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牟宗三论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   

    在现代中国的学术舞台上,面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东渐,宗教问题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他说:“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若想以自己的生命承当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对于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这不是炫博、作学究,乃是文化生命的承当问题。”[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在他看来,宗教不仅是文化

  • 《离骚》的物哀意识略析   

    ——《离骚》之艺术特征新探《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叙事诗。它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理想与现实纠集的缩影,反映出诗人对国家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但壮志不得以施展的抑郁心情。《离骚》是作者的政治理想,生命激情和悲悯意识所熔铸成的具有强烈审美意蕴的宏伟诗篇。然而,在诗中给人以最大审美感受的是渗透在诗歌中的物哀思想。司马迁谈《离骚》时曾说:“余读《离骚》……,悲其志”,

  • 李商隐诗歌总体风格探析   

    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从远在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难!”[2] 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

  • 清末的反满思潮及其影响   

    清军入关以来,反满一直是贯穿清王朝的一股社会思潮。在中国古代,为了抵御来自外部(自然)的伤害,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族群一直是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映的正是原始的种族主义意识。经过几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意识”逐渐形成,华夏间内外有别的观念深入人心。清王朝因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抵抗。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汉族人民既采取高压铁血政策,又不得不逐步汉化以缓解满汉矛盾,维护国内稳定。鸦片战争之后,反满思潮日

  • 伏羲女娲图腾与民族精神   

    远古时期,人神杂糅,神话传说充斥于世界。然而某些传说中虽然掺杂着神话,但是它与单纯的神话有着根本的区别;因其系口耳相传,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却包含了一定真实历史的痕迹。伏羲女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并受到崇祀。有关他们的传说,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毕竟这段历史太遥远,史书中对此的记载极其匮乏;传说来源的途径也很多,让人扑朔迷离。汉墓绘画中却出现了大量的伏羲女娲图像,为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个传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有人认为他们是人,有人说是神;有人推想该传说起源于北方,有人认为源自南方。然而传说的产生,不过是古人借助使

  • 元末韩法师起义与白莲教史实考略   

    韩法师,是元末早期(1336年八月十五日)白莲教(也含明教)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更早的元末农民起义,只有元泰定二年(1325)河南赵丑斯、郭菩萨起义。关于韩法师生平、事迹等,文献记载极少。二十四史《元史·顺帝纪》仅载至元三年(1337)夏四月辛卯(农历四月二十一日)“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五月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命四川省参知政事举理等捕反贼韩法师”寥寥数语。另民国《巴县志》载韩法师ldqu

  • 究竟什么是红学   

    红学之繁荣昌盛,貌似已超乎各显学之上,盖四野之内,达官显贵,雅士文人,乃至懵懂村童、走卒健夫,莫不以谈红为趣。然而红学思想却越来越混沌,目今对于《红楼梦》的理解益发莫衷一是,百家百言,见仁见智,人人解的都对,人人解的又都不对,学界甚至失却了研究目标和研究方向。这不应该是红学本应有的状况。红学思想混沌的一个根源在于人们对于“红学”这一概念、本旨以及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的理解是非常混沌的。举凡讨论事物,须首先以“名辩”思想对相应的概念准确界定,正名实,方能别同异、

  • 高拱思想与改革论纲   

    高拱(1513-1578)是明代嘉、隆、万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于隆庆后期执政期间,针对明王朝内外交困、陋弊山积的局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振兴朝政的改革,在吏治、边政、赋税、漕运等方面都卓有建树,开启了隆(庆)万(历)大改革的先河。在学术上,他针对宋明理学虚伪迂腐、空疏误国的流弊展开全面深入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他的哲学思想,为推动明代实学思潮的勃兴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拱是20世纪40年代新发现的历史人物。1946年,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连

