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朝变纪闻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三日，下诏定国是，行新政。
自甲午乙未兵败，割地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每以维新宗旨商询于枢臣，辄以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屡言而驳之，上愤极，往往痛哭而罢。惟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前曾拟变法诏勅十二条，商及恭邸，为恭邸阻之。有与翁不和者，暗中谮于太后，谓翁取悦于皇上，妄思改变成法，此肇乱之道，恐其蛊惑皇上，宜早防范。翁之前此出毓庆宫，即因此也。
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其为人虽无足取，然启诱圣聪，多赖其力。朝中守旧诸大臣皆忌之，呼翁为老奸巨滑，呼张为汉奸。至廿三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益忧惧，至今春，乃谓庆王曰：“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庆邸请于太后，始闻甚怒，曰：“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庆力劝，始允曰：“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庆邸乃以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复命，于是商诸枢臣，下诏定国是。
四月二十四日，太后召见庆王、荣相。（说为陵工事，不知尚有他事否？）
四月二十五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着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
上年冬，德人占胶州，康有为来京上言，极言事迫万分，亟须变法自保。上览奏，欲召见面询，为恭邸阻以成例，四品以下不得召见，命大臣询问代奏可也。上从之，令总署王大臣详细询问变法大计，并令告知，如有陈奏事件及著述书文，即由总署代陈，勿许阻难。此正月初间事也。至四月，恭邸薨，上始得与翁常熟一德一心，商办变法事宜；又值太后许假事权，故敢下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焉。
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否则王大臣未见，未虚心下问也。是日太后又召见庆王、荣相、总管内务府王大臣等。
四月二十七日，朱谕罢大学士翁同龢。
翁为皇上二十馀年之师傅也，谊甚亲密，自醇贤亲王薨逝后，益与之亲切；上之操危虑患，翁亦俱能仰体。现虽罢其毓庆宫，仍在枢廷行走，可以日近天颜。自甲午之后，阅历时艰，恍然于强弱存亡之所在，近日辅翊皇上，筹画新政，仅其一人；曾保荐康有为，才堪大用，甚为满朝忌而恶之。当康去冬来京上书时，有守旧之大员于元旦密告恭邸曰：“康有为此来，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亟宜防备之。”恭邸阻见康有为者，盖有先入之言也。近见恭邸薨逝，康复见用，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乃极力排挤谗谤皇上及康也；因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左右近臣告人曰：“可笑皇上必叫老翁下了镇物了。”
又召王文韶迅速来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荣禄暂署。
四月二十日后太后召见庆邸、荣相、刚相，询及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同对曰：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伏地痛哭，言奴才婉谏，屡遭斥责。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刚皆言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又哭求太后劝阻。太后言，俟到时候，我自有法。此时军机大臣恭邸薨，礼邸病，刚暂领衔，自此气焰日炽矣。
翁既罢，太后意令荣相入值枢廷，力辞，并谓去一汉员，仍宜补一汉员，太后改用王制军。荣相自求北洋大臣，意在揽握兵柄，且目中久已蔑视皇上，今更不满意于变法，借此可远避之。并与太后密商，以皇上任用匪党，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陆军可资镇制，太后深谓然。即日请训，太后连日召见赏膳，午后召对，密语甚久，皇上心甚疑惧。
