及冯氏亲口对著者所言，见《逸经》十六期“璧树”篇，言简而意同。《自传》附有二人在亭中密议之照片。）
先是，胡在豫受张福来之愚弄而有“三角同盟”以排冯氏之举。及冯去张继，胡丝毫不得张之接济，乃深恨为张所卖。而吴蓄意排除异己，时欲收编胡军。胡觉之，岌岌不能自保，乃思念冯氏从前相待之厚，时来南苑见之。由是两人订交益深。及孙知胡恨吴刺骨，乃往说其倒直。胡毫不犹疑，立即加入，先派心腹部将岳维峻北上晤冯氏，谈及直系祸国殃民事，至声泪俱下，乃与订盟约。其后，胡复亲来面议，更预定将来成功后必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是。自此冯、胡、孙三人团结日固，一致进行。日后“国民军”之成立，实胚胎于此时矣。
其时，粤、奉、皖“三角同盟”成立，浙卢既首先通电反对贿选，并在杭州召集会议，亟谋大举。而奉张自十一年（一九二二）败于直军，退出关外后，日事整军经武以求报复。至是时，派郭瀛洲来见冯氏，燕谈间，冯氏向其作泛泛的表示，“苟能利国福民，而弭国内无意义的斗争，愿与海内贤豪一致进行”云云。（见李著页九九，及蒋著页一二一。按：郭之来系由前为冯氏施洗礼之牧师刘芳作介绍人。其必须由冯氏亲信人之介绍，可见系张、冯二人之初次接洽，以前并无一些联系。）去年在豫时，徐谦早已代表“国民党”致电冯氏，为奉方劝其加入倒直运动，张即助以军饷，惟冯氏力却。至此时双方始有直接联络，然仍未成立具体的协议，更谈不到交换条件也。
溯自去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实现后，孙中山先生在粤即以“大元帅”名义及地位下令讨伐。随而联络各方一致声讨曹、吴。夏秋间又命孔祥熙携其亲书之《建国大纲》往冯处联络，对冯氏感召尤力。（按：此大概是继徐谦之后。事见《我的生活》页四八六，未言时日。另见孙科：《广州市政忆述》，载台湾《广东文献季刊》一卷三期页八，系此事于其赴奉天会议之前。其后，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孔再晤冯氏于南口，取回此手书本，云系孙先生前为宋庆龄女士所书而暂借用者。）至是年秋，粤、奉、卢（皖系），三方既成立“三角同盟”共事讨伐直系，故冯氏此举自始即是响应孙中山先生之感召，遵令行事，无异加入团体，成为“四角同盟”，共同奉孙先生为全国主政元首。如其成功，则吾国军政混乱，派系斗争之恶状态，当能统一改革，另有新局面，而中华民国建国历史必完全异于以后之发展了。此举亦为粤方“国民党”与孙先生期待已久、早由徐谦屡次代表北上努力运动者。至是，冯氏加盟倒直之志更坚，积极进行益力焉。（按孙科：《八十述略》，自叙其于是时奉孙先生命赴奉天与张作霖“达成协议”，直奉开战时，仍在是处。可见奉张先时确系拥护孙先生后且去电欢迎之者，见页一一。“首都革命”后，乃见异思迁，转而背孙先生、寒前盟，拥段排冯。）
至于蛰居天津之段祺瑞，对于直系亦有一箭之仇、切肤之痛，经令接近皖系之鲁督郑士琦，及晋督阎锡山联成一气，加入倒直运动。冯乃派参议刘之龙（子云）往各处接洽。至是，反直运动完全成熟，内而冯、胡、孙之三人团体团结极固，外而各省倒直势力已结成，大举倒直运动触机即发。惟暴戾恣睢之吴佩孚尚在梦中，一意孤行，惨杀劳工，荼毒生民，不知“倒台”之将至也。（章君榖著《吴佩孚传》下册页五七八，谓段祺瑞为张、冯间联络人，由张贿冯十五万元云云，实无其事。事实上，冯、胡、孙等进行定计后乃与张联络。）
直奉之战
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下旬，浙卢与苏齐正式决裂，九月三日开战。奉张本与卢约，同时举兵。东南既发难，张即于九月十五日致通牒电报与曹锟（即“哀的美敦书”）。曹不答，于是张立即调兵遣将，积极动员。张自任总司令，派姜登选、李景林、吴俊升、张学良、张作相、许兰洲等为六路司令，兵力共计廿余万人，另有海军巡洋舰二艘及航机三队，同时攻直。
