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 傳叙文學底自覺
從黄初元年曹丕即位到泰始元年司馬炎即位爲止，這短短的四十五年之中，史家稱爲三國時代。這是建安時代底延長，然而究竟有些不同。嚴羽《滄浪詩話》分建安、黄初爲二體，曾經受過後人底抨擊，但是建安、黄初中間，確有一些區别。把這一點看清，纔是文學史家或批評家底識力。在傳叙文學方面，到了三國時代，同樣也起了波瀾。
本來到了建安時代，傳叙文學已經受到了時代底推動，逐漸展開；黄初以後，當然只是這種形勢底擴大。但是波浪來了。在建安時代或其前，傳叙文學固然是不斷地産生，但是我們不容易看到傳叙文學家。除開自叙那一類的文字以外，縱使我們還能指出幾部書或幾篇底作者，但是他們底寫作是不經意的，甚至是不覺的。趙岐建立了中國傳叙文學底理論，但是他底《三輔決録》止是一部極簡略的記載；《英雄記》不能説没有價值，但是這部書底作者、時代，以及原來面目，都不能確定。到了三國時代，一切都不同了。狠多的篇幅都有切實的作者可指，而且我們也可斷言，在他們寫作的時候，都有一番的經意。所以從建安到黄初，不妨認爲這時期的作者，從不覺走上了自覺。
怎樣會有這樣的變化呢？這是文學乃至一切藝術必然的過程。詩三百篇就是如此。《鹿鳴》、《文王》、《清廟》、《臣工》，是西周初年的作品，都没有姓名可指；到了“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烝民》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節南山》 。作者，時代，及作詩的目標，始顯然可見。西漢時代的五言詩，止是一種徒歌，但是到了建安時代，面目便大異。整個的漢代，公府畫狠發展，直到吴人曹不興，纔算有成名的畫家。書法也是如此。秦碑固然狠古，但是指爲李斯所書，乃是後人底錯誤。碑中也言隗狀、楊樛諸人，爲甚麽定是李斯呢？真真以書法得名，乃是東漢末年的蔡邕。可知從不覺走上自覺，正是文學或一切藝術必然的過程。傳叙文學當然也如此，而這個自覺的時期，恰恰在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的傳叙文學，確有作者可指的如次：
魏文帝《典論自叙》。
魏文帝《海内士品録》二卷。 見《唐書·經籍志》。按《隋書·經籍志》作《海内士品》一卷，不著撰人 。
魏文帝《列異傳》三卷。 見《隋書·經籍志》 。
魏明帝《海内先賢傳》四卷。 見《唐書·經籍志》。按《隋書·經籍志》作魏明帝時撰 。
高貴鄉公《自叙》。 見《魏志·三少帝紀》注 。
周斐《汝南先賢傳》五卷。 見《隋書·經籍志》 。
蘇林《陳留耆舊傳》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按諸書引作《廣舊傳》 。
王基《東萊耆舊傳》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 。
劉艾《漢靈獻二帝紀》三卷。 見《唐書·經籍志》。按《隋書·經籍志》作《漢靈獻二帝紀》三卷，漢侍中劉芳撰，殘缺，梁有六卷。又諸書引作《獻帝傳》 。
嵇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 見《隋書·經籍志》 。
管辰《管輅傳》三卷。 見《隋書·經籍志》 。
曹植《列女傳頌》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 。
繆襲《列女傳贊》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 。
鍾會《母傳》。 見《魏志·鍾會傳》注 。
梁寬《龐娥親傳》。 見《魏志·龐淯傳》注引皇甫謐《列女傳》 。
李氏《漢魏先賢行狀》三卷。 見《唐書·經籍志》。按《隋書·經籍志》作《先賢集》三卷，不著撰人。李氏疑魏時人，附記於此。以上魏 。
張勝《桂陽先賢書讚》一卷。 見《隋書·經籍志》。按“書”當作“畫 ”。
謝承《會稽先賢傳》七卷。 見《隋書·經籍志》 。
陸胤《廣州先賢傳》七卷。 見《唐書·經籍志》 。
陸凱《吴先賢傳》四卷。 見《隋書·經籍志》 。
徐整《豫章烈士傳》三卷。 見《隋書·經籍志》 。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見《唐書·經籍志》。按《豫章烈士傳》疑即出《舊志》，分立篇目，另入雜傳類。以上吴 。
諸書以外，尚有作家可記者。《曹瞞傳》一卷，《隋書·經籍志》不著録，見《唐書·經籍志》；《魏志·武帝紀》注屢引此書，稱爲吴人所作，此其一。《魏志·王昶傳》注引《任嘏别傳》：“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録其事行及所著書。”此其二。《魏志·劉放傳》注引《孫資别傳》，又稱“資之别傳出自其家”。此其三。《蜀志》卷十五附《常播傳》：“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雖無作者可考，而其書具在。此其四。《魏志·荀攸傳》：“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 鍾繇 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其書未成，不在此數。至如步騭所上諸葛瑾等十一人行狀，尤在例外。
