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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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灵州志迹
《作者：杨芳灿》灵州(今灵武市)历史上第一部方志。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始，由灵州知州杨芳灿主修，后经郭楷继续编纂，于六十年(1795年)撰成初稿，嘉庆三年(1798年)又在新任知州丰延泰主持下，最后完成并刊刻。全书约四万余字，共四卷、十八大门类。卷一：历代沿革表第一，星野第二，地理、山川第三，城池、堡寨第四，公署、学校第五，坛庙、坊市、桥梁、津渡、名胜第六，风俗物产第七，古迹第八；卷二：丁税、赋额第九，水利、源流第十，职官、姓氏第十一，兵额、营泛、驿道第十二，历朝宦迹第十三；卷三：人物、乡献第十四，忠、孝、义、烈第十五，艺文第十六上；卷四：艺文第十六下，历代边防事迹第十七，历代祥异第十八。该志原刻本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均有藏。另有刻本、抄本和油印本分藏各地。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据抄本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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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雄县乡土志
《作者：刘崇本》雄县人刘崇本编纂的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乡土志书，成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刘崇本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举人，精研经史、汉学、金石考据、文学，热心地方志，还曾参与或总纂 1929 年版《雄县新志》等多部地方志书。 该志书介绍了雄县的地理环境、山川道路，记载了当地从康熙九年到光绪十一年人口的变化，以及与环境灾害的关联。书中还有对雄县历史人物的介绍，如 “赵映辰…… 署雄县知县，勤恤民隐严禁吏胥舞文索贿之弊”，还记叙了戚崇进等知县的政绩。在实业方面，提到雄县地势平坦适合耕作，“士农工商” 职业者人数记载详细，商务发达，猪、羊、鹅、鸭、干粉、蜡烛、砖瓦等商品品类丰富、商埠众多。此外，作者还用近 20 页篇幅介绍雄县境内花鸟鱼虫植物等的特征、效用，甚至还有一些吃法介绍。 总体而言，《光绪雄县乡土志》生动细致又宏大全面地记述了雄县的方方面面，为了解清末雄县的社会风貌、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对研究雄县地方史以及中国近代乡土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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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高陵县续志
《作者：佚名》陕西地方志。清程维雍修，白遇道纂。八卷。维雍，福建归化人。官高陵知县;遇道字悟斋，高陵人。光绪进士，授编修、国史馆协修。高陵吕志后，万历、雍正二修，因历时久远，内容疏略，程、白二人遂就吕志重修，成于光绪七年(1881)，约十三万字。卷前为续修序言及县境总、分图九幅，昌运、 中南、乔望、中白、禑南五渠图颇珍贵。正文依吕志体例分门，仅将历数述改作缀录。依次为地理、建置、祠庙、户租四志及礼仪抄略、官师传、人物传、科贡间传、邸宅陵墓、缀录十门。地理志重水力，记渭清泾三水，津渡二，渠六，并用水则例、水司碑记、受水利夫诸水利事宜，水文资料丰富。有光绪十年(1884)刻本，台北《中国方志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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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神木乡土志
《作者：佚名》记录民国时期神木地区历史与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全书共四卷。姜政三（治齐）、魏楚翘（超）纂修民国二十六年（1937），1970年台湾省成文出版社出版。神木地处陕西省北部，自秦汉设郡县以来，便是中原与草原的交汇之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该志书详细记载了当地的诸多方面，如地理环境上，对神木的山川形势、土地风貌进行细致描绘，让人直观感受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人口方面，对当时神木的人口数量、分布及变迁情况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及同治七年回民起义军攻破县城及高家堡等地后，人口大幅减少，此后逐渐回升但仍历经波折，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涉及到农业、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展现了民国时期神木的经济业态。文化教育上，对当地的教育机构、文化传统等进行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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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大竹县志
