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节 户口升降及收支大账 附和籴
国课无论按丁（租庸调）或按亩（两税）征收，都与版图之伸蹙、户口之涨缩有密切关系，可惜唐代涉此类材料，非常残缺，然汇合群书之零碎片段，于读史者未始无多少补益，（甲）表即本此意以编成。
①《通典》七称永徽元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今户三百八十万，则此是贞观廿三年之数。
② 尾数六一，《旧书》四三作五一。又同年之户数，《会要》八四列于开元廿四年下，今从《六典》，因此年甲戌正是造籍之年。
③ 原作“二百二十有八”；按是年县数比贞观十三增六十余，州数断不会反缩一百三十，略翻阅《地理志》及《括地志·序略》，便自晓然，故可断“二百”必“三百”之讹。
④ 《新书》三七及《通鉴》二一四作四八、一四三、六○九。
①按开元廿八之州府数，已校正为“三二八”（见注③），天宝十三之州府数又为“三二一”，则本年之数，不应与前后出入太大，据此理由，知《旧书》“三百六十二”应“三百二十二”之讹，并参《通鉴考异》。
② 《会要》八四作八、五三五、七六三，《旧书》九及《通鉴》二一五作八、五二五、七六三，均与此数不符，并参三二九页注①。
③ 《旧书》九作四八、九○九、八○○，与开元廿八相比，《通典》竟少三百余万，当有误。
④ 参看卅八节三一○页注②。
⑤ 参看卅八节三一一页注①。
⑥ 参看卅八节三三七页注②。
⑦ 参看卅八节三三七页注⑧。
⑧内分不课户一、一七四、五九二，课户七五八、五八二，计不课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六十有奇，与天宝十三、四载情形无大殊异。（参看前卅八节）。又《新书》五二所记，百位以上数目相同，只尾数作“二十四”小异。《会要》八四作一、九三一、一四五，则千位以下数目不相同。
⑨内不课口一四、六一九、五八七，课口二、三七○、七九九，计不课口占总口数百分之八十七有奇，比天宝末更多（参看前卅八节）。
⑩此与《新书》五二所记乾元三年之一、九三三、一二四，除百万位外几全同，但断无户增百万而口数反减七万之理，可见《旧书》、《会要》所记广德户口，不过是钞袭乾元三年之旧户籍，当日实未尝另造新籍也；二百万应是一百万之讹。
（11） 试与乾元三年数比观，只万位之数不同，此亦广德二年照钞旧册之证。（参《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会要》八四作三、八○五、○七六；按《通典》七称，“约都得土户百八十佘万，客户百三十余万”，知今本《会要》系将万位之数误为十万位。
② 《通鉴》二三七胡注引宋白云：“国计簿比较数，天宝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见管总二百九十五，比较天宝应供税州郡计少九十七。天宝户总八百三十八万五千二百二十三，元和见在户总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比较天宝数税户通计少百九十四万四千六百九十九。”由其所举州郡、总户二数来看，似是比较天宝元年，但由三二二（或三六二）减去二九五，只差二十七（或六十七），并无“九十七”之多，岂宋白所引有误欤？抑李吉甫合不申版籍及沦陷各州而计之欤？其次，八、三八五、二二三，亦与《通典》、《会要》、《通鉴》三书所记天宝元年总户数不合（参看三二七页注⑥），岂吉甫所据非元年之数欤？最末，元和户数比天宝断不止少百九十余万，今如由八、三八五、二二三减去二、四四○、二五四，则相差为五、九四四、九六九，胡注应校正为“五百九十四万四千九百六十九”方合，盖百万位上漏“五”字，又将百位、十位两数字误易。
③ 《会要》八四《杂录》条及《通鉴》胡注引宋白均同，惟《会要》同卷户口数条称“元和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不知究指元和某一年。
④ 《旧书》一五七《王彦威传》作三百三十五万，《新书》五二同；惟《新书》一六四《彦威传》又作三百五十万。《旧书》一六，长庆元年户二、三七五、八○五，与此所差乃少百余万，或百万位之“二”是“三”之讹也。（参《十七史商榷》七二）
①《新书》五二言：“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按开成四及会昌五户均四百九十余万，不应前后三四年间遽减复遽增二百余万，《新书》此处必误无疑。
