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政治思想
欲論秦、漢之政治思想，自以儒、法、道三家爲著，顧漠之儒，法、道異於先秦，此不可不辨，漢人言黄老，则清静無爲、謙退生而已，不非毁槽法，慕皇古。（漠、魏言老莊，则以放任自然爲宗，不關世用。）漠代法家務於综名實，以德教爲常道，不可以治亂，而以刑爲之佐助焉，非任法術而德教，亦不尊君國而獎耕戰，乃對儒家政治之流弊加以修正。（原始之法家，亦儒家之别派，李克、英起是也，至商鞅以農戰爲策，務於兼并，始與儒學不合。）世皆稱之爲法家，今亦以法家目之。漢世儒者有上接先秦大同之统绪而言禪讓言選賢者，有俯察時势因時立法者。（此即溪初之改制派）其末流有專言復古而留意於禮文者，有高淡仁義，不藏時務，專而不知爲政者，皆非先秦之舊。又周末以至漠武（或至王莽。）之歷史爲一階段，束漠之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皆下開魏、，而政治则束溪自成形式，與西漠元、成、哀、平略似，断代史不能如通史舆史之易合史實，此亦所當言者。
秦用法家政治，其功有二：一爲以武力作成统一，一爲去贵族階级。然其遗禮義而趨事功，顺德教而專任刑，則爲漠初者所病。此非法家之流弊，乃法家之本然。商君《開塞篇》曰：“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则细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過不失，则國治，國治必强。”《去强篇》日：“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益官生必削，國遂戰，無禮樂益官必强。”《說民篇》曰：“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致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婢，力則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强。塞私道以窮其志，啟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恶，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窮，志窮则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口‘自攻之國”。”法家之要務有三，恃法以爲治，故刑而德教；以農戰立國，故驅民於耕戰，而塞詩書文學之途；以敵國爲輸毒之所，故貴鬭爭而賤和平。無德教禮樂則其民如虎狼，在上者一失其統制之力，则群起爲亂，天下一统，無毒之所，則毒溃於内，故法家政治不宜於大一统之世。漢祖定天下，陸造《新語》，即以儒術而攻法家，《新語·道基篇》曰：“夫謀事而不並仁義者後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型人防亂以经藝，正工曲以率绳，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眾，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至德篇》曰：“天地之性，物之類，①道者翠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则附其侧，畏之則去其域，設刑者不輕，爲德者不重，行票者不患薄，布赏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夫刑重者则身勞，事眾者②则心烦，心烦者则刑横而無所立，身劳者则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此即秦，漠同儒家對法家政治之掊。諸子學在戰國末期已由互相攻擊而互相采取，故有雜家出而混合之。漠代諸子之學未嘗绝，而皆失其特性。漢初政治矯秦之失，必與民休息，輕徭薄赋，盖公言治道贵清静，與陸贾言道莫大於無爲，雖一爲道家，一爲情家，而所见则沃初言黄老者，惟言清静無爲，既不言君人之術，亦不非毁法，漠初政治曰“黄老”，官各家所同，賈誼、錯明申商，其言與申商實反，而纯爲儒術，亦非法家之本然也。故諸子之修正在武帝罷黜百家之前已如此，道家思想之用於政治者，不若其用於人生者之多。（溪人清静致治，替人清谈误國，皆非老莊之本然，而爲漠人之黄老典骨人之莊老耳。）漢代政治思想纷歧，始於漠文帝之世，然與其謂賈誼之儒家政治與漢廷之黄老政治不合，無寧謂之新之爭，漢廷大臣皆起甲吏，初不知學術也。贾誼之攻擊法家政治者，曰：“遗禮義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大败。”董仲舒起言曰：“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亚出，刑不能勝者，其院防壤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面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節民以禮，故其刑箭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之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很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败也。”贾誼始專重教化，董仲舒始言教化之原，教化之原非他，學校是也。學校之所教者爲六經，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得進。於是經學遂成爲國人行事之準則。政治出於人君，教化則掌之師儒，人君既服膺六經孔子之教，官吏又爲懦者，此马儒者與君主结合後之形式。儒家政治以民爲本，既與君主结合，不能不變，於是漠儒言《春秋》爲漠制作，大一统之義所以维持统一，敬天重民之義所以節制君權，儒者承繼法家政治之後而以《春秋》代之也。然公羊家言三統以致禪讓之意，言三世以致其進步之意，未當以當時之實際政治爲滿足，其後斯義不明，所謂三统三世者，按之經文則爲蛇足，以注釋之義律之，则未免於附會也。（经学高儒家與史结合而成。）
①編按：“儴”字原作“讓”，今改。
②编按：“者”字原無，今補。
董仲舒曰：“臣案《春秋》謂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祝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速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澤而大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致，而王道终矣。”儒家政治最终理想即在群生和而萬民殖，禮家可謂大同，《春秋》家所謂太平，皆是如此。（儒家修禮義以过大顺，道家非毁禮法而欲坐致太平，所以不同）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董生之言即孔子之注，與法家政治之目的在於富强者，區以别矣。
