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 中华典藏网

国学知识

建安风骨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这一时代的作家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
“春秋”“战国”的名称从何而来？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476年这三百六十几年诸侯的力量逐渐强大，周天子已经徒有虚名，无力控制各诸侯了。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襄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
三曹 ——文坛领袖，文风各异

汉魏时期，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的并称。因他们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居于建安文学的领袖地位。三曹都生活于汉末动乱年代，不同程度参与了频繁、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等现实主义传统。但由于他们的经历等的差别，文学的成就的不同，风格也有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评论到：“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毫，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曹操是开时代风气的带头人
平王东迁——周宗既灭，靡所止戾

镐京陷落、幽王被杀后，原来被废的太子宜臼，在外祖父申侯及部分诸侯的支持下，终于登上了国王宝座。他就是周平王。当时镐京经历战火的洗劫，宫室残破，王畿荒芜，一时不易恢复，加上犬戎仍散居镐京附近，对周室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平王只好在晋、郑、卫、秦等诸侯拥卫下，将首都迁至东都洛邑。因洛邑在镐京的东面，所以历史上把此后的周朝称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以别于从前定都镐京的西周。另一说，周幽王晚年为宠褒姒而立伯服为王，又将太子宜臼废替。宜臼奔西申，被申、许、鲁等国诸侯拥立，称“天王r
建安七子 ——雅好慷慨，梗概多气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
骊山之祸——烽火戏诸侯，一笑失天下

中国西周末代君主周幽王在位时，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地震、旱灾屡次发生。幽王变本加厉地加重剥削，任用贪财好利善于逢迎的虢石父主持朝政，引起国人怨愤。又听信宠妃褒姒的谗言，废掉王后申后及太子宜臼（申后之子），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申后与宜臼逃回申国。周幽王为博取褒姒一笑，出重金下令群臣献计。有个叫虢石父的献上烽火戏诸侯的计策。大臣郑伯友劝阻，周幽王不听，在骊山上点起烽火。临近的诸侯看到烽火台上起了狼烟，以为犬戎进犯，赶快带领兵马来救。不料赶到时，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
共和行政——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周厉王胡暴虐侈傲，宠信虢公长父﹑荣夷公等佞臣。大夫芮良夫曾加劝谏，指出荣夷公好“专利”（霸占土地山川的产物），会酿成大难，厉王不听，终以荣夷公为卿士，执政用事。芮良夫又告诫执政诸臣，不可“专利作威”，否则国人将“为王之患”，也未得结果。国人对厉王不满，“谤王”，厉王大怒，命卫国之巫监视国人，有“谤”者杀，致使诸侯怨恨不朝，国人不敢谈论政事。大臣召穆公虎进谏，指出“防民之口
敦煌曲子词——缠绵坦率，幽思洋溢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之中沉埋千年之久的二万五千卷珍贵古文献，拂去历史的尘埃，重见天日。其中一小部分为民间词抄本，创作年代始自唐，直至五代，大约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按照当时的称呼，我们把它叫做曲子词。因为是在敦煌发现的，因此冠以“敦煌曲子词”之名。现存的敦煌曲子词大约一千首。除少数可考知作者姓名的文人词，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它们是千年词史的椎轮大辂，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风格繁富。敦煌曲子词大都来源于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
古诗十九首——五言之冠冕

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题为《古诗十九首》，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其中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后人多疑其不确。现在一般认为大抵出于东汉末年，然亦非一时一人之作。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在五言诗的发展上有重要地位。一、来源作者《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无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
周公东征——我徂东山，慆慆不归

周武王在克商朝后二年病逝。当时「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旦为了应付危难，一方面立武王的幼子诵为周成王；另一方面，自己又亲自摄政，结果引起了内部的争权斗争。管叔、蔡叔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了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启金滕之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是时武庚利用战机，联络庸、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bull;作雒》篇说，武庚
元白诗派——诗到元和体变新

