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节 职 官 概 论
唐代官制，异常复杂，稍后更有“官”与“使”之别，益令初学者难以了解。外官系统较单纯，可略而不论，兹只就内官[173]表说其大概。（已见前五节者不复出）
甲、三省
（一）尚书省
吏部尚书——侍郎——吏部等四司。
户部尚书——侍郎——户部等四司。
礼部尚书——侍郎——礼部等四司。
兵部尚书——侍郎——兵部等四司。
刑部尚书——侍郎——刑部等四司。
工部尚书——侍郎——工部等四司。
以左、右仆射领省事，其下有左、右丞；左丞管吏、户、礼三部之十二司，其下设左司。右丞管兵、刑、工三部之十二司，其下设右司。凡司各置郎中、员外郎一或二员。省署在南，故谓之南省。
（二）门下省 下置（1）给事中，掌封驳。（2）左散骑常侍，闲员。（3）左补阙、左拾遗，主讽谏。又附设弘文馆，馆有学士，掌详正图籍。
（三）中书省 下置（1）右散骑常侍，闲员。（2）右补阙、右拾遗，与左者向。附设集贤殿书院，院有学士，主刊辑经籍；史馆，掌修国史；秘书省，省设监，掌图书事；司天台，台设监，掌历数。
乙、御史台
其长曰大夫，次中丞，职在司宪，有大事推勘，则与中书、门下共讯之，谓之三司。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员。中唐以后，外官理民事者率准其职之高下，带宪官兼衔[174]。
丙、九寺
寺各设"卿，太常、宗正为正三品，余皆从三品。
（一）太常 掌礼乐、祭祀。所设各署中有太医署，署置医、针、按摩等博士。
（二）光禄 掌膳羞。
（三）卫尉 掌兵器。
（四）宗正 掌宗属。
（五）太仆 掌厩牧。
（六）大理 掌刑狱。
（七）鸿胪 掌宾客。
（八）司农 掌仓储。所领署中有太仓署。
（九）太府 掌帑藏。
近人论九寺系统，以为宗正隶吏部，司农、太府隶户部，太常、鸿胪隶礼部，太仆、卫尉隶兵部，大理隶刑部，各承其部而执行，唯光禄不言所承云云。今检《六典》及《旧书·职官志》所记九寺职掌，都无上承某部之规定，不确者一。如八寺各有所承，应按吏户礼兵刑工之次第分叙，且不应光禄独缺，不确者二。唐制如大理注拟官吏，上之刑部，太仆受监牧羊马所通籍帐，上之驾部以议其官吏考课等等，则犹诸近世两机关会办之制度，与隶属显有分别。常寻绎九寺所掌，多属于中央或皇室之繁琐事项，故特分官以专责成，未得全目为事务重复，议者无非惑于《周礼》六官，以为可包罗一切而已。（参《略论稿》九八—九九页）
丁、五监
（一）殿中 掌服御。
（二）国子 掌儒学，凡分六学：（1）国子学。（2）太学。（3）四门。（4）律学。（5）书学。（6）算学。
（三）少府 掌百工伎巧，如冶铸、造弩、铸钱、互市等事属之。
（四）将作 掌营缮宫室。
（五）都水 掌舟楫、河渠之事。
说者又谓国子隶礼部，少府、将作隶工部，其误与谓九寺隶六部同，且殿中、都水何独无所属也。
武官不记者非重文轻武之谓，原夫初唐武将，均可出任都督、刺史，安史乱后，方镇武士之领此职者更多，终李唐一朝，宰相常可临戎（见前五节），通三公、三师七十一人，起自军功者二十一，实际上并无文武之殊途，其泾渭显分者只下级之折冲等而已。
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判”字唯中唐偶一用，通常作“判处”解，又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员外置”及“员外同正”亦然），用法与初唐不同。别有“版授”者则以荣宠老人之类，并未入仕。
盛唐时士人喜作清望官（参《旧书》四二），尤以丞、郎为贵，（《国史补》）外官职虽较高，亦目为贬降，可能是受都市繁华之影响。
唐人诗文对官制称呼，往往应用别号，两省相呼为阁老，尚书丞郎相呼为曹长，员外、御史、拾遗相呼为院长，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侍御史相呼为端公[175]。（《国史补》）其余如左貂、右貂即左右散骑常侍，夕拜即给事中，大谏即谏议大夫，右史即起居舍人，小天、小仪、小秋即吏部、礼部、刑部员外郎，中谏或补衮即补阙，曲台即太常博士，侍御即殿中侍御史，若此之类，不可尽记。（《容斋四笔》十五）
内外官之数，难以统计，显庆二年刘祥道言：“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会要》七四）裴度言：“今天子设官一万八千。”[176]（《语林》三）所差当不远。入仕之途，除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外，有四门学生、流外（不入流内者）、品子（即门资之类）、封爵、勋官、斋郎、屯官等。