缘荣相与皇上久不相能，其无君神情，每见于面，上深恨之，又以太后所喜，畏不敢言；以前媒糵诸端，上亦有所闻，继见连天召见密语，益疑之。而荣相却早已商请太后垂帘，今将出京，又再三恳请。太后曰：“非图安逸，恐又招揽权之讥。”荣对曰：“揽权者，臣下之谓也，非所谕于太后。明事人断无是言，不明事者何足重轻。”荣曾于皇上决意变法之时，四月初间，遍邀王公大臣，联衔恳请训政，又命贻穀邀致讲读输詹等官，李盛铎、杨崇伊邀致御史，皆联衔吁恳，兼参劾康有为辩言乱政，私立保国会，白日集聚千人，举国骇然。奈人各一心，奔驰数日不果。其必欲联衔入奏者，亦太后示意也。
荣相久已蓄志北洋，近数月以来，于北洋将士加意笼络，于袁、聂、董三军尤甚。
荣有世交，以知府分发直隶，曾托王制军照拂，荣告以不必忙，王夔石亦太猾，少待数月，或在我到北洋云云。此丁酉冬月事，可见荣早有成见也。
恭邸初薨，太后欲往天津阅兵，皇上谏止，太后甚怒其阻挠，此举荣相迎合者也。据云连日召对，所商即游览天津之事，此说甚合。尚有人说，此亦荣属人奏请者，盖以阅兵为名耳。
又召京外二品以上大员，俱着具折，诣太后前谢恩。
又张之洞着无庸来京。
甲午正月，有内务府大臣某，私诣太后前碰头，上斥其不懂事。盖既归政，凡大臣遇太上皇皇太后有赏，应由皇上代奏谢恩，示尊崇也，太后反疑皇上禁制。近日与亲信大臣言及，深恨皇上监制于己。某大臣乘便言到康有为蛊惑乱政，大小臣工，竟有附和求荣者，臣深虑之；太后不肯垂帘，亦须接见臣下，以制其妄为之心，否则日久更无忌惮，彼时恐太后收笼不住。太后然之，故有是诏。
南皮张制军，久矣简在帝心，自甲午权署两江，更信重之，欲召入辅政，为翁相国、孙莱山尚书所阻；本欲以两江久任之，乃本任刘公，内则贿结宦寺，外乞援权贵枢臣，屡为刘公请旨回任，上迟疑不允，竟以懿旨压制皇上，而回任焉，上至今犹恶之。今春上既决意革故图新，乃召张公来京，辅翊新政。守旧大臣，恐张异己，百计阻挠，得借沙市教案，令回两湖本任。时人多惋惜之，以为得张公入朝，其声望才德，足以制服康、梁，断不至有八月之变云。
窃谓为惜张公未来之说者，殆知其一不知其二之言也。张之未能到京，正天之所以福张公，或有待于将来也。独不见翁常熟、张侍郎、陈中丞乎？当太后许假皇上事权之日，已有深意存焉，况媒糵者日伺其间，一张公之力何能補救于万一，徒自取祸耳！于我皇上及一切新政又何益焉。闻直督裕公入值枢垣，因未敢如众人之拂忤皇上，曾恭奉新法之诏，竟不见容于朝，遂使出督直隶，夺其事权，以为异己不逆君者戒。使张公入朝，能于新政一扫而摈之乎？必曰不能。不能则不见容矣。请观八月以后，一概归复旧制，可想而知之。举朝之行事用心，于此等处，宜体会之。
有至交某问于余曰：“张制军非首开风气者乎？何戊戌八月以后，不一言及朝政之失，无怪各报纸毁之甚也。”余因作《读苏文忠〈大臣论〉书后》以示之，且告之曰：“自戊戌以后，张制军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某曰：“余固知张制军之孤立也，子之言可谓知张制军之深。”相与嗟叹者久之。
荣相之切齿侧目于助皇上变法维新者之甚，竟有不可解者，如翁相久不相能，不必论矣，以张侍郎之狡猾，巧于趋避者，且亦趋奉取悦于荣相矣，而竟不能免，几罹杀身之祸。至于陈中丞，向每称许之人，此次力保者也，只以其异己，而反以遵奉谕旨力行新政之故，即深恨之。其他主持新政者，更无论已。
四月二十八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奏对甚久，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并许专折奏事。上久欲用康有为，以上畏太后不容，下恐群臣猜忌，未召见以先，每令翁相详细咨询，既召见以后，仍引嫌不敢随时召见。凡有顾问之事，由总署代传，或有章奏条陈，亦由总署呈进，特派廖公专司之，朝中呼之为“廖苏拉”。正月以来，都中上自王公，下及士庶，众口哗然，谣言四起，多由显者口中传出，故信之者众；弹章纷纷不绝，至此时更甚于前矣。朝野议论，无处不谈康有为，内言传于外，外言又传于内，愈出愈奇，不值识者一笑。再四访闻，康于召见后，五月底曾蒙私见一次，因大费周折，不敢再见矣；而手谕不时下颁，说帖时有进呈，南海张侍郎曾代传递二三次，皆纸笔所不能达者。八月事变后，传递之太监二名，守宫门之太监三名，皆杖杀之。张侍郎之得罪，此其一端。
闻四月以来，总管内务府大臣密派精细“苏拉”数名，常于东华门、神武门并内廷二门暗查出入之人；回堂又有太监数名，稽查各宫门出入者，值班之王公、贝勒，亦巡查甚严，据说太后有密旨也。紫禁城各门外官厅，系步军统领分派八旗，两翼轮流值班，闻亦奉堂谕，令其认准康有为面貌，车马仆役，如在各门，认名禀报。谣言日甚，有由来矣。或言康有为兄弟常常进宫，于此可知其妄。
或谓荣相请训时，太后两次密语者，即天津阅兵将行废立也。窃谓不然，皆皇上摄于积威，媒糵人众，恭邸薨，常熟见逐，势孤心悸，有草木皆兵之势，而新党虽有忠爱之心，惜昧于审势度时，妄扭于前代权臣叛君，皆以兵力压制众人之见，未免过于深视太后，高视荣相矣。故曰，昧于审时度势也。
