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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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今注今译
《作者：王云五》本丛书由出版大家王云五先生主编，严选国学经史子集各部中的名家名典，力邀一批学风严谨、学术缜密的文化名家（如南怀瑾、毛子水、杨亮功等）进行注、译、释，博采历代注本，旁搜学界新知，是国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珍品，出版至今再版二十余次，深得学界赞誉。本书以屈万里著《尚书释义》为蓝本，力求在信达雅的前提下更加简洁明了、通俗易懂，适于大众读者和青少年学生阅读。屈万里先生的“尚书学”著作有三种：《尚书集释》《尚书异文汇录》《尚书今注今译》。《尚书今注今译》是其中较浅显的一种，是作者为“仅欲于此书略知大意之青年”而作，著译伏生所传之二十九篇，仿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注文力求精当，释文力求简明，初学者读了此书可略窥《尚书》之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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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榖梁传注
《作者：柯劭忞》十五卷。 民国柯劭榖(1850—1933)撰。柯劭榖字凤孙,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元史》学家。光绪丙戌(1866)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侍读,国子监司业,湖南学政,贵州提学使,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山东宣慰使等。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总纂,编《清史稿》。1925年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长,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撰有《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等等。柯劭榖认为 《榖梁传》一家之学, 师说湮没已久。 范宁《春秋榖梁传集解》不严守家法,多袭取何休、杜预的观点;清代学者钟文烝《春秋榖梁经传补注》又泛取唐宋以后各家之说,破坏传义。于是他搜集刘向、郑玄的有关遗文,以唐徐彦 《春秋公羊疏》所引宋君 《春秋注》所谓“九旨”作为《榖梁传》的义例。这“九旨”是: 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天王,五曰天子,六曰王, 七曰讥,八曰贬, 九曰绝。 柯劭榖以这 “九旨”作为《春秋榖梁传注》全书的纲领。他对前人之说有所订正,注解时注重对传文、事实的前后互证、彼此互证,并偶尔借《榖梁传》抒发对时局的见解。该书对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民国十六年(1927)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排印本 (收入 《柯劭忞先生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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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
《作者：李季》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10月再版。本书系作者自传《我的生平》一书部分章节的单行本。作者曾以论文形式在杂志上发表此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后来神州国光社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在书中作者主要对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的实验主义方法作了批判。并对胡著中的某些论断诸如春秋战国的时代性及其产业发展的情形，中国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及其思潮，诸于哲学勃兴的原因，老子、扬朱、庄子、孟子、苟子、墨子、别墨、法家、及前三世的哲学思潮的理解和评价、古代哲学中绝的原因等问题，均提出了不同看法。书前有著者自序；再版时改名为《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全书分为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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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主义
《作者：胡适》胡适著。原载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期,收入《胡适文存》卷四。认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个人主义的精华。“易卜生主义”就是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把这种人生观称之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只有自己成器,才能有益于社会;只有铸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特立独行,敢向恶势力作战。他后来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仍对易卜生主义给予很高评价,号召青少年培养18、19世纪易卜生主义的人生观,他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于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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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观
《作者：罗家伦》罗家伦著,1942年在重庆出版,到1944年,在重庆、上海等由商务印书馆承印,和在天津、青岛翻版共27版,影响极大。1960年9月在台北出版,1989年11月又由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2万字。全书共分十六讲,作者并未照传统写法分门别类论列人生各部分,而是把中国民族思想和生命中缺少或贫乏的部分,特别提出来探讨、发挥而自成一体。作者认为,建立新人生观,就是建立新的人生哲学,它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观察、生命价值的探讨。随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动摇,重估生命价值,以建立新的人生哲学便是非常必要了。新人生哲学与旧人生哲学不同,它不是专讲“应该”,而是要讲“不行”;不是专恃权威或传统,而是要以理智来审察现代的要求和生存的条件;它不讲“明心见性”,更不涉善恶之论,而是主张整个人生及其性格与风度的养成,从知识中探讨生命的奥秘,并从经验与习惯中培养理想的生活;它不把行为的标准建立在冥思幻想上,同时也不把它建立在冲动欲望上,而要从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和文化里,寻出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以决定个人所应养成的性格与风度。依据上述态度,应建立三种新的人生观:即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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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平议
《作者：易白沙》 易白沙著。发表于1916年2月《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1916年9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文章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学理分析,揭示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尊孔、祭孔、垄断天下之思想,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实大悖于孔子之精神。作者认为,儒学是春秋季世显学。孔子作为儒学之创始人,“主张君权于七十二诸侯,复非世卿,倡均富,扫清阶级制度之弊,为平民所喜悦。”但孔子之学只是儒家一家之学,“不过九家之一”。而各家学说,各有偏颇,故孔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然这于古于今都是不现实的。作者指出,从汉武帝起,身处闭户时代的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以后历代统治者皆傀儡孔子,“国人惟冥行于滑稽尊孔之彀中,八股试帖,俨然衣钵,久而久之,遂成习惯”。然而“典礼愈隆,表扬愈烈,国家之风俗人心学问愈见退落”。认为孔子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是由于孔学自身有弊害。即:“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孔子但重做官,不重谋食,易入民贼牢笼”。因此,成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该文是《新青年》上第一篇公开指名向孔子挑战的文章,因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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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
