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
吴 晗
一、做不了官怎么办？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变法运动，全盘失败，到今年恰好是五十周年。这一桩历史公案，虽然是半世纪前的事情了，但在今天，似乎还很新鲜，具有现实意义。
这一年是戊戌年，通常叫这一次失败的革新运动为戊戌政变。梁启超曾著有《戊戌政变记》一书，是这次运动最主要的史料。
这一年二月，德国胶州湾租借条约签订；三月，帝俄租借旅顺大连；四月，许英国在广东九龙设立租界，对日承诺福建省不割让于他国，英国租借威海卫。
往前推，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二十一年订了割地赔款求和的《马关条约》。
再往前，光绪十年的中法战争，法国占安南。同治十年（1871），帝俄占伊犁。咸丰七年到十年（1857—1860）的英法联军，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道光十九年到二十二年（1839—1842）的鸦片战争，订了《南京条约》。
外侮纷至沓来，主权日蹙一日，士大夫中的进步人物康有为着急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二月，德占胶州后，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说：
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囚奴士夫，蹂躏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士大夫的利害和皇上的利害是一致的，再不想办法，不能“苟安旦夕，歌舞湖山”，甚至不能为“长安布衣”，怎么得了？第二年三月廿七日，京官二百余人在北京粤东会馆召开保国会，主张保地保民保权保教，康有为演说，于列举过去四十天内，失地失权二十事之后，接着说：
夫筑路待商之德廷，道员听其留逐，是皇上之权失，贾谊所谓何忍以帝王尊号为戎人诸侯。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观分波兰事，胁其国主，辱其贵臣，荼毒缙绅，真可为吾之前车哉！必然之事，安能侥幸而免乎！印度之被灭，无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1771—1876），百余年始有议员二人。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蓝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
元人始来中国，尝废科举矣。其视安南之进士，抱布贸丝，有以异乎？故我士大夫设想他日，真有不可言者。即有无耻之辈，发愤做贰臣，前朝所极不齿者，而西人必不用中人，以西人之官必有专门，非专学不能承乏也。若使吴梅村在，他日将并一教官不能得，安敢望祭酒哉！即欲如熊开元作僧，而西教专毁偶象，佛象佛殿，将无可存，僧于何依？即欲蹈东海而死，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此亦非干净土矣。做贰臣不得，做僧不得，死而蹈海不得，吾四万万之人，吾万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归何去何从乎！
痛哭流涕说了一场，说的是如中国成为波兰、印度，士大夫便做不成官了，即使发愤做汉奸，人家也不要，做和尚没有庙，投海没有海，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结论只有一条路，“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我辈士大夫”，也就是韩文公“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译文。他要求士大夫向日本高山正芝学习，学他要求变法，学他“在东京痛哭于通衢，见人辄哭”，终于哭出明治维新来。
士大夫的利益寄托于皇家的存在，要保绅权官权，其前提为保皇权。皇帝是无可责备的，蚩蚩庶民轮不到责备，因之该责备，该挺身而起，为皇家画一蓝图，指出一条“新路”的，也就义不容辞，是士大夫之责了。
可惜，康有为早生了五十年，要不看看今天的希腊、西班牙、日本以及无数的典型例子，他实在用不着担心。而且，在今天，不但不以买办为辱，有若干士大夫还巴不上这地步呢。吴梅村如在，一定可以做祭酒，熊开元可以做外国和尚。至于蹈海，华盛顿之豪华旅舍，巴西之橡树园，“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二、其惟变法乎？
当年所谓变法，也是今日所谓革新。
时代不同了，当然名目不同。时代变了，这些人没有变，没有变的是“不责在上”。
关于变，康有为主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又说：“不变则已，若决欲变，则势当全变。”就理论说，主张全变，就事实说，所谓全变是相对的，即在上不变，士大夫之利益不变，人民之被剥削被虐待被屠杀不变。
何以明之？
第一，所谓戊戌变法，是少数士大夫抬着清德宗实行新政，是以清德宗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变而不乱的改良运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康有为上书：
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最要者，一曰采法日俄以定国是，二曰大集群材以图变政，三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并且指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次年正月上书：“日本维新之始，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此三者。”一句话，他的主张是君主立宪，立宪是为了保障君主的权益，为了巩固士大夫的权益。等到皇家被推翻了，这批改良主义者逻辑上自然成为保皇党。