元白诗派是指贞元中期到元和年间的中唐诗坛，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诗歌流派，作诗务实、尚俗和务尽。元白等人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的惩恶扬善,补察时政的功能,语言方面则力求通俗易解。新乐府诗创作，是承杜甫的新题乐府而来。他们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新体乐府诗，在诗里谈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讽刺时政。元、白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小碎篇章”，加上他们的艳体诗在内，统称为“元和体”。元、白的这些诗，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诗
鹅湖之会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交

淳熙二年（1175），著名的学者吕祖谦为了调解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学术争执，出面邀请两派学者同往信州名胜鹅湖寺聚会论学，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一、争辩双方 1、朱熹，南宋著名的学者，字元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别号紫阳，江西人。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理学。他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程颐的学说，利用了唯物主义思想家张载关于“性”和“气”的学说，并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各派理学，成为了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体系以理气论为中心内容，将理、天理、太极作
临川四梦——千变万化总是情

“临川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汤显祖是明代著名戏剧家，字义仍，号海若，自署清远道人，晚号茧翁，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 “临川四梦”是汤显祖及其四部剧作的别名。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是临川人，“临川”遂为先生的别号，而“四梦”则是其《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
白虎观会议 ——儒学与谶纬的钦定结合

白虎观会议是东汉章帝时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召开的一次讨论儒家经典的学术会议。东汉初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日益加深，各派内部因师承不同，对儒家经典的解说不一，章句歧异。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
韩孟诗派——笔补造化天无功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的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也是诗歌发史上早期典型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人。这个诗派创作的特点是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病，由于受韩愈古文运动“陈言务去”的影响，此派较为注重苦吟和锤炼功夫，追求深险怪僻，刻意推敲。古人评价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韩愈、孟郊的诗歌为 “郊寒岛瘦”。对他们诗歌艺术的创新精神，“以文为诗”的创作倾向，寒瘦狂怪的风格或肯定或否定，褒贬不一，
涿鹿之战——炎黄文明的奠基战

传说距今约4600余年前黄帝联合炎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九黎族首领蚩尤在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进行的一次艰苦激烈的大战，这是远古时代一次很大规模的战争。相传神农氏为帝王时，各氏族、部落互相掠夺，为害百姓，其中蚩尤最为暴虐，神农氏、黄帝无力征讨。阪泉之战后，黄帝势力大增，蚩尤仍继续作乱，不肯听命。黄帝征集各部落、联盟兵众，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之野。相传黄帝命应龙作水阵阻挡蚩尤，但被效忠于蚩尤的风伯雨师所破。黄帝又请旱神女魃作法，天气骤然放晴，旱热难当，使久习于东南方阴雨气候的蚩尤无法忍受，败阵南
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

新乐府运动是中唐时期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兴起于贞元、元和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的倡导者。新乐府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国运衰微，各种矛盾加剧。一些关心国运的有志之士殷勤地关注现实政治，希望国家能再度繁荣。因此他们放弃了盛唐的理想主义，而走向现实主义，以反映现实生活、关注民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新乐府运动便应运而生。新乐府运动又是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而兴起的，它远承《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近取杜甫、元结、顾况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新乐府是一种用自
武王伐纣——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叫纣，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兴建宠丽的琼楼瑶台，整日“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和爱妃妲已以及贵族们宴饮酒池，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纣王就加重赋税，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百姓起来反抗，他就用重型镇压。他设置了“炮烙”酷刑，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烧得通红的铜柱上活活烙死。叔父比干规劝他，他竟凶狠地挖出了比干的心。纣王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反抗，动荡不安的社会像烧开了的水那样的沸腾。这个时候，活动在渭河流域的姬姓周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首领周武王姬
初唐四杰 ——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bull;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bull;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bull;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论杨炯
盘庚迁殷——力排众议，万世之基