曹锟急召吴。吴于九月十七月抵京（见冯氏《自述》），即坚主用兵对抗，以全力对奉。曹从之，于十八日下讨伐令，任吴为讨逆总司令，王承斌副之，并派彭寿莘任第一军总司令，王维城、董政国副之。第一军又分三路：即以彭、王、董三人分任司令，各统直军精锐出关进攻。王怀庆任第二军总司令，米振标副之，并以刘富有、龚治汉为前敌总指挥，统“老毅军”攻热河。继而复擅委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而以张之江、李鸣钟分任一、二两路司令，出古北口以策应王怀庆之第二军。此外，又有十路援军，以张福来任援军总司令，曹瑛、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功、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各领一路。又有后方筹备总司令名义，直省为王承斌，鲁省为熊炳琦，豫省为李清臣，京兆为刘梦庚。海军则以杜锡珪为总司令，温树德副之。又以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迟云鹏为直鲁防御总指挥，赵玉珂为京畿警备总司令，敖景文为航空司令。计直军全部约共廿余万，与奉军相埒。其作战计划，则照奉军行动布置，以彭军任榆关方面，王军任朝阳方面，而以冯军任赤鲁方面。双方备战，可称势均力敌。
当时双方战略：直方对榆关取攻势，热河方面则取守势，而奉军则反是。开战未几，奉军进占开鲁、朝阳。山海关方面则两军相对作殊死战，极为激烈。九门口一役，直军败绩。其时，吴尚在北京，原拟居此坐镇。及榆关战事危急，乃于九月下旬赴滦州。旋以山海关失守，旅长冯玉荣死之，即亲至前方督战。直军虽屡次猛攻，俱不得利。援军如张治功等开赴前方参战，亦为奉军击退。至吴之十五、廿三、廿四等师，苦战不肯轻退，故损失尤大。计开战一月，双方死者以万计，而鄂、豫、直、京兆各区征调之繁难、拉夫之扰民，与战地之损失、人民之苦痛，尚有不堪言者。（谣传冯氏之“首都革命”暗中得日人之助，不确。见下章附录。）
置之死地
冯氏对于曹、吴之主战，自始即极不赞成，曾面谏曹数次，均无效。又曾亲书一长函与吴，劝其勿因逞意气而以国家人民为牺牲。不料吴将原函退回，于封套上大书“少说话”三大字，冯氏之气闷可想。及战事爆发，吴强委其为第三军总司令，迫令开赴热河。在表面看来，此一路道远地险，防守不易，非劲旅不足应付，委冯氏前去，表面上是极端借重。而其实骨子里，则此正是吴“借刀杀人”之阴谋也。盖此处既无舟车运输之利，大军愈前进愈危险。而吴于军饷、粮秣、子弹、服装（塞外御寒，皮衣尤要）之供给，一无所备。冯氏屡次请发经费，均无所得。吴且批示“就地征取，战后偿还”等空洞语。一次，亲往面见吴，言筹军费事，吴答以：“我要为您开一银行吗？我们都是要就地征取的。”其时，秋尽冬来，塞外天气已是严冻之候，冯军全部冬衣未备（奉军则每人皆穿数寸厚的老羊皮军服），又无子弹补充，驱此无食无衣之大军以赴荒漠奇冷之区域，何异送死？但此正是吴之深意——能胜奉军固佳；不能胜而为奉军消灭亦“正合孤意”。（章著《吴传》下册页五六三载吴佩孚言，冯出发前曾给予十五万元，实无其事。）
不特此也，吴更有毒计准备害冯氏。在出发之前，早已留下锦囊，预嘱孙岳、胡景翼二人暗行监视冯军，谓如其一有越轨行动，即许二人便宜行事，就地解决云云。吴又以巩县兵工厂所制之机关枪五十架拨给胡，嘱曰：“您拿这五十挺去打张作霖。打完了，留起来，还有用处。”“醉翁之意”固明明在冯军。不知胡、孙与冯氏早结生死之交；此时，三人久已订立“首都革命”之密约，吴氏消灭冯军之用意及露骨的说话，孙、胡俱一五一十地告诉冯氏。三人惟有相视大笑而已。
冯氏既深知吴平日疑忌之心，又洞悉此次欲“置之死地”之意，曾向曹辞军职。经曹极力慰留，不得已勉强为筹备出发。他以劝和不听，辞职又不许，后有压力，前惟死路，如何打出生路？计惟有借此机会实行其“首都革命”之计划而已。故其筹备出发，即是筹备革命军事运动也。
冯氏此次革命之全局布置第一重要点，乃在委派留京主持后方之重要人物。智勇沉毅之蒋鸿遇至足胜任，乃奉命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一切事宜。如此，明则全军出发，而暗则留下精兵一营归蒋指挥以作内应。此营只有一连留驻旃檀寺，其余则秘密分驻京外各处，用时始行集合。出发时，由京兆尹刘梦庚代征大车千余辆，又同绥远都统马福祥借用骆驼三千，以资平地及山路之运输。此外，又分派刘治洲、邓萃英、刘之龙、张树声等分任秘密使命，联络各方，或侦察军政情形。
