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
（这是“为甚么要做新生活运动”的总说明）
——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在南昌行营收从县区地方善后讲习会讲演
各位同志：兄弟今天借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讲习会，要兄弟来有所贡献，在说话之前，先要向各位声明的：第一、各位都办过好些事，很有经騐，很有学识，所有一切的见解，都比兄弟深刻。今天要兄弟来谈话，恐怕要像班门弄斧，所说的未见得有甚么硏究的价值；不过既然是个讲习会，凡参加这个会的人，都应该各出其心得，来共同硏究。所以兄弟也祇得将一知半解的东西，拿出来贡献各位参考。第二、兄弟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很多，可是，会中时间的分配上不能容许。精神讲话，本来规定二十小时，委员长自己要多讲一㸃，今因事不能来，以后或许还可以来讲的。这二十小时的精神讲话，兄弟与熊主任，各担任一半。兄弟这部分，拟分为五次，每次两小时。在此短促期间之内来讲话，难免有言而不尽之憾：惟把认为比较重要的几㸃，提出来说一说，当然也是挂一漏万。第三、要讲话便要有点精彩、要求精彩，必须经过一番思索，和整理的工夫，才能中肯；兄弟因为事情太忙，没有时间做到这一点，只可拉杂的想到那里，便说到那里，这都是要请各位原谅的。
一、海通以来一般政治思想之演变及其错误
兄弟第一次要讲的，假定一个题目：各位要到收复匪区来担任地方长官，或是专员，或是县长，或是专员县长的佐治人员，都无非要来推行政治，所负的责任，非常重大。但是，推行政治，需要一个前提。
就是说，从推行政治的本身来下手，这种政治，是没有多大効果的，必须先要攻心。否则，革命不革心，老是革来革去，还是没有办法；变政不先变俗，任你怎样热心勤政，也永久得不到多大效果。所以今天所要讲的题目，便是：“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兄弟可以拿中国最近六七十年政治演化的情形，来证明这个原则：
我国自海通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像狂潮般的卷来。国家的主权，陷到风雨飘摇状态之中，险象环生，一天一天地紧逼。当时一般先知先觉的人，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国家的危险，不想法来挽救；在事实上，他们是很感觉的。并且无时无地不在设、法应付和努力奋斗之中。可是，努力奋斗的历程，经过六七十年，迄到今朝，还是依然故我；其结果，反愈弄愈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们且就近代历史加一番剖解，来观察我国近代一般政治人物对于环境之认识，及其救亡图强努力的动向，就可以体认出这个道理：
（一）技术的追求
当咸同之世，一方面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的外患，一方面有太平天国的内乱，那种危险的情形，也不让诸今日。当时曾、左、彭、胡这般人，一面在南方剿匪，一面首都已经为外国人占据，在这种国破家亡的状态中，他们并不是不感觉到中国已很危险，他们并且夙夜焦虑，很努力的奋斗、很想在匪乱削平之后，来痛加改革。一方觉得外力压迫之可恨可耻，但是一方也知道外国的长处，不能不佩服，所以利用外国人编成军队来打太平天国。他们还知道外国武器的厉害，大可取法，以为中国形而问很够，只是形而下的东西不足。船坚炮利，这是形而下的工夫，而这种工夫，却又可以操纵我们运命，觉得不寒而栗。胡文忠围攻安庆的时候，有一次，他策马登到龙山，胆眄形势，他很乐观的“贼如在釜底，虽强不足平也。”复驰至江边，忽然看见二只外国轮船，开进长江，鼓轮西上，迅如，疾如飘风。他便觉得有这种东西冲了进来，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来应付。他便变色不语，勒马回营，血，几至堕马，以为这已不是我们这辈人所能知道的了。他受了这样深刻的刺激，到后来就这样的曾文正也见到这点，所以他说：“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舟下手工作。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他们目击时艰，一种忧心忡忡的情形，于此可。