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 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是一本语录体的书，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及孔子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东汉的郑玄根据他还能看到的《鲁论》《齐论》等本子，给《论语》做了一个注，这个注本成为后来《论语》流传本的基础。
《论语》是儒学和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而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学的基本思想都在《论语》中，所以《论语》也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
《论语》的治国思想
春秋末期，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力量衰落，各诸侯纷纷攻城略地，大小战争不断。诸侯国内，父子兄弟之间篡位夺权的事层出不穷，礼崩乐坏。各家各派都提出了恢复秩序的办法，孔子的全部思想和活动也都是为了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变天下无道为有道。
治国为政方面，孔子的核心思想是“政者正也”。这个“正”有两方面的含义：正人和正名。正人，是要使人走上正道，包括正人和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当权者自身也要正。
“正”的另外一个含义是“正名”。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人人都安于其位，按他的身份做该做的事，享受该享受的权利，恢复原来的礼制秩序。过去人们批判说，这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但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社会要发展，都要求各阶层、各部分人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守其道，各取其酬。没有这一点，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现在许多乱象，都来自这里。
怎样做到“正”呢？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制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
孔子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富足和信任上。正常情况下，先要使百姓富足，然后进行教化。即使经济有困难，也一定要取信于民。失去百姓的信任，尽管还有经济基础，政权也会垮台。
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治国思想。全部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
当时中国的教育都是官办的，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够受教育。孔子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民间学校，对于学生的身份没有任何限制，这就是所谓的“有教无类”。
在孔子的思想里，为政和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育不单纯传授知识，还是培养人、培养治国贤才的手段，是关系到社会安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大事，教育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
《论语》的为人之道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任重而道远”不是指某项任务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而是指人生在世担负着弘扬仁道的责任和使命，这一生是“任重而道远”的一生。
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除了物质生活以外还有精神生活。
西方人强调发扬个性，追求个人价值。中国人强调在群体的发展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体现了这一点。这种价值的最高追求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是为理想信念、群体事业献身；二是个人人格的完成。文天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比生命价值更高的就是“义”，就是精神生命。如果陷我于不义，我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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