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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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汉高祖和他的发妻
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本文所说的“另一个汉高祖”也姓刘，常被称为“后汉高祖”，名叫刘知远。不过，此“后汉”不是《后汉书》所称的东汉，而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汉。后汉是史家的称呼，当初刘知远改的国号就叫“汉”，其庙号为“高祖”，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另一位“汉高祖”。据史书记载，刘的先祖是沙陀人，世居山西太原。曾协助石敬瑭建立后晋，任河东节度使。公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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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文化与朱熹思想的形成发展
朱熹是宋明理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与闽南地区有不少关联，作为朱熹“过化”之地，闽南文化受到朱熹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样，在闽南地区的经历和闽南文化的熏陶对朱熹思想的形成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幼时就曾随父到过泉州。考中进士后，首先出仕的地方是泉州同安县，从23岁至27岁（1153—1157年），担任主簿5年。他54岁重游泉州，61岁出知漳州1年。朱熹一生在闽南前后呆了七八年，这里是他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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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根据学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晚近的事，大家对它的理解恐怕并不一致。我所理解的“古典学”，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们过去虽然没有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是实质上，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l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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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不从君
“从道不从君”这句千古以来曾激励过无数文人士子抱持独立个性与品格的口号，出自《荀子·臣道》。作为口号，这句话挑战君主政治，倡导体制外独立人格。其精神，是对充溢着民本主义思想元素的古老政治教条的承传和发挥。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口号和精神既非荀子的发明，也不是荀子的本意。生活在战国末的荀子一方面接过了孟子暴君放伐论的旗帜，明确宣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但另一方面又严格界定了君与民的主从身份及地位。他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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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间的学术连接
孔子、孟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基者，孔孟之道为后世所艳称，但孔孟之间也存在诸多思想差异。孔子单讲仁，孟子仁义礼智并举。在孔子那里，仁与人性未曾连接，而孟子却言性善，以仁规定人性的本质。孔子虽然讲天人合一，人的德性来自天，但天人如何交通的具体理路，孔子并没有明确地阐述。《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认为天通过命的形式赋予人美好的德性，人可以通过“尽性”上达天道。在孟子时代，天命与人性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理论整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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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建元改制”的风波
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正月甲子日，汉景帝驾崩于当时的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一带）未央宫。当日，时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即位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上皇帝后，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日，归葬孝景皇帝于阳陵，始建元年为“建元”，至此，西汉的皇权政治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神奇之处，就是政治文化生态往往折射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性格与气质。汉武帝的上台，意味着西汉政治将一改“文景之治”的内敛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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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人生智慧漫谈
被奉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事简而意深”，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智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张居正对《周易》爱不释手，“座中置一帙常玩之”，并宣称“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周易》的人生智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强不息”的人生之道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取法是八卦创设、《周易》成书的基础。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天道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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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丹子》中的公羊学观念
《隋书·经籍志》始有著录的小说《燕丹子》，以行刺秦王为题材，意在表现一群仁人志士当燕国国势迫急之际而展现出来的为信义而轻生死的精神力量。这一主题，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春秋公羊传》成书于汉景帝之时，但早期公羊学自孔子作《春秋》之时便已存在，并经过孔子口授传至后代。在战国，得圣人之初心的子夏对《春秋》的诠释已受推崇，孟子和荀子传承而广大。《春秋》亦史亦经，依事而明义，公羊学对其义旨，竭尽探求，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哲学。清人皮锡瑞评曰“《春秋》为后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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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德”与“礼”的双重言说
翻阅有关春秋时代的典籍，各类文本中被反复征引的典籍中，频率最高的是《诗经》。对春秋时代社会经验的记录，最重要的典籍是《左传》和《国语》。从史料看，春秋之时除周王朝外，鲁国和晋国是当时的文化大国。我们不妨以有关晋国的记载为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左传》所载晋国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种场合下引用过《诗经》的有士蔫、韩简、赵成子、郤至、乐丁、士季、郤成子、士会、羊舍职、穆子、魏绛、叔向、赵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见，在这个阶层中，熟悉和运用《诗经》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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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的经世实学思想刍议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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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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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自然观念的三重意蕴
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其文本中一共有五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河上公对“我自然”的注解是：“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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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君子之学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这种文明之路的内核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平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一个有仁爱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懂规矩，有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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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成君子人格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叫《君子》，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子们养成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格境界，为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慕，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脊梁，挺立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君子人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君子，最早是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西周时贵族通常说来有教养有德行，凡君子必须要有德，可以说是有位而有德。随着贵族精神的衰败，春秋末期的孔子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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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业寺碑题记与唐代村落史研究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隋唐两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和“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颠覆性论断在唐史学界几乎无人不晓。陈寅恪据以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性资料是当时“河北省隆平县”尚存的光业寺碑文。《光业寺碑》记载了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在当时赵郡象城县（后称昭庆县，即民国时期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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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关键词：激活“形神”