就魏、蜀、吴三國分别立論，在傳叙文學的成就，魏居第一，吴居第二，蜀居第三。本來魏居中原，承兩漢文化中心底餘資，加以三祖陳王底倡導，地廣人衆的憑藉，當然處在領導的地位。蜀地的開化實在吴地之前，但是從西漢到東漢，整個的中國文化，開始由西北轉到東南的趨向：在吴蜀文化的發展方面，即從傳叙文學一節而論，同樣可以看到。以後這個趨勢，也是不斷地加强而顯著。所以吴居蜀前，正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這一個時代裡，有三部篇幅較長的傳叙：（一）《獻帝傳》，（二）《曹瞞傳》，（三）《管輅傳》。第一部底作者，爲獻帝侍從之臣；第二部底傳主，是當時最偉大的人物；第三部底傳主，雖然不甚重要，但是作者爲其親弟，當然知道最詳密。所以三部書都可以成爲偉大的撰述。
《獻帝傳》作者劉艾，官爲漢侍中。《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七月“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虚，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此事亦見《獻帝傳》，而更詳密，大致史家所本，即出劉艾此書。劉艾爲天子近臣，至遲當始於是年。興平二年獻帝幸陝，夜度河，劉艾亦與其間，見《獻帝傳》。傳中所記，直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山陽公薨，適孫康嗣立爲止。所以劉艾與獻帝發生親切的關係，至少經過了四十一年，這是傳叙家不易得的遭遇。
劉艾又作《靈帝紀》，《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所引尚存六則，語甚簡略。《獻帝傳》見於《魏志注》、《後漢書注》、《續漢書·禮儀志》注、《文選注》及《御覽》者，尚可得兩萬字，可算相當地詳備。原書或稱《漢帝傳》，或稱《獻帝紀》。姚振宗言：“按《初學記》引稱《漢帝傳》，似是劉艾之本名，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山陽公薨之後，乃更名《獻帝傳》，入晉以後，與《靈帝紀》合爲一帙，乃定名曰《靈獻二帝紀》。” 《隋書經籍志考證》 。這是揣測之辭，但是我們無從得到更可信的解釋。最奇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向以詳慎贍博得名，可是有時稱紀， 《魏志·武帝紀》注 。有時稱記， 《魏志·董卓傳》注 。有時稱傳。 《魏志·袁紹傳》注 。《後漢書注》也是有時稱紀， 《董卓傳》注 。有時稱傳。 同卷 。這一定因爲兩個名稱同樣地熟習，所以引用的時候，常常不加抉擇。至於紀、記之異，更屬傳寫之訛，無須置論。
獻帝不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不能不算是英明有爲的嗣君，不幸嗣位之初，便遇到董卓專政，卓死以後，續遇李催、郭汜，再待李郭敗亡以後，又遇到曹操，從此遷都許昌，實際度俘虜底生活。然而即在這個生活之中，也還有幾度的波瀾：建安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受密詔誅曹操，事洩被殺；十八年，曹操殺伏皇后及二皇子；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被殺；建安二十五年三月，改元延康，十月禪位，這是名義上的轉變，然而究竟是一種轉變。以後的問題便不是統治權的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了。在殺任城王、殺甄皇后的魏文帝手裡苟全性命，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但是總算因應有方，直到明帝年間克終天年。這樣的人物，這樣的生活，恰巧作傳的劉艾又和獻帝有長時期的親切關係，我們應當看到一部動人的傳叙，但是我們所得的止是失望。
這個失望，不是因爲劉艾没有正視現實的勇氣。例如《魏志·明帝紀》注引《獻帝傳》：
〔秦〕朗父名宜禄，爲吕布使，詣袁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累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爲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禄歸降，以爲銍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禄曰：“人娶汝妻而爲之長，乃蚩蚩若是耶？隨我去乎？”宜禄從之數里，悔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於公宫，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
曹操這樣的私生活都可以寫，還有什麽必須忌諱的呢？同樣地也不是因爲劉艾没有活潑動人的筆致，例如《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記》：
