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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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
关于儒家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学界讨论甚多。学者们普遍注意到，儒家主张承天命存鬼神，讲人性重教育，重仁义讲礼仪，崇圣人尚贤能。学者们还指出，儒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但是，对于儒家政治学说的根本属性或特质，儒家政治学说在诸子学说中的逻辑定位，目前讨论不多。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第一，儒家政治学说的逻辑定位，乃居于墨法两家学说之间。先秦诸子热衷于政治者凡三家，儒家、墨家、法家，这三家学说代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政治模式。墨家信鬼神，《墨子》中有《明鬼篇》，竭力证明鬼神存在。墨家践行道德，《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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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本统末”与儒道“和解”
儒道的融通互补是魏晋时期思想家面临的时代主题。作为开玄学风气之先的重要代表，王弼通过界定和说明儒道思想谱系中所涉及的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等的相互关系，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回应。为理清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王弼在注《论语》《周易》《老子》等经典的过程中“发明”了“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在“举本统末”的观念和方法下，无与有、自然与名教的相互关系得到进一步阐发，儒道关系也因此实现了“和解”。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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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女性如何接受《红楼梦》
清代女性社会对于《红楼梦》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四个方面，其中又以“题咏”为主要的表现方式。晚清女性红楼题咏中所展示的种种生活、社会、情感、文学形态的表现，似乎是强化、放大了《红楼梦》的言情、虚幻元素乃至颓废、诲淫元素，或许折射出一种中国式的旧时代世纪末情绪，而其间亦不免酝酿着某种新时代创世纪的潜在意蕴。晚清女性社会形态从传统闺阁文化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或者青楼化的支流。这么一个趋向，其实也是当时《红楼梦》接受文化的发展大势。通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及其过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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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宠辱若惊”辨正
一“宠辱若惊”一句出现在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第十三章的章首：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有关“宠辱若惊”一句的理解，学者分歧颇大。元代吴澄《道德经吴澄注》：“宠，犹爱也。名位之尊，人以为荣，反观之则辱也，故知道者不爱，而爱之者于此而惊焉。”其中指出“宠辱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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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声律论”的佛教因缘
南朝齐永明六年（488）二月，中书郎沈约终于完成奉敕撰写的《宋书》，上呈朝廷且获得朝野好评，这一年沈约48岁。事隔不久，年仅17岁的陆厥给沈约写信，对《宋书》的一个文学观点提出强烈质疑。沈约对陆厥的来信颇为重视，回信释疑。其实，陆厥不是唯一对沈约提出质疑的人，沈约针对此问题的回复也不是唯一的一次。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当时学者的如此关注？这便是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汉字声韵批评理论，这种“汉字批评”中常用的也是重要的观念及方法，被后人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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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腔”考
“本腔”一词，在《陶庵梦忆》中提到：“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8页）在“本腔”注中，校注者仅以“昆剧”“昆腔”释之（张岱著，夏咸淳、程维荣校注：《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9页），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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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的主体性之维
主体性一般指人的自我意识及人的主动、能动、自主、自由和创造等特性，它既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又是其所具有的性质。人的主体性自觉有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生当明朝中叶的王阳明，适逢社会新旧转型的大时代，他创立的心学体系以建构人的道德主体性为旨归，其主要范畴和命题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一、“心即理”的价值主体正德初，阳明因冒犯阉党而被谪贵州龙场驿。他在这片荒蛮之地居夷处困，上下求索，“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洞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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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清明》诗的“诗眼”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七言绝句《清明》，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经典名篇。这首诗描述清明时节主人公雨中赶路的愁苦心境和问询牧童的瞬间情形，抒发异乡思亲的沉痛心情。一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起笔破题，交代时令与天气，以节令与环境来渲染凄冷的气氛。清明时节，细雨淅沥，春寒料峭，这既是自然背景的描述，又是全篇感情基调的铺垫，暗示了诗人凄冷的物理感受和复杂的心理情绪。这与宋代李清照《声声慢》开头“寻寻觅觅，冷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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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内涵与现实意义