他们并不是不想改革，知道外国的船坚炮利，机器文明，为我们所不及。所以机器制造局、招商船厂、电报局、水师学堂、军港，也就接二连三地兴办起来。他们又觉得，专是倣效别人呆板地做是无用，必须先要明白声、光、电。化的道理，所以又注重声、光、电、化之学，于是设甚么格致。但是，要硏究外国的科学，又非先懂外国的语言文字不可，于是又设立甚么同文馆，延聘外国人，、德、法、俄等国的语言文字，开了天文、化学、算学、格致、医学等类的科目。并派遣学生往学习水陆军事军械技艺等类洋务。从此以后，学洋文，练洋操，习洋务之风气，为之丕振。当时士大夫间，莫不以此相矜持，莫不以能谈这些改革，为识时务，凡不能谈时务，不能懂洋务的，便认为落伍、满以为讲讲洋话，懂点洋务时务，会造洋鎗、炸炮、洋船、机器，就可以赶上外国，可以转弱为强了；但是一直努力到清朝末叶，结果还是毫无办法。
（二）政制的维新
于是，一般人以为这个办法，还不是强国之本。先以为不及外国人的地方，只是形而下的东西不够，技术上不如人。这自曾、左一直到郭嵩焘这般人，都是这种信念。到后来，一般人以为他们虽然有点觉悟，终不能使旧中国转入新中国，造出一种大变化来。因为他们的见解，还祇是见到一点皮毛，技术只是一种皮毛的工夫。所以当时的中心人物梁启超会批评过他们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认为他们这条路，再不能走了，而国家根本的病根，还是在政制不好，非向政制改革这条道路走去不可。所以又閙成第二花样，有所谓“戊戌政变”的一幕。自康有为伏阙上书之后，曾经过“百日维新”的极盛时期。但是閙到后来，也不见得有多少转机。攷其原因，并不是没有变法、其实庚子之后，若是按照当时清廷原有制度来说，也变了不少的法，尤其是北洋的直隶，南洋的两江和两湖广东这些有大督抚的地方，改革得很进步。
（三）政体的改革
可是，在庚子之后，虽然变了不少的法制，还不能马上强盛起来，究其原因，一般人便以为单是改革政制，不过是一种枝节的办法，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见解。问题的中心，没有把握着，任你怎样翻来覆去的努力，终归无用。如是就牵涉到国家的政体问题。所以弄到第三步花样，就是大革命的爆发。把几千年来的专制政体粉碎了之后，便建设了民主共和的政体。改革政体的目的，既已达到，应该可以从此强盛起来，乃结果，民生的颓败，国家的危险，其程度益加深刻，反不如革命以前的安居乐业。照这样情况看来，改革政体的目的，究系何在？而所得的结果，适得其反，流弊还要更大。把西洋的民主制度所谓“德谟克拉西”搬了进来，什么议院制、内阁制、总统制，閙得乌烟瘴气。每届选举，贿赂公行，国民卖票，议员卖身，选举一次，国民道德政治道德，就破坏一次，弱㸃就暴露一次；而且每次军阀的混乱，都是从这些政治的变局中发生出来，弄得丑态百出。这般的流弊，真是令人痛心。一般国民，那有不失望的道理？
（四）新文化运动
经过了第一步技术第二步政制以至第三步政体改革的努力，在这政体改革之后，还是弄得一塌糊涂。在这个时期里，又有好些人，以为从政治来改革政治，是没有办法的，只好离开政法的见地，另外找出路。所以到五四运的时候，就转向到文化方面，以为文化才是根本的问题，旧的文化的躯壳，已经僵化，非把他澈底扫除，从新建设新的文化不可。要改造政治，就要先改造思想，要改造思想，就要从文化上用功夫。所以五四运动以后，高唱思想解放，末流之弊，甚么自由主义，甚么社会主义，驯至马克斯牛克斯这一套东西，就在一般靑年智识份子的思想中操了绝大的权威，麻醉一时。固有的学术思想和道德，完全被其排斥与破坏、所谓新的文化的道德，却并没有替中国从新建设起来。旧的摧毁了，又找不着新的替代的东西，一无所有，徬徨无主。结果，就像大病的人，又加上一层外感，奄奄待毙。但是，这样一閙之后，国民革命运动，确得到不少的帮助，使一般的人，容易获得了解革命主义的机会，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到了国民革命军事成功之后，也以为非从文化上澈底改造一下不可，可是结果又适得其反，还是不满人意。
（五）国民革命
第三步第四步的花样接连的閙了一气，末流之弊，几于不可救药。可是倒得了一个大变动。一般人以为民主政治之不能行，是由于国民智识不够，思想落伍，所以没有成效可言，而且流弊丛生。因此国民革命运动，由酝酿而成熟，全国闻风归向，果然把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打倒，南北统一完成，国民政府代之而兴。总理的革命方畧，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军事统一之后，先行训政、然后过渡到宪政，以免再蹈民元以来之覆辙。自十三年以后，大家又很觉得，以为采取欧洲大陆派的议院制，内阁制都没有好处，明是乃效法俄国革命的办法，采行俄国的委员制，（除五院制系总理制定外，其余还是采取俄制。）到现在又已试騐过几年，检讨结果，利少害多，与原来的用意，多适得其反，不特人民不能满意，就是我们自己也觉得很不满意。
