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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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裤党
《作者：蒋光慈》中篇小说。蒋光慈著。写 于1927年4月。1927年1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的小说。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大会。会议决定全市总同盟大罢工。由于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起义失败。党中央委员杨直夫在中央与区委的联席会上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决定在北伐军即将攻占上海时，继续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作品结尾工人占领了浙沪警察厅，勾画出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的某些欢乐景象。作者以奔放的革命激情，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展示了这伟大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作者在创作时“几乎忘了自己是在做小说”，只感觉“在后边跟着短裤党一道儿前进。”因此激越浩荡的革命热情形成一种奔腾澎湃的文气，粗犷的笔触遒劲有力，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诚如作者自己所说： “这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种证据，就是有点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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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在我们前面
《作者：胡也频》长篇小说。胡也频著。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出版。小说以“五卅”运动后北平为背景，描写无政府主义者白华和共产党人刘希坚在爱情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由于信仰上的不同，他们一见面总是始而热情交谈，继而争论不下，终于不欢而散，给这对热恋的情人带来感情的痛苦。后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领导了群众运动，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崇尚空谈，事实教育了白华，终于使她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真理，从而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而转向共产主义。小说通过白华的转变说明共产主义思想必然战胜无政府主义和一切非科学思想而成为革命指南;并通过刘希坚的形象歌颂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无私无畏的精神。作品结构清晰完整，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方法刻划人物性格。但作品对社会生活描写的深度不够，人物性格也较单一、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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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莫斯科去
《作者：胡也频》现代长篇小说。胡也频著。上海光华书局1936年6月初版。作品描写女主人公素裳为了追求有意义的人生，舍弃安逸舒适的贵妇人生活而投奔革命的历程。素裳的丈夫徐大齐是20年代中后期的新贵。素裳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中感到寂寞，她思考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渴望工作，服务于社会事业，不满沽名钓誉的丈夫和他周围的那批政客。素裳通过好朋友叶平，认识了广州起义失败后从南方来北京准备去欧洲的共产党人施洵白。素裳在同施洵白的交往中，对他产生了爱情，并在施洵白的影响下，产生了革命的信念，两个人决定同去莫斯科。徐大齐偷看了素裳的日记，在他们动身的前夕，告密于市政府和国民党市党部，秘密逮捕了施洵白，并在当夜处决了他。素裳得知真相后，新仇旧恨使她下定决心，“她要继续着洵白的精神，一直走向那已经充满着无数牺牲者的路。”她在叶平的帮助下，当天夜里独自出走，去上海找关系，到莫斯科去。作品还刻划了一些受当时不同思潮影响的女性。胡也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主张新文学必须要“着实地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到莫斯科去·序》)。《到莫斯科去》就是作者这种主张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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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代之死
《作者：柔石》长篇小说。柔石著。1929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未成功的破坏》。主人公朱胜瑀出身清寒，靠母亲苦苦撑持读到大学二年级，失学后便到C社当书记，但因不堪阔人的颐指气使，辞职不干了。借酒浇愁，精神几近变态。家乡媒人传来母亲口信，要他回去与从小订婚的谢家女子完婚，疯狂昏乱中他对房东女儿行动莽撞，在悔恨的心灵上蒙上一层自杀的念头。下册《冰冷冷的接吻》写朱胜瑀回到家里，辜负了母亲的一片心愿，为求心静，借居妙相庵，在一次与女尼的长谈中，似对人生大彻大悟，皈依佛门了。后来他得知谢家女子因他的拒婚而自杀的消息后，他又疯狂地闯入谢家，抱吻着她冰冷冷的嘴唇，然后服毒自尽。后两人合葬。小说末尾写朱胜瑀的友人在这两个旧礼教的牺牲者坟上，竖了一块“旧时代之死”的石碑，象征着这旧的时代与他俩同死的希望。小说描写了这样一个在黑暗社会深受封建礼教摧残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死，是对吃人的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强烈控诉。小说不注重从社会的角度来反映其主题，而是通过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来抨击旧制度、旧礼教。这是柔石的苦心经营之作，与他前期的创作相比，艺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作品风格沉郁奇险、愤激而又清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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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作者：柔石》中篇小说。柔石著。写于1929年11月。同年11月1日由上海春潮书局初版。