夫太后、荣相每以为此其时也，可以废立矣，必在宫中调兵入卫，决不及出京到天津，行此大举动也。况今日京师之臣民，不知有是非久矣，苟行废立，尚有敢谓其不然者乎？不待兵力以压制之耳，所以蓄意五年不敢递行者，恐天下不服，外人干预也。天津一区，北洋数军，能抗天下，能拒外人乎？太后、荣相宁不知之？故知断非来天津行废立也。一念之差，又不择人，贸然以刀柄付之，致我圣主有倒悬之危，谁之咎哉？
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后，凡遇新政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礼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刚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头，皇上之孤，可见一斑也。
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谁不知珍妃久禁高墙，皇上欲一见而不可得，况外人乎！狺狺兽语，不足听闻。
五月初二日，御史宋伯鲁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上谕令许应骙明白回奏。许公，迎合守旧者也，系康之座师，因其上书主持变法，深恶痛绝，常言已逐绝于门墙之外。近以交礼部议定特科章程，许犹力持八股诗赋，百计阻挠新政，以分畛域门户。皇上怒之，未敢发之，闻系康属宋劾之，旨仅令其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而刚已代许申诉于太后之前。
五月初六日，停止八股考试。
五月十五日，召见举人梁启超，赏六品衔，命办理译书局事务。
五月十七日，朱谕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会议交议事件。
五月，康有为上书，力陈变法条理，以除积弊、定官制为要义，请于京中先设制度局，并立十二局、选拔英才充之一折，当交总署议奏，至四月底，尚延宕未奏覆。上自四月，日日催之，继之以怒。庆邸暗将折内改官换人诸大端，潜陈于太后，太后谕以既不可行之事，只管议驳，于是总署奏驳。上愤，又令枢臣同总署切实再议；未几覆奏，仅将折内不关轻重之事议准，馀仍议驳。京中已有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之谣；竟有老迈昏庸之堂官，懵懂无知之司官，焦急欲死者，惟有诅谤皇上，痛骂康有为而已。
据康有为此书，并无裁官之说，仅言于京城设立制度局并十二局之议。而当时之物议沸腾，且因新党中少年高兴，到处议论某官可裁，某人宜去，现已如何奏请皇上饬办，而皇上发下何旨，肆意矜张，为守旧中有心相仇者听去遍传也。办大事者，慎言语，慎用人，几事不密则害成，于人乎何尤？
五月二十日旨，所有天下淫祠，尽改为学堂。
此旨一下，皆谓皇上又入天主教矣。而守旧大臣，有谓康有为曾进药水，上服后性情大变，急躁异常，并有在宫中设立礼拜堂之说。嗟乎，此二十年前市井妇孺之谣，谓凡入天主教者，皆先服药一丸，归家即焚毁神像，从此不供佛不烧香也。不意至今日，此等议论竟出之当国诸巨公口中，尚欲与之图富强，讲权利，能乎？否乎？无怪其锢蔽日深，视变法为仇也。吾直欲呼列祖列宗九庙之灵而痛哭之，此数百万满蒙生命，真不知死所矣，悲夫痛哉！
京中僧尼道三等人，其气势等于显官，且声气广通门径，直达大内，素皆联络太监故也；王大臣之门路，更不足数。竟有不肖官吏，因之以干求富贵者。此旨下后，若辈奔驰钻营，冀可挽回，不遗馀力，亦与新政为难。不谓富强大计之败，此辈亦与有力焉，良可悲也。
京师有贤良寺者，大庙也，其主僧交接皆朝贵，无权公侯不足承其颜色。当僧道奔竞时，有当轴告之曰：勿怕，少安勿躁可也。西山之僧，多与内监厮熟，亦曾闻诸有权太监言，有太后在，能拆庙宇乎？此等事，俟大局定后办之未晚，因小失大，太不值也。
五月二十三日，上谕：各国传教载在约条，各省将军督抚责无旁贷，勿存歧视，务当竭力保护，以仰体朝廷谆谆诰诫之意。此旨为沙市教案总督拟请者，而京中哄传为皇上入教之据，曾为某大臣抄出示人。上至颐和园，太后曾问何旨保教？上呈阅始恍然，人言可畏如此。
六月初一日，大学士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请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此枢臣之嘱也。奉旨依议，俟康有为将所著各书进呈，再令出京。
六月初十日，旨责江督刘、粤督谭于交办各件任意迟延搪塞，褒勉湘抚陈。凡有举行新政发交外省各件，自直隶起，概不奉行，亦不议奏，电旨严催置之不覆。上愤怒万分，故有此旨，责刘、谭者，意在警荣相也。
六月十一日，李端棻奏请删改简明则例，以杜吏胥任意准驳之弊一折；着照所请各该衙门，迅速办竣具奏。奉旨后，仍是敷衍搪塞，无一堂官实力奉行者，司员中尚有数处谆谆查办，从此各署胥吏，信口谣传，亦与皇上、康氏为难矣。
六月二十九日，设立农工商局，派直隶西伯昌道端方、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均着赏给三品卿衔，并准专折奏事。此康有为请设立者也，而所派三人，端为刚相保，徐为裕制军保，吴为王制军保。
七月初十日，复有旨严责直督荣、江督刘、粤督谭。