自陸賈昌言詆秦之政治，賈、董繼之以恢復三代之禮樂教化爲事，漠廷多采用之，然儒家思想之與君主政治相抵觸者，则非人主所樂，漠人言明堂爲議會政治，趙缩、王臧見殺，其後眭孟、盖宽饒亦以言禪讓誅戮，王莽之受漠禪與禁止贾田宅奴婢，實受儒家政治思想之影響。其後變而爲《太平经》，假以神道，遂有米贼黄巾。其不與君主抵者，漠初政治亦往往與之暗合。自武帝崇儒以来，势力益大，昭帝時之議鹽鐵，文學之論即可以代表此種思想。（其要者，一曰不與民争利，二曰崇本抑末，三曰藏富於民，四曰制地均民，五曰尚德缓刑，六曰重檀輕利，七曰以禮防淫，八曰偃武修文。）然不明時势，泥古不化，所以見譏於文吏。《鹽鐵論·爱邊篇》大夫口：“型主思念中國之未，北邊之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周人問所疾苦，極邮贫賤，周瞻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里之治，况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與言也。”《褒食篇》大夫曰：“今文學言治则稱竞舜，道行则稱孔墨，授之政则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又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期於中節，論者不期於麗醉而務在事實，善聲者而不知轉，未可謂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大夫譏文學之言，後世腐儒言政，往往類此。以经學成功以後，學者思想以經爲依歸，而無所發明故也。經義雖炳如日星，亦不能刻舟求劍，迂郑生不識時務，高談而不切世用。（然學儒不成，亦可正人心厚风俗，所差在知常而不知變耳。）故元、成以後儒者惟知復古，無復有漢初諸大儒之間議者。（自董仲舒以後，儒者言政，频皆因事纳忠，雖有益时政，其思想皆是因襲，無足稱数。）若言束漢政治思想，则常以崔實。仲長统爲特殊，吾常謂經學爲漢代之學術，（非谓經之本文。）與漢代之政治相配。吾國未有经學以前，無统一之思想，有经學以後，即小有出入，亦無害大同。束漠中葉，政治日趨敗壤，風俗日益淫侈，當時固以儒家政治相號召，故崔實、仲長统皆以爲儒不通於此衰亂之世，與先秦法家排斥儒術不同，而其以刑致治，亦與儒者言尚德缓刑異。崔實《政論》曰：“夫風俗者國之診也，年榖如其肌膚，肌膚雖和而診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日‘雖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自興以来，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形敝，人庶巧僞，百姓嚣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清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克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绽决壤，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設，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漢武皇帝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對菜公以来速，哀公以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遗都易民，周穆有，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简勿所見，策不见珍，計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将不知不善之爲不善，烏可與論國家大事哉！”又曰：“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轨之瞻，海内清，天下密如。嘉瑞並集，獲豐年，尊動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见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於堕损，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治國之道，得失之理，於是可以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弊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乃爲结繩之约，可以復理亂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夫熊經烏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纳，雖度纪之道，非續骨之膏，盖爲國之道，有似理身，平则致善，疾则攻玛。夫刑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崔實之言，固未常，蓋漠代非不用刑，乃刑器不中，（迁儒言刑罚亦非。）而以刑理亂，则爲儒者所不敢言，崔之特點在此。其言随形裁割，取時君所能行，措斯民於安寧之域，亦對儒者泥古而發，言雖淺近，實非當時儒者之恒言，故仲長統極稱其言，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隅，以其思想相近耳。仲長统《吕言》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爲之佐助。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重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则不能定其業，姦軌之成群，非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势不同，所用之数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高辛以往，则聞其人而不见其書，唐、虞、夏、殷则見其書而不詳其事，周氏以来，载籍具矣，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则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则網羅常道路，教不明则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则無所取正，網羅當道路，则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简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约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壹德於恒久，先用之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髓者，總紀纲而爲輔佐，知稼穑之艱難者，觀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则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其言速較崔實爲深遠，以儒術爲常道，而不於治軌，則與崔實略同。若其言禮義法教，取其筒易，又非漢世復古諸儒所敢望也。儒家末流誠有貴古而忽今，向聲背實之弊，知常而不知變，致其弊已著，猶不敢吕言革之，崔實，仲長统信爲敢言之士，而魏武帝之政治，則爲法家政治思想之實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