（六）共产党之乱
这样一来，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或以为俄国的制度，本是很好的，其所以行之而无效，只是归咎于我们这般行的人不得其法。并且俄国的政治制度，是适于共产主义的需要；我们不行共产主义，而欲收俄国政治制度的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要求民族的自救与复兴，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于是乎有些热血浅识的靑年，又偏向到共产党，来参加所谓“共产革命”。这套把戏，又已经演了几年。他们对外宣传，很夸耀地说，苏区的建设，是怎样的好，前途的希望，又是怎样的大。一般拿耳朶做眼睛的人，还是被他鼓惑的不少。但是我们到匪区去考察一下，他们不但不行，并且比我们还不行得多。兄弟在不久以前，曾经到过新收复的黎川和广昌。广昌被他们占据了五六年，黎川在从前被占，嗣经收复后又被他们一连占据了两年。时间也不能不算相当的长久，可是，共产党在这些地方，遗留下来的，又有些什么呢？就他们认为苏区北门锁钥的广昌来说，被他们占领了五六年，他们的设施，除掉效法我们建筑了三十几个碉堡之外，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再找不出他们一㸃成绩的痕迹，我们现在举几个实例来说，就可以知道他们毫无施展，依然停滞在旧的圈子里，挣扎他们那苦闷的生活：
例如：土地庙本是一种迷信的东西，在我们革命势力之下，看见了这个东西，还要劝导一般愚民不可迷信，有些地方党部，激烈一点，便领住些人去打倒他。可是我在广昌、黎川经过的地方，看见土地庙土地神，和香炉存在的就很不少。到处死了人还是化纸钱烧香。听说广昌战后，锡箔纸钱香烛，就是一宗很好的生意，和久缺的盐米一样的需要。黎川还有一座扶乩的菩萨庙，香火从来很盛，偶像陈列得很多。此次经我们收复之后，才把他的偶像搬开去，在这里设立了一所两级小学。广昌有一个小学教员，年纪已有六七十岁，在过去多少年当起，一直到现在共产党时代，还要借重他。这样头脑冬烘的人，在共产党认为最重要的文化事业上，还容许他存在，可见他们的一切，都没有改进的能力。再就广昌这个地方一般残余的百姓来观察，壮丁都被共产党拉走了，剩下来的都是老翁。老年妇女，自不必说，就是一般靑年妇女，仍然很多固守着缠足的风气，并没有澈底解放的努力。其中令人感觉到最普遍最不良的印象，凡是收复的地方，都非常的汚秽，满是擸捶尘土汚泥佛水，很像多年未扫除，奥气难闻。黎川、广昌的苍蝇，结队成群，与人争食。这些最低限度的衞生行政，清洁运动，共产党的统治，毫未注意到，任你说的主义震天价响，完全与社会无干。可见共产党还是中国式的共产党，所玩的把戏，还是中国的老套，一㸃办法也没有。又如分田系共产党极力标榜而最富麻醉性的策畧，广昌和黎川，都是分过田的。分田的册子和分田的标帜，统统都有。但是田塍还是维持着原状，并未敢加以破坏。因为人民反对破坏，说是：田塍一经破坏，田里就不能蓄水，没有水就没有办法耕种。共党也就无法可施，只好迁就作罢。据我们调查：原来匪区的佃户，并没有分田的要求，匪区中也没有甚么大地主。平日地主，和佃农之感情利害，就没有甚么不相容，更无所谓阶级对立的观念，共产党不问病情，祇管下药，慷他人之慨，硬要把地主作成打倒的对象，把他的薄田充公瓜分，表示一㸃小恩小惠。照他的办法，佃农分田后，收获的全产量，以百分之五十缴送苏维埃政府，其余百分之五十，便归他耕者所有，地主是完全被剥夺了的。其实如黎川地方，地广人稀，向来批佃招耕就不易，田租额都估得很低，大率佃户占了百分之七十，田主仅占百分之三十，还要纳税纳捐。照共产党这样分田，不但农民得不着甚么好处，反而吃了大亏了。况且分田之后，农民就直接加上种种负担，今天派销公债，明天预借军米，后天又要织草鞋，办兵差，弄到痛苦不堪。据说广昌、黎川，就有这么一种情形：佃户在分田之后，都觉得分田的举动，有类于做强盗，趁火打刧，把别人所有的东西，硬来占为己有，总觉得在天理良心上，很是不安。可是他们又不敢不接受，而暗中与流亡在外的地主，还是通声气，有时还设法输一㸃租接济他。这真是中国人的厚道，固有的美德。因此之故，共产党照册子上所分下来的田，当然和佃户原来所耕之田，不免有多少变更，为整理便利，不免还要按着标帜，叫他们彼此调换。