●形神论把文艺看成生命体，这生命体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形的部分为实，可分析仔细，讲得清楚，神的部分为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人生天地间，个体生命与天地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艺作品不仅要反映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也要反映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时代的气运，同时反映比时代更为根本的天地的本质●当今的文艺生产，在以影视产业、视觉文化、大众审美、设计思想为主流的环境中，更容易把关注点放在肉与骨的技术层面上，而对神这一层的关注，也更容易简化为其中较为肤浅的主题思想层，而忽略象内之象的审美的气韵生动，特别容易忽略言外之意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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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祭典的形成
后稷为周部族的始祖，近年来出土的楚地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子羔篇》以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文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后稷传说的讨论。生动地体现了后稷传说的多义性。《上博简二·子羔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羔的对话，其中谈到禹、契、后稷的感生传说：“禹之母……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迺（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监（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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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儒家担当观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儒家担当观的形成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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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官与《周易》
我国古代，“史官”作为“信史”的记录者、编著者与守护者，其职守显得神圣而庄严；而《周易》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易第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有几分神秘，甚至有几分荒诞。然而，内涵、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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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意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爱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仁爱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广泛适用性，应大力推广，以应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弊病，维护世界和平。爱是一种真挚的情感，是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任何社会都应把爱作为基本道德、核心价值规范。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不同社会、不同文明形态中，爱的形式与内涵是不一样的。例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之爱，基督教讲博爱，等等。儒家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即爱人如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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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社群主义不是一回事
近些年，将儒家和西方新兴的社群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学界一个较热门的话题。学者们一般认为儒家和社群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方面相近、相似，甚至相同。对此，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欠妥。如果我们进入到思想的内核中就会发现，儒家和社群主义实际上差异极大。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自由主义，但随着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自由主义受到了质疑，其中极具批判性的一个理论思潮是社群主义，其理论的核心是用美德伦理学和共同善政治学代替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权利政治学。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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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新文化
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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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和主义
“灵和”是一个长期被道教界、道教研究者遗忘甚或忽略的术语。而实际上，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灵和”思想，可统称之为道教“灵和主义”。关于道教“灵和主义”的概念意涵，下文拟以道教基本经典《道德经》为中心进行阐释。其一，道教“灵和主义”是一种态度，主张柔和恬淡、清心寡欲。《道德经》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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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之“数”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因此《春秋繁露》中出现了数、大数、天之数、制度之数等范畴。基于此，董子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诠释范式建构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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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间有一条理学家之路
宋鼎南移，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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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嫂的死
短篇小说。作于1933年5月21日，发表于同年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夜哨》，日期未详；后编入《跋涉》。署名悄吟。这是一个反映中国农村佃农阶级的悲惨生活的小说。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逼疯、烧死，她也因为被地主踢了一脚，于产后死去，家里剩下一个领养的九岁的女孩小环，结果仍然是一个孤儿。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在揭露地主的罪恶时，不写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是着重在人性方面，刻画其凶残的面目；二、“妇人们的集团”，既有同情王阿嫂的时候，也有充当看客的时候，但是，对于地主的本质始终缺乏认识。
许东雷诗存
一卷，诗集，民国许家惺著，王义胜笺注。许家惺，字默斋，号东雷。上虞人，清同治癸酉年（一八七三）生，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殁。其祖父许正绶为清道光九年进士，先后任湖州府学教授二十馀年，有重桂堂集光绪刻本传世，惜今日在民间已成绝版，万难觅得。在书香门第之熏陶下，家惺公幼承家学，自是媕雅善诗文。然四次乡试落第，既是打击，亦不啻是觉醒之初萌。此后，便绝意科举，毕生从事自谓之「佣笔」事。即前后任新闻报，中外日报之编撰及主笔。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1917—1921）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以一百三十余万字的篇幅，生动地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三十三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刻画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处处都是活生生的历史，处处都有饶有趣味、发人深思的话题。这或许正是民国史的魅力所在，它不是教科书上已经定义好了的历史，而是就发生在民族生活的昨天的故事，动荡而令人充满惊奇。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
两朝纲目备要
《两朝纲目备要》16卷，作者佚名。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史籍，起自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迄止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共记两朝35年间事。南宋另有一部不知作者的《中兴两朝纲备要》18卷，记高宗、孝宗两朝事，而这部《两朝纲目备要》原名本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即续《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只因《永乐大典》所收此书没有“续编”2字，《四库全书》又是从《大典》中辑出来的本子，所以也不称“续编”，于是《四库全书》著录的这个书名以后就成了通称，其原名渐不为人所知。这两部佚名的《纲目备要》，其体例、格式、史笔以至最初的板刻都一致无二，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由于宋人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著作较多，所以《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就远不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受人重视。此书虽不知作者，但为宋人所撰则无疑，书中凡遇“昀”字就注为“御名”(宋理宗名赵昀)，第12卷嘉定三年五月附记理宗朝追赠朱熹官职，下及淳祐元年(1241)，据此可知其书大略作于理宗后期。作者当时尚能看到宋朝实录、国史，因此书中所记大多可信，虽然内容较为简略，但仍可补《宋史》之不足。此书还间杂议论，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评议，一部分取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库提要》称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
毛诗正义
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
莲华金刚藏圣者吴公润江上师讲述，1960年十二月上旬，美国旧金山大埠正善佛道研究会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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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
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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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人。幼年丧父，母教极严，家境贫困。长大后，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是孔
房玄龄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彦谦仕隋为刺史。玄龄幼聪敏、贯通典籍，善属文。开皇中，天下统一，人皆以为隋朝国运长久，玄龄则以为隋帝失政，亡迹已现。年十八举进士，授羽骑校，补隰城尉。李渊起兵
公羊高
公羊高，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先驱者。以治《春秋》闻名于世。旧题《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为其所作。据唐代徐彦《公羊传疏》说：“戴宏《序》云："子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