首须注意者，自武德至天宝之末，户与口在数目上虽表示着一路增加，但吾人试从户数观之，汉之极盛，民户一二、二三三、○六二，口五九、五九四、九七八，（《汉书·地理志》）隋大业五年户八、九○七、五四六，（《隋书》二九）唐唯天宝十三载计户九、○六九、一五四，始过于隋，此何故也？（《会要》八四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奏，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今现户三百八十五万。高宗曰：“迩来虽复苏息，犹大少于隋初”，对此已有疑惑）如曰“战伐死伤”，（《汉唐事笺》八）则隋末之乱，不十年而大定。《通典》七云：“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隆）汉室，而人户才比于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又云“唐百三十余年，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若此（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盖有民间之隐匿，有官吏之隐匿，两者合斯户数愈少。隋文大索貌阅（又称团貌[1]，今以照片代之）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通鉴》一七六）宇文融献策括籍而得客户八十余万，（《新唐书》五一，开元十二年）其隐匿之严重可想。大历七八年间，舒州刺史独孤及《答杨贲处士书》云：“昨者据保簿数，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锺于三千五百人之家，谓之高户者岁出千贯，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贯，以是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犹输四五十贯，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胜其任者，焉得不襁负而逃。”（《毗陵集》一八）推原祸始，无非玄宗不为版籍，六七十年积渐成风，难以复反矣。
其次，乾元为急剧转变之枢纽；此一年户数比天宝十四载约损七百万[2]，口数约损三千六百万[3]，森谷以为由于战争死亡及隐匿过甚[4]，固然是两个要因。然尚有彼未注意者一，即此数只包含一百六十九州，概言之，只得天宝末州郡之半数，如以二倍之，应约户四百万，口三千四百万；但安、史所盘据或残破之地方，人口率多属较密，是又不能遽用比例推算者。
其次，据李吉甫《元和国计簿》，元和二年有户二百四十余万，前视建中，后比长庆，均所差颇大。考吉甫言，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5]。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全国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率以两户资一兵云云；按山南、剑南、岭南三道又畿辅及河南、河东[6]、江南三道之一部，其收入当不菲，作何处置，吉甫并未提及。复次，由二九五州减去一百二十州（七十一加四十九），仍剩一七五州，应属于吉甫所未提之地域，由是思之，此一七五州之收入，除用以供给政费及皇宫开支外，直无他途，吾人讨论唐代收支时不可忽略此一点[7]。
抑逃户之弊，改定两税后仍未少戢，是亦元和户数较少之一因。元和四年六月敕：“两税法总悉诸税，初极是便民，但缘约法之初，不定物估，粟帛转贱，赋税自加。”（《会要》八四）同时李翱《进士策问》云：“初定两税时，钱直卑而粟帛贵。……及兹三十年，……其输钱数如故，钱直日高，粟帛日卑，……是为钱数不加而其税以一为四，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李文公集》三）十五年李渤疏：“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旧书》一七一）逃避之始，由于所纳实物，增加数倍，继而已逃之赋，复摊派于未逃，大有令人非逃不可之势。又六年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元龟》四八六）依温之言，匿税者直达三分之二，其所以能隐匿，则因不执行三年一定户有以致之。
天宝中岁入岁出，据《通典》卷六所推估（《元龟》四八七记在天宝八年下），物归其类，可次列为三表：
（表内小计数字用大写，余俱小写，下表同。附×号的均是约计之数。）
① 据《敦煌掇琐》三《天宝官帐》，大绵每屯估一百五十文。
② 按每丁调布二丈五尺，庸每日折布三尺七寸五分，合二十日为七丈五尺，两项相加计十丈即二端（布五丈为端）；今《通典》云，“两端一丈五尺”，殆将调麻三斤折布一丈五尺也。
③ 《新书》五一于天宝五载下记称：“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与《通典》相比，知材料同出一源，但粟数漏计出布郡县五、二○○、○○○石，布数漏计江南郡县五、七○○、○○○端，故总数与《通典》不符。
《通典》又云：“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8]，不在其中。据天宝中度支每岁所入端、屯、匹、贯、石都五千七百余万，计税钱、地税、庸调、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余万端匹屯（贯石），其资课及句剥等当合得四百七十余万。”按此四百七十余万，未据将各单位所占数目分别列出，故无从计入。