唐代官制书存于今者以《六典》为最古，然《六典》施用与否，说者不一。最早而曾与修书之韦述，以为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书录解题》引《集贤记注》），其次，元和初，吕温代郑（《四库提要》误“陈”）《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又言，“星周六纪，未有明诏施行”，故宋范祖禹谓“《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一六）但建中二年卢奏事，引用《六典》，（《会要》五五）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九，称《六典》“迄今行之”，于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七以为“虽不悉行于世，而诸司遵用殆将过半，观《唐会要》请事者往往援据以为实，韦述以为书虽成而竟不行，过矣”。程大昌又引《会要》升谏议为三品，朝班以尚书省官为首，祠祭当涖以监察，均援用《六典》，何以遂言未尝颁用。（《雍录》一）《四库提要》七九始断言：“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近内藤乾吉撰文，大致采其说，陈寅恪再申其意云：“所可言者，《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观乐天诗所述阳城奏语，亦此问题例证之一也。”（《元白诗笺证》一八四页）是三说也，虽大致不误，仍有补充或修正之必要。
间尝谓《六典》内容，可画分为两部分：
（甲）排比当时施行之令式，后来未有改变，此类占绝大部分，与任何时之现行令式无异。
（乙）再可分为三小类：
1.成书前已改章而《六典》尚记旧制者。如《六典》三著十道，然景云二年曾析山南为东、西二道，开元廿一年又析为十五道。
2.成书后不久便改章而与《六典》相违者。如《六典》一首著“尚书左右丞相”，然天宝元年即复旧为“左右仆射”（此亦至德后未尝改修《六典》之的证）。
3.拟加修改而未经明诏施行者。如朝班次序以尚书省官为首，谏议大夫升三品等，故有待于贞元、会昌之奏请或令定（《略论稿》八二页未注意到此点）。
其中更有彼此不照之处，如开元廿五年已敕鸿胪寺属之崇玄署改隶宗正，而祠部条仍称道士等簿籍一本送鸿胪，又如国子监之文成，开元廿年已由廿人减为十人，而考功下仍称二十员[177]，故郑请先删定而后施行，吾人更由此晓然于韦述所谓“不行用”，系指“《六典》整体”而言，无容惶惑。近人或解韦、吕所用“行”字为通行之“行”（即其书本少见），非遵行之“行”，观上证，已足破其谬。刘肃“行之”之义，又概指《六典》内排比之令式，读者不应咬文嚼字也。抑任土作贡是自古征课之原则，姑无论此一条是否开元前旧令，阳城究不妨援引以支持及证明自己之抗争为有理，初非如陈说未颁行者“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任何人苟有陈请，无不望付诸实行，唯其如此，故尝征引旧文，以示其可行及非由我创，卢等之引《六典》，犹斯意也。
复次，《中国田制史》言，《通典》记开元廿五年所颁均田制度甚详备，然其时均田已坏，意系重申旧制以图恢复大体，决非新创云云（一七六页），已能揭出其可疑之点，惜仍未知《通典》系钞自《六典》，《六典》在辑录旧制的地方，充其量只能说是再度申明旧制之依然有效，《通典》等书误用“开元二十五年令”字样，一般人未之细考，遂以为此一年有过许多明令更革，而不知其恰与事实背驰也。
于此可顺带略述唐之法典。开元时计有律十二章，令二十七，格二十四篇（《敦煌掇琐》三载《金部格》，苏瓌有《刑部散颁格》，《通典》十著《屯田格》及《仓部格》，又一七○著《开元格》），式三十三篇（敦煌本存《水部式》，罗振玉云，永徽、垂拱、神龙、开元式凡四修）。永徽四年诏长孙无忌等撰《律疏》三十卷，内分笞刑五（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由一年起，递加半年，至三年止），流刑三（二千、二千五百、三千里），死刑二（绞、斩），笞以上、死以下皆有赎法。大抵《唐律》所影响，东至日本、高丽，南至安南，北至契丹云[178]。
自开元至大中，长安每日有条报记朝廷大事，传于各地（《可之集》十，但是否创自开元，无考），是为后世邸钞之始，亦即新闻纸之雏形。今考敦煌石室存开天间大事若干条，或署曰“开元天宝残史书”，王国维谓系“占家所用历以验祸福者”（《沙州文录补》），然日下不定“纪甲子名及所属五行”，王说非也。试细验其性质，显是条报之纂集。大抵当日条报只署月日不署年，又或略有残缺，后人纂集时随意隶之，故与史书前后差一载，如是则牴牾之故，极易明白，此一残册直是最古新闻纸之钞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