他们回报共产党，当然说是已遵照变更或调换了，其实他们多数还是愿意耕着原来所耕之田。有时另外分配给他们，他就不去耕，弄到匪区中荒田荒地就很多。共产党也就知道这些上下相朦的情形，祇好半痴半聋，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我们以前的推想，以为匪区土地问题的复杂，一定很严重。赶到收复之后，经界依然，谁主谁佃，清楚得很，并没发生甚么了不得的纠纷。共产党的把戏，实在没有甚么巧妙，他的命令，还是一样不能澈底。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最有意思的，我在南丰，住在一所内地教会的房子，是陈辞修总指挥预备招待客人的。那天早上，我看见客应里摆了一个大书摊，都是最近搜集共匪的书报和文件。我随便把他翻了一翻，其中共匪的上级机关，对下级下的命令，就很多。其中都是痛贵广南等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如何地不努力，工作如何地错误，如何地有名无实，借故搪塞，因循数衍，都无非是一些严厉督责的话，并没发见甚么确有成绩，分别嘉奖的，这就可见他们的能力了。
从这些方面看来，共产党统辖的地方范围，并不甚广，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对于违犯禁令的人，动不动就杀，甚且整批的杀，可谓雷厉风行了。但是他们的法令，还是不生效力，所施的政制，还是不能支配整个的社会，甚至与社会全无影响。即所谓中央区，已是他们人才与政权集中的地方，广昌更是北门的锁钥，结果，也不见得有什么成绩在那里。他们埋头苦干是费了五六年的工夫，所造出来的成绩，只是闾里坵墟，家破人亡，一种残酷凄凉惨切切地狱般的世界。
二、中国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俗之颓败
我们纵观这几十年来内外时势的推移，由咸、同末年谈时务洋务专从技术的追求做起，演进而成戊成、庚子以后的政制维新。由政制的维新，再演成辛亥政体的改革，都失败了。于是民国八九年间新文化运动代之而兴。自是而后，国民革命像成功而实在尙未成功，共产革命则完全惨败了。费了那么多的聪明才力，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变换了种种式式的花样，凡是东西各国办而有效的东西，都搬到中国来试一试。这一幕还没试完，那一幕又准备另试，试来试去，不但没有收到挽救危亡复兴民族的实效，结果愈试愈糟糕，于是一般忧时之士，就觉得中国民族的前途，很可悲观，认为这个民族，实在是老大了。经过先知先觉五六次的诊断，无论注入什么新的东西，都接受不了。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每注入一次，他的病便加重一次。在这世界潮流激汤国际风云莫测之际，这老病的性命，真是风烛残年，可怕得很。如果再无起死回生的圣药来救他，祇有准备后事了。
我们处于今日，身当其冲，时代环境，既然不容许我们再观望，难道就坐以待毙吗？中国害了这样不起的沉疴，他的病源，究竟何在？又有没有昭苏的希望呢？我们仔细推究起来，他的病根，既不在技术之不如人，那可以迎头赶上的；亦不在政制政体之无作用，那不过是施政的工具，与施政的原动力无干；尤不是因为没有采行共产主义的原故。中国不能行共产，连俄国到现今也行不了甚么真正的共产主义。中国所谓共产革命，就是闯、献复生做些杀人放火的勾当，就是认贼作父做些汉奸卖国的行为罢了。还够得上说是救国家医国病的方法之一吗？我们的病根，实别有所在，实在于风俗人心之颓败，绝非这些药方所能医得好的。我们的前辈在过去，已经换了五六批医生，都没有拿着这个病根，而且望救心切，药石乱投，不但没有效果，反使深入膏育，几乎要断送生命。我们现在既知道人心风俗之坏，确是病根所在，所以要革命必先革心，要变政必先变俗。
（一）病的心理与恶的习俗是一切改革之障碍
我国这几十年人心风俗之颓败，实不可以言语形容。
在个人方面说，则为“病的心理”，在社会方面说，则为“恶的习俗”，有了这两种大障碍，摆在我们进步的前途，如果不把他扫荡净尽，一切的政治改革，终没有推行的可能，光明的境界，永远没有达到的希望。<所谓病的心理与恶的习俗，再具体一点分析起来，就公务员说，便是徇情、贪汚、虚伪、不负责、作威福、假公济私、因循苟且；就人民说，便是懒惰、萎靡、懦弱、汚秽、杂乱、涣散、愚昧、无公德心、自私自利、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薄。这些毛病，个人社会，都相沿成风，牢不可破，无论在政府机关里或社会上，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得到。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都在这种恶的势力支配之下。