六月已有旨，切责刘、谭两制军于交办之件任意迟延搪塞，而褒勉湘抚陈中丞焉。闻刘、谭皆观望于直隶，直督荣相胸有成竹，有恃无恐。上乃责刘、谭而褒奖陈，不知正为陈公取咎在此。至今又有一月，仍未覆奏，上乃不能忍，又下严旨，并荣而责之，荣亦自知不免，益极力求自保之计。
七月十四日，旨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并湖北、云南、广东三巡抚，东河总督，一并裁撤，及各省无运可办之粮道，无场销盐之盐道，亦均着裁缺。
从太仆寺少卿岑春煊所请，上深恶冗官糜费而无用，即准此请，裁撤归并。京师惶恐，正符将欲裁九卿六部之谣。
七月十七日，罢礼部六堂官，主事王照着以四品京堂候补。皇上求言之切，不自今日，当初不能自主，自亲政后，即首重求言，惟恐不尽，近又力行新政，日日诱使进言。尚书许公与康树敌，曾劾康，康又使人劾许，互相攻讦屡矣。今见王照所言，大都维新之道，正触其恶，不欲代奏；王又为康友，素知许与新党为难，故面斥其背旨，雍蔽言路，复具一折劾之，请其代奏，因不敢不代递之，加片劾其咆哮挟制。上正在急欲求言，又恶许阻挠新政，故六堂皆罢之，实皆许一人所累也。然此系皇上承统以来，第一次黜陟人才也，不意因之受祸。
怀尚书，守旧之无能者也，此番因人受累，深蒙太后怜之，召赴颐和园详询本末，令其暂且忍耐，而怀急急欲作官，复有天津之行。诸公之淫于富贵，亦可叹可怜矣。
七月二十日，召见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均着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
杨锐，四川人，内阁候补侍读。
刘光第，四川人，刑部主事。均湘抚陈中丞保荐。
谭嗣同，湖南人，江苏候补知府。湖南学政徐保荐。
林旭，福建人，候补中书。少詹王锡蕃保荐。
皇上年来蒿目时艰，讲求新法，而在廷诸臣，惟知墨守旧经，凡有顾问之言，所答皆非所问。诸臣不自责其无识，每以恭守祖法，抗忤上意，上亦深知诸臣之不足与谋也。方今改革在亟，乃命四臣充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自是每日章奏条陈，上择要披阅外，皆四臣阅看；新政诏谕，皆命恭拟，并代进呈康有为条奏，较由总署速且便也。军机大臣除办日行例事外，不能替置一词，咸忿忿不平，怒眦欲裂于此四臣矣。选此四官，康之保荐。
又旨，修理京城街道，挑挖沟河。
京都管理街道，有工部街道厅。管理沟渠河道司官，顺天府，大宛两县，步军统领衙门。前三门外，又有都察院管理街道城防司汛等官，可谓严且备矣。究其实，无一人过问焉。以至任人践踏，粪土载道，秽污山积，风即扬尘，雨即泥泞，春夏之交，变成瘟疫，而居其中者，奔走往来宴如也。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然每年碎修经费，所出不赀，及勒索商民，讹诈铺户，款又甚巨，奈皆众人分肥，无一文到工者。岁修之项，工部分其半，该管又分其半；巡查打扫之费，步军统领衙门营城司防内外城分之，讹诈勒索，工部不与焉。近日有人条奏，上尽悉其详，乃命该管各衙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以示体恤。于是官吏闾民，皆称不便，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呈恳体恤。
又二十后一日，皇上面谕军机大臣，停止海防捐。
枢臣奉谕后，即力陈北洋淮军仰给此项，若一旦停止，淮饷无款可筹；更兼新政创行，诸多用费，请少缓再停。上不允。枢臣再四渎请，上怒曰：“一面裁官，一面捐官，有此政体否？勿多言！”枢臣不得已，即商于北洋，禀知太后，皆谓皇上任性胡闹也。
七月二十二日旨，李鸿章敬信着无庸在总理衙门行走。
七月二十二日，湖南举人曾廉，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劾康有为、梁启超，叛逆不道，其在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专主民权自由。上令谭嗣同逐款批驳，姑呈太后阅看。
是日，天津有人见自京乘火车来督署者数人，势甚耀赫，仆从雄丽，有言内中即有怀公塔布、立公山也。盖自荣相莅任以来，亲友往还，不绝于道，人亦不复措意。
京中有言立玉甫曾于七月奉太后密谕，潜赴天津，与荣相有要商也。
怀、立两公均为内府大臣，为太后所信任。究之立公之为人，才具心地，均优于怀；且于上前不敢藐视，即至今日，论及皇上，亦无不逊之言。但既奉密谕，不能不有此一行耳。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侯相伊藤博文过津。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藉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自御史李岳瑞、洪汝冲等上书请用客卿，朝臣斥为汉奸，将引外人从中取事；及至伊藤到津，皆云系康有为勾引而来，将入军机矣。王公卿相士庶皆言之凿凿，竟有陛见之督抚大员，曾谓军机章京曰：“公等好事新堂官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藉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