  • 简析陶渊明诗文中的鸟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依赖于物象而存在,物象经过两方面的加工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这两方面即:“一方面,物象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物象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1]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写到鸟,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桂冠的渊明对鸟情有独钟,渊明不仅以鸟自况,更以鸟言志述怀抒情喻理。鸟这一大自然的寻常生命经过渊明的观察与创造,形成意趣各异蕴藉丰厚的意象集

  • 北宋中期的儒门分歧——文史之争   

    北宋中期,儒学借古文运动而得以复兴,其中的代表人物从政治上分为两派:即旧党和新党。但他们在对待史学和文学的态度上却划分的不是那么明显,而反倒彼此有重合之处。其中新党反对史学和文辞之学,旧党中则有尊史而反文的,如朔学司马光一派,尚文史的如蜀学三苏一派,以及反对文史之学的,如洛学一派。洛学之反文史,朔学之反对文辞之学,与政治上敌对的新党持相近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对待文学和史学的态度成为区分各新兴儒学学派的重要特征。而从这种重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北宋中期学术争斗的真实情况远较其表面层次复杂。一、史学之尊贬北宋古

  • 心焦如焚——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李贽的焦虑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可能使个体不恰当地使用防御机制,导致神经症状。而神经症状对于饱读诗书、思维活跃的文人来讲,又更多地体现为怪诞的思想和行为。说到思想行为怪诞,莫不以晚明因异端而著称的李贽为典型:自小所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却常常抨击孔孟之道,甚至在《焚书·论证篇》中讥讽后儒“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贽身为儒者,却立下要求施行伊斯兰葬礼的遗嘱;内心并不笃信佛教,却又抛妻弃子,落发为僧;既已做了和尚,却偏偏不守佛家清规戒律,收女弟子,在佛堂上

  • 儒家音乐思想理论《乐记》的美学读解   

    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历来都受到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对对社会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大家之作,原理之作的解读,已经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运作的重要途径了,这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系统总结《乐记》的解构重读,无疑是认识儒家美学思想的有效管道,尼采和德里达都曾认为文本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是其本身极富魅力的方面,没有谁敢说一家之言已全部掌握本文的“真实”世界。希望文章从如下几个角度的解读能给我们以新的启示。一、“音”、“情”、“

  • 浅谈汉学与中国武学   

    前言中华文明历来为世界瞩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其成就的日益辉煌,整个世界正再次掀起一场持续而不断深入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热潮。许嘉璐先生在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演中说:“纵观人类的和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文化的兴盛总是伴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出现的,也总是因其博大的胸怀、清醒的头脑和宏远的眼光而出现的。”汉学研究历经发轫、确立、发展,现已进入全面繁荣并日趋火热的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武学以其特有的魅力亦日益为世人所关注。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武学远远没有像其它中国文

  • 鬼狐之下藏真态 云鬟雾鬓入梦来   

    一、引言古今中外,总有这样一些人,自己过着一文不名的生活,却向无数人传播着精神的财富。他们可谓是无名小辈,因为在达官显贵的名单上,从来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又是真正的大师,因为几乎所有后辈的脑海中,都留有他们思想的印迹。蒲松龄曾这样概括他四十余年的考试生涯:“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蒲松龄《蒙朋赐贺》)他一生执着于考取功名,无奈屡试屡挫,“72岁高龄才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1]”。然而,就是

  • 将孔、释、耶、穆及祖先揖入一堂   

    在西方宗教文化的冲击与对照下,现代新儒家的多数代表性人物对宗教问题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第一代现代新儒家来看,熊十力和梁漱溟不仅对宗教问题兴趣盎然,而且还通过会通儒、佛搭建起自己哲学思想的框架。就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来看,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也对宗教问题有诸多探讨,牟宗三曾提出儒学是“道德宗教”、“人文教”的主张。不过,对照地看,唐君毅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教意识自觉,他不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进行了探讨,而且还明确提出建立新宗教以应对现代化之“物