比观（乙）（丙）两表，便见钱、米两项，收支相抵。（丙）表未将绢、布、绵三项细数开列，本来不能与（乙）表相比，惟是（乙）表之虚数约计，只得五二、三〇〇、〇〇〇，而据《通典》所注，实是五三、四〇〇、〇〇〇，则约计内少差一、一〇〇、〇〇〇，此外尚有资课等四、七〇〇、〇〇〇，故（乙）表收入之匹屯端二五、三〇〇、〇〇〇，亦可认为与（丙）表支出之匹屯端二七、〇〇〇、〇〇〇，大致相抵。
唐代财政之收入与支出，都在中央一大系统之下运用着，地方应支出若干，中央即在征收所得中令其留下，故税款分为供京、留使、留州三项；留使者送交本州所隶之节度或观察使支用，留州者即留在各本州支用。《唐代财政史》谓“留使则是解交诸道的，留州是地方应克留下的税款”，（一五一页）然“诸道”亦是“地方”，对于各级支用之区别，说来殊不清楚。
①《通典》云“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按一千一百万与一百九十万相加，应为一千二百九十万，《通典》之“六十”当校正为“九十”。又《旧书》三八称，“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匹段，……大凡千二百一十万”，数目亦误，前数当校正为一千一百万，后数当校正为千二百九十万。
首应说明者，（丁）表支出之数，已包括于（丙）表诸道节度军粮等一千万石及诸道兵赐等一千三百万匹屯端之内，《通典》所以特提者，见开元以前每岁边用不过二百万贯，而开、天间军费之特别膨胀也。其次，匹段虽未指出为绢为布，吾人可相信是包含两种，因全国征绢之数，据表（乙）只有七百四十万匹而已。还有一层，前文所谓收支相抵，并不是意味着必须支出，即如表（丙）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之三百万石，回充米豆并入京仓之三百万石，入西京、东京之一千四百万匹端，其中全部或最少一部固完全归君主自由支配而可任意浪用。
以上是唐代经济最繁荣时中央收支之概况。安史乱后，始而河北不贡，继而陇右沦陷，京西一带又多为神策军收管（见前卅五节），情形自迥然不同；幸而《通典》卷六尚有一节，略述建中初情形，兹参合《通鉴》二二六之说，制成（戊）表[9]。
（戊）建中初收支概况表
米、麦之价值不同，米、麦与钱如何伸算，又毫无标准，故外费占总收入百分之几，实无法估计。若分别言之，则外费占总收钱三分之二弱，占总收米、麦约八分之七弱，总括一句，外费几达总收入三分之二矣。
关于军费之浩大，开成元年又有王彦威之奏；彼称长庆户凡三百三十五万（参三二九页注③），而兵额约九十九万，天下赋税一岁所入三千五百余万，上供者只三之一，通计以三户资一兵，故其余四十万众须仰给度支。按彦威去吉甫时仅卅年，似不应有两户、三户之大异，三百三十五万之三分一，约户一百一十万，如以两户资一兵，计可供军六十万，由九十九万减去六十万，所余便是四十万，故疑“三户”本二户之讹。若大中间，孙樵奏称率中户五仅能活一兵，（《可之集》六）彼非计臣，其言未必可据。
审计工作亦已相当发展，由刑部之比部掌之。据《旧唐书》四四，比部“掌勾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凡仓库出纳、营造庸市、丁匠工程、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牧亦勾覆之”。至各机关呈送帐目之程限，据《六典》六，“其在京给用，月一申之，在外，二千里内，季一申之，二千里外，两季一申之，五千里外，终岁一申之”。
陈寅恪论财政云：“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盖此二者皆系统渊源之范围也。”[10]此种论调，近于“出奇制胜”，乍观之，容易使人接受，细按之则不然，今请先观其立论之基据。
陈引《新书》五三，“……于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因而申其说云：“史言其（仙客）在相位庸碌，不敢有所裁决，自是实录，但施行和籴于关中，史虽言其议发于彭果，然实因仙客主持之力，乃能施行”[11]；夫既曰“不敢措手裁决”，（《旧书》一○三《仙客传》）从何而断其极力主持？而且此议发自彭果，“彭果与此政策之内容究有何联系”，自应先行推考，方能得其渊源，陈竟以“难以考知，故置不论”[12]两语跳过，且再进一步作大胆之决定云[13]：
以仙客之庸谨，乃敢主之者，其事其法必其平生所素习，且谂知其能收效者，否则未必敢主其议。由此推论，则以和籴政策为足食足兵之法，其渊源所在疑舍西北边隅莫属也。
谓主持一种政策者必先尝试行有效，证诸旧日政治家举动，多不如是，相反者则往往由理论而见诸实行，着一“疑”字，知彼亦不敢坚信和籴法之必创自西北矣。陈氏于是又引《隋书》二四《食货志》以证其出自西北之主张，其言云：
依据《隋·志》纪述，知隋初社仓本为民间自理，后以多有费损，实同虚设，乃改为官家收办，但限于西北诸州边防要地者[14]。