小说以一九二六年前后中国社会一个普通小城镇——芙蓉镇为舞台，运用简洁优美的语言，深沉感人的独白，清新浓郁的文笔，真实地塑造了当时几种不同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如愤世嫉俗，富有同情心而又缺乏斗争勇气找不到出路的肖涧秋;追求个性解放而得到的却是空虚、幻灭的陶岚;致力于教育救国，但对学校中教师的丑行听之任之的陶慕侃;将三民主义当作漂亮的空壳而终日挂在嘴边以充时髦的方谋等等。作品通过对几个各有主义、各有追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真实地从一个小的侧面展示了风云激荡时代的生活画面，揭露了黑暗冷酷的社会现实，如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前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提出了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的社会问题。对于作品的影响和意义，鲁迅曾在《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中作了精辟的论述。“我从作者用了工妙的技术所写成的草稿上，看见了近代青年中这样的一种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动，……大概明敏的读者，所得必当更多于我，而且由读时所生的诧异和同感，照见自己的姿态的吧?那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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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的母亲
《作者：柔石》短篇小说。柔石著。写于1930年1月。初载于同年3月由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1947年2月由上海世界语编译社出版。它是柔石牺牲前留下的最后一篇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作品以三十年代初期的浙江农村为背景，采用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通过传神的心理刻画和朴实、深沉、凝炼的语言，描写了勤劳善良的连姓名也没有的农村劳动妇女春宝娘，因家中“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而被丈夫典给邻村的一个秀才地主。作为传种接代工具的春宝娘，不得不离别三岁的儿子春宝，开始了一种屈辱的奴隶生活。后来，她又生了秋宝，而凶狠的地主婆在三年期满后，马上从她怀里夺走了秋宝，并一脚把她踢出门外。与秋宝的永诀使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她拖着“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般病弱的身体，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而等待着她的是“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小说以催人泪下的真情实感描写了当时浙江农村中发生的野蛮的典妻故事，通过春宝娘血泪斑斑的悲惨遭遇，鲜明地展示了一幅旧社会农村阶级对立的图画，生动地反映了旧中国劳动妇女遭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重压的悲惨命运，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野蛮和残酷，以及封建道德的虚伪和堕落。它从本质上否定了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小说显示了作者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杰出成就，它是旧中国劳动妇女悲剧命运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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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
《作者：靳以》现代长篇小说。靳以著。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全书分为4部。这是一部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没落大家庭中20多个成员不同的经历遭遇，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生活。作者在《序》中说：“在这一个长篇里我企图描写的并不只是琐细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趋没落的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笔是一个放大镜，先把那些腐烂处直接地呈现出来，或是间接地衬托出来。”作品着重描写了女青年黄静玲终于走出旧家庭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成长起来的经历。她的父亲黄伶之思想偏于保守，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保持了民族气节。他们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作品也刻画了众多的时代落伍者，较有意义的是在唯心论哲学严重影响下的个人主义者静纯，游戏人间的享乐主义者静珠。虽然作品缺少经过精心构思而提炼的典型情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欠深刻，在表现抗战前夕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和动态上也显得较散漫，但作品表现了一部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新生道路的矛盾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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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响尾蛇
《作者：孙了红》孙了红著。1948年4月大地出版社出版。侦探小说，描写了大名鼎鼎的侠盗鲁平的探案故事。是秋季一个沉闷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没有月，空气里面，带着一股雨腥气。老天似乎正在考虑，要不要下一场雨，为上海市的沉闷与污浊，痛快地洗刷一下？这个时日，距离战争结束，已有几十天，上海市内的电灯，上托原子炸弹的福，从龌龊的黑布罩下钻出头来，高高地爬上了V字形的架子，骄傲的光焰，正自耀得人们睁不开眼。光辉之下，许多伟大悦目的镜头在展开：若干抹着胜利油彩的名角在登场，若干用白粉涂过鼻子的傀儡在发抖，若干写有美丽字句的纸张贴满了墙头，若干带有血腥气的资产在加上斜十字，若干大员们正自掩藏于胜利的大旗之后在竞演着一套著名的国产魔术，名为五鬼搬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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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纸人