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以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覊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宫僕伏德扶中宫，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争攀船，船中人以刀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這一節除了最後六字直抄《左傳》，使人憎厭以外，其餘不能不算生動。《獻帝傳》底使人失望，多分是因爲作者只知作史，不知作傳的緣故。傳裡最著力的篇幅，裴松之徵引得最詳細的地方，便是在獻帝下册禪位以後，左中郎將李伏上表，魏王不許，以後又是若干人表請，若干次不許，最後還是尚書令桓階奏稱已經擇定十月二十九日，登壇受命，而終以“令曰可”三字。文件共是三十八篇，約八千字，止完成魏文帝底一套既定的計劃。其實即使作史，一切和事實無關的空文，都應加以剪裁。王莽篡位，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倘使一一具録，《漢書》亦復不成《漢書》。劉艾不知此義，因此所看到的止是字句底填塞，反不如《魏氏春秋》所言“帝升壇禮畢，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魏志·文帝紀》注引 。十八字寫盡當時的情實，和魏文底心境。
所以《獻帝傳》底價值，不是傳叙文學的價值，而是史的價值；即就史的價值而論，也不是史才史學史識的價值，而止是若干形同具文的史料的價值。
《曹瞞傳》便是一部和《獻帝傳》大不相同的著作。這部書《隋書·經籍志》不著録，但是備見裴松之《魏志注》，書底真僞没有問題。所怪者松之稱吴人作《曹瞞傳》， 《魏志·武帝紀》注 。吴人是誰呢？不得而知。《唐書·經籍志》沿松之之説，也没有交代。書中直斥曹操底酷虐變詐，固然不像曹魏的著作，但是吴人底著作，稱曹操爲太祖，也不近情。魏元帝咸熙元年五月，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次年十二月禪位於晉。傳稱司馬懿爲司馬宣王，那麽這部書便像是咸熙以後的作品。姚振宗言：“愚案傳名《曹瞞》，又係吴人所作，其言操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又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及遣華歆入宫收伏后事，語皆質直，不爲魏諱。故《世説注》、《文選注》所引皆稱操名，惟《魏志》注多稱太祖，自係裴松之所改，非吴人原本。” 《隋書經籍志考證》 。但是裴松之是宋人，中隔兩朝，爲何要改？縱使牽强附會，稱《武帝紀》注爲行文之便，改曹操爲太祖，但是改司馬懿爲宣王，理由何在？倘使我們假定《曹瞞傳》爲咸熙禪代以後的著作，便可以解答這兩個問題，然而裴松之“吴人作”三字，又不容許我們作如此的假定。所以這一部書底作者，始終是一個謎。
《曹瞞傳》底作者，雖然不能確定，但是對於傳主底個性，寫得非常活躍，尤其對於他底一切小動作，小節目，都給予狠仔細的描寫。在這一點方面，有些接近現代傳叙文學的意味，爲古代中國文學裡所罕見。例如次：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輕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于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耶？”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師，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 。
然以史實考之，往往與《曹瞞傳》不相合。傳稱袁忠爲沛相，常欲以法治曹操。考袁忠爲沛相，爲初平中事。 《後漢書·袁閎傳》 。中平六年，曹操起兵於己吾，次年初平元年，行奮武將軍事，自後常在兵間，何緣袁忠以區區之沛相，妄圖以法相治，此不可解之一。袁忠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有《後漢書》可徵，而《曹瞞傳》稱爲士燮所殺，誤也。傳又稱桓邵拜謝庭中事，是時客交阯者沛國桓曄，一名嚴，爲凶人所訟，死于合浦獄。 《後漢書》卷六十七《桓鸞傳》 。與桓邵事亦異。
《曹瞞傳》記曹操攻馬超事：“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説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就。’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 《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 。曹操渡渭攻馬超，爲建安十六年九月事。今渭水平原，十二月間温度常在零度左右，縱使古今氣候有異，無緣於九月間有灌水築城、一夜冰結之事。此不可解之二。
