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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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檀集
《作者：黄庶》宋代诗文别集。2卷。黄庶著。黄庶，字亚夫，号青社，黄庭坚父。此书是作者所著诗文的汇集。卷上为各体诗歌167首，卷下收书启17篇，杂文49篇。黄庶散文学韩愈，“集中古体诸诗，并戛戛自造，不蹈陈因”(《四库全书总目》)。黄庶这种熔裁古事而又生新矫拔的做法，对黄庭坚的诗风产生较深的影响。书中收有《和柳子玉官舍十首》，其中《怪石》是其诗风的代表作。“山阿有人着薜荔”，代用楚辞《九歌·山鬼》中的诗句，“廷下缚虎眠莓苔”，化用《韩诗外传》中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的典故，“手磨心语知许事”系从韩愈“手磨袖拂心语口”脱胎而来，最后一句“曾见汉唐池馆来”是由自然景物联想到的某种哲理。陈衍评论道：“落想不凡，突过卢仝，李贺”(《宋诗精华录》)。其诗往往能熔唐宋诗之长于一炉。有《四库全书》本，宜秋馆《宋人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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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史集
《作者：范祖禹》五十五卷。宋范祖禹 (1041—1098)撰。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县)人。祖禹少孤，由叔祖范镇抚养，闭门读书。后举进士甲科。曾从司马光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达十五年之久。书成，司马光荐为秘书省正字。王安石颇爱重之。哲宗时，官至礼部侍郎。后因上疏反对绍述新法，力阻章惇为相，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昭州别驾，安置永州、贺州，又徙宾州、化州，不久病卒。祖禹平生作文，不下数十万言。史称“其开陈治道，区别邪正，辨释事宜，平易明白，洞见底蕴。其疏类皆湛深经术，练达事物，深有裨于献纳。”著有《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宗正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深受学者敬重，视他为“唐鉴公”。此集全名《太史范公文集》，为五十五卷，另有十八卷本，为明人程敏政从秘阁借阅本集抄成。《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均作五十五卷。其中诗为三卷、表章札子九卷、奏议十四卷、墓志铭及石记为十七卷。《朱子语录》称：“范淳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下一个字，东坡所以服他。”又曰：“四六语佳，莫如范淳甫。”本集有清钞本数种，常见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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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灵雨
《作者：许地山》许地山著。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集作者1922年间的作品四十余篇，均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是作者早年对社会、人生、爱情问题思索的结晶。《万物之母》写一个儿子被乱兵杀死的老妇人发疯的故事，谴责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公理战胜》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罪恶给予无情的嘲笑。《面具》通过人面与纸制面具的比较，讽刺人世间的奸诈虚伪。《蝉》借雨中挣扎的蝉，象征旧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的命运。《三迁》通过母亲为逃避恶劣的环境把儿子从城市迁到农村再入山野的故事，提出了严重的社会和教育问题。《愿》和《落花生》表达了埋头实干的平民主义思想。其他的作品，有的表现人生旅途中的疲惫和苦恼，有的描写男女恋情和纯洁的童贞，其中流露出“生本不乐”的佛家思想，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书前的作者《弁言》，介绍自己写作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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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鸥情书
《作者：庐隐》本书是庐隐与丈夫李唯建二人的六十八封通信集。庐隐说这六十八封书信“没有一篇、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字里行间自能读来满满情意。1928年，庐隐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这位青年诗人对庐隐的爱犹如潮水般猛烈。这对姐弟恋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云鸥情书集》；爱拯救了庐隐，然而庐隐两次甜蜜的爱都是流星，且第二次爱的代价是因难产子宫破裂，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三十五岁。她的文字使人热泪不止，她的人生使人凄切哀婉。1977年，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庐隐对李唯建说：“你是绝顶的聪明人，纵使你沉默，你也是了然。”她对自己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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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作者：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出版后后屡经增补，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也是理解鲁迅小说必读之作，最有分量的鲁迅研究资料，真实还原了有血有肉的“人”之鲁迅。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周作人通过对鲁迅笔下人物进行全方位的还原，并用他的亲身经历还原“祥林嫂”“阿长”“闰土”等一众小说角色们的原貌，从鲁迅的朋友圈触碰鲁迅的思想温度。看题目似是一部探讨鲁迅小说艺术的评论集，其实却与《鲁迅的故家》为一路，所着重处仍在“写园及其周围”，“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时地”， 也即“记述而不造作”。书中所讨论的小说限于《呐喊》《彷徨》，加上一部被归类为散文集的《朝花夕拾》，对其中出场的各色人物进行原型索引，背景事迹考证，但绝不落入冬烘的实证派。表面上是索引考证，实则着意点染风俗，介绍有趣的土物方言，又围绕诗与真实的关系等小说艺术问题，偶于一二处略作点评，见解精辟，常能一语道出别人未见之鲁迅小说的佳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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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豆集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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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茶随笔