七月二十八日旨，许士民上书言事。
在廷诸大臣最恶言事者败事，尝告人曰：“自伊犁事、法越事，以至甲午日本事，皆辩言乱政者偾事所致；欲天下无事，杜绝言路，自然安静，而办事者亦可顺手。”今上广开言路，正与之相反。不便于诸公之事，此为第一切肤之痛。
又皇上赴颐和园请安。上意仿照先朝懋勤殿故事，选举英才，并延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日夕讨论讲求治理，从康请也。蓄心多日，未敢发端，恐太后不允，至是决意举办；令谭嗣同引康熙、乾隆、嘉庆三朝谕旨拟诏，定于二十八日赴颐和园时，禀请太后之命。太后不答，神色异常，惧而未敢申说。
皇上自四月以来所有举办新政，莫不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每有禀白之件，太后不语，未尝假以辞色；若遇事近西法，必曰：“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实由于皇上说话，不及媒糵者之言悦耳易入也。
案皇上变法以来，欲行各事，曾未闻有议改衣冠之说。即上书者，亦不过言去拜跪、免忌讳、开议院、用客卿，取法泰西者，此为至极矣；亦不曾闻有易衣冠、废礼乐之议论。何至京中遍传皇上将改衣冠、剪辫发，绝无影响之谣？大抵懵懂无知之徒，日在梦中，向不知外事，亦不辨各国之名，一闻西法，即以为入天主教矣；一闻变法，即以为随鬼子矣。若听取若辈醉生梦死之言为是非，罔有不败事也。盖皇上变法，不便者多矣，将激惑此辈妄口乱言，而谗人得行其浸润之术，保其蒙蔽之权；国之安危，民之生死，若大都城，无一念及此者。更可恨可怜者，莫旗人愚之至也，本生全之而反以为仇，本残害之而反以为可恃。洋人谓华人少于教养之道，吾当为京城人大声而言之。
七月二十八日，谕康有为等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少年英勇之士，不能变法。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婉劝，太后反怒。今朕势难自保，汝与康有为等同心设法相救。十分危急，不胜盼切之至。特谕。”(韩姝按:此诏为康有为篡改，原诏无相救之语，只请杨锐等四军机章京筹划上不违西后意、下能推全新政的两全之策，并未谕及康有为，此诏书也只交杨锐。)
是日，杨崇伊至天津见荣相。
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
皇上自颐和园回宫，见太后神色迥异寻常，自知有变，召见杨锐，授以密谕，命与康有为等设法挽救。
七月三十日，伊藤到京。
派候补道王修直陪送到马家堡。
是日早车，有荣相密派候补道张翼进京谒庆邸，呈密信并禀要事。据有见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页八行书之多。
张翼者，南苑牧人子也，醇贤亲王驻苑时悦之，编入本府包衣，赏充三等护卫，随侍左右，善承人意，王宠遇之。后捐道员，荐于左文襄公。至江南，左相鄙之，乃归就北洋夺开平矿务局及铁路总办。今又迎合荣相，当此奔走媒糵皇上之密差，亦酬报王之恩遇也。
八月初一日，召见直隶臬司袁世凯，着开缺以侍郎候补。
上以变法故，自知不容于太后，结怨诸臣，浸润于己，其最甚者，荣相、庆邸为最，端邸、刚相等次之。自荣相请训出京后，益不自安，日夜忧惧，密谋于康有为等，皆以行迹可疑忧之。谭嗣同请上恩给袁世凯，可为天津阅兵时保护之地，今见事迫，乃召来京，将厚结其心；召见后，乃有擢用侍郎之旨。
又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办官报。
日来劾康有为者极多，上知诸臣不容，故下旨催促出京，俾可免祸。
八月初二日，召见袁世凯。
是日杨崇伊等赴颐和园，奏请训政。
是日，庆邸、端邸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已定初五日觐见，俟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
八月初三日，皇上赴颐和园请安。召见林旭。
是日言官数人，联衔请皇上吁请太后训政。上知事局已败，召见林旭，付以密谕，康密谕令其即日出京。据八月后守旧党云，太后曾于皇上屋中，抄出给康有为手谕，令他速投英、日，设法救护。太后所以大怒，为他勾外国谋我，其心可杀。
据天南报云，曾刊康所奉密谕，大意与前相同，决无命其投英、日之说，以此观之，袁世凯所奉密谕可想矣。不然，既欲声正皇上之罪，谓将谋杀太后，何不将此谕宣示天下乎？不肯宣示，中必有诈。然谋颐和园杀太后，吾不敢信；若云谋天津杀荣禄，恐密谕中不免也。吾料此谕终必见于世，彼时将用之声正造言生事者之罪焉。
是日天津来电，言英、俄在晖春开仗，各兵轮游弋大沽口，速调袁世凯回防，连电总署催袁回津。
八月初四日，太后于酉刻还宫。
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所以匆匆回宫者，为明日监视皇上见伊藤也。