余按《隋·志》又言，开皇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并未声明官办只限于西北。抑和籴法确不始于开元间之河西，请举七证以破之：
1.唐太仓粟窖砖：“贞观十四年（六四○）十二月廿四日，街东第二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九窖，纳和籴粟六千五百石。”陆耀遹跋云“和籴之米，始于后魏，《通鉴》梁武中大通六年（五三四），魏谋迁都，拥诸州和籴粟悉运入邺城，注：和籴以充军食，盖始于此。王应麟亦云，后魏定和籴之制”。（《金石续编》四）[15]。
2.唐太仓米窖砖：“贞观廿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大街西从北向南第一院，从北向南第六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纳和籴米四千四百石。第一头一千五百石，和籴官人，……第二头二千九百石，和籴官人……和籴副使……”（同上）
3.“天授初，……兼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则天降书劳曰：……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旧书》九三《娄师德传》）
4.“证圣元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擅取和籴物。”（《会要》九○）
5.开元十六年十月敕：“自今岁普熟，谷价至贱，必恐伤农。加钱收籴，以实仓廪，纵逢水旱，不虑阻饥，公私之间，或亦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钱及当处物，各于时价上量加三钱，百姓有粜易者为收籴，事须两和，不得限数。”（《会要》八八，并参《宣公集》一八《军粮事宜状》、二二《请置义仓状》及《旧书》四九）
6.“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六日，户部尚书……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籴杂支、春彩税草诸色旨符，承前每年一造。”（《会要》五九）按仙客于廿四年十一月始入相，（《旧书》八）此云“承前”，即是廿四年之前已有和籴。
7.“凡和市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六典》三）原校云，“《旧唐·志》作和籴和市”。按《六典》虽呈上于开元廿六，然着手纂辑，早在多年以前，且是“排比当时施行令式”（用《略论稿》八二页之语），亦见仙客作相前已有和籴。
合各证观之，和籴之法，隋之前早行于北魏，实由常平、均输演变而来，原以均货利民，但政府需要某种物品时，亦得适用其法。贞观在开元前百年，京师已设许多和籴专官，开元十六又令所在和籴，足证其绝非“河西地方化”。陈氏固屡引《会要》八八及九○两卷，独证圣元、开元十六两条避不提及，此非由于偶然疏忽，实“系统论”之成见误人不浅也。
《新书》五三全文云：“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初有”指河西而言，即是说，河西原无和籴，后因边军需要，乃将中原和籴法推行于河西，以充当地军食。《新书》又接言：“牛仙客为相，有彭果者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禀益羡。”曰“广”则示原来关辅已行此法，不过是时再加扩充。陈氏不会其意，竟认为中央制度变而河西地方化，正适得其反。《敦煌掇琐》六六号有《天宝四载豆卢军（属河西）和籴汁帐残本》，又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序》：“天子务西州之实，岁籴亿计，何始于贵取而终以耗称，俾边兵受寒，战马多瘦，挽域中之税，铸海上之山，江淮之人，盖奔命矣。……我幕府凉公勤劳王家……”（哥舒翰于天宝十二年封凉公，并加河西节度）实缘开、天之际，西北用兵频繁（见前廿五、六节），故就近在河西大行和籴，免运输之困。依和籴正规，固行于有余价贱之年，其违此者非法制之正轨；（参前引《宣公集》一八）然陈过分信《明皇杂录》“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安远是“开远”之讹，陈氏谓本名“安远”[16]，实未详考故书），未察当日用兵之实，遂谓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西北边州“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17]。则须知长安西出万二千里，已达今之帕米尔，其中大半沙漠不毛之地，即就敦煌以东言之，亦只河西走廊一段较为肥沃，比之江淮大平原，要为落后许多。陈氏乃据此为立论之点，固知其脱离现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