  • 论女娲神话的流变   

    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形态被创造出来以后,是作为一个确定统一的形态流传千古呢?还是被不断加工和重新书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知的神话,是蛮荒时代的祖先早就编造出来供后人享用呢?还是由后人在不同的意识背景下再造的?只要对中外任何一种神话作考察,答案不言而喻。卡西尔《人论》论及神话时指出:“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而必须努力从它的内在生命力中去把握它,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把握它,总之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1](97)正是从动力学原则出发,女娲神话研究者杨利慧博士

  • 从虚拟物象看《庄子》的美学境界   

    庄周,战国时代宋国蒙人(蒙地乃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史书上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记载很少,仅《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对他有三百来字的记载。庄周的思想,主要见于《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流传于世的西晋郭象注本《庄子》只有三十三篇。通行本《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内篇》有七,乃《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此七者,文气酣畅、浑圆天成,历来认为是庄子亲笔所作;《外篇》十五,乃《

  • 论辩之先秦儒家流程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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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外桃源”:论郁达夫和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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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谏诤风气与文学家谏官的命运   

    从理论上说,唐代君王都重谏,把劝谏与纳谏作为为政之本,无论是开国之秋、大治之际,还是衰变之期、灭亡之时,统治者都将求言纳谏作为安邦图存的良药,因而从唐太宗、唐玄宗一直到唐懿宗、唐僖宗,都发布过劝谏求谏的诏令,“求直言”诏不绝于史,“从谏则圣,共理惟贤”唐德宗:《君臣箴》,《全唐文》卷55。是这些君王为政的共识。然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各人政治素质的差异,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这些有纳谏意识的君王们并不能去奉行其理想的政治,或者说不能真正劝谏纳谏。概

  • 唐代说话话本《庐山远公话》   

    作者佚名。现存敦煌写卷一件,据卷末题记“开宝五年(972)张长继书记”,知为北宋初年抄本。尾稍残,约存一万五千余字,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编号为斯2073。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十五时,于“进旨”以下若干行,编者以笔迹行款与前稍异,未细加考读,便视为一独立文章,遂使整篇拆为两段。前段拟名《惠远外传》,后段拟名《进旨》。编校《敦煌变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已纠其谬,合为一篇,收入卷三,用篇首原题《庐山远公话》。故事讲晋时雁门有兄弟二人,兄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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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代传奇《归元镜》详细介绍   

    《归元镜》,明僧人智达作。写佛教净土宗(也叫“莲宗”)主要人物庐山(慧远)、永明、云栖(莲池)三祖的身世故事和衣钵相传的经过。剧名全称《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故又名《传灯录》。全剧共四十二分(即四十二出)。有乾隆间刊本,又有上海有正书局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另有吴晓铃收藏的《增广归元镜》抄本,长达八十五出。)剧情是:释迦牟尼佛因凡夫不晓佛法而想出一方便法门,令苦海众生执持阿弥陀佛名号七日而心不乱,即可往生极乐国土。舍利弗自愿下凡传此净土法门,宣扬流布弥陀经,巧遇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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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庚于1958年发表了《盛唐气象》一文,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盛唐气象的特质,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了猛烈地批判,这当然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一种极不正常的文学现象,因而那些政治批判性的文章也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林庚的盛唐气象理论在唐诗研究中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林庚的文章是相当精彩的,它既是对盛唐文学的总结性研究,又具有开拓性意义。但是,不可否认,林文关于“盛唐气象”的规定,又的确存在着许多含混而令人疑惑之处。林庚认为:“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气象不只由于它的