天津报：荣相原定初六日验看兵轮，忽传谕改期。
闻皇上于是日谓枢臣曰：“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八月初五日，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请训回津。
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见，励以尽忠王事，尽心练兵。是日谭嗣同夜至袁世凯寓，口述上意，欲其于天津阅兵时，倘有他变，命以兵卫圣躬。袁佯允之，且请付以手谕。故初五日召见时，付以密谕。
天津督署调武毅军十营，即日来京，声言备用皇差弹压，实因闻袁世凯赏以侍郎，颇觉骇异；先诈称英、俄开仗，调袁回防；预调聂军，防袁有变。袁到津时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
是日巳正，觐见伊藤博文于勤政殿。
伊藤为日本改革领袖，皇上急欲面询变法方略，预定于殿内间设酒果以便详询一切；而是日太后先在屏后坐听，以鉴查之，上仅能与照例数语而退。
张侍御仲炘劾张荫桓、康有为、杨锐、林旭及新进诸臣，先一二日贻穀参李端棻、陈宝箴滥保匪类，皆未批发。
八月初六日，下诏训政，懿旨拿康有为。
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又顾诸臣曰：“皇帝无知，汝等何不力谏，以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乎？我早已知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多艰，不宜轻举妄动，只得留心稽察管束；我虽人在颐和园，而心时时在朝中也。我唯恐有奸人蛊惑，所以常嘱汝等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现幸我还康健，必不负汝等也。今春奕劻再四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亦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日可知其不行矣。他是我拥立者，他若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乎？汝等不力诤，是汝等罪也。”
刚先对曰：“屡次苦谏，每加谴斥，其馀众臣，亦有言谏过者，亦有不语者。”
复向皇上曰：“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皇上战栗对曰：“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
太后厉声怒曰：“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
皇上本已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复厉声问：“汝知之乎？抑同谋乎？”
皇上战栗对曰：“知道。”
太后曰：“既知道还不正法，反要放走？”
皇上即云：“拿杀。”此即密拿康有为抄南海馆之旨。
太后并谓诸臣言，我常教你等小心，就怕如近年这些佞臣贼子煽惑也。遂幽禁皇上，带同太监搜查皇上书房，究查御前太监。此第一次讯问皇上大略情形，言语极多，传者不胜记忆。
初七日，太后单讯皇上一次。
初八日，又同诸臣质讯一次，若原被告焉。此乃太后前近御太监传出，渠亦甚愤。十二日出宫采办节用，气忿而诉于人者，而十四日亦被杀矣。
又是日晚，步军统领衙门派官数十名，至天津密拿康有为。
八月初七日，各国公使至总署，询问“训政”究属何意。
又是日停火车。
京津人心惶恐，谣言纷纷，停车至申后，忽一汽车挂一花车，自京来津，至督署密语久之，据云杨姓大臣也。
又有言官参劾康有为者。
八月初八日，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
太后旨，命皇上拜于阶下。礼成，复于便殿召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问皇上，上不敢认，推杨锐之意。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密告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随侍皇上，实监禁之。二十名太监，皆太后心腹也。
八月初九日旨，近来新进干预新政诸人，传至六项公所，命礼、庆两邸讯问，有无与康有为朋比为奸情事，查实治以应得之罪；讯后并交步军统领衙门监收。杨崇伊又参康有为叛逆不道，虽已在逃，请旨各省严拿；其数月来新进之人，请皆罢斥。
八月初十日，下召医进京之旨。
此时京中议论汹汹。有太监云：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当轴大臣有谓皇上因服康药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讯明酖弒逆谋之党，方声张，恐逆党逃去也。