筹划既成熟，冯军即于九月廿一日开始出发。其先后次序：第一，张之江部；第二，宋哲元部；第三，刘郁芬部；第四，冯氏自率李鸣钟部；第五，鹿钟麟部。廿四日开拔完毕，冯氏进驻密云。是时，朝阳已为奉军所占，王怀庆急调米振标全部及中央第四混成旅至凌源御之。至开鲁方面，奉军亦进至赤峰，冯氏派谭庆林驰往，即行恢复。时，张之江部已至承德，探悉奉军谋以别动队袭承德，立行停止东进，而派兵数路迎击。在黑城一带激战一日，奉军败退，即停兵于此。
冯氏督同全军出发，前锋至滦平时，他已到了密云了。从怀柔过张家口时，段祺瑞忽派贾德耀（焜亭，原为冯氏之旧袍泽）送来亲笔函，大意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其有所自处。（按：此函大致与下章所录黄郛函同其语调，且似同时发出，当然未知冯等革命大计。）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大概即刘之龙，字子云，想误记字音）又介绍一位奉张代表马某前来，说张作霖殊不愿与冯氏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氏当即告以革命大计云：“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当下，他拿着孙先生的《建国大纲》，说了几条重要的主张，并言：“这是我们中国唯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们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冯氏又郑重其事，重复申说：“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却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当晚，他们回去。（上见《我的生活》卅章页五〇二）张、冯盟约，至是成立，此无异正式加入倒直阵线，成为粤、奉、皖、冯之“四角同盟”。一直拥护孙中山先生为主持国事之领袖，是则冯氏“首都革命”最初定立之宗旨也。（奉张先拥护孙先生后迎其北上，见上文孙科《八十述略》，与此印证可知确实。）
塞外早寒，而冯军兵尚衣单，叫苦之声遍全军。加以沿途人烟已稀少，大军所过，百姓逃避一空，粮秣难筹。吴曾派一筹粮专员随军令地方官就地征发。冯氏见所得米、面、鸡蛋，皆强取诸穷苦民间者，不忍卒食，谓带兵廿年，未尝妄取人民一草一木；今强夺民食，宁饿不为，乃令军需官照价发给，而军食问题愈为困难，愈进一步则死路愈近一步矣。会吴在榆关数战不利，即电催二、三两军向奉方猛攻，以图牵制。复派王承斌以“督战司令”名义率宪兵两连，乘汽车直抵滦平，借以监视冯氏行动。又派车庆云、陈德修等，为“前敌执法官”赴滦督师。然而王承斌虽属直系，但因吴专横太甚，曾受其压迫，早表不满，而孙岳亦曾向其运动加入同盟，已表同意。王又言吴曾许以战胜后任为“东三省巡阅使”。其后，王与冯晤谈乃知吴亦照样许冯氏以为攻奉之饵。吴之权术戳穿了，彼此相笑（刘著页五二）。即在开战之前，吴明升王为副司令，又予以直隶省长，而实则并其二十三师兵权亦为剥夺，王尤为不怿，是故早已对冯、孙表示同情，班师之举，一切进行，无不默契于心，此时奉吴命到滦平，亦不过敷衍一下而已。但坦白声明，愿守中立，不向吴告密，亦不肯背吴为助（见冯氏《自述》）。此则“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者。然即此态度，已于“首都革命”之役有消极的贡献矣。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时，冯氏已由古北口到热河之滦平，距承德不远。其饥寒交迫之大军，陷于前后受压迫之死亡谷中，真是困难万分，危险万分，军心愤激，达至极点，可称为“哀兵”。冯氏知士气可用，即召集张之江、李鸣钟、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全体高级军官，以及各处的代表（如胡景翼、孙岳的，甚至兼有奉张留下的，见《我的生活》页五〇三），开决战大会议。