最甚者則有華歆破壁牽伏皇后之説。《曹瞞傳》云：“公遣華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户匿壁中，歆壞户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魏志·武帝紀》注引 。殺伏皇后爲曹操酷虐之一大事，然華歆破壁之説，不見《魏志》，其事原不可信。范曄作《後漢書》，始云：“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宫收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 《後漢書·伏皇后紀》 。范書所載，大致本《曹瞞傳》。尚書令之稱，當出其書，爲後人節引者所略。以操之暴横，破壁牽后，原在意中，即以獻帝、伏后對語論，《魏志·武紀》言：“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斯時獻帝正在慄慄自危之中，故有不知命在何時之説，情景亦甚逼真。伏完已死，故《魏志》但言伏后兄弟伏法，而不及完。《曹瞞傳》言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此則死刑加於身後，尤爲荒誕。
以情理論，華歆未必與聞此事。華嶠《譜叙》言：“文帝受禪，朝臣三公以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爲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群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群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悦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 《魏志·華歆傳》注引 。《譜叙》之書，出於華歆之孫，豈能必爲信史，然以人情言之，漢魏禪代，與魏晉禪代，其事原屬一致，華嶠爲晉秘書監尚書，豈有故意誇其祖父眷戀故主之思，以取疑於新朝之理。所以這是近於事實的記載。證以魏文踐阼以後，太尉鍾繇由東武亭侯進封崇高鄉侯，司空王朗進封樂平鄉侯，而華歆由相國徙爲司徒，安樂鄉侯如故，則華嶠所言形色忤時之説，殆可置信。這樣的人，居然壞户發壁，這是不能使人理解的事。
再以尚書令之稱考之。《魏志·華歆傳》稱歆“代荀彧爲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爲軍師”。荀彧卒於建安十七年， 《魏志·荀彧傳》 。其後征孫權在建安十九年七月， 《魏志·武帝紀》 。所以華歆爲尚書令，始於建安十七年而終於建安十九年七月。《後漢書·獻帝紀》：“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則至斯時猶爲丞相軍師，且不爲尚書令可知。又考《魏志·武帝紀》，建安十八年五月建魏國，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同書 《荀攸傳》稱“魏國初建，爲尚書令”，又言“從征孫權，道薨”。《徐奕傳》稱“魏國既建，爲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以下接言太祖征漢中，以奕爲中尉。征漢中事在建安二十年三月。 《魏志·武帝紀》 。斯知荀攸爲魏尚書令，始於建安十八年十一月，終於次年七月，其後徐奕爲魏尚書令，直至建安二十年三月。殺伏后事在建安十九年十一月，其時華歆既非漢尚書令，而魏尚書令又别有其人。所以范書所根據的《曹瞞傳》如有一部分可信，則勒兵入宫爲郗慮之副者，或爲魏尚書令徐奕，或爲並非華歆之漢尚書令， 名不可考 。皆與華歆無涉。
華歆、王朗都是當時的名士，《曹瞞傳》底作者因爲不瞭解名士底作用，以致陷於這樣的錯誤。當時的名士都負有天下盛名，這便是所謂“公才”、 《魏志·崔琰傳》 。“廊廟器”、 《蜀志·許靖傳贊》 。實際上不一定有經世之才，所以華歆、王朗儘管身負盛名，而一遇孫策，止得幅巾奉迎，束身歸命。第一個知道利用名士者，是曹操，表徵二人，全是曹操底策略。以後用邴原，徵管寧，也出於同樣的心理。劉備不十分瞭解這個作用，有一許靖而不能知，法正説以“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户説，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 《蜀志·法正傳》 。“宜加敬重，以眩遠近”，這是利用名士底真義。孫權把華歆、王朗送出以後，止得任用顧雍、步騭，總算維持江東底體面。但是大批的名士都在曹魏，文帝以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鍾繇爲太尉，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魏志·鍾繇傳》 。正是最得意的言論。他們底責任，在爲新朝收拾人望，以後華歆、王朗、陳紀、陳群這一輩人，對許靖、諸葛亮屢次與書招降，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官高而權不重，貪戀富貴，然而也不屈身汙賤。曹操、曹丕決不願意以此相屈，因爲這樣不但會使華歆、王朗失去名士底價值，同時也使曹氏父子喪失利用底意義。所以能够瞭解曹操、華歆底時代的人，決不會相信華歆有壞户發壁的故事。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假定《曹瞞傳》底完成，已在魏末的時候。
