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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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诗》：“德”与“礼”的双重言说
翻阅有关春秋时代的典籍，各类文本中被反复征引的典籍中，频率最高的是《诗经》。对春秋时代社会经验的记录，最重要的典籍是《左传》和《国语》。从史料看，春秋之时除周王朝外，鲁国和晋国是当时的文化大国。我们不妨以有关晋国的记载为例，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考察一下《诗经》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左传》所载晋国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种场合下引用过《诗经》的有士蔫、韩简、赵成子、郤至、乐丁、士季、郤成子、士会、羊舍职、穆子、魏绛、叔向、赵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见，在这个阶层中，熟悉和运用《诗经》已经变成了最基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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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的经世实学思想刍议
宋明学术空疏，清人崇尚实学。一般以为，顾炎武首开清代实学之端，他振臂一呼，“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对后来学人影响甚大。阮元则以为毛奇龄“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余，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揅经室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因而推毛奇龄为清代实学的开山。实际上，阮元的实学思想，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质实、实事之学（即“学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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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之邦”抑或“礼义之邦”考论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不仅绵延流长，而且博大深厚，从而以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论其底蕴，礼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涵，甚至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特质或表征。钱穆先生认为，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中也强调：“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也……故吾国以礼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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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子自然观念的三重意蕴
自然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其文本中一共有五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河上公对“我自然”的注解是：“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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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君子之学
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这种文明之路的内核是以仁爱为基础的和平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仁者爱人”，“仁者，人也”，一个有仁爱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懂规矩，有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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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成君子人格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叫《君子》，他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子们养成君子人格。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格境界，为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慕，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中国的脊梁，挺立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君子人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君子，最早是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而言。西周时贵族通常说来有教养有德行，凡君子必须要有德，可以说是有位而有德。随着贵族精神的衰败，春秋末期的孔子对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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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业寺碑题记与唐代村落史研究
上世纪40年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论隋唐两朝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和“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的颠覆性论断在唐史学界几乎无人不晓。陈寅恪据以作出这一判断的关键性资料是当时“河北省隆平县”尚存的光业寺碑文。《光业寺碑》记载了唐高祖李渊第四代祖李熙建初陵、第三代祖李天赐启运陵在当时赵郡象城县（后称昭庆县，即民国时期的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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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关键词：激活“形神”
●形神论把文艺看成生命体，这生命体由虚实两部分构成，形的部分为实，可分析仔细，讲得清楚，神的部分为虚，可以意会，难以言传●人生天地间，个体生命与天地大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文艺作品不仅要反映个体生命的生动气韵，也要反映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时代的气运，同时反映比时代更为根本的天地的本质●当今的文艺生产，在以影视产业、视觉文化、大众审美、设计思想为主流的环境中，更容易把关注点放在肉与骨的技术层面上，而对神这一层的关注，也更容易简化为其中较为肤浅的主题思想层，而忽略象内之象的审美的气韵生动，特别容易忽略言外之意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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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祭典的形成