他宣布本军所处之艰难地位与危险情势，及吴佩孚借此同时消灭奉军与本军之毒计。继而发问：“以十余年之精神能力，建成为救国救民之军队（即指本军），今肯为吴一人及曹之腐败政府作牺牲吗？这是你们生死关头的大问题。”他们决议，如此死法，死得不值；务要从九死中打出一条生路，于是乎班师回京之议，全体一致决定。“首都革命”之举，本由冯氏个人主动及策划，秘密运动已久，惟部下军官，向来服从命令，至是时始由全体议决，一致行动焉。此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事也。（前派往联络段氏之代表刘之龙适于是日回到冯处，见冯氏《日记》。据《我的生活》，此会议已先决，全部革命军为“国民军”，以示拥护“三民主义”及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并与“国民党”一致，见页五〇三。）
是时，胡景翼所部开抵通县待命。吴令其由喜峰口进军热河，援应王怀庆军。冯氏命刘治洲与胡筹商缓进以观变，胡深然之，并派部将邓瑜（宝珊）赴滦平谒冯氏，故十九日之会议邓亦列席。会毕，邓即电告胡准备一致行动。在北京方面，吴既赴前方，冯氏先曾向曹锟保荐孙岳任北京“警备副司令”，由其干部徐永昌步兵一团驻守各城门。后来，孙向冯氏取笑道：“您特意把我弄来给您开城门，是不是？”彼此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至于天津段祺瑞方面，冯亦派刘之龙接洽妥当，故晋阎、鲁郑均无问题。海军杜锡珪虽属直系人物，亦厌恶吴氏之行为，经邓萃英（芝园，闽人，与杜同乡）之接洽，也加入运动。至于奉天方面，则自十九日全军决定班师后，冯即派张树声步行赴奉联络，相约停战救国。时，奉方亦派员密来通款，望热河方面军事行动，双方缓进。冯氏以适符班师计划，即许之。此各方联络之情形也。（按：滦平距奉天甚远。张大约步行至承德转乘汽车前往。）
根据薛著《冯传》之考证，冯氏班师回京之举，并不是吴倒台之主因。虽其有重大的影响，而吴在榆关大败之根本因素，乃在冯军与奉军在热河停战，致迫令吴派三师兵力西向。这三师未到达战地时，北京变局已发生了，于是要迫降于奉军。而且热河西路奉军李景林，一知冯军不战，即遣大部军力东趋榆关。直军削弱而奉军增强，不俟冯军之“倒戈”相向已一败涂地矣。这是奉直之战最后一仗奉方大胜之决定性的主因。最后，北京之变局消息对于前线吴军发生最恶的影响（见页一三五之三五附注）。这是很客观的和很确凿的分析。
至冯军内部筹备情形，尚有可记者。在出发前，冯密令蒋鸿遇派员往河南招新兵万人，陆续运京，即编成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任旅长，分驻南北苑，故班师时，在京兵力亦甚雄厚。至十月初旬，冯召蒋鸿遇至密云军次，告以班师回京倡导和平之意志。蒋答以宜慎重其事，谓吴尚有第三师两部驻丰台、长辛店两地，若欲避免近畿战事，必俟该部全开前方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冯氏遂令其回京积极进行筹备，秘密进行，如积屯粮秣、尽驱运输骆驼于安定门外、计赚安定门城门防务、密查城内外之电报电话线路、绘制详图以备临时需用等军事布置均极周密妥当。而蒋从容镇静，且每日到军事处照常办公，一如平时。
十九日——正冯氏与高级军官等议决班师之日——北京军事处接到前方紧急战报，当将第三师全部开赴前线。（据刘著页五二，吴留张福来之三部于北京一带以防冯军，因前方紧急，乃尽调前方。由刘汝明化装亲到丰台调查，回报蒋鸿遇。）蒋鸿遇立以密电告之冯氏。乃于廿一日下令班师。令最后队伍鹿钟麟部兼程回京主持一切，会同张维玺、孙良诚两旅先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又令李鸣钟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之交通。时，胡景翼停兵喜峰口等处，冯氏电约其同时南旋，占据滦州、军粮城一带，以截断京汉线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率兵西向。已抵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亦令其即日回师。热河都统米振标处，经派员联络成功，愿取一致行动。调度既毕，冯氏自己亲率刘郁芬部直指北京。冯氏前于出发时，故迟迟其行，沿途令军士修筑汽车路，并预备汽车多辆。故去时行期一月，及其回师也，仅四日耳。