《曹瞞傳》底注重傳主個性，爲中國傳叙文學所罕見，然而因此更使我們抱憾記載底失實。要希望一部繁重的傳叙，没有任何的錯誤，這是一種過望，但是在一卷以内，發現許多違反事實的記載，便會降低傳叙文學底價值。
《管輅傳》二卷，作者是管輅之弟管辰。管輅底聲譽引起管辰的欣羡，這一部書當然可以成爲有名的作品。但是裴松之説：“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 《魏志·管輅傳》注 。又説：“案輅自説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 同上 。今《魏志》注備載管辰是傳，姚振宗云：“案《魏志·傳》注載辰是傳特多，似全録其文，并其序亦載之。” 《隋書經籍志考證》 。
《管輅傳》底作法，大體遵照《史記·倉公列傳》和漢魏之間的《郭林宗别傳》、《華佗别傳》，重在醫方之驗，知人之驗，以及占卜之驗。因此所重是事而不是人，而且只是斷片的事蹟而不是連續的紀載。清人撰《四庫總目提要》，認爲究厥本原，則《晏子春秋》是即家傳。《管輅傳》有些和《晏子春秋》相像，其實只是傳叙文學初期的形態。
但是《管輅傳》究竟進步了。對於管輅的總叙，能使我們看出一個不凡的人物。
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嘗禁之，猶不可止。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説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讎，愛己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愛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 《魏志·管輅傳》注引《管輅别傳》 。
這裡活潑地把管輅底見地寫出來，“臧否之士”一句，隱藏了許多時人底褒貶。從管輅那種不爲激石之清，不重廉介細直的主張看來，我們也隱隱看到管輅底影子。這正是作者抒寫的本領。裴松之認爲短才，完全是另外一個方向的批評。
清談之風，雖盛於晉，其實正始之中，即已開始。《管輅傳》便有幾段詳細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風尚，這是此傳對於歷史的價值。例如次：
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遊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魏志·管輅傳》注引《管輅傳》 。
諸葛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虚，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摧衂，自言：“吾覩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曜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翮如翰。其應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濉水，無以尚之。于時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輅猶總干山立，未便許之。 同前 。
魏國别傳很多，用不到在此列舉，約略可論者則有《任嘏别傳》及鍾會《母張夫人傳》。
《任嘏别傳》見《魏志·王昶傳》注，下筆狠細緻。如言“家貧賣魚，會官税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直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這一種不嫌瑣屑的寫法，正和《司馬徽别傳》類似。本來漢魏之間，原有這樣的風氣。《廬江七賢傳》陳翼葬長安書生魏少公事，《列異傳》鮑子都葬長安書生事，《益部耆舊傳》王忳葬京師書生事，都記書生有銀十餅，賣銀一餅以葬，餘着死者棺中，因祝死者魂靈有知，當令其家知其在此，最後果爲其家所知，因致重謝云云。下筆也是同樣地細緻。《七賢傳》等所載，大致原是一事，所以内容大體相同。范曄《後漢書·王忳傳》完全根據《益部耆舊傳》，却忘去了以前還有幾個不同而類似的傳説。
鍾會爲其母作傳，見《魏志·鍾會傳》注。後漢末年已經有婦女底别傳，如《荀采傳》，見《御覽》卷八七；《蔡琰别傳》，見《御覽》卷四三二及其他諸卷。鍾會母張夫人傳是一篇完整的篇幅，合《魏志》注所引兩則觀之，其中並没有顯然的缺略。所載鍾繇諸妾争寵傾軋，陰森可怖之狀，躍然紙上。如云：
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毁，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姙娠，愈更嫉姤，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