《作者：周作人》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10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所写文章48篇。1987年7月岳麓书社根据1936年4月第2版校订重印，并据《苦雨斋序跋文》补入原本未收入的《苦茶随笔小引》一文，新编了索引。周作人在《后记》中说：“《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是彼劳无用的事。”“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在《论语小记》(初载1935年1月10日《水星》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中，周作人认为中国的隐士与西方的隐士的最大不同，在于后者是“宗教”的，前者则是“社会或政治”的，既是政治上失意后的退路，又是政治上新的进取的准备。并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于隐者的同情。”在《关于写文章》(初载1935年3月24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44期)、《关于写文章二》等文中，作者针对有人批评他“近来写文章不积极，无益于社会”，说：“我不想写祭器文章，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重申了“文学无用论”的观点。在《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等文中，作者对朋友的死表示了深深的悼惜，认为“中年以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在《日本管窥》(初载1935年5月13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等文中，周作人谈及日本问题，分析了日本国民的忠君思想，以及他们“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书中还收有作者为俞平伯《古槐梦遇》、李广田《画廊集》等9本书所作的序跋，以及阅读《论语》、《东京散策记》等书所写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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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
《作者：周作人》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太平书局1945年8月初版。收作者1944年1月至1945年1月所写散文33篇。作者在《后记》中说，“我写文章虽说是聊以消遣，但意思却无不是真诚的”，“对于中国却是多少总有益的吧”。在《男人与女人》、《女人的禁忌》等文中，对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以及对吸毒、嫖妓、赌博等腐败社会现象进行针砭批判。《雨的感想》是篇风物小品，作者用水墨画般的淡雅拙朴的笔致，为人们勾勒出一幅浙东水乡的秋雨泛舟图，再现了田园诗般的恬淡意境，是周作人后期闲适小品中罕见的佳作。在《文坛之外》中，作者概述了他自己几十年来写文章的态度。《明治文学的追忆》一文记述了作者涉猎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文学及受其影响的情况。《十堂笔谈》这组文章是对青年谈学习的，涉及汉字、国文、外语、国史、博物、医学、佛经、风土志等方面。书中还收有24首作于1937年11月至1943年10月的《苦茶庵打油诗》和《〈风雨后谈〉序》等8篇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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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竹杂记
《作者：周作人》随笔集。周作人著。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被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前有《小引》，后有《后记》，收文章49篇，多为读书随笔。如《谈金圣叹》、《读禁书》、《关于禽言》、《谈油炸鬼》、《说鬼》、《谈土拔鼠》、《关于活埋》、《情理》、《常识》、《谈文》、《再谈文》、《谈中小学》等等，都是很有名的随笔文字。其他读书札记也不少，如《 〈冬天的蝇〉》、《 〈醉余随笔〉》、《 〈煮药漫抄〉》、《 〈如梦录〉》、《 〈古南余话〉》《〈广东新语〉》、《〈我是猫〉》、《 〈日本话本〉》等等。《儿时的回忆》、《孔德学校纪念日的旧话》一类的抒情文字，比较少见。在《小引》中，周作人说，《庆宝会稽续志》记载：“山阳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而《嘉泰会稽志》则云：“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周作人说：“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自30年代初始，周作人的随笔，多抄古书，如《夜读抄》、《苦茶随笔》中的文章，多如此。在《苦竹杂记后记》中，周作人引用给友人信中的文字，为自己辩解，并攻击左翼作家。他说：“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但是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而已，此乃甚难事也。”“故不佞抄书并不比自己作文为苦，然其甘苦则又非他人所能知耳。”不论怎样，躲入书斋，多抄古书，总是周作人落伍的一种表现。但《苦竹杂记》中这些札记式文字，确实写得极好，抄古书，能够随手征引、左右逢源。在30年代，随笔文字能写得如此之好，周作人却是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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