历代儒家“知行”观的简略回顾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知行并进、知行合一等多种说法。《古文尚书·说命中》记载了傅说对商王武丁说过“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话，反映了先秦已有“知易行难”之说。孔子认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三种，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是主张以行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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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录》与《汰存录》
康熙四年（1665），曾参加《南部防乱公揭》的复社友人嘉兴人巢鸣盛（字端明），明亡后筑室其母墓侧，裹足不离。这时听说他在语溪，竟破戒前来相访。黄宗羲因出其近年所著批评夏彝仲《幸存录》中有关晚明党争观点的《汰存录》一书，请他作序。但是巢鸣盛的序，黄宗羲并不满意，于是自作《题辞》于《汰存录》之前。这篇著作，完全流露了他在反思明亡教训在党争问题上的门户之见。关于巢鸣盛来访和两篇《存录》事，黄宗羲说：乙巳（康熙四年），闻余馆语溪，破戒相访。夏彝仲有《幸存录》，言“三案”之事，得之山东张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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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才能“尽”吗
在中国古代，文学天赋的神秘与天才传奇汇聚成文才尊奉的习尚，富有文才者由此被命名为“才子”，而创作力衰退、文思迟钝、佳作难觅者也同样要追根溯源于才，自六朝开始，批评界就将这种创作情势的变化概括为“才尽”，“江郎才尽”便是其时最著名的典故。围绕这个传说，历代引发了江淹之才是否尽，人之才是否能尽，是什么因素影响妨碍了才的尽数发挥，维持才情活力的途径是什么等诸多话题。很多作家成名之后，创作难以为继的现象也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作家的才华类似容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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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立言 因字生句 《文心雕龙》的汉字批评
《文心雕龙·章句篇》称“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刘勰认为，文字是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是人们说话写文章表达思想的依托。“练于骨者，析辞必精”（《风骨篇》），“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趣舍之间，不可不察”（《练字篇》）。《练字篇》更是刘勰所撰“汉字批评”的专论，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相关问题。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用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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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与“道”
有两个概念是贯串《庄子》内七篇的：一是“遊”，二是“道”。前者可以说是《庄子》一书的代表性概念，后者则是《庄子》一书最根本的概念。辨明它们在内七篇不同语境中的含义，无疑对恰切、深入地理解“内篇”各篇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这两个贯串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可以视为内七篇以至全本《庄子》整体性的一个标志。一“遊”字从第一篇的题目《逍遥遊》起，直贯串到《应帝王》篇“体尽无穷，而遊无朕”句。这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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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荀子人性论的千年迷雾
孟子的思想很明确，我们人性之中至少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味、色、声、嗅”等生理欲望，一方面是“仁、义、礼、智”的道德禀赋，孟子主张不应将前者而应将后者也就是“仁、义、礼、智”看作我们真正的性。关于荀子的心，学术界一般认为是认识心或智识心，其与孟子心的最大不同在于，孟子是以仁识心，其心是道德本心，此心具有良知、良能，可做道德判断，引发道德行为。因此，它是善之根源，善之“生起因”，其心也可称为道德本心，本有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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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的海外传播及其意义
南宋时期，朱熹在闽浙赣交界的武夷山地区开展文化学术的传承与创新活动，形成了著名的朱子学派，其影响遍及东南诸省。此时，朱熹的《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的教科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上升为官方哲学，成为近古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600多年。朱子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成果的总结，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为文化遗产，朱子学是超越时代、超越区域的。朱子学与东亚文明中国、韩国、日本三国为近邻，或山水相依，或隔海相望。这种地理环境和频繁的学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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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从不入主流到第一流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不显赫。当时，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颜延之，是比陶渊明小十九岁的著名作家。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了一篇《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只有八个字：“文取指达，赋诗归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质朴，而颜延之则追求藻丽典雅，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陶渊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寻阳三隐”之一。连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济都不能忽视他，拿着粮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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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之间的竞争和较量
