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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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作者:许地山》许地山著。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集作者1922年间的作品四十余篇,均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是作者早年对社会、人生、爱情问题思索的结晶。《万物之母》写一个儿子被乱兵杀死的老妇人发疯的故事,谴责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公理战胜》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罪恶给予无情的嘲笑。《面具》通过人面与纸制面具的比较,讽刺人世间的奸诈虚伪。《蝉》借雨中挣扎的蝉,象征旧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命运。《三迁》通过母亲为逃避恶劣的环境把儿子从城市迁到农村再入山野的故事,提出了严重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愿》和《落花生》表达了埋头实干的平民主义思想。其他的作品,有的表现人生旅途中的疲惫和苦恼,有的描写男女恋情和纯洁的童贞,其中流露出“生本不乐”的佛家思想,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书前的作者《弁言》,介绍自己写作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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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鸥情书
《作者:庐隐》本书是庐隐与丈夫李唯建二人的六十八封通信集。庐隐说这六十八封书信“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字里行间自能读来满满情意。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这位青年诗人对庐隐的爱犹如潮水般猛烈。这对姐弟恋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云鸥情书集》;爱拯救了庐隐,然而庐隐两次甜蜜的爱都是流星,且第二次爱的代价是因难产子宫破裂,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三十五岁。她的文字使人热泪不止,她的人生使人凄切哀婉。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庐隐对李唯建说:“你是绝顶的聪明人,纵使你沉默,你也是了然。”她对自己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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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作者: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出版后后屡经增补,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也是理解鲁迅小说必读之作,最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资料,真实还原了有血有肉的“人”之鲁迅。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周作人通过对鲁迅笔下人物进行全方位的还原,并用他的亲身经历还原“祥林嫂”“阿长”“闰土”等一众小说角色们的原貌,从鲁迅的朋友圈触碰鲁迅的思想温度。看题目似是一部探讨鲁迅小说艺术的评论集,其实却与《鲁迅的故家》为一路,所着重处仍在“写园及其周围”,“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时地”, 也即“记述而不造作”。书中所讨论的小说限于《呐喊》《彷徨》,加上一部被归类为散文集的《朝花夕拾》,对其中出场的各色人物进行原型索引,背景事迹考证,但绝不落入冬烘的实证派。表面上是索引考证,实则着意点染风俗,介绍有趣的土物方言,又围绕诗与真实的关系等小说艺术问题,偶于一二处略作点评,见解精辟,常能一语道出别人未见之鲁迅小说的佳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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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豆集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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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随笔
《作者:周作人》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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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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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竹杂记
《作者:周作人》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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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作者:周作人》现代评论集。周作人著。 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2月初版。收文章21篇,另有序文两篇。为1917至1926年间所作,除3篇文字外,其余大部分作于1924年以前。其中《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5卷6号。他说,“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并承认里面大部分文章有着浓重的“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自序一》)。《艺术与生活》收录的大多是比较严肃的文章,态度也比较激进,为作者赢得了文坛的声誉。本书大致包括3方面内容:1、倡导“人的文学”,要求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坚决反对阻碍人性向上发展的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要求普遍与真挚的平民文学精神。后来,为了防止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说教,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又把“人的文学”主张改称为“人生的艺术派” 2、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尺度广泛介绍欧洲和日本文学。特别钦佩从《圣经》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的福音”的文学。俄国作家注重人生,左拉的直面人生,都得到了他的称赞。他欣赏日本的诗歌与小说,要求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创造的模拟”外国文化(《日本近三十 年小说之发达》)。3、积极宣传新村主义。本书集中反映了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思想。他提出比较系统的人道主义文学观,使刚刚起步的新文学具有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并启发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提出。由于人道主义本身的局限性,周作人在“五四”以后逐渐消退了对“人的文学”的巨大热情。但他在本书中所提出的某些文学主张和基本精神,对新文学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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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虎集
《作者:周作人》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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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集
中国南宋心学(陆王学派)著作。陆九渊长子陆持之于1205年编成《象山先生全集》28卷,另外集4卷。南宋开禧三年(1207)高商老刊于郡庠,南宋嘉定五年(1212)袁燮刊刻于江西。此后版本主要有明正德李茂元刻本、明嘉靖王宗沐刻本、清道光金溪槐堂书屋刻本等。1980年中华书局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本为底本,参照其他诸本而校订、标点、汇集为《陆九金集》。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或象山翁,学者称象山先生,中国宋代哲学家。抚州金溪(今江西临川县)人。青年时代,立志习武,反对金兵侵扰,后曾任靖安、崇安县主薄、国子正、奉议郎知荆门军等。1175年就治学方法等问题,与朱熹等人辩论于鹅湖寺。其后又镇压过农民起义。一生以讲学、著述为主。主要著作是《象山先生全集》。《陆九渊集》共36卷,包括书札、奏表、记、序赠、讲义、策问、语录等。
对联话
20世纪初吴恭亨(1857-1937,湖南慈利人,一生以游幕、教读为业)撰。是书系作者收辑和自撰的对联,并对其分类评品的专辑。全书分题署、庆贺、哀挽、杂缀、谐谑等5类,共14卷。其中一些内容涉及当时饮食风气和特色食物,如卷十二《杂缀二》有云:“湖南今日生活程度之高昂,客至,鱼、肉、豆腐、蛋四类必备物,恐万钱亦无几余。”卷十四《谐谑》中,述及湘军将领陈海鹏解甲后,养鸭于长沙新河,“座客常满”,以致有“欲吃新河鸭,须交陈海鹏”一联流传。另,此书还收入了作者为长沙饮和祥、天乐居、一枝香等酒楼餐馆拟作的对联;湖南人在上海所营桃源隐菜馆的对联,反映了其时长沙饮食业和湘菜流传上海的情况。
笑典
拓胸悦目,莫如子史。微言鄙事,多堪冷齿。温绎之余,聊尔辑此。非矜博文,无希贵纸。厥味膏腴,厥色金紫。秘之不能,公诸君子。铁舟寄庸识。
稽古录[标点本]
北宋司马光撰,由《历年图》《百官公卿表》及三家分晋以前的一段历史组成,共20卷。《历年图》成书于治平初年,起讫时间与《资治通鉴》相同;《百官公卿表》成书于元丰四年(1081),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止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最后并入伏羲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的一段历史。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将这三部分编成《稽古录》。“稽古”,是为了借鉴。《稽古录》以“臣光曰”的形式,评价历代政权兴亡,总结经验教训。司马光看重帝王在治乱兴衰上的作用,提出“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重视人君用人之道,讲求仁、明、武三德,将帝王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稽古录》采用编年与表相结合的编纂方法,记事简单明确,便于观览。在篇幅的安排上,厚今薄古。三代以前,概述君权的起源和发展;夏至北宋,历史记载逐渐增多;详记宋太祖建国至英宗治平四年的当代史。《稽古录》又被称作《资治通鉴》的姐妹篇。此本为标点本,本站也有四库本,可以搜索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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