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元成哀平
《元帝纪·赞》云：“少而好儒，及即位，微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牵制文義，侵游不断，孝宣之業衰焉。然宽弘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占之風烈。”宣帝亦謂：“亂我家者，必太子也。”論史者率謂元帝以下爲漢之衰世。自漢室一家興衰論之，元、成以後誠衰世，若自民族歷史觀之，元、成以降之政治，其福利生民，未必不逾於漢初。西漢未年之朝政雖有轉移，而所以治民者皆承昭。宜以来之政治，所謂承平之世也。故西漠之亡，其祸不起於民間，而起於朝廷。《食货志》謂百姓皆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地理志》謂訖於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漢代人口之滋長，當以宜帝以後爲盛，流民道既爲常時要政，復少兵革之事，人民得安居樂業，而後户口得以滋，平帝元始爲漢代人口極盛時代，班氏於《成帝纪·赞》亦謂遭世承平。惜史家於一姓之盛衰，後世論史者遂以哀世日之，此不可不辨。元、成、哀、平之政治，有四事可言：一日外戚佞幸之竊位，二曰儒生政治之成功，三日多虚文而鲜實效，四日承宣帝以来之惠政
宣帝之世，外戚即以得势，以宣帝在民間依許廣漠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即位之後，許、史遂貴，宣帝之明察而重外戚，報恩也。外戚不必皆不肖，亦视人主用之何如。元帝以下遂以外戚秉政爲常，終成王莽之篡。《王商史丹傅喜傅·赞》云：“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穿贵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喊贵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刚毅節，以曼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厚重，位至三公，丹之輔導副主，掩思揭美，傅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闥，入队內，推至誠，犯顏色，動悟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終獲忠真之报。傅喜守節不倾，亦蒙後凋之赏。哀、平際會，褐福遠哉。”宣、元以來之外戚與政治關係之密如此。宣帝以許延壽代韓增爲大司馬中騎将軍，《外戚傅》其辅政，蓋尊官而無常職，與韓增同，武帝時之大司馬大将軍、大可馬票骑将軍，皆此類也。宣帝以太子仁柔，欲太子，以少依許氏，俱起微賤，故得不顺，太子即位，是爲元帝。《蕭望之傅》云：“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履者，引外侍中樂陵①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骑将軍，望之爲前将軍光禄動，堪爲光禄大夫，皆受道詔輔政，领尚書事。”（《周堪傳》亦谓與望之同领尚書事。）《匡衡傅》则謂望之爲副，蓋與张安世之副霍光相同，親賢並用，未营專任外戚也。望之名儒，有師傅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请通論》謂萧、周懸朝廷之禄位，引躁進喜事之人爲朋黨。）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霍光领尚害事，政自己出，光薨，霍山自领尚書事，宜帝遂去副封，不關尚害，而集楼於中害，宣帝以来中害爲政事之本，任用弘恭、石顯爲令僕，既復以史高、董周领尚書，中書遂與尚書爭權。史高與望之有隙，乃附於石题，萧周遂败。成帝爲太子時颇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爱幸，有奪嫡之势，王商，史丹擁佐太子颇有力焉。史丹，史高之子；王商，宣帝母家也。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母舅王暴爲大司馬大将軍领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户，庶弟潭等皆赐爵内侯，河平二年悉封舅潭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红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成帝感王商、史丹舊恩，徙商爲左將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關内侯。宣帝憐元帝早失母幾霍氏所害，於是選後宫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好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后父奉光爲印成侯，元帝即位，王婕好爲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爲安平侯，成帝即位爲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骏爲關內侯，食邑千户。王氏列侯二人，關内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此一族矣，合工商、王爲三王焉。成帝②時王一族之權最大。工商爲人多質有威重，以敬敦厚著稱。成帝即位，素敬重商，代匡衡爲丞相，天子素尊任之，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将軍王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知之，亦疏商，陰使人上書言商門事，史丹亦附王鳳倾王商，商免相三日發病血死，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訟商忠直無罪，言權蔽主，竟以法誅章。史丹爲人足知，愷弟爱人，貌若儻不備，然其心謹密，故得不爲王厚所害。王既以大司馬大将軍领尚書事，以元舅之尊倾石顯，故成帝建始四年卒中書宦官，置尚書员五人，中書遂不復见於漢世。张禹以成帝師傅拜爲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書事。是時王鳳爲大将軍颛政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經學，敬重師傅，故張禹與鳳並领尚書。禹内不自安，欲避不能得，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鸿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酒聽許。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触地震尤数，吏民多上疏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数見，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审至禹第，辟左右親周禹以天曼，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
①编按：“陵”字原作“平”，今正
②编按：“帝”字原作“王”，今正
禹自见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则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曼之異，深速難見，故型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舆天道，自子赣之屬不得，何况淺見鄙儒之所見！陛下宜修政事以善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断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莽相繼執政也。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王氏之势，张禹成之，此朱雪欲得尚方劍斷其頭也。孝成趙皇后本長安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酒收養之，及壯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脱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好。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於長爲侍中，数往来傅語，得太后指，上乃封婕妤父爲咸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好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定陽侯。