  • 百年以来韩偓研究述评   

    韩偓(842ndash;923)字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人。少有诗才,李商隐曾称赞他“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呈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唐昭宗龙纪元年进士,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天复元年因构罪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闻朱全忠杀崔胤、劫昭宗迁都,遂弃官南下,经湖北、湖南、江西最终携家避地入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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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著,全书共分三篇,分别为经子解题、史学与史籍、中国史籍读法。内容涉及论读经之法、论读子之法、史学定义、史籍溯源、史学缘起、史部大略、史家宗旨今夕异同、论搜辑考证、论史事之法、史学演进趋势、读旧史宜注意之点、治古史的特殊方法,等等。三篇内容都是吕思勉先生盛年时期,指导学子学习国学的入门佳作,至今对国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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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匮要略》注本。22卷。元赵良仁(以德)衍义,清周扬俊(禹载)补注。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周氏于《金匮》注本中,尤服膺于赵氏《金匮要略衍义》,赞誉其书“理明学博,意周虑审”。但因未见刊本传世,而周氏所见之传本,又有遗编、缺注等情况,遂予补注。注文较为详明,立论多采喻嘉言之学术见解予以融会,并结合《内经》等典籍多所阐论发挥。由于此书以赵书为蓝本,另增周注,故名“二注”。周氏亦以原《金匮》整理本23~25卷,“俱有方无论”,故遵赵氏原编而未予注释。其学术指导思想,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 “事不师古,其法不立;师古而不师圣人,其理不精。”此论反映了周氏此编具有一定的尊古崇圣思想。现存初刻本及其他多种清刊本、《中国医学大成》本等,建国后有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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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陆粲撰写。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以为是陆粲之子陆廷枝撰,今据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陆粲之甥王禹声《说听跋》称, 《说听》与志怪小说《庚巳编》均为陆粲所作。四卷。今存明万历刻本、 《烟霞小说》本(以上均为四卷)、 《古今说部丛书》本、《说库》本(以上两种均二卷)。与陆粲的另一文言小说《庚巳编》专写神怪不同,本书的重点却在人间,尤其是下层的小知识分子、商贩……三教九流,甚至乞丐等的生活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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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忠后录》,一卷,明末清初祝纯嘏撰。记清初顺治三年(一六四五)江阴贡生黄毓祺孤身起兵抗清,被执后死于南京狱中的经过。黄氏起兵为清初政治史上影响颇巨的大事,牵扯到许多方面(如黄氏起兵时,“钱谦益命其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现据民国印本标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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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为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由孔子的孙子、战国初期的子思所作。《史记·孔子世家》:“子思……尝困于宋……作《中庸》。”《中庸》重点阐发孔子的“中庸”思想。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义;庸,含有平常、常道、用等义。中庸合称首见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东汉郑玄在《礼记·中庸注》中认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庸》要求人们遵循“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处世原则。《中庸》的核心是“诚”,提出了以“诚”为本体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诚”原本指一种完美至善的道德境界,《中庸》从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进行引伸发挥,提出一个人若能达到“至诚”,就会与“天道”合一,就能成为“圣人”。而要达到“至诚”,则必须“尊德性”,“道问学”。即重视保持自身天赋德性,认真学习知识。《中庸》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行为目标。“诚”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庸”(亦称“中道”、“中和”)。认为“中庸”是“天道”在社会关系中的体现,要求“君子”以“中庸”处世,提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作者力图让人们按“中庸”原则行事,以谐调人际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中庸》反对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言行过激,提倡“中和”,也有其合理因素。《中庸》所阐发的观点,对后世的哲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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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赵宋法贤译。大遍照金刚如来在净光天大楼阁中说瑜伽大教王经。即金刚界之秘法也。序品第一,大遍照金刚如来,在净光天大楼阁中,与阿閦等四佛,及菩萨贤圣天龙八部围绕。世尊顾视金刚手菩萨,放光普照,还入佛身。金刚手菩萨请问因缘?世尊入大智变化瑜伽大教王三摩地,从三摩地出已,说瑜伽大教王经。曼拿罗品第二,真言品第三,三摩地品第四,真言大智变化品第五,印相大供养仪品第六,观想菩提心大智品第七,相应方便成就品第八,护摩品第九,嘱累品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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