商朝从建国到灭亡，历经五百多年。因为前期屡屡迁都。而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仲丁以后，王室多次迁都。如禀甲迁于相（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河南温县东）等。据说在盘庚以前，先后迁了五次。如此频繁迁都的原因，由于史料缺乏，无法确切地说明。而由仲丁到阳甲，前后五代九王，多次发生“弟子或争相代立”，史称“九世之乱”。到盘庚继立时，政治上的混乱现象仍然相当严重，阶级斗
何谓五服——至远至近，至疏至亲

所谓五服，是指《仪礼·丧服》篇中所制定的五等丧服，由重至轻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每一等都对应有一定的居丧时间。死者的亲属根据与死者关系亲疏远近的不同，而穿用不同规格的丧服，以示对死者的哀悼。斩衰，最重的一等丧服，以最粗的生麻布做成，衣缘袖口皆不缝边，简陋粗恶，犹如刀割斧斩，故称斩衰。服斩衰者还须手握一根苴杖，俗称哭丧棒，竹制，高与胸齐，其意义有两重：一则是身份的象征，在传统丧礼中，只有孝子才用哭丧棒；二则是情绪的外化，痛失至亲，身心俱催，唯能以杖扶病。斩衰服丧三
何谓九州——大禹迹，天下一

九州是我国的别称。如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据《尚书bull;禹贡》记载：相传在四、五千年以前，发生了一场特大的洪水，人们被迫迁到山顶高地避难。后来洛阳境内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是谓“九州”。这应该就是我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1、冀州在“两河之间”。按“禹贡大河r
河汾之学 ——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题

河汾之学是隋末大儒王通在河汾之间讲学的活动，这个讲学活动对后来的贞观之治有着直接的影响。王通，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乡）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其家世代以儒学传家。文帝仁寿元年（601），王通十八岁，举秀才高第，次年，授蜀州司户，辞不就官。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今陕西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文帝大悦，而公卿不悦，故不得用，遂赋《东征之歌》而归。王通亲见隋政已坏，不可救药，因此守道不仕，躬耕自养。王通隐居河汾十馀年间，续修六经，讲学授业，门弟子数百人。讲学之地点
侯景之乱——哭市闻妖兽，颓山起怪云

南北朝时期，南方与北方对峙，连年进行战争，南朝和北朝各国的内部，统治阶级也不断杀伐，权臣当政，争权夺位，致使国鼎频易。统治生活奢侈腐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就在山河破碎，生民涂炭的时期，在南朝梁武帝萧衍末年，即548年，爆发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叛乱，因这场叛乱的发动者是投降梁国的东魏将领侯景，史称“侯景之乱”。侯景是北方怀朔镇人，羯族，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少年时他生性野蛮，顽劣不羁。曾参加过葛荣领导的六镇起义，骁勇有力，精骑善射，被提拔为镇功曹史。当时起义军由葛荣领导，有数十
四始六义 ——四始彪炳，六义环深

《诗经》有四始，关于此“四始”各家说法不一：一、一般指“风”﹑“小雅”﹑“大雅”﹑“颂”的首篇。《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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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讳举例

陈垣著。“避讳”是我国早已存在的现象。《春秋》讳言尊者、亲者、贤者所做的某些有违所谓“礼义道德”的事，这是“春秋笔法”，不算避讳。所谓避讳，则是在语言文字上避称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而用其它方法来代替。史书避讳用例十分繁杂，不仅避人名，连官名、书名、地名、年号等往往也要避讳，而且各代所避之讳不同，避讳方法也不一致。作者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著述，收集了100百多种历代典籍中的材料，于1928年写成《史讳举例》8卷，概括了避讳的方法，如改字、空字、缺笔、改音等;归纳了避讳的种类，如改姓、改名、辞官、改官名、改地名、改物名等;并指出了如何把避讳学应用于校勘、考古的方法。此书的出版，使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及古代哲学、文学研究者在整理、利用古籍时，多了“一门径”，增了“一钥匙”。对于普通的文史爱好者，此书也不失为增长文史知识的重要读物。本书有科学出版社1958年的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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