在北京方面，先于二十日晚间蒋已接冯氏动员班师之电，即下令司令部留守人员，非有命令一概不许外出，以防泄露消息，二十一日，蒋仍到军事处照常办公，且请曹锟发给南、北苑新兵枪支。廿二日清晨，蒋预派张俊声率兵一营，准备断绝城内交通，并预备大车、麻袋等物堵塞总统府前，为万一巷战之准备。又分派便衣队破坏京奉、京汉铁路交通。部署既定，蒋于下午至北苑整顿所部第三旅，而鹿、孙、张亦于是晚赶至。会商既毕，三人即于是晚八时开始由北苑出发，夜十二时抵安定门。事前，由孙岳部徐永昌手接收各城门防务。布置既妥，于是衔枚直入，鸡犬不惊。城门预伏之兵，同时并起，照预颁命令行事。
大军入城后，鹿部在总统府四周警戒，并禁止行人通过各大道。蒋部在前门外，孙良诚在北城，张维玺在南城，分任警戒。同时，总统府卫队及曹士杰部，皆解除武装，给饷遣散。最痛快者，则万恶之李彦青于是夜被捕。王克敏原亦为冯氏所必要逮捕者，但被其遁去。其余罪魁多人，亦多逃匿。大军进京，全城人民毫无知觉，即曹锟与政府要人均在梦中，尽被软禁于北海团城。二十三日清晨，全城人民起来，忽见臂缠红布圆白章上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之冯军，遍布通街要道，口唱“基督雄师进前”调之军歌，及得读遍贴全城之冯氏班师主和之布告，然后知“老冯”回来了。（按：布告全文见李著《国民军史稿》页一四—一五。余当时在京亲见以上情状。上述臂章字样系原文，见《自传》第八章之五。他书有以“誓死救国”四字在前者误。）
“国民军”之组织及通电
冯氏本人于廿四日抵北苑，胡景翼、孙岳二人旋亦来会。即日，三人与各高级人员，如王芝祥、刘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张璧、何遂等开会议（见李著页一一六），全体决议，正式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氏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司令兼二、三军军长。总司令部设于小旃檀寺。（章著《吴传》下册页五六八谓此次会议组织“国民军”推段祺瑞为元帅，绝无其事。刘汝明亦误记。）
军事组织既完成，即由冯氏领衔与胡、孙、米（振标）及全军师、旅长等具名发出倡导和平、救民救国与组织“国民军”之通电，致全国南北军政领袖。全文录后：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国，好战而殃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抵京。首善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为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岳维峻、田玉洁、邓宝珊、李纪才、李云龙、冯震东、曹世英、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钟麟、蒋鸿遇、孙连仲同叩漾（廿三）印。（上文录自《自传》，前衔作“各报馆鉴”。文末各人衔略。）
考此电文之原稿系出黄郛手笔。冯、黄二人的密切关系如何，我一向不大了了。至最近得读黄郛夫人之《亦云回忆》，始得明了其兰因絮果。兹概括略述之。初，黄在贿选总统曹锟之内阁任教育总长。其人格操守、学识才能，最为冯氏所敬重。因请其每两星期到南苑“陆军检阅使”署对自己及营长以上官佐讲演一次。黄亦对冯氏特别认为是“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期为“他日方面之才”，故每次必依时到讲，虽病不辞，由是互相结合，交情日深，渐谈及革命大计（见上文）。据刘汝明述：“一天黄先生和冯氏说：‘焕章兄，您参加过辛亥滦州起义，是革命的前驱者。