（二）完成革命推行政治，以攻心为上，易俗为归，不能改造整个环境，便为环境所同化
我们革命的敌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军阀、赤匪、但这都是有形的敌人，尙好应付，并不可怕、最可怕而最不好应付的，只有无形的敌人——病的心理、恶的习俗。我们如果不能克服他，那末，主义尽管好，政治尽管完美，终归没有效果，徒费心力。所以无论推行任何一种主义，或是推行任何一种政治，都应当集中全力先向此猛攻、古人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也就是看到了这一㸃，先要将心坎中的病根，拔除净尽，风俗然后可正，政治才有办法。如果不从此处下手，我们日常待人接物处事，就会遇着这种无形的敌人，很像万箭齐发一样，向我们的心坎里袭攻，我们于不知不觉之间，就被他挟持住，不能自拔。我们革命的精神，就渐渐的为这种恶的势力征服，而被其同化。任你有好计划，一摆到这个环境内，一定行不通。任你是一个品格高尙的人，一坠落到这个圈子里，也终归变作恶人，同流合汚。其不能振作，与众人同，其无能为，亦与众人同。
我们无论管理一区一县，以至一省一国的地方，均应以攻心为上，先发制人，专找这种无形的敌人去猛攻。否则一切法令则都是骗人的官样文章，都可变成因缘为奸的工具。纵使能够实心实力照住法令章则去做，也不过得着一点一时的表面的效果。如果这个管理的人，一离此地，便又化为乌有，仍回复其旧日恶的状态。所谓“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这就表示政治的基础，没有真正确立的缘故。所以为政根本之道，要归结到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一㸃，就是说在政治工作之前，必须先下一番改革风俗的工夫。风俗方面，如果有了很大的转变，很能够振作起来，那末，任何政治，任何主张，祇要合乎社会国家的需要，就下令如流水之原，事半功倍了。
三、今之谈革心变俗者常有两种不正确之观念
革心变俗，是完成革命改革政治之最大前提，他的重要性有识者都公认，也用不着再详说了。我平日和好些朋友讨论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发生两种不正确的观念，我要在这里纠正一下：
（一）谓中国国民性不易改变的错误
第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就是说革心变俗，说起来虽是十分重要，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尤其是我们中国这个颓敝不堪的老大民族，要想改变牠的国民性，更是难于登天。况且唯物史观的学说现在浸淫于中国，人欲横流，天理灭绝，要想革他的心，变他的俗，岂不是难上加难吗？我说这个观念是根本的错误了。曾文正公说，“风俗之厚薄，系于一二人心术之微”。在上位的人，做社会领袖的人，心术不善，风俗一定会薄，心术善，风俗一定会厚，如响斯应，如风偃草，历历不爽。俗语格言中常有这么一句话“有不能战的将，而无不能战的兵”，就是说无论甚么地方招来的兵，祇要训练得法纪律严明，都可以打胜仗。并且常看见有些兵，在那边常常打败仗，改编到了这边之后，就常常打胜仗。可见能战不能战的责任不在兵，而在将了。我现在也可变换一句话说“有不能化民的领袖，而无不能感化的人民”，用不着把外国历史作例证，就把中国的历史翻一翻，我们这个民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的确悠久而老大，可是在几千年的当中，不知兴了几次败了几次。这一代兴，那一代败，这一代化好，那一代化坏，很像循环无端，起落无常。就是同一个时代，两方对抗，附了这方的人就化好就兴，附了那方的人就化坏就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尤数见不鲜。所以一个朝代的兴亡，不必等到他的最后运命揭晓，才能决他的雌雄。我们只要从两方面来看他们的人心与民气，就可以断定。我们看兴朝的方面，他们的人，在心理上行动上，莫不表现一种公忠兴奋的朝气，反之，要被打倒的对方，他们的人，在心理上行动上，莫不表现一种贪私萎靡的暮气。从历史的转变中，两两对照，几乎成了一种确定的原则。可见人心风气与一朝兴亡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只看当时风气之孰振孰萎，就知人心之孰向孰背，就可以决定孰成孰败。在这一兴一亡交替之中，其所据的空间，所处的时间，所凭借的人民，都是一样，并不是两个民族，尤不是两个时代。其所以成败殊势好坏异形者，即在管理政治的人能否转移人心改变风俗以为断。怎见得我们这个老大民族，一败即不可复兴一成即不可复变呢？天下无难事，最怕有心人，我们就应该知所自勉了。