是日，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杨锐、谭嗣同、林旭、刘光第下刑部监禁。又御史杨深秀于政变后上书，阻训政，是日同下刑部监禁候旨。
杨之为人，敦品励学，为士林所敬服；林则年少才美，心亦无他；若云有围园弑母之谋，吾敢以身家性命相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千古奇冤也。
又召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大学士荣禄迅速来京。带印进京。
八月十一日上谕：复七月十四日所裁詹事府等七衙门。
禁不应奏事人员言事，以符定例。
各省庙宇无庸改为学堂，以顺民情。
刑部奏：案情重大之张荫桓、徐致靖等，请钦派大臣同审。
八月十二日，召见荣相，赐膳。午后又召见，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八月十三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着裕禄补授，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
旨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着即行正法。张荫桓非康有为之党，发往新疆效力。徐致靖着永远监禁。冬月十六日密旨：张荫桓着于发遣之地永远监禁。
钦派会审大臣定于十三日会审。午正有旨，言有人奏，若稽时日，恐中有变，即行正法。太后深恶张侍郎蛊惑皇上，定欲杀之。上代白非康党，庆邸亦奏并非康党，始获生全。
徐仁镜、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
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闻杨崇伊奏也。后又有拿获就地正法之密旨。
八月二十三日，撤农工商局，派办三员皆撤去卿衔，惟端方系刚相所保，八月以前与康甚密，至政变后，求刚庇护，刚乃代奏，系奉所命入康党探其消息者。八月底太后召见，问其外间人言定否，对曰：“自训政后，人心大定。”太后叱皇上听之；又进《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之为“升官保命歌”，亦可笑矣。
八月二十四日，罢经特科，废官报局，禁报馆，复八股考试。
是日何乃莹召见，太后问八股考试外议如何，何曰：“二百馀年开科取士，并不乏人才，且天下士子，相习日久，不宜更变，人多惜之。”于是复用之考试。何钻营无耻之人也，专恃逢迎，极得荣相欢，使是日太后问之他人，尚不至即复。缘八股一事，守旧大臣中稍明事理者，亦不谓然，不过此际与皇上、康有为树敌之心，重于是非之心也。稍迟时日，或可设法，可不再复，不意遇此小人，想亦中国人才之厄运未已也。
荣相春间曾告人曰：“近日皇上大为任性胡闹，我不能与之共事，极思出京。你们听前日因德藩来京，已闹了多日，且曰‘我向不拘细节，你们竟知在无味虚面上用心，到了大节割地赔款事，即一筹莫展。你们嫌我讲西法，我将要改变西法，汝等其奈我何’云云，此等话像话乎？何足以治天下也，配作皇上乎？”戊戌六月，诸守旧大臣以皇上变法，焦愁不已，多有问之荣相者，荣相笑曰：“俟其闹至剪辫子时，必有办法，此时何急哉？”
京中谣言四起，谓皇上将改衣冠。有地安门外大估衣店请教于满大臣某者，果有此说，以便出货。某曰：“若容皇上闹去，必至如此，恐其闹不长耳。”此七月中旬之言，想早有布置矣。
荣相谓人曰：“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荣相于五月有一日谓人曰：“我若非太后慈恩，早不伺候了。现又嘱我以重要之事，奈何奈何？我欲辞又恐无能办之人也。”
八月十三日，复有人问荣相曰：“袁世凯曾奉密诏乎？”曰：“然。”“诏中曾有杀公言乎？”曰：“然。”曰：“然则袁世凯先一同谋者也，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此人亦不足取也。”荣相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诸大臣中，并非皆与皇上有嫌、皆与康有为不两立耳，所以然者，忌之、恨之、畏之。盖康之上书曾有云：“缓变不如急变，小变不如全变。”又云：“变法尤须变人。”又曰：“衰老大臣精力不足以辅新政。”兼之裁冗官、许言事、用新进，凡诸臣之求富贵保身家之道，将尽行蔽塞之矣，安得不以死命争之。非禁制皇上不能去康有为也，故谤之诅之，思求其得以禁制皇上之道，不遗馀力以谋之，遂激成八月之变。训政后，此辈曾告其戚友曰：“数月来寝不安，食不饱，今始有命焉，非我皇太后如何得了也。”
八月，有问皇上消息于当轴者，曰：“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又问：“终久如何了局？”曰：“俟稍停数日，定有办法。”问：“皇上尚能放出否？”曰：“怕不能。”问：“如此囚禁，无异犯人，实属难过。”曰：“自作自受。”
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