现在国事危急，当国者懵懵不醒，如非彻底改造，难期挽救。您应该继续努力，以竟辛亥未竟之功。’”（见《回忆录》页四八）这番动人的话对于冯氏当然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至秋间，冯、胡、孙联盟举义后，奉直战事开始时，冯氏“首都革命”之举已智珠在握。乃特别邀黄到私宅密谈。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精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冯氏又告以与胡、孙两军合作之事。大概此时冯氏心中已认定黄氏为将来“首都革命”后，可以在政治方面交其负责之人了。
在奉直开战时，颜惠庆新内阁成立，黄复被邀续任教育总长，则坚辞。经冯氏力劝，始就职。盖其深谋远虑，黄“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讯亦较便”故也。换言之，此即冯氏“首都革命”中下了一棋子，借重其为政治内应及最高密探。故于出发热河之前，留下一本“成密”电码与黄，并指定其僚幕一人（似是刘之龙）为双方联络、互相通讯之中间人。故冯氏于北京政治及直方军事行动，得以详悉无遗，进行顺利。
冯氏于出发前一天曾造访内阁总理颜惠庆，原想把即要实现的计划与他谈谈，有意邀他加入阵线。但颜是一个职业外交家，辞令狡猾叵测，态度模棱两可，谈了两句钟，他说话总是无关痛痒，不着边际。冯氏不得要领，怏怏而去。本欲并访王正廷的，但恐他也答以外交辞令，所以索性连他也不去见（上见冯著《我的生活》页五〇〇）。结果：京中政要只有黄郛一人与其有坚定的、具体的联系。
十月十九日，冯军既在滦平决定起义，全军班师，预计廿三日，前锋可到达。乃密约黄氏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相晤，会商大计。廿二日，黄上午仍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午后，托词乘汽车出门，转坐他车，秘密急向北驶。中途车机损坏，屡次修理，耽误不少时间，直至半夜始到高丽营，时已绝食十小时矣。（此据《亦云回忆》，当可信，但冯氏《自述》作廿一日夜间来，想错记，或我笔误。）
冯氏闻其已至，由行军暂住之帐篷倒屣出迎。既告以班师计划，顺利进行，即示以所预拟之文告通电。黄“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即率直进言：“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氏然之，请另拟电稿，但帐中无桌椅，乃步趋附近民居，连夜就在炕上属草三军通电，经冯氏亲为修正乃成定稿（原稿影印载《亦云回忆》页一九二—一九五，与上文所录仅数字有异）。据冯氏《自述》，是时，已与黄“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摄政内阁”（见《生活》页五〇四），次日，黄随军回京。在归家途中，先往王正廷家邀其参加摄阁（见《亦云回忆》页一九六），则冯氏述辞可信。
上言十九日之班师布告，系仍以“陆军检阅使”名义发出，内容专数吴佩孚之罪状有曰：“穷兵黩武，迄无已时（此指民九内战）。自是……凭战胜之余威，挟元首以自重，揽国柄于掌握，视疆吏如仆从。……而野心勃勃，方兴未艾。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倾全国之兵，无一饷之备。飞刍挽粟，责诸将死之灾黎。陷阵冲锋，迫我绝粮之饥卒。……（上指此次战役）本使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用特下令班师，仍驻原防”云云。全篇命意措辞确专为声讨吴佩孚一人而发，仍居原职，班师回防。在当时地位只在本军立场而发言，尚可称得体。此或即黄氏初见之稿，早已准备由前锋发出者，故以为只是“清君侧”之举，仍奉曹锟为大总统，然确未提出革命之伟大宗旨。而此漾（廿三日）电则由从新组织之革命的“国民军”将领联合发出，申明“首都革命”主旨，推翻腐化旧政府，建立革命新政权，所谓“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者是。此实为是役“首都革命”重要文献也。（上述廿四日会议，李著未列黄郛之名，《亦云回忆》亦未提及，或即日由北苑归家部署一切未定。）