魏代底傳叙文學，縱然還没有什麽偉大的作品，無疑地已經走上發展的途徑。不幸就在這個時期，傳叙文學發生了病態，這便是傳叙家底有意作僞。傳叙文學和一般文學不同的方面，就是在叙述上儘管採取各種文學的形態，但是對於所記的事實，却斷斷不容有絲毫的作僞。文學的形態是外表，忠實的叙述是内容，等到内容方面發生問題，事態就嚴重了。所謂内容方面的問題，便是真僞的問題。這裡也有幾種的分别。有的是傳主底作僞，例如公孫弘位居三公而爲布被，食不重味，劉虞冠敝不改，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在這種情形之下，傳叙家能够直指其僞，這便是傳叙的忠實。有的是傳主底作僞，例如漢高祖爲項羽發喪，哭之而去，而《史記》直記其事，和其他諸傳所記高祖暴抗的故事 例如《周昌傳》、《佞幸列傳》 相形，適成爲刻意的諷刺。倘使作者不明此義，只是將僞作真，以訛傳訛，這便降低了傳叙底價值，但是究竟和有意作僞顯然不同。最下的便是傳叙家底作僞，把傳主底真相隱藏了，祇是故意捏造，叙述壞事的固爲謗書，叙述好事的也成穢史。傳叙文學成爲空文，這便是最大的損害，而這種作僞的風氣，在魏代始盛。
我們的時代，對於歷史上正統的觀念，已經轉變了，曹氏代漢、司馬氏代魏的故事，本來用不到過分的重視，但是這四五十年中，矯詐攘奪成爲當時的風氣，於是上焉者容悦取巧，下焉者機巧變詐。影響所至，及於一般的人生，更及於傳叙文學。當時的傳叙裡，作僞底形迹最顯著者：（一）《桓階别傳》，（二）《孫資别傳》。
《桓階别傳》見《北堂書鈔》卷六十九及《太平御覽》諸卷，清陳運溶《麓山書院叢書》有輯本。從輯本裡所看到的，桓階一則德懷遠人， 《御覽》卷二六二 。次則清儉異常，如云：“階在郡時，俸盡食醬酹，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成不耶？’詔曰：‘昔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糧之秩；宣子守約，簞食魚飧，而有加粱之賜。豈况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禮賢之意也。其賜射鹿師二人，并給媒。’” 同上 。又云：“文帝嘗幸其第，見諸子無褌，文帝拊手笑曰：‘長者子無褌！’乃抱與同乘。是日拜二子爲郎，使黄門齎衣三十囊賜曰：‘卿兒能趨，可以褌矣。’” 《御覽》卷四八五 。其實桓階只是一個參與機密的私人。第一個爲曹操畫篡奪之策的，便是他。《曹瞞傳》言“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淳以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吴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魏志·武帝紀》注引 。這是桓階自結於曹操的一着。曹操欲立曹植爲世子，“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爲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見《魏志·桓階傳》。階之子嘉尚升遷亭公主，正是二人結合底内幕。其後禪代之際，屢次領銜勸進的就是桓階。卒時，文帝自臨省視，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 《魏志·桓階傳》 。這是真相，也可見文帝之時，華歆等人只是充位之臣，國家之重，所託反在桓階。至於桓階底清儉，更是笑談。《御覽》卷六八九引《襄陽耆舊記》：“王昌字公伯，爲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城王曹子大女。弟式字公儀，爲度遼將軍長史，婦是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下車，不得踰侈。後階子嘉尚魏主，欲金縷衣見式婦，嘉止之曰：‘其嫗嚴，固不聽善耳。不須持往，犯人家法。’”《曹瞞傳》底完成，在《桓階别傳》之後，《襄陽耆舊記》更遠在其後，從史料底先後論，當然不如《桓階别傳》。但是《别傳》所叙，以桓階爲主體，《曹瞞傳》及《襄陽耆舊記》所叙，只是側面的投射，一個有意，一個無意，因此反覺可靠，而《桓階别傳》底作僞，更加顯著了。
其次便是《孫資别傳》。文帝黄初之初，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中書成爲君主底親近，這是大權由尚書轉到中書的張本。文帝、明帝兩朝，劉放、孫資大權在握。《世語》言：“放、資久典機要，獻、 夏侯獻肇曹肇 心内不平，禁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豈能復幾！’指謂放、資。”這是當時的情實。明帝寢疾，便成爲夏侯獻、曹肇和劉放、孫資争權的時機。《魏志·明帝紀》稱：“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内，謂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王室。”這是當時的内幕。放、資底計畫，第一步是引曹爽以倒燕王，第二步是引司馬懿以佐曹爽。完成了削弱宗室以後，接下便是司馬懿推翻曹爽政權，從此以後，逐步走上魏晉禪代的途徑，一切只是由於放、資二人把持中書的一念之私。陳壽評二人云：“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閣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陳壽身居晉代，所言僅能如此，其實這種微詞，透露時人對於放、資二人的議論。