《作者：佚名》十卷，《乾隆大竹县志》是大竹县现存最早的县志，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该志由陈仕林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主持编纂刊行。陈仕林为浙江山阴县（今绍兴市）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大竹县知县。其编纂过程颇为曲折。大竹县志创修于明代，历经兵灾散失。陈仕林到任后多方搜求，先得县人刘裔超家藏抄本，后又获王以曜后人王敬宜出示原底本。在此基础上，他延请县中士绅分行采访近事，最终编订成帙。全书约8万字，分为十门，涵盖封域志、营建志、秩官志、武备志、风土志、赋税志、祀典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等。内容丰富，对大竹县的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民情、职官设置、选举情况、人物事迹以及艺文创作等方面均有详细记载。其中，人物、职官、艺文收载尤为详尽，艺文主要收录清代诗文，如陈仕林、王以曜和寓居本县的云南进士李云程的诗文各有二十篇（首）左右，王以曜《游凤凰山记》、陈仕林《阖邑捐回赈济碑记》等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今存乾隆五十二年刻本，是研究大竹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为后人了解古代大竹社会风貌、文化传承等提供了直接依据。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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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镇原县志
《作者：佚名》李从图总纂，道光二十六年(1846)成书。该志在张辉祖原纂辑稿基础上增删而成。李从图，江西南城人，道光己丑翰林，改授文县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任镇原知县，其所增删、刊刻的张辉祖原纂县志，共二十三卷，分图、纪、表、志、传五类，涵盖恩纶、恩泽、官师、人物、选举、乡贤、孝友、节烈、寓贤、大事、沿革、天文、地理、建置、食货、礼乐、风俗、经籍、学校、兵防、拾遗、艺文、方技、仙释、叙传等方面。资料丰富，内容浩瀚，体例完备，集清代前期镇原县所编各志之大成，为此后镇原各志续编之蓝本，是古代地方史志中难得的佳作之一。光绪年间，镇原中峰书院刻版重印，分别藏于国家、甘肃省和陇东学院图书馆，有破损。2004年镇原县根据各种藏本整理，影印内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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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年]富平县志](/d/file/books/68a1fee6ec8ee2b20a9c4fc3a6e32bf1.jpg)
[乾隆五年]富平县志
《作者：乔履信》清乔履信修纂。八卷。是志始修于乾隆四年(1739年)，次年成书付梓，记事止于乾隆五年(1740年)。约14万字，是在韩文《富平县志稿》的基础上修补订正而成，分星野、建置、山川、河渠、赋役、乡甲、学校、典礼、职官、选举、名宦、人物、祥异、艺文，共14门类，21个子目，记事至清乾隆五年。京师图书馆藏本共5册，第1册序、图、星野、建置、山川、河渠、赋役，第2册乡甲风俗附、学校、典礼，第3册职官、选举、名宦，第4册人物、乡贤、节烈、流寓、仙释，第5册祥异、艺文。有乾隆五年刻本。<br/><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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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东昌志
《作者：佚名》明钟彦彰、曾钝编纂的永乐《东昌志》，是现存最早的江西志书，原本不存，仅有清初手抄本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是志收录了庐陵籍文人及游客自宋至明永乐间撰写的诗文二百九十七篇，实为东昌艺文志。东昌，今吉安县永和镇。“昔班史纪艺文，仅列篇目。及有明修志，乃载及词章，非体例异也。志以纪事，文艺即纪事之言。凡政治所系，因革所宜，以及山川风物，吊古言情，皆有不容自已之心，然后其事传者文亦传，其人亦因以并传。”（乾隆《安福县志·艺文志序》）《东昌志》翔实地记载了当地的历史及概况，可补正史之阙，极具文献价值。《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认为永乐《东昌志》“对研究东昌县历史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原本早已不存，传本甚少，其价值长期湮没。永乐《东昌志》三卷附志一卷，以“忠臣烈士之砺志砥节、名公巨儒之擢科登仕、仙翁释子之留迹遗踪” 为吟咏对象，记载了东昌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人物事迹、宗教信仰、文人交游等，翔实地反映了当地的历史及概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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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延安府志