《作者：王国维》王国维著。王国维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建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对于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介绍，提出了他自己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追求真理的学问。同时他还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做出了分析，并试图西方哲学的范式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料，对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王国维认为理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理即“理由”:就自然界说，一切事物必有所以存在之故，即理由;就人的知识说，一切命题必有其论据、亦即理由，所以充足理由律为“世界普遍之法则”与“知力普遍之形式”。狭义的理即“理性”，就是“吾人构造概念及定概念间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王国维根据康德、叔本华的观点，以为理由、理性都是“主观上之物”，并无客观的意义。但是“朱子之所谓理与希腊斯多噶派之所谓理，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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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墨
《作者：易白沙》哲学论文。近代易白沙撰。刊于《新青年》1915年至1916年第1卷第2、5号、第2卷第1号。作者通过对周秦诸子各家比较,认为唯有墨子“差可益于国人”,企图“扬此绝学”,使“志士仁人,起而行之”。在“墨学之起源”一章,全面考察古代典籍中关于墨学起源的各种说法,如官守说、史家说、儒家说、道家说、大禹说等。作者认为“诸说涂辙虽异,归宿则同”,它说明墨家学说的“广大无涯,取精用宏,非一朝一夕突然创立者也”。在“墨子历史”一章,对墨子之姓名、国籍、时代、遗事进行了全面探讨。作者对《史记》关于墨子生平事迹介绍不详深感遗憾:“惟附数语于《孟子荀卿列传》,且不能定其时代。墨子为周季一大宗派,纪载如此简略,此史公之疏也。”推崇清人孙诒让《墨子闲诂》,认为它“考订精审,为诸说所不逮”。在“墨经”一章,认为:“《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逻辑,为全书之纲要,《墨经》之名,所以立也。”对于《墨子》一书与六经之关系,作者指出:“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所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此外,对《墨经》中一些文字也进行了训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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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
《作者：牟宗三》牟宗三主讲,林清臣记录,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3月出版,225页。 这些讲辞是作者1980年在台湾大学继《中国哲学十九讲》后而续讲的,经笔录者联贯整理后先发表于东海大学《中国文化月刊》,后复转载于《鹅湖》杂志。 这些讲辞多为在比较中讲述中西哲学,其大致内容是:第一讲,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哲学真理之普遍性与特殊性。第二讲,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重点在“自然”。第三讲,西方哲学的传统:柏拉图传统,莱布尼兹、罗素传统以及康德传统。从莱布尼兹、罗素传统说起——莱布尼茨思想之下委与上提。第四讲,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此对反于“经验的观念论”与“超越的实在论”;由经验的实在论融摄知识范围内一切实在论的思想,由超越的观念论融摄一切关于智思界者的思想。第五讲,康德的经验意义的二元论与罗素的中立一元论:超越意义的二元论不能成立。第六讲,经验的实在论开感触界,超越的观念论开智思界:中西哲学对此两界之或轻或重,或消积或积极。第七讲,一心开二门: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是积极的,对于感触界是消极的(就成立知识言);西方哲学则反是。第八讲,只康德的经验的实在论与超越的观念论所开的两界可以与中国哲学会通:进一步讲经验的实在论如何使主观的表象涉及对象而可以客观化。第九讲,使主观表象客观化的是发自知性主体之形式,犹若“立于礼”。第十讲,未决定的对象与决定了的对象。第十一讲,范畴之发现:知性之听性格与存有论的性格。第十二讲,范畴之形而上的推证与超越的推证。第十三讲,“知性为自然立法”之意义:此是否主观主义?第十四讲,现象与物自身超越的区分,感触直觉与智的直觉之对比以及直觉的知性与辩解的知性之对比,中国哲学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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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生哲学
《作者：方东美》方东美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 该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原系作者抗日战争前通过中华民国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青年所作的广播稿。当时曾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汇集成册出版。赴台后,先知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一部分即根据先知出版社1978年第5版编印。第二部分是作者英文原著《中国人的人生观》(The Chinese Viewof Life)的中译本(译者为冯沪祥)。除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外,两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 该书的宗旨是向人们展示中国先哲的智慧,特别是中国人的“心态”。所谓“中国心态”扼要来说,就是“深体广大和谐之道,因而了悟世上所有人类与一切生命都能浩然同流,共同享受和平与福祉”,其根本要旨便是“体会到不论是人或宇宙,都足以生生不息,创进不已”。围绕这个中心,作者阐述了中国先哲的宇宙观、人性论、生命精神、道德观念、艺术理想和政治思想。第二部分还特辟一章阐述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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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作者：梁实秋》梁实秋著。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梁实秋一生讲究雅量，喜怒忧惧不形于色，任情不随于俗，不拘礼法，任性不羁，始终追求一种优雅从容的风度。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人生趣味，对他人概不艳羡，亦不模仿；他总是以“有趣”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即便面对令人不快的事情，他也做着愉快的文章，令人易生亲切、有趣之感。 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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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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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原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明本《海刚峰居官公案》署“晋人义斋李春芳编次”，故此书伪托其名。六十回。内容不同于明本公案小说，是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为举子时寄寓张老儿豆腐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帮他对付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巡查各省钱粮之名，到处索贿受贿的行为。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责打他四十大板，惩治了这个专权肆横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访得大土豪严嵩干儿子刘东雄，劣迹昭著，予以正法。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事迹与史实却大相径庭。小说突出了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但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语言也较粗疏驳杂。有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近有198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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