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
十月初，有执事太监为其侄取妇，原定腊月，忽催其媒人改十月底，其亲再三问故，乃密曰：“皇上病重，并有传宗人府近支宗谱，凡十二岁以内，溥字辈，皆预备太后召见之旨。”当时买小花衣袍者，极多。
皇上谋围颐和园谋杀太后，人人言之，若追究所据，则言人人殊；变衣冠亦有言者，追究之亦如此；是以知皆莫须有也。所问者，皆问当道者也，泛泛尚书侍郎，不足论之。
怀尚书之罢斥时，其家人已知其不久仍出来，且曰：“一换皇上就好了。”虽小人言语，有由来也。
九、十月间，风声甚紧，幸洋兵进城，洋医请脉，惧外人将干预也。英、法使臣同至总署，荐法医，总署奏请，懿旨辞之；又请之，又辞。使臣谓总署曰：“荐医者非为治病吃药，缘贵国此番举动离奇，颇骇听闻，各国国家商定验看大皇帝病症，为释群疑，已奉国家之电，不能不看。”庆邸复请于太后，直陈其故，乃命枢臣同刚毅曰：“皇上有病，外国岂能干预，且外国医生，也不配看皇上病。”群商片时，不得不令其看视，太后特派端、庆两邸并枢臣监同看脉，洋医自带翻译。
太后觐见各国使臣夫人，特备二人充作瑾、珍二妃，防人问也，足见未尝不心虚也。
皇上今冬十一月，止穿一珠毛皮袄，寒冷之色见于面，盖袍褂见人之衣，外臣召见者皆见之，故有人预备，便衣无人见之，即无人预备拿出也。
皇上、太后膳房例膳，皆不堪下箸，向皆太后内厨房另备一桌，太后另赐皇上数样。自八月后，皇上即不得此另赐之肴，仅例膳一席，且残羹冷炙，不堪入口，撤去，左右人皆不食也。
太后所派伺候皇上之太监，出来辄怨差苦任重，时时防备，连吃皆无，须自赔垫，幸太后怜恤，另赏以津贴之。
荣相与皇上何不相能之甚也，盖有故焉，由来久矣。荣相小有才，不读书，性情骄侈，猾巧而多忌。初以户部银库员外郎，值咸丰年清查库款，几为肃相所杀，极力营脱，改捐道员。候选时醇贤亲王创立神机营之初，以其先世所遗阵图献之，王喜，派在神机营当差，一力提拔，擢至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当时京中忌之者，诬其为王之外宠。光绪为言官攻讦，太后恶而罢之。副都统容贵又谮于醇王之前，王亦渐渐疏之，以是益不满意于醇王矣。壬辰授西安将军之命。甲午奉旨祝嘏来京，正恭邸复出，军务倥偬，立督办军务处，遂倚之如左右手，事皆取决，于是热焰复炽。思太后恭邸皆与醇王不合，先诽谤醇王于恭邸，废其所办之事，去其所用之人。既取悦于恭邸，得推心委任之，又恐太后忌其为醇王拔识之人，自此藐视皇上，反噬醇王，以明非醇党，而保位固宠焉。
乙未普陀塔岁修之工，因连年大雨，渗漏较多，请款派查估。初派敬子斋尚书勘估，请训时，翁相谓之曰：“上意以为时艰币绌，尚有偿款并善后事宜，工但可保，不可任意铺张。”并述上之深意。虽未明言，实以此工为醇王承修，恐贻醇王咎，且增嫌隙，是皇上之苦心也。敬乃估以三十万，太后疑之，复派庆邸、荣相再勘之。荣竟不会同庆王，肆意铺张，但求迎合慈意，斥为当日工料不实，必预拆毁重修，计款百五十万。太后大怒，命查取当初监督监修职名，欲罪之。荣复代乞恩，意谓此工皆醇王受木厂之赚也。太后迁怒敬信，骂其丧尽天良，是诚何心，将贻害于我死后。其实怒醇王及皇上也。皇上以此事不安者年馀。
及至丙申，醇王福晋（皇上之生母，太后之胞妹也）薨逝安葬时，太后临吊，见醇王墓上有天生极大白果树，命去之。树根盘绕棺上，斧斤难施。命取石灰万斤，和水穴而灌之，则墓中棺椁皆为灰水所浸。其意不过泄工程不实、贻害死后之恨。而皇上目睹，隐痛在心，忿恨荣相之离间，辜恩负德，不免于召对时形于颜色。从此荣相益怨皇上，则当面抗拂，背后诽谤，一意承太后欢矣。
又明年，上以胶州被据，旅、大、威海，尽以沦胥，欲逊位以求事权，太后佯许之，将寻疵而甘心也，荣实与预谋之。太后向乐闻人数皇上之罪过，则必谓有良心于我矣，浸润之多，有由来矣。此等情形，翁常熟当备知之。翁以二十年之师，尚不见容于上之左右，况一康有为乎？不待八月初六日，已明知有此祸矣。且康于召见日，遇荣相于朝房，荣顾而漫谓之曰：“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盖轻薄之也。康以非变法不可对。荣相曰：“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忿然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荣深怒其狂悖，已有必杀之心；即其请训出京时，暗请太后留神。敦请太后训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祸萌也。
吁！不遇两宫之深嫌，固无此变；即遇两宫之嫌，而无荣相之媒糵，以取悦于太后，亦无此变；即有荣相之媒糵，而不遇皇上之积仇，康有为之触怒，或迫于大义，或怀念旧恩，亦可无此变。奈何群相构难，萃于一时。而荣之顾忌瞻循，更有不能恝然于心者，新法行不足以显我矣，顾皇上不可以自保矣。今日者势成骑虎，社稷有倾覆之祸，皇上有倒悬之危，所倾社稷、危皇上者，不得不归咎于康有为也。安得忠义之士，同心协力，扶社稷、卫皇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