皇后既立，後寓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道上所幸超昭儀及帝舅票骑將甲曲陽侯王根，昭儀及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结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成帝亦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鸿持節微定陶王立爲皇太子，明年成帝暴崩，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太子即位，是爲哀帝。尊立趙皇后爲皇太后，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追尊傅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后父晏爲孔鄉侯，丁、傅二家於是盛矣。哀帝即位，太后韶王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哀帝少而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慢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将秉政，天下幅湊自效。根行食邪，臧累距萬，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户青瑣；遊觀射，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宫，水衡共张，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壤亂制度。案①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服，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恩，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根就國，况免爲庶人，歸故郡。建平二年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②后”，恭皇后曰“帝太后”，從朱博議曰。董賢，字聖卿，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得幸於哀帝，遷光禄大夫，賢爱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日開赏賜鉅萬，贵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寢偏藉上。
①编按：“案”字原黑，今增補。
②编按：“帝太太后”，原作“帝太后”，今正。
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断袭而起，其恩爱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爲贤起大第北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绨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赐，上欲侯贤而未有缘。會待詔孫、息夫躬等告束平工雲后謁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爲因賢告束平事者，通以其功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方陽侯，食邑各千户。顷之，復益封賢二千户，丞相王嘉以董賢故下獄死。先是，傅皇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辅政，以失皇太后指免官，以帝舅丁明代爲大司馬，颇害贤、寵，上遂免明，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三，雖爲三公，常给事中，领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寵在丁傅之右。哀帝崩，（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使召王莽，罷大司馬董贤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领尚書事，贬皇太后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宫，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宫，皆令自殺。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立中山王爲帝，是爲平帝，元帝庶孫而中山孝王子也。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其後遂由居攝而受禪。此元帝以来朝政之轉移在於外戚佞幸之手也。
漢初以軍吏執政，贾、之周並抑在下位，博士以通古今、備顧周而已。自武帝時始用儒生爲大臣，元、成以後，儒生執政，遂爲常事。《匡张孔馬傳·赞》云；“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野、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常，馬宫及常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官吏所奉行者，時王之法制，儒生所服膺者，先聖之訓言，本爲二事，卒得通經服官者，蓋自漢初諸儒以儒術攻擊秦人之法家政治，武帝崇儒，經學遂爲政治之標準，於是通經可以致用。《张湯傅》言是時上方嚮文學，（廣義之文學。）湯決大狱，欲博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他如终軍之徐偃，不疑之收太子，皆以經義断事，霍光謂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可以當時人心之所矣。儒家之政治思想原爲賢人政治，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無貧富貴賤階级，君師合一，偷理政治不分。及秦人一统，不用儒術，漢人承之，大同思想不合於時，於是與君主平分政教，儒者所持惟是教统，其於政治僅有調節之功用，不能盡如理想。漢元帝以後爲儒家政治極盛時代，其要義在於明天子之性質。谷永上疏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貢禹上疏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娱樂而已也。”立君以爲民之意，爲儒者之根本理論，故儒者於政治不能盡展其抱负，於節制君主之淫威，實爲有效。（明天下非一家之天下，故言禪讓，言革命，其结果爲王莽之篡漢。）儒者所以節制君主有二道，一爲犯顏直諫，一爲以災異評時政。《薛廣德傳》云：“廣德爲人温雅有醒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時，禮畢，因留射。廣德上疏曰：‘竊見圆束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宫，思與百姓同曼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常乘舆中免冠顿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翰。陛下不得人廟矣！上不脱。”他如夏侯勝之斥詔書，朱雲之犯帝颜，皆爲諫爭之美談，若此類者爲秦人法家政治所許乎？自漢以後，諫議遂成制度，與經筵保傅同爲論導人主之善法，後人習見，忽焉不察，遂昧其爲漠代儒學對政治之貢獻也。災異學說，原出於墨子《明鬼篇》，漢儒借天道以恐時君，其所謂天與墨子言天相同，故亦盛言災異，其施之政治者，文帝求言詔，與武帝賢良策固言天人感應，已其端。宣帝詔書始言多災異，而其大盛则在元帝以後。元帝初元元年韶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翠，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陰陽學說累見於奏疏詔令，日食策免三公，災異罷免郡守。趙翼論之曰：“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於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天，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则氧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也。”