后稷为周部族的始祖，近年来出土的楚地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子羔篇》以及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尊德义》等文章，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后稷传说的讨论。生动地体现了后稷传说的多义性。《上博简二·子羔篇》记载了孔子与学生子羔的对话，其中谈到禹、契、后稷的感生传说：“禹之母……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画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迺（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监（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画于膺，生乃呼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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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儒家担当观
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来很重视担当精神，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较有影响的担当观，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儒家担当观的形成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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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史官与《周易》
我国古代，“史官”作为“信史”的记录者、编著者与守护者，其职守显得神圣而庄严；而《周易》则常被人们视为“卜筮之书”。近代学者兼诗人朱自清就说：“《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易第二》）；《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易》寓于卜筮。”在不少人眼中，作为卜筮之书的《周易》有几分神秘，甚至有几分荒诞。然而，内涵、特点等方面似乎相去甚远的史官与《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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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意义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爱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的仁爱思想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广泛适用性，应大力推广，以应对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弊病，维护世界和平。爱是一种真挚的情感，是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任何社会都应把爱作为基本道德、核心价值规范。爱不是抽象的情感，爱中凝结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不同社会、不同文明形态中，爱的形式与内涵是不一样的。例如，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佛教讲慈悲之爱，基督教讲博爱，等等。儒家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即爱人如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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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社群主义不是一回事
近些年，将儒家和西方新兴的社群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是学界一个较热门的话题。学者们一般认为儒家和社群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方面相近、相似，甚至相同。对此，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欠妥。如果我们进入到思想的内核中就会发现，儒家和社群主义实际上差异极大。众所周知，近代以来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是自由主义，但随着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自由主义受到了质疑，其中极具批判性的一个理论思潮是社群主义，其理论的核心是用美德伦理学和共同善政治学代替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权利政治学。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有三方面：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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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与新文化
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一干人“打拚”一回而以失败告终之后，林纾就基本上以一个“拚此残年以卫道”的挡车螳螂的滑稽形象存在于后人的叙述中。1919年2、3月，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张是林纾在五城中学堂的学生，当时正在北大读书。这两篇作品将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陈独秀）、教授（胡适、钱玄同）挨个丑化一通。当时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大本营，白话文学主张由教授倡导发展到学生普遍参与，学生们主编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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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和主义
“灵和”是一个长期被道教界、道教研究者遗忘甚或忽略的术语。而实际上，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灵和”思想，可统称之为道教“灵和主义”。关于道教“灵和主义”的概念意涵，下文拟以道教基本经典《道德经》为中心进行阐释。其一，道教“灵和主义”是一种态度，主张柔和恬淡、清心寡欲。《道德经》第十六章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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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之“数”
“数”作为哲学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被《周易》《老子》与《荀子》等作品予以理论化。时至秦汉，《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作品对“数”与“数字”也颇为钟情，董仲舒更是将“数”与“数字”大胆地运用到人伦、社会与政治领域，从而赋予其与众不同的哲学意蕴与伦理价值；因此《春秋繁露》中出现了数、大数、天之数、制度之数等范畴。基于此，董子运用以数诠经、以数解人、以数释天、以数统政等诠释范式建构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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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间有一条理学家之路