但是《孫資别傳》就不是這樣了。明帝臨危，問孫資以誰可用者。《别傳》稱孫資言：“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意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樹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明帝問：“今日可參平、勃，侔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孫資止説：“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别。”這便是推避責任。《别傳》着此數語，正顯出作者爲孫資洗刷的用意。所以裴松之説：“案本傳 《魏志·劉放傳》 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别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這便判定《孫資别傳》底價值。
魏代的總傳，可考者爲《列異傳》、《海内先賢傳》、《先賢行狀》及《聖賢高士傳》。
《列異傳》三卷，《隋書·經籍志》題魏文帝作。《魏志·蔣濟傳》注引《列異傳》一則，首言“濟爲領軍”，案蔣濟爲領軍將軍，在齊王芳時，不應文帝時即有此稱。所以姚振宗説：“案《唐·經籍志》有《列異傳》三卷，張華撰，《藝文志》小説家有張華《列異傳》一卷，意張華續文帝書而後人合之。” 《隋書經籍志考證》 。這是一部接近小説的作品，所以《新唐書·藝文志》索性歸入小説類，今不置議。
《海内先賢傳》四卷，《隋志》題魏明帝時作。《世説新語注》及《御覽》所引諸條，皆漢魏間人事。《御覽》卷九二二引《先賢傳》云：“周不疑，曹公欲以爲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不疑已作頌，援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倘如《唐書·經籍志》所云，爲魏明帝撰，似不應有曹公、曹操之稱，仍以《隋志》所題爲宜。
兩《唐志》有《海内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三國志注》、《後漢書注》屢引《先賢行狀》，疑即此書。李氏不知何時人，以《行狀》所載皆漢魏間事，疑爲魏時人。鍾皓、陳登、王烈、田疇、審配諸狀，皆洋洋千餘言，不類其他諸總傳之瑣碎，對於諸人亦有個性底描寫，所以實在是一部佳作。曹操北征袁譚，辛毗歸操，審配爲袁尚守鄴，城破，《行狀》云：
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駡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耶？”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 審配侄 。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耶？”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魏志·袁紹傳》注引《先賢行狀》 。
嵇康《聖賢高士傳贊》三卷，是一部極享盛名而没有價值的著作。《魏志·王粲傳》注載康兄喜爲《康傳》云：“撰録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内，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所謂百一十九人者，正如劉 、劉訏所言：“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 《南史·隱逸傳》 。《史記》有《自序》，《漢書》有《叙傳》，但是嵇康却以空白自標流品，正是極端聰明的辦法。嵇康底人品，當然可以引起後人底敬慕，但是人品是人品，作品是作品，不能因爲人品底高超，便認爲作品的高超。
然而這本書在魏晉以後，確曾享盡一世的浮慕。當時人人想做高士，《高士傳》便成爲愛不忍釋的珍玩。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見《世説·品藻篇》 。其後子猷作桓沖騎兵參軍，桓沖問其所事，子猷答以“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問：“官有幾馬。”答以“不問馬，何由知其數”。桓又問：“馬比死多少？”復答：“未知生，焉知死。” 見《世説·簡傲篇》 。子猷比子敬又高一層，切實做到了慢世，其實祇是一個高傲的白癡，在平時是一個寄生的廢物，在戰時更是一個誤國的姦蠹。這種人正是《高士傳》所陶冶的人才。桓温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玄曰：“誰能作此谿刻自處。” 見《世説·豪爽篇》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於陵仲子事 。桓温是一個磊落的英雄，但是英雄不常見，所以《高士傳》仍爲極享盛名的著作。