《建国大纲》
同日，冯氏等又发出革除腐化政治、建设新政府之《建国大纲》通电，将北洋政府之黑暗，全国大乱之真相，完全揭露无遗，痛快淋漓，人心为之一振。略云：
民国以还，十有三年。干戈扰攘，迄无已时。害国殃民，莫知所届。推源祸始，不在法文之未备，而在道德之沦亡。大位可窃，名器可滥。贿赂公行，毫无顾忌。籍法要挟，树党自肥。天良丧尽，纲纪荡然。以故革命而乱，复辟而乱，护国护法而乱，制宪亦乱。自治不修，外患迭至，其乱至大。邪说横行，风俗败坏，其乱至微。文明古邦，几夷为禽兽。弱肉强食，犹其余痛。生机既绝，补救维艰。除旧更新，计惟改革。祥等……拟为《建国大纲》五条于后……（一）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施设，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主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攘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上文见冯氏《自传》）
这几条大纲，不独切中当时政府之弊病，而且适中全国政府之积弊。不图民国十多年来在腐败至极之政府、污秽至极之政治下，竟然晴天霹雳一声，有此表示，不可谓非“差强人意”者。以后多年，冯氏对于政治之主张仍恪守这大纲。两电既发，京内外舆论及各省军民长官，除吴派外，均一致表示赞成焉。（按：本章资料，除随时指出来源外，有冯氏自述辞，是即《逸经》第十六期《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一篇。此系冯氏于民廿五年十月初在南京亲为余口述而由余笔记写成，后经其审核方付发表，以作十三、十、二三“首都革命”之纪念者。署名“璧树”，所谓“璧”即“大”big之义，故“大树将军”即指冯氏也。）
近读昔曾任职于冯氏“西北边防督办”署之雷啸岑君（即“马五先生”）评论冯氏有言曰：“在现代军人之中，真是由衷地爱护人民和国家，且有事实表现的，我认为只有冯氏一人而已。他所部的士兵们，都在臂间缠有‘不扰民’‘真爱民’的标志（见本篇上文），而且确实做到，决无虚矫。”此大足以表彰冯氏“首都革命”之殊功。不过，雷君所继续推论者：“他的个性诡谲沉鸷，殊不可测，而支配欲极强，不甘居人下。他信奉基督教，假使真有上帝要对他的行为加管束的话，我相信他亦要革上帝的命呢！”（上见香港《大人》月刊第廿三期《政海人物面面观》页四三。此外雷君又评论冯氏“矫枉过正，终成诈伪”。本书上文已认为冯氏矫情则有之，诈伪却未必。）冯氏个性特强，正义感最盛，时怀“抱打不平”之心，自幼已然，屡见本书初数章，此无可讳言者。至谓其要“革上帝的命”，则窃以为未免鳃鳃过虑。事实上，他末年在美（在乘轮赴俄死于黑海之前）还去教会守礼拜、拜上帝、宗基督如常（见左派所刊行之“冯玉祥将军纪念册”页一〇八）。
〔补注〕第五章内“讨袁之役”冯军在四川攻下叙府之役，语焉未详。考是役功首实为一青年军官郑继成（绍先）。其继父郑金声原系冯氏在滦州之旧袍泽，至为相得。民国元年，冯氏在北京初升团长时，继成奉父命投效。先为传令兵，冯待如子侄，加意栽培及训练，以勇敢机警屡得升级。叙府开战之前夕，继成独自携短枪二，只身混入滇军阵地。时，前有战壕，滇军于壕外扎营两处。继成突然跃入壕中枪杀数人，余众惊逃。乃拾死者长枪，分向滇军两营射击。滇兵于黑夜不知虚实，以为敌军暗袭，群起还枪，两营互相射击，死伤无数。继成乃从容回己军。天明，冯旅大举进攻，获全胜，滇军乃退出叙州，卒如冯、蔡原议，诚意合作。继成后于廿二年枪杀国贼张宗昌于济南以报杀父之仇。被系囹圄后蒙国府特赦。以上为郑继成亲向著者口述者，载《逸经》第七期拙著郑传，并载其自述杀张之经过。以其于是役奇功不可没，因补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