宋鼎南移，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也随之南迁。孝宗乾道、淳熙之间，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都是中国学术史上坐标式的人物。吕祖谦居于浙东金华，是“浙学”的创建者。张栻初居于严州而后居于长沙，是“湖湘学”的创建者。朱熹居于闽西武夷，是“闽学”创建者。史称张、朱、吕为“东南三贤”。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后起于抚州金溪，是“心学”的创建者。理学家“门庭路径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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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最直接地反映时代要求
在这个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如何看待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各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有一个不好的思维方式，就是片面化和极端化。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思想被看作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被肯定和赞扬，儒家思想则被看作是腐朽落后的，因而被否定和批判。而近些年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都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大力的弘扬，法家思想却被认定为代表封建专制而被贬抑。学术界对儒家和法家的评价完全反转过来，但是或者完全肯定或者完全否定的思想方式并没有改变，而这种思维方式无法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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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猫换太子”传说里藏着的历史秘密
一、“狸猫换太子”传说由来有关北宋仁宗皇帝身世的“狸猫换太子”传说在元杂剧中已略见雏形，由于富有戏剧性，后来便被演绎成为京剧、越剧等多种艺术形式，遂众所周知。近年，又有了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宋奇案狸猫换太子传奇》，更家喻户晓。传说在宋真宗的皇后去世后，刘妃和李妃都怀上身孕，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刘妃串通太监和产婆，在李妃分娩昏迷之际，用一只剥掉皮毛的狸猫换走刚出生的太子。真宗看到狸猫以为李妃产下妖孽，遂怒将李妃打入冷宫。因此刘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刘妃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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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的共同体智慧
关学与洛学同为理学的创建者、奠基者。程颢智慧创新理学的新思维、新观念、新学风、新称谓；张载则阐明理学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导理学为学思辨和笃行的纲领，也是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的宣示。其《西铭》以天地为人类父母及民胞与物与的思想，以及“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为天下确立共同体文化价值，并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孝亲、仁民、爱物的共同体的本根与“太虚即气”的形而上学相融合，构成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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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璁的改革精神
自晚清以来，学界提及明代改革，主要讲的都是张居正改革。事实上，忽略嘉靖革新而仅谈隆庆、万历时期的变革，有明显的局限性。作为明代改革第一臣，张璁与明世宗一道开创了嘉隆万改革，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君臣齐心协力来共同推动变革的模式。要真正认知明代改革的特点，必须正视张璁的改革精神，充分肯定张璁时代变革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张璁，成化十一年（1475年）出生，明代浙江永嘉县（今浙江温州市龙湾区）人，字秉用，号罗峰。嘉靖十年（1531年），因“璁”与朱厚熜之音同，世宗赐改孚敬，赐字茂恭，变罗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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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取赤子心曲——纪念鲁迅
在时间上，我们离鲁迅先生远了，但在心灵上，我们或许更加靠近，相比从前能更平静地去体会他作品的好、体会他作品里的真，更深刻地感受一颗赤子心多么可贵 敬佩鲁迅，敬佩的是他的光辉艺术成就和沉默而坚定的校订、译介之功，更该敬佩的是他不保留的赤诚，不犹豫的“剥脱”；重读鲁迅，读的是中国新文艺进程之初的精华，更读的是身在时代进程中不做无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感今年适逢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与“鲁迅”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们才能强烈地感受到，55年这一段并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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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法家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四个字家喻户晓，这与“民惟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等等儒家之论是一个意思。论述儒家这种思想的文章比比皆是，囿于所见，论述法家“以人为本”的似乎很少。在此我做点简说。法家可分为两大支——晋秦法家和齐法家。这个问题另行讨论。齐法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法儒融合，齐法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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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金门书院
金门古称“浯洲”“仙洲”，简称“浯”，自五代时起即被划为泉州属地，辖于同安县。金门历史上曾有四大书院，先后为建于南宋的燕南书院、元代的金山书院和浯洲书院、清代的浯江书院。其中，至少有两座书院与朱熹有着直接的联系。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年称晦翁，又号考亭先生、云谷老人等，祖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生于福建省尤溪县，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鸿富，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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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桐意象的嬗变