（二）移风易俗，混为一谈，不知由移风而进于易俗之错误
第二个不正确观念，就把移风易俗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个阶段。易俗乃移风最大的成功，移风乃易俗最初的步骤。易俗以全社会民族为对象，移风以政治的中心干部和社会上一部份的知识份子为对象。范围有广狭，关系有浅深，所成就的事业，自有大小之不同，所收的功効，更有一时的和长久的种种之差异。拿中国已往的历史来说，如孔子治鲁，管仲治齐，子产治郑，商鞅治秦，诸葛亮治蜀，都能化民成俗，其他的先知先觉的努力，多是祇收到移风的工夫，还没有认真做到易俗的工夫。所以他的事业成功和效果获得，总是可暂而不久。虽然轰轰烈烈的干了一塲，到了相当的期间，他原来的精神，便不能维持下去。我拿现代史曾、胡、左、李诸人之中兴清室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成功，就可以做实例的证明。这都是革心变俗的工夫，还没能够澈底做去的缘故。
甲、曾胡左李诸人之中兴清室
当满清中叶以后，国民坏的心理，政府恶的征象，都充分地暴露了。
曾、胡这班人很知道风俗人心之坏，想要挽救过来。但是他们都是些书生，怎样能够负起这种大的责任？
他们认定：如果要向这方面努力，就非先形成一个中心干部的团体来以身作则转移风气不可。他们这班人很得力于王阳明躬行实践的工夫。不特他们几个首领如此，就是他们的书生团体，也都能本此精神，由办团练来做成实力的基础，由衞礼教来树立精神的信仰。在他们几个人领导之下，“硬干”“苦干”起来。
当时太平天国的奉天主教的。曾、左诸人初出来打他的时候，并不是标榜保清，而是护教。他们第一次的檄文，完全以拥护儒教，消灭夷教为号召，以激起一般人之同仇敌忾心。因为自文王、周公、以至孔子一脉下来的儒教，在这时候，被太平天国破坏，起了极大的动摇。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一个朝代的变换，还没有很了不得的关系，至于中国之制度文物，那就绝对不容许破坏的。所以他们对于洪、杨之战，毋宁说是衞道或衞教之战。他们最得力的地方，也就是对于昌明礼教转移风气，曾痛切的做了一番工夫。换言之，也就是攻心的工作。可惜他们的努力，祇能感化中心干部的团体，还不能把整个的社会有所改革。由成功这一方面说，凭借了他们中心干部的觉醒，有了这种兴奋的精神，蓬勃的气槪，来抵抗太平天国末年那种萎靡腐败的风气，当然可以压倒一切。由失败这一方面说，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病态，尙未能加以有效的治疗，所以他们在用兵作战长期相持的当中，就屡屡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发生了无穷的困难，弄到常常要牺牲自己良心的主张，来迁就事实，以求有济。还要想尽法子，和恶势力谋妥协，以免牵动大计。所谓中心干部，所谓新兴势力，耳濡目染，形格势禁，不但渐渐软化，而且天天恶化。赶到金陵攻下之后，他们本身的弱点，就完全暴露。湘军万不能再用了。湘军衰落，淮军代兴，淮军衰落，小站新军代兴，一脉相承，更有工河日下之感。李鸿章练淮军，自始即与曾、左不同，并不以书生为骨干，当时环境也两样，更无所谓衞道衞教之说，祇以功名心事业心驱策人。袁世凯练小站新军，益变本加厉，其目的在造成私人势力，纯以利禄奔走天下士，恒挟住用些使贪使诈的策畧，不但不能转移风气，中国的风气，反而因此败坏到极点，至今不可收拾，这真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乙、国民革命军之北伐成功