东晋、刘宋之际，在浔阳（一作“寻阳”）郡地方有三位“不应征命”的著名隐士：陶渊明（字元亮，后改名潜，365-427）、刘遗民（原名刘程之，字仲思，354-410）、周续之（字道祖，377-423），合称“浔阳三隐”。此事在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许嵩《建康实录》以及《莲社高贤传》等文献中都曾经提到。“三隐”中后来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而在当时，另外两位的知名度似不在他之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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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万物之灵”——《天工开物》里的人文精神
明后期帝王（崇祯除外）怠政，朝纲颓败，乱像丛生，让明迅速走向衰退以至灭亡。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皇权的式微却刺激了民间或底层的活力。明末后期商业的繁荣是这一活力的表现，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技著作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划时代的四部科技著作是《农政全书》（徐光启，成书于万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书于万历）、《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成书于崇祯）和本文要说的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下简称《天》）。《天》初刻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但此书命运多舛。在清一代，清初尚在印行，后因书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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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魅力
对庄子的注意始于《史记》。据司马迁说，国王让人带了很多钱去请庄子做宰相，他居然说我宁愿在脏兮兮的小沟里自寻快活。这么个牛人，据说激动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其作被鲁迅盛赞“汪洋捭阖，仪态万方”，让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其影响下发展。就为这，有机会上大学时我特地选修了先秦的课程，直奔他而去。庄子的时代，各类野心家、阴谋家“……争于气力”（韩非：《五蠹》）。“无耻者富，多信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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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与乐府诗学
魏晋以来，乐府诗创作进入有主名时代，人们越来越把乐府诗当作诗之一体进行批评，于是出现了实际意义上的“乐府诗学”。《文心雕龙》专列《乐府》篇，是为“乐府诗学”开山之作（吴相洲《乐府学概论》）。王小盾先生《〈文心雕龙·乐府〉三论》，论述“乐府”三种内涵：一、“声依永，律和声”，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二、是介于诗、赋之间的一种韵文文体；三、承载礼仪典制功能。而在《乐府》篇外，《文心雕龙》又有《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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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人生与学问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洪溪乡（今绍兴市柯城区兰亭乡仙霞山）。生前获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后遭人诬陷，被削夺伯爵并取消朝廷恩典。卒后三十八年，即明隆庆元年（1567），被追赠为新建侯，谥“文成”。王阳明青壮年时，曾读书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阳明洞天，自称阳明子、阳明山人，故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一明宪宗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1472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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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与靶子——《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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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轨物范世的生动教材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因而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家风家训文化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文化，对于我们今天实施文化传承工程，推进优秀家风培育和家庭、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家训，也称家诫、家范、宗规、族训、家语等等，主要是指父祖对子孙、家长对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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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龙学”薪火相传
一本书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红学”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研究发展成“龙学”，也是一个不多见的例子。《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六世纪初，至今已经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龙》传播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漫长的前“龙学”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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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建制 以德正心