李尋謂：‘日食其度，晻味無光，陰雲邪氣在日出時者爲牽於女，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爲妻妾役使所营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微薦臻。’其傅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之所以做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诫，改則福消，不改則咎。”是皆援天道以證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翟方進言，遂出臣張放於外，赐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鲍宣言召用彭宣、何武、孔光，而罷孫、息夫躬等。災異學説在元帝以後對政治係之大，誠如趙翼所云：“其學説之本身可以不論，其作用则不可忽也。”（異之，大抵傅會《春秋》《洪範》《齊诗》，《眭雨夏侯京翼李傳·赞》云：“幽赞神明，通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精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舆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漠興，推陰陽言贝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睡孟、夏侯勝，元成则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则李尋、田终術，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谊，依託象数，或不免乎‘億则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孟诛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
自董仲舒而後，儒家即無大思想家出现，《鹽鐵論》所代表者爲昭，宣時代思想，儒學雖未增高，乃日入於普及，迂腐之論亦日出，仲舒以前儒者言改制，以後则言復古，此其大較矣。《禮樂志》云：“至宣帝時，琅玡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断狱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旨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整，各取一切，是以詐萌生，刑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寝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一世之民，踏之仁壽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纳其言，吉以病去。”《貢禹傳》云：“元帝初即位，微禹爲諫大夫，数虚已周以政事。足時年歲不登，那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道八匹，而不调，木摩而不刻，車舆器物皆不文，苑而不過数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職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宫女不過十餘，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無文金银之飾。後世爭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仿效，衣服履绔刀剑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眾人不能别異，甚非所宜。’”錢賓四先生《劉向歆父子年》云：“蓋王吉，百禹皆主興復古禮以幾太平，宣帝不能用吉而元帝惠信禹，遂開晚漠復古一派，其風實始於王、貢。”《章賢傅·赞》云：“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绝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制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毁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纷纷不定。’”而此數者皆復古風氣下之事，吾所謂多虚文而鲜實效者也
班氏謂元帝颇改宣帝之政，實則其所纷更，皆是虚文，至於理民之政，固未異於宣帝，特其人仁柔不能御下，致成外或佞幸之政治耳。元帝以初元元年以三、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固可省者振救贫民，费不滿千錢者，赋贷種食，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周耆老鳏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圆池屬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令諸宫館希御幸者勿治膳，太僕减食馬，水衡减肉食。二年詔罷黄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固宜春下苑少府外池嚴池田假與貧民，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赋，赦天下有可蠲除减省以便萬姓者，修奏，毋有所諱，韶吏虚倉、開府振救，赐寒者衣。三年器甘泉建章宫令就農，百官各省费五年令太官毋日殺，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馬無乏正事而已。角抵，上林宫館希御幸者，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永光元年韶無田者皆假之，贷種食如贫民。成帝建始元年上林宫館希御幸者，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毋收田租。二年减天下赋錢算四十，羅六技巧官，减乘舆廄馬。河平四年諸租赋所振贷勿收，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河之郡，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其爲水所流，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给葬理，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他郡國，所在冗食之，謹遇文理，無令失職。鸿嘉元年通贷未人者勿收。四年韶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不滿三萬，勿出租赋，通贷未人皆勿收，流民欲入者，輒籍内。哀帝即位詔曰：“齊三服官，諸官織绮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输，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马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酒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殺人民，败壞舍，赐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赋。”建平元年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赋贫民。元帝元始元年罷明光宫及三輔驰道，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沐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别計其租人以赡貧民。二年郡國大早蝗，青州民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默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税。民疾疫者，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市社里，募徙贫民，縣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以居贫民。凡此惠民之政，無非损上益下，非儒家思想之效乎？若哀帝時之限田宅奴婢，除任子令，元帝時之增弟子員，成帝時之求遗書校經籍，则係社會文化者尤大，故從民族歴史言，元、成以後自優於文、景，自儒家學術言，元、成以後更爲儒學之普及時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