再就最近的事实来讲，民国十三年至十五年的广东国民革命势力，养精蓄锐，正如旭日初升，无论党政军各方面，莫不充分表露蓬勃的朝气。政治还清明，军队很有纪律，一般国民的精神，都很紧张。当时的政府，很能支配社会民众的心理。一切的刑赏大政，都能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处处表示出铲除腐化的精神。一种兴奋之气，确是充塞了岭南，而渐弥漫到各省。整个社会的风气，虽然还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党政军所领导的团体风气，确是起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不到三两年的工夫，先声夺人，全国冲动，由珠江流域，冲到大河南北。一般军阀官僚，望风披靡，毕竟造成了南北统一的局面。这就是以革命势力的雄风，来克服一切反革命势力的暮气，便如摧枯拉朽，一切反革命势力，便都受革命势力的领导。
可是到了后来，北伐完成，所控制的范围加大，而所存的朝气就渐渐地淡薄。反革命势力的根基，本来很深厚。在当时虽然暂时摄伏，到了后来，又漫漫地抬起头来，显示了本来面目。结果，革命势力便与反革命和不革命的势力，趋于妥协，以至被困于他们势力的重围，而起了同化的作用。所以这几年来，党务上，政治上，军事上，不特毫无革新改进的成绩，而且外患日急；九一八之变，便集国难之大成。国事愈弄愈糟糕，国命愈弄愈危险，革命的前途，非常黯淡。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从前只有一点努力，仅仅做到领导团体的移风工夫，对于一般社会环境，还没有切实领导他们去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树立一个小规模的新风气的集团。当然敌不过广大的旧势力的集团，结果，自然非被软化不可，并且非被同化不可。掉在阴沟里，那里还有不同流合汚的道理呢？
所以，病的的心理与恶的习俗，没有改革，没有痛痛切切的做一番化民俗的工夫，无论你怎样提倡革命，无论搬用什么制度，终归白费气力，弄得四不像。我们从已往和现在的事实来证明，这都是一种必然的归趋。纵或表面稍有成绩，也不过像云过太空，昙花一现，马上化为乌有。但是在这点成绩创造的历程上，你所费的气力，已经是得不偿失了。你如果稍有疏忽；或是离开那个地方，上下四围的恶势力，还是紧迫而来，完全恢复他原来的权威，甚至来一个大大的反动，也未可知。
由此看来，我们今后不谈革命不谈政治也罢了，如果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就得做一番移风的工作，更要做一番易俗的工夫。两事本是一贯，是要以身作则，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由近而远，由小而大，从脚踏实地做起的。小做则小效，大做则大效，万不可以浅尝辄止。如果祇知为革命为政治努力，而不知从移风方面努力，那是徒劳无补，绝不能有成。如祇能移风而不猛向易俗方面努力，也是事倍功半，，纵有所成，亦不能支持久远。这是事实教训我们，我们更应知所从事了。
四、革心变俗最速收效之方法
我们从上述种种方面的观察，综合起来，可知革心变俗的努力，对于政治的关系，实在非常重要。但是，应该怎么样进行呢？应该采用甚么的方法，才能于最速之期间，发生最大的效力呢？
（一）凡作之君者应兼作之师
从前一鄕一邑之中，有德高望重的人，并不要做官，一鄕一邑的人，自然被其感化，这种实例不少。如汉之贾彪、徐穉，以及宋之林逋，就是这一类代表的人物。贾彪有兄弟三人，皆有高名，当时的人称赞他们说是：“贾氏三虎，伟声最着。”徐穉也是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
他是南昌人，曾下陈蕃之榻。林逋隐居西湖孤山，杭州的人都慕其高风。这些人皇隐居在野，修德立行，而一般人都受其感化，实是一种潜移默化最好的办法；但是，在野感化的工作，还不如在位之易于进行。
孔子讲学时代，对于社会的影响还小，后来到鲁国做了一次宰相，便特别的发生效力。自谓：“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己可也，三年有成。”这就是由于作君作师，双管齐下之功。虽在野有在野的办法，在位有在位的办法，可是前者收效小而缓，后者收效大而速。因为在位来改革风教，一方面赏以劝之，一方面罚以惩之，较之单纯的修德感人为有力。所以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他秉政七日，便把兼备五恶之乱政大夫少正卯诛杀了。治鲁三月，虽然还来不及把鲁、国整个的社会来改革，可是他的成绩，已经能够造成“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尙忠信，女尙贞顺”的风俗。所以改革风教，若专作之君而不能兼作之师，虽禁令森严，日事诛杀，必不见得有何效果。若专在野而作之师，纯赖人格之感化，纵可推及于一鄕一邑，而其效也甚暂甚微。孔孟及耶稣之教，当其生时，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都在死千数百年才发生大效，可见能作之师者，非有政有刑以济之，也不易大行其道，则作之君者，不问是一县一区或一省的首长，自不可轻轻放过，应该随时随事随地，都有能作之师的注意与努力。不但是做牧尹，实在兼作牧师。这一点要大家都十分认明的。