梧桐意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多层次性，在历史长河中曾经历过多次嬗变。特别是孤桐意象，更是经历了由祥瑞、美好到孤独、悲苦再到怀才不遇、清高、孤直、刚毅的嬗变历程。此外，《禹贡》所载“峄阳孤桐”是制作琴瑟的上好材料，作为文学母题，孤桐意象由此延伸到乐声特质领域，由治世之音、清乐之音、怀古之音到呼唤知音、寻求知音再到酬谢知己，进一步丰富了孤桐意象的文学内涵。梧桐自古被视为柔木、嘉木，是祥瑞的象征。《诗经·小雅mid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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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勒思想的确立是受胡塞尔现象学激发而作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此书是与胡塞尔《逻辑研究》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鼎足而立的现象学三大经典之一，实际构成了从《逻辑研究》到《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轨迹。针对康德之形式先天论，舍勒试图论证“情感先天论”，认为情感是个体生活及其伦理行为的基本质料。不同于胡塞尔，舍勒强调，现象学是实事的现象学，走向生活世界、尤其是生活世界的伦理现象。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爱尔兰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的自传体小说。描写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爱尔兰青年从童年到20年后离开爱尔兰的生活片断。斯蒂芬·迪德勒斯在都柏林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环境中渡过童年,长大以后,逐渐认清了民族主义的狭隘和欺骗性,他曾一度迷恋天主教丰富的传统精神,但爱尔兰天主教同样渺少、庸俗。在海边的一瞬间经历使他感悟到艺术追求的博大,只有它才能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和谐,才能使他超脱于周围环境的平庸,他最终选择了远走他乡,追求艺术。主人公生活片断由一个总结构原则联系在一起: 作者只选人那些与他最后走上创作道路有关的因素。小说分为五章,每章都以主人公的胜利而告结束 (受鞭罚后斯蒂芬证明自己无辜; 在妓女怀抱中得到慰藉; 在圣洁,典雅的宗教气氛中的兴奋; 感悟到自己创作才能时的狂喜; 准备动身去法国时的决心)。但每章都是在平常、压抑气氛中开始。第三人称叙述的间接性使一种讽刺和移情作用成为可能。斯蒂芬是小说的绝对中心,其它所有人物都是因在他成长过程中与他相关而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肖像》又是一部心理小说,它表现了主人公心理、精神的发育成长。乔伊斯在小说现实主义基础上,适当地采用了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意识流创作技巧,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乔伊斯又是一位摹仿大师,摹仿在小说中构成了与主题相适应的风格变幻基础,从开始时婴孩的呢喃儿语,到小学生幼稚客观的语言记录,牧师大段布道摹仿纽曼,找到艺术灵感时又采用了培特风格,大学中和朋友们关于美学问题的长篇讨论又摹仿19世纪末自然主义小说的风格。
医寄伏阴论
温病著作。二卷。清·田宗汉撰。刊于1888年。田氏认为时行伏阴有似霍乱而实非霍乱。遂详论此病，辨析伏阴与霍乱之区别，列述其原病、变症、死候、禁令、瘥后等情况，说理明晰，有独到见解，可以启迪后人。书中还摘取《伤寒杂病论》中与伏阴症同属一派的阴病条文作为此类并观，末附舌鉴图25帧。现有初刻本《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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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清孟文瑞辑。四卷。文瑞字荇州,泃阳(今属河北)人。嗜岐黄之术,每遇良方必录而藏之,或家传,或旁搜博采,剂之大小不一,分量轻重不等,但必求其验。历三十余年,按人身不同部位所患病症分类编成此书,其不足者,以谢五堂所藏之《回生集》、《经验集》之方补之。全书约三万余字。成书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取“爱民恤物”者为“有脚阳春”之典,故名。卷一至卷三,分为头、目、咽喉、舌、牙齿等十七部,分列治疗该部疾患之方。卷四,分内、妇、幼、外科随录四部分。共载方约四百八十余首。每部下皆有论述,阐明其生理、病理,言简意赅。次选方剂,其方大多简要,药物易得,切实可用。少则一、二味,多则数十味。纲目清楚,查阅方便,为救急便用之书。可供临症参考。有道光二十六年潞河谢金声刊本,光绪十六年(1890)善成堂刊本,《珍本医书集成》本。
诸法勇王经
刘宋罽宾国沙门昙摩蜜多译，佛在竹林，有新出家比丘问毕报施恩事？佛以入僧数，修僧业，得僧善利，三法答之。次问发大乘心而出家者，具三法否？佛言，不在三法。比丘三致疑问。佛三止之。次放白毫相光照大千界，集诸大众。舍利弗复致三请，佛为说阿耨达池喻，广显发心功德。谓无人能报恩者，唯除漏尽，及发大心耳。次较持经功德，及为发心者说性空法。魔军落地，佛亦敕其持经。
中本起经
凡二卷。东汉昙果、康孟详合译（一说康孟详译）。收于大正藏第四册。记述释迦成道后教化之事迹。计有转法轮品、现变品、化迦叶品、度瓶沙王品、舍利弗大目揵连来学品、还至父国品、须达品、本起该容品、瞿昙弥来作比丘尼品、度波斯匿王品、自爱品、大迦叶始来品、度奈女品、尼揵问疑品、佛食马麦品等十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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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574年—648年）唐代经学家。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孔颖达博通儒家经典，与北魏名儒刘焯同学，在北朝以教授为业。隋炀帝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入唐，秦王李世民引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擢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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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儒家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广川(今河北景县)人。幼年好学不倦，勤读儒学，中年收徒讲学，开始了教学生涯。读书专攻《春秋公羊传》，为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有“汉代孔子”之称。汉武帝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成)人。十岁时，随父司马谈到长安，开始研读古代文献，并就学于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自长安出发，历经长江、湘江、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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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一说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前551年9月28日)出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其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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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78年—139年），东汉著名辞赋家、文学家、科学家。《后汉书》有传。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今河南南阳县)人。少时即善属文,西游三辅,作《温泉赋》;东入洛阳,观太学,问学于经学大师贾逵,遂通《五经》、六艺。永元(89—1
余象斗
余象斗（约1560 -1637) 名文台，字象斗，号仰止子、仰止山人、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别名世腾、象乌、宗下、云登父、子高父等福建建阳人，明末著名书坊主、小说家。他生逢明末建阳刻书鼎盛时期，仅余氏一族就有三十余家书坊，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