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张森玉历任广东会同(今海南琼海)、陵水(今海南崖县)县知事。张元济七岁入塾读书,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赖母亲与妹妹针黹所入维持生计。1884年他应县试中秀才,1889年赴杭州应乡试中举人,1892年初赴京参加壬辰科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到刑部贵州司任主事。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元济痛感国家安危不保,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康有为等组织强学会,他与强学会人员频繁来往。1896年8月,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掌文书,在北京常往陶然亭同文廷式等“议论朝政”,力主改革。张元济钦慕西学,主张“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走教育救国之路。翌年初,与陈昭常等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习英文、算术等新学,以期培养人才。同时,支持汪康年办《时务报》,以求启迪民智,希望学习西方“有用之学”,求得国家的自强。此外,他还给光绪皇帝提供一些新书,使之认识到传播西方知识和实践现代教育的重要。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张元济得徐致靖的保荐,和康有为等受到召见。9月上《痛陈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建议:(一)设议政局;(二)融满汉之见;(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人之格;(五)善理财之策。继后又上折,请“为新政衙门酌设缺额,亟宜慎选贤能,以理要政而祛积习”,建议裁汰冗员,并且不要把旧衙门裁下之人派到新衙门任职,以拔擢真才。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之一。其间,他鉴于改革只停留在纸面上,预感对维新将有“反动”,所以并没有更多的活动。是年8月,他一度在路矿铁路总局当差。

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通艺学堂并入京师大学堂,他遂离京南下上海,在李鸿章举荐下,应盛宣怀之聘去筹办南洋公学译书院,1899年4月任译书院院长。嗣后,慈禧太后曾下诏让他回京做官,他婉辞未应。邮传部设立时,让他出掌该部也推辞未就,对官场十分冷淡,而决心实践其“英才教育”,走教育救国之路。在译书院与严复合作,由严复译亚当·斯密的《原富》一书出版,并付高稿酬,开一代风气之先。1901年初,他兼代南洋公学总理。翌年1月,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旬刊,介绍国际动态与知识,主张“文明排外”。2月南洋公学设经济特科班,聘蔡元培为总教习,胡仁源、黄炎培等任教习,学习西方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同时,还帮助商务印书馆开展译书工作,并成为商务的股东。

商务印书馆原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等创办,数年中曾印行过一些书籍,但因质量不高而亏本,1902年增设编译所,由蔡元培出任所长。翌年冬,蔡元培因“苏报案”离沪去青岛,此时张元济也因不满南洋公学的官僚习气,辞职转入商务工作,接任编译所所长。他鉴于商务人力、财力、技术和经验的不足,毅然建议与日本书业商金港堂合资。同时聘请蒋维乔、杜亚泉等一些懂新学的学者充编辑,请严复主持翻译世界名著,锐意出版西方名著沟通中西文化;并从日本请来教科书编辑专家长尾桢太郎等任顾问,和高梦旦等广泛搜罗访求蒙学课本,出版教科书,编成我国最早的《最新教科书》。商务《最新教科书》的出版,并配有教师用的教授法,远远超过旧的蒙学课本。1904年到1905年,他又与蔡元培等编辑出版《最新修身教科书》,注重人格品德教育。之后,他用人唯贤,善于网罗进步人才,加强编辑力量,相继出版各种课本、教授法、参考书、文学作品等千余种,为我国第一家成套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十年之间,使商务由一个小型印刷所迅速发展成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出版企业。张元济是我国出版事业现代化的奠基人,商务印书馆步入现代印刷出版业的功臣。