從傳叙文學底立場論嵇康《高士傳》没有價值，因爲這和劉向《列女傳》一樣，也是“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列女傳》總算還是摭集經傳所記，縱使荒謬如“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這類的記載，幸虧夏姬尚有其人，祇是一個記載失實。嵇康《高士傳》便更差了。傳中所載諸人如子州支父、石户之農、許由、善卷、卞隨、務光，都是子虚無有之類，已經奇了，更奇的則如劉知幾《史通·雜説》所言：
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國史之寓言，騷人之假説，而定爲實録，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别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録，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
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虚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録。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龜鼈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録》、《齊諧記》，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
蜀漢的傳叙，可見的不多，諸書所引，有《趙雲别傳》、《費禕别傳》、《蒲元傳》、《李先生傳》。《蒲元傳》記蒲元爲諸葛亮造刀三千口事，《李先生傳》則神仙家，另見。
《趙雲别傳》見《蜀志·趙雲傳》注，頗詳密，記雲不納趙範嫂樊氏，及成都下後，不受城中屋舍及城外桑田事，皆有意致。其他如記街亭敗後，諸葛亮問鄧芝云：“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録，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這裡也看出大將底風度。《費禕别傳》見《蜀志·費禕傳》注及《御覽》，如云：“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蜀志·費禕傳》注 。這裡也看到一個精力絶倫的人。不過即使這幾篇都是蜀漢時撰，我們仍不能不感覺蜀漢傳叙文學底貧乏。
吴國便是一個注重史傳的國家，孫權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吴書》。孫亮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孫皓時，薛瑩爲左國史，華覈爲右國史。 見《吴志·薛綜傳》 。私家撰述則有謝承撰《後漢書》百餘卷。 見《吴志·謝夫人傳》 。其他如《史通·雜説》云：“交阯遠居南裔，越裳之俗，既而士燮裁書，則磊落英才，粲然盈矚。”引節士燮底撰述，大致還是郡書一類。
吴國諸人别傳具在者，有《虞翻别傳》、《陸績别傳》、《諸葛恪别傳》、《孟宗别傳》、《胡綜别傳》、《車浚别傳》、《樓承先别傳》、《葛仙公傳》。葛仙公爲神仙家，别見。諸葛恪是一個非常機敏的人，《别傳》所記，躍然紙上。如云：
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娱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 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吴志·諸葛恪傳》注引《諸葛恪别傳》 。
這類的故事和《費禕别傳》所記“孫權每别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蜀志·費禕傳》注 。以及《江表傳》所記諸葛恪難張昭事， 見《吴志·諸葛恪傳》注 。皆相應，一則見孫權底權術，二則見諸葛恪底機警。
吴時總傳六種，除士燮所録，未見徵引外，皆見諸書所引。所記如：
胡滕部南陽從事，遇大駕南巡，求索總猥。滕表曰：“天子無外，乘輿所幸，便爲京師。臣請荊州刺史比司隸，臣比都官從事。”帝奇其才，悉許之。大將軍西曹掾亡馬，召滕，因作都官鵠頭板召，百官敬服。 《御覽》卷六 〇 六引《桂陽先賢書讚》 。
徐徵字君求，蒼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撓之節，頗覽書傳，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徵爲中部督郵。時唐衡恃豪貴，京師號爲唐獨語，遣賓客至蒼梧，頗不拘法度。徵便收客郡市，髠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獄。主簿守閤白：“此人無故賣買，既侵百姓，污辱婦女。徐徵上念明政，據刑申耻，今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行，奉諸貴戚賓客耳。”太守答：“知徵爲是，迫不得已。” 《御覽》卷二五二引《廣州先賢傳》 。
這些撰録往事，殘碎不完的篇幅，雖然還流露一點個性，但是狠難看出比後漢時代的總傳有什麽進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