（二）由外形训练促起内心变化
我们再进一步来讲讲革心变俗的办法，当然以改良心理和习惯为目标，大槪可分为两条路：一是从内部修养，慢慢的发扬出来，一是从外面的训练，贯输进去。前者是由精神表现到形式，要由内心修养，发扬出好的道德行为：后者是从形式感变到精神，要由外形训练，使内心起了好的变化。我们不是圣贤，多数国民，更不能期望他都做圣贤。如果以悠久的岁月，来叫各个人去闭户潜修，恐怕修养还没有端绪，国家已经灭亡，故我们要转移人心，就要注重外形的训练，来陶冶他们的好品性。就要改良日常的生活，来养成他们的好习惯。例如：一个军人，受了长期的军事训练，一举一动，总能表现多少军人的精神。他心理上，不期然而然的总起了多少变化。如遇长官，便觉得非敬礼不可，路上行走，非挺胸直腰提起精神不可，做事非简单敏捷不可。此外再就工人、农人、商人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凡是久于做工的人，或是耕田的人，或是做买卖的人，我们一看见他的容态，差不多就可以分别出来。这就是个人的外形内心都受职业和生活的影响，实非常之大。因为各人在各自生活的训练中，无形地养成各殊的习惯，就会表现出各殊的容态。所以外部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内部的精神，自然随之而变。我们正可以利用此种感应的力量，同样的训练一般人的生活，使一般人内部的病态，不良的恶习，逐渐汰除。这是移风易俗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一定要走第二条路。自己以身作则，以表里如一的行动，为一般社会的表率，逐渐的推及团体内的人员，进而推至一般社会，这也要大家切实认明的。
（三）借政治全力扫除社会恶习
要铲除社会一般恶的习惯，非用非常的手段不为功。回教最能看透这个道理，谟罕默德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可兰经，就是表示要以武力政权来推行他的教义，看你还是愿意接受可兰经，还是愿意吃宝剑？这样一来，在他武力与政权所及的地方，便成为教义感化的地方。所以弄到结果，回教徒的精神，团结甚坚，收效很快。迄于今日，受回教支配的地方，还有土耳其和中亚细亚各小国，很能发挥他们教义的精神。就是我国的新疆，也在他们教义势力之下。我提出这种以武力和政权来除社会恶习的办法，并非我有意要来提倡推行一种什么宗教。不过从这一点便联想到本党。本党既有武和政权，而且有很完善的主义，而结果，对于主义之推行，与诸般政治的改革，为什么没有效果，反要弄愈糟？推厥原因，就是所有的努力，专在改革政治制度本身上用工夫，没有在病根所在的风教方面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种政治，能否改进与推行，其先决条件，就要看风教之能否改良。我们就该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佐以武力与政权，以排除一切教化之障碍或恶的势力，一切政治，才能顺利的推行。这一点也要大家澈底认清的。
（五）结论 以上所述都是为甚样要做新生活运动的总说明
今天我讲了两个多的钟头，列举了种种的史实和例证，都是说明革心变俗之必要，是做政治工作前提的前提。也就这“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我们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复兴民族，舍此而外，别无最急最要的方法。今天三翻四覆的申述，虽不免繁冗可厌，其实千言万语都是“为甚么要做新生运动”的总说明。委员长蒋先生自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已讲演了好几次，一切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运动的方法，都说得很透明，印有专书，想各位都已读过。为避免重复起见，凡是其中已有详细指示的地方，兄弟就用不着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