当张元济入商务印书馆实践其“昌明教育”、“开发民智”之际,国内政治风暴更加猛烈,革命派和立宪派同时展开活动。他站在立宪派一边鼓吹宪政,希望通过改良建立起一个君主立宪的理想政府。1904年夏,他与张謇等敦请军机大臣瞿鸿禨倡导立宪,促清廷颁布诏令。在1905年到1910年的各省保路运动中,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05年7月,他与汤寿潜等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任董事会董事。翌年3月奉调入京,担任了半年的学部参事行走,10月南返。同年冬,他率浙江代表团赴京请愿,获不以浙江铁路为抵押品的胜利。1907年10月,张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会副会长。11月,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他和周晋镳等十八人任该会职员。与此同时,通过商务出版的《东方杂志》鼓吹宪政,并出版一系列新书传播国家主权、公民权、代议制、地方自治、个人主义等政治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代表浙江参加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在上海商议成立共和政府的阶段会议。同时还和张謇、汤寿潜等经常聚会,策划一面和袁世凯谈判,一面劝告清帝退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共和思想渐入民心,张元济很快接受了共和思想。为了适应民初教育发展的需要,他及时整顿商务教科书的出版,“重订共和教科书”,出版新字典,并增设博物部、铁工制造部制造标准模型、仪器及陈列品,推进商务的发展。1914年夏瑞芳去世后,他一度任总经理,两年后改任经理。任职期间,对商务进行改革,新设总务处统管印刷、编译、发行三部;出版《辞源》,生产教学幻灯片,开办函授学校;先后创办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期刊,使商务成为我国最大的新式文化企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张元济顺时应变,将商务的出版重心移到学术丛书出版上,重用陈独秀、茅盾、郑振铎等新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宣传妇女解放,支持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他反对军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

1920年4月,张元济辞去经理,改任监理,直到1926年。此间,他摆脱了许多日常事务,对商务实施科学管理,全面监督商务的出版业务。在其主持下设计新式排字架,提高印刷效率;编辑《新法教科书》一套八册,出版《四部丛刊初编》,并将私家的涵芬楼藏书改名东方图书馆公诸社会。1926年7月,他改任董事长,宣布退休。

张元济退休后,仍然惦记着商务的发展。为了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他继续孜孜不倦地埋头整理影印古籍,亲自参加选本、校勘和影印出版,编校了近人文集、日记、古籍多种,解决了大量历史问题和版本上的舛错。还和工人一起研究“传真版”以提高印刷水平。在他的精心擘划下,从1916年起,先后编印有《涵芬楼秘籍》、《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等大型丛书,对古籍的抢救整理贡献极大,为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上海“一二八”事变时,商务毁于日军的炮火,损失惨重,张元济不顾年迈挺身复出,以董事长身份参与商务的复兴,召开董事会组成复兴委员会,任主席。当日军侵略华北日亟之际,他满怀爱国热忱用白话文撰《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出版,以历代的民族英雄人物激励国人,慷慨陈词,提倡民族精神,培养民族人格。同时先后在《大公报》撰文揭露国民党官僚的营私舞弊,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对国民党愚民统治的认识。他的救国救民热情令人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元济留在上海。他秉民族大义,坚决不让商务向日本注册。日军派员前往求见,他拒不晤面,长期韬隐于沪上。在沦陷区生活日艰,他以鬻字卖文贴补生计,曾打算出卖住宅,但从未间断对善本书籍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与郑振铎、何炳松等苦心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与叶揆初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鼓励私人捐赠藏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元济卖字生涯并没有结束,在卖字中不忘“启迪民智”,书写了很多“治家格言”的条幅教育人。同时极其关心商务战后的复兴。1947年12月,他被推为董事会主席,花费更多精力去处理商务的业务。因王云五辞职去当了国民政府的部长,总经理一职由国民党的朱经农接任,但朱挂名不办事,他对这种官僚习气深为不满,1948年迫其去职。

战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反内战民主运动高涨,张元济给予支持。1947年夏,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他联合陈叔通等九位老人,上书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支持学生的斗争,要求实行改革,谴责当局镇压学生,要求速即释放被捕学生。翌年,在反美扶日斗争中,他亦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公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指出内战是“兄弟阋墙”,使国家精疲力竭。其间,他还经常写诗,表示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不满。当局对之进行威胁,责张“为匪张目”,“同情共产党”,他不为所恫。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强占合众图书馆,他闻讯亲自前往交涉,坐镇维护,迫使军队撤走。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他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表现出大智大勇的气概。

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无比喜悦,9月,北上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他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文史馆馆长等职。晚年,他热情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并以其年耋之躯,编校《涵芬楼烬馀书录》出版。毕生满怀爱国热忱,尽瘁于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于上海。其生平主要著作有《校史随笔》、《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序》、《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诗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