假定用今天的说法来分析五十年前的局面，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这个穷凶极恶、反动顽强的集团，宁可将中国送给外国，不与家奴的主张，当然是极右派。孙中山亦即被清廷称为匪徒叛逆、改名“孙汶”所领导的革命党，主张推翻君主，把专制独裁政体连根挖掉，主张实行民主立宪政体，当然是极左派。至于康有为站在皇帝的立场，反对慈禧的昏庸淫虐，反对满洲亲贵的昏聩无能，是和右派对立；站在士大夫的立场，对外要保国保权保土保士大夫的利益，对内保皇保教，尤其是保皇这一点，是和左派完全相反的；就保皇而论，和右派一致。所不同的一个是保有位无权的青年皇帝，一个是保有权无位的慈禧太后，一个无权，所以要变法，一个有权，所以不许变法，因而引起正面冲突，造成所谓政变。就立宪而论，又和左派一致，所不同的，康派主张在皇帝领导之下行宪，而革命党则认为立宪的前提为推翻万恶的君主专制独裁制度。正当君主立宪派奔走呼号，大声喊变，开学会，办报馆，演说，请愿的时候，革命党在丢炸弹，搞会党，组民众，声讨那拉氏，正面和清廷斗争。
君主立宪派也就是后来的保皇党，要宪法又要君主，正是所谓中间路线。
历史的记录证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拉氏和君主立宪派而今安在哉！
第二，如何变呢？据梁启超《新政诏书恭跋》编一简表：
四月二十三日 上谕定国是，举办京师大学堂。
二十五日 上谕引见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
五月初二日 废八股，科举四书文改试策论。
十五日 官书局译书局并入大学堂，梁启超赏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十六日 论振兴农务，着各督抚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
十七日 悬赏劝奖鼓励工艺新书新法新器，准予专利售卖，并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等厂，照军功例，给予特赏。
二十一日 裁并绿营练勇，改练西法洋操。
二十二日 令地方兴办中学小学，保护教堂，不准再有教案。
二十三日 举办经济特科。
二十八日 水陆各军，裁空粮，节饷需。
六月初一日 制定科举章程。
初八日 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
十一日 各省学堂特派绅士督办。删改衙门则例。
二十三日 上谕褒奖湖南巡抚陈宝箴讲求新政，锐意整顿。筹办水师铁路矿务等专门学堂。
二十九日 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开农会，刊农报，讲农器。各省设农工商分局。
七月初十日 上海设立编译学堂，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十三日 各省设立商会，上海设总商会。
十四日 裁撤冗官，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归并内阁及礼、兵等部，裁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裁东河总督及粮道、盐道。
二十日 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
二十三日 设立医学堂。
二十六日 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二十七日 筹办速成学堂。劝谕绅民创设报馆。
八月一日 户部编岁出岁入表颁行天下。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很明白，变的是形式，把书院改学堂，没有提及经费设备师资图书仪器。废了八股文，改为新式时务八股。练新军以用西法操练为要着。振兴实业，多添了若干新式衙门。兴办农务，创办学堂，建立工厂，都用一纸谕旨交绅士去做。果然，如康有为所建请的“诏令日下”，可是“百举”并不维新。
改革不但限于形式，而且只是文字上的。五月二十八日谕旨：“当兹时事多艰，朕宵旰焦劳，力图振作，每待臣下以诚，而竟不以诚相应。各该疆臣身膺重寄，具有天良，何至诰诫谆谆，仍复掩饰支吾，苟且塞责耶！”七月初十日上谕：“近来朝廷整顿庶务，如学堂、商务、铁路、矿政，一切新政，迭经谕令各将军督抚切实筹办，乃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说明新政的推行，只限于文字，没有丝毫现实的意义和作用。
新政一方面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蓝图。另一方面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人民的痛苦，没有一字提到，人民的要求，没有一句话说到。谈改革而不顾到人民，设新政而不为人民生活福利着想，即使退一步说，没有政变，这一连串的所谓新政，果真着着推行，也无救乎清皇朝的覆灭，也无法抵抗外来的侵略，这批士大夫还是不免“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只好到海外去保皇！
三、摇身一变
五十年前的士大夫，今天叫作知识分子，摇身一变，人名变了，本质没变。他们仍然主张变，主张变而不乱，主张“不责在上而责我辈士大夫”。五十年的时间不算长，戊戌这一段史实，在今天看起来，还是新鲜的、现实的、具有教育意义的。
（署名刘勉，原载《中建》半月刊3卷6期，1948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