《作者：佚名》康熙《延安府志》反映范围包括现在延安、榆林两市全境和铜川市宜君县。清顺治十七年（1661）牛天宿任延安知府时倡修《延安府志》，继任者王廷弼、陈天植续修，康熙三十八年（1699），吴存礼任知府后，对府志稿终审定稿后始刻印，康熙四十三年离任前印毕。从始修到印成志书，先后经6任知府，历44年。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年徐洹瀛任知府期间，手写增补了少数内容。本志在写作体例上以志分卷，共10册，全志分10个专志，即舆地、建置、田赋、兵防、秩祀、官秩、选举、人物、纪载、艺文，每志1卷，共10卷；各专志视内容多寡分目，全志共56目。志目之下，按19州县，卫所、道、营堡依次分别记述。本次校点对原志文进行了校点，对原来的通篇文章依据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段，对模糊不清或空缺的字参考其他资料尽量进行了补正，对原志中的生僻字、生僻典故、重要的人物、地名、历史事件等做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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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安福县志
《作者：姚濬昌》（清）姚濬昌修，周立瀛、赵廷恺等纂，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代同治年间，中国存在湖南、江西两处同名“安福县”，但行政互不隶属。其中，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于同治八年（1869年）由知县姜大鹍主持修纂《安福县志》34卷，而江西省安福县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知县姚濬昌（一作姚浚昌）主修、周立瀛纂修完成《[同治]安福县志》该志共18卷，分装9册，内容涵盖天文、地理、营建、食货、学校、武备等门类，具体包括天文志、舆地志、营建志、食货志、学校志、武备志等，卷首另有序文、修纂姓氏、凡例及绘图。姚濬昌时任江西安福知县，曾任职江西湖口、安福及湖北竹山等地，其主持修志属清代地方官修志书的典型实践。此版本为江西省安福县在同治年间唯一修纂的县志，与湖南省安福县（临澧）姜大鹍所修县志并存，但内容互不交叉。该志原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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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香港购回相当数量的竹简，次年又接受了少量捐赠竹简。经由专家考证，这两批竹简属于同一批出土简牍，因而将之合并称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包括《为狱等状四种》及“律令杂抄”。2013年刊布的《为狱等状四种》是岳麓书院藏秦简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收录发生于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间的15则疑难案例的文书资料，其性质或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类似。《为狱等状四种》涉及了财产犯罪、亡罪、奸罪及一些特殊犯罪，财产犯罪中又以“盗”罪*受重视。案例涉及“盗杀人”“盗埱冢”等与盗相关的重要罪名；“智（知）人盗与分”“受人货财以枉律令”等特殊财产犯罪也在资料中有所体现。通过研究可知，秦代有关财产的犯罪*终量刑均指向“盗”的量刑方式。或许这时的“盗”概念的外延较后世更为宽泛，属于一类与非法获取公私财产有关的犯罪集合。亡罪在秦汉律令中的规定已颇成体系，对其定性比较明确，审判中遇到的困难往往在于量刑而非定罪。至于奸罪案件的定罪困难，一般出现在“捕校上”的程序要件是否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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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书。原名《大宋高僧传》。三十卷。宋释赞宁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奉敕编撰，至端拱 元年(988)书成。继《续高僧传》之后，记述自唐高宗时至宋雍熙年的僧人共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 人(原书“序”谓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传一百三十人)。 全书分十科，名目与《续高僧传》同，但于每人传后附以 论述，分为“系”(论述)、“通”(答问)，以申明作者之旨。 本书记传授源流最为赅备。材料所本多为碑铭，于诔铭 记志摭采不遗，实称详博。其“习禅篇”除云门文偃外于 禅宗内各派重要人物皆有专传，对禅宗内部各派之争 亦不讳言，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本书宋、元、明、 清各藏及《四库全书》皆著录。扬州刻经处有单刻本，题 《续高僧传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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