以法建制 以德正心 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智慧国家与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方式具有多元综合性。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式上，实行礼乐政刑综合治理。在这种综合治理中，道德与法律是两大主要手段。中国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共同治理，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政治法律文明积累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理论探索在理论上，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的治国理政方针曾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索。先秦儒家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国家治理离不开道德，应以道德规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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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思想的确立是受胡塞尔现象学激发而作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此书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鼎足而立的现象学三大经典之一，实际构成了从《逻辑研究》到《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轨迹。针对康德之形式先天论，舍勒试图论证“情感先天论”，认为情感是个体生活及其伦理行为的基本质料。不同于胡塞尔，舍勒强调，现象学是实事的现象学，走向生活世界、尤其是生活世界的伦理现象。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爱尔兰青年从童年到20年后离开爱尔兰的生活片断。斯蒂芬·迪德勒斯在都柏林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环境中渡过童年,长大以后,逐渐认清了民族主义的狭隘和欺骗性,他曾一度迷恋天主教丰富的传统精神,但爱尔兰天主教同样渺少、庸俗。在海边的一瞬间经历使他感悟到艺术追求的博大,只有它才能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和谐,才能使他超脱于周围环境的平庸,他最终选择了远走他乡,追求艺术。主人公生活片断由一个总结构原则联系在一起: 作者只选人那些与他最后走上创作道路有关的因素。小说分为五章,每章都以主人公的胜利而告结束 (受鞭罚后斯蒂芬证明自己无辜; 在妓女怀抱中得到慰藉; 在圣洁,典雅的宗教气氛中的兴奋; 感悟到自己创作才能时的狂喜; 准备动身去法国时的决心)。但每章都是在平常、压抑气氛中开始。第三人称叙述的间接性使一种讽刺和移情作用成为可能。斯蒂芬是小说的绝对中心,其它所有人物都是因在他成长过程中与他相关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肖像》又是一部心理小说,它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精神的发育成长。乔伊斯在小说现实主义基础上,适当地采用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意识流创作技巧,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乔伊斯又是一位摹仿大师,摹仿在小说中构成了与主题相适应的风格变幻基础,从开始时婴孩的呢喃儿语,到小学生幼稚客观的语言记录,牧师大段布道摹仿纽曼,找到艺术灵感时又采用了培特风格,大学中和朋友们关于美学问题的长篇讨论又摹仿19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风格。
医寄伏阴论
温病著作。二卷。清·田宗汉撰。刊于1888年。田氏认为时行伏阴有似霍乱而实非霍乱。遂详论此病，辨析伏阴与霍乱之区别，列述其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等情况，说理明晰，有独到见解，可以启迪后人。书中还摘取《伤寒杂病论》中与伏阴症同属一派的阴病条文作为此类并观，末附舌鉴图25帧。现有初刻本《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春脚集
方书。清孟文瑞辑。四卷。文瑞字荇州,泃阳(今属河北)人。嗜岐黄之术,每遇良方必录而藏之,或家传,或旁搜博采,剂之大小不一,分量轻重不等,但必求其验。历三十余年,按人身不同部位所患病症分类编成此书,其不足者,以谢五堂所藏之《回生集》、《经验集》之方补之。全书约三万余字。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取“爱民恤物”者为“有脚阳春”之典,故名。卷一至卷三,分为头、目、咽喉、舌、牙齿等十七部,分列治疗该部疾患之方。卷四,分内、妇、幼、外科随录四部分。共载方约四百八十余首。每部下皆有论述,阐明其生理、病理,言简意赅。次选方剂,其方大多简要,药物易得,切实可用。少则一、二味,多则数十味。纲目清楚,查阅方便,为救急便用之书。可供临症参考。有道光二十六年潞河谢金声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善成堂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诸法勇王经
刘宋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译，佛在竹林，有新出家比丘问毕报施恩事？佛以入僧数，修僧业，得僧善利，三法答之。次问发大乘心而出家者，具三法否？佛言，不在三法。比丘三致疑问。佛三止之。次放白毫相光照大千界，集诸大众。舍利弗复致三请，佛为说阿耨达池喻，广显发心功德。谓无人能报恩者，唯除漏尽，及发大心耳。次较持经功德，及为发心者说性空法。魔军落地，佛亦敕其持经。
中本起经
凡二卷。东汉昙果、康孟详合译（一说康孟详译）。收于大正藏第四册。记述释迦成道后教化之事迹。计有转法轮品、现变品、化迦叶品、度瓶沙王品、舍利弗大目揵连来学品、还至父国品、须达品、本起该容品、瞿昙弥来作比丘尼品、度波斯匿王品、自爱品、大迦叶始来品、度奈女品、尼揵问疑品、佛食马麦品等十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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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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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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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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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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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