《作者：孙了红》孙了红著。悬疑推理类小说。十二年前是谋财害命的道具，十二年后是伸冤复仇的催命符。呵！太神秘了！太神秘了！太神秘了！提起这一件太神秘的事情，最初的起因，是在一个佛教团体的讲经法会里。记得，那是在一个废历的九月中旬吧？本埠一处著名的佛教团体，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讲经会。这法会，并不宣讲整部的经典，每天只由主讲的法师，拈着自由的题材，阐扬一些佛教的教义。宣讲的限期，只有短短的十天。这种演讲，在佛教徒中间，有一个术语，称之为“讲开示”。这是宣讲的第五天。这天，循例由会中的主脑，拈着长香，迎请法师升座。两旁听经的男女居士们，肃立着，跟随执事的僧众，宣唱“炉香乍燕”的香赞，并称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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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姊妹
《作者：柔石》柔石著 1929年出版。小说以委婉的笔调，叙述章先生与姊妹三人的曲折恋爱的故事。章先生在杭州德行中学读书时，认识了像“三位天使”的三姊妹。他热烈地爱上了大姐莲姑，后到北京大学读书，四年后学成回校，但此时莲姑已下嫁给一个胖商人，章先生内心十分痛苦。这时章见莲姑的妹妹蕙姑已长得与姐姐一样美丽，遂开始与她热恋。正当两人准备结婚时，因军阀战争爆发，章先生转入军界，对蕙姑的爱又逐渐淡忘。过了四年，章先生随军回到杭州时，惠姑已被迫出嫁。他见到小妹藐姑，深受良心谴责，想以娶藐姑为妻以赎前愆，却遭到藐姑痛责，并将他赶出门外。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造成章先生的爱情悲剧在于社会的黑暗和混乱;而作品着意于对爱情与道德问题的思考。它深刻地批判章先生在爱情上的不能专一，以追求“美人”和“名誉”作为人生理想的个人主义思想;并对平民女子三姊妹寄予深切的同情。情节波澜起伏，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刻画真切细腻，在委婉的叙述中带有抒情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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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游泳衣
《作者：孙了红》孙了红著。悬疑推理类小说。记得女太太们收藏起春装大衣还没有太久，眨眨眼，又到了摩登姑娘脱掉袜子赤着双脚满街乱跑的时候。一个适宜于游泳的季节又到了。提起游泳，这使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海与海水浴。也许你不否认我的话：在书本上，在画片里，在你的记忆中，那里真会有不少理想的水之乐园，太足使人憧憬。如果你是一个洋货的爱好者，你会想到美国的“Rio”；你会想到法国的“Normandy”；或者你会想到热带上的“waikiki”海峡。而在国内的海水浴场，你们也会想到普陀，想到青岛，想到北戴河，以及想到其他许多名胜的地点。当然，各处的海水浴场，也有着各种不同的路线与风格；各处的海水浴，也有着各种不同的情调与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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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之间
《作者：孙了红》孙了红著。悬疑推理类小说。去年圣诞之夜，我曾被一个消闲的集会，邀去说故事，他们跟我约定，在今年的同一夜晚，他们仍旧要我担任这个节目。凑巧得很，我在说事的时候却又意外地获得了故事的资料；本来，我预备留下这点资料，以便今年践约；但，我自己知道我的脑子，有个健忘的毛病，我觉得演讲而备一份演讲稿，在气派上比较来得大一点，因此我便提前把它写上了原稿纸。假使今年能有机会，我就预备把后面这段离奇的事情，当着某几个角色的面，亲口再说一遍。这一年的圣诞之夜，老天爷虽然没有制造雪景，为富人添兴，但是天气特别冷，那些时代的骄子们，血旺，脂肪多，他们在各种暖气设备之下，可以通宵达旦，追求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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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故事
现代短篇小说集。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12月初版。内收《自序》1篇，《猫》、《风波》、《书之幸运》、《淡漠》、《失去的兔》、《压岁钱》、《五老爹》、《王榆》、《三姑与三姑丈》、《春兰与秋菊》、《九叔》、《三年》、《五叔春荆》、《病室》等短篇小说14篇。1929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增补本，增收《元荫嫂的墓前》、《赵太太》等短篇小说2篇。本集所收的作品，绝大多数为作者旅居巴黎时所写成。它们透过对旧式家庭的描绘，或抒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情趣与悲苦，或记述了旧家庭的兴衰际遇，或表现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悲欢离合。《风波》和《书之幸运》是姐妹篇。作品记述了仲清与宛眉夫妇间的龃龉。其中《风波》描写妻子宛眉沉溺于打牌，经常深夜才回家。丈夫因此感到非常孤独。虽几经规劝，妻子却依然如故;丈夫只得生活在叹息之中。《五老爹》通过“我”的回忆，描写一个落第秀才穷愁潦倒的一生。五老爹早年曾投考秀才，但不幸落第。此后他始终未能找到职业，只得寄人篱下，最后“穷得连衣服都当光”，不久便郁郁而死。《三年》是本集中较有影响的一篇。它描述了封建迷信对妇女的戕害。十七嫂在年幼时曾被算命先生判有“克父”之命。嫁到夫家后适逢家道兴盛，便受到婆婆的百般疼爱。不久公公病故，儿子又不幸夭亡。于是她被视为“灾星”，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这些作品虽然是写家庭的琐事，却仍不乏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述，这些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旧事的纪实”，“我写的是旧家庭的‘积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积影’”(《自序》)。本书在结集过程中，曾得到叶圣陶、老舍等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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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公大红袍全传
章回小说。原署“晋人李春芳编次”。明本《海刚峰居官公案》署“晋人义斋李春芳编次”，故此书伪托其名。六十回。内容不同于明本公案小说，是以海瑞为主线贯串始终，具有完整连续情节的长篇小说。书中描写了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他为举子时寄寓张老儿豆腐店中，很同情张老儿的遭遇，帮他对付严嵩家奴严二的高利贷盘剥和敲诈。在任淳安知县时，他当众指斥国公张志伯借巡查各省钱粮之名，到处索贿受贿的行为。在刑部主事任上，他上疏参奏国贼严嵩，责打他四十大板，惩治了这个专权肆横的奸臣。在任历城知县时，他访得大土豪严嵩干儿子刘东雄，劣迹昭著，予以正法。最后写到海瑞的死，海瑞对夫人说：“吾自出仕以来，历任封疆，却未曾受民间一丝一线;今有红袍一件，贮于箱中，倘我死后，当以此袍为殓，亦表我生平之耿介也。”小说“大红袍”即由此得名。书中叙述的故事大多是民间传说故事和作者的虚构，许多人物历史上虽实有其人，而事迹与史实却大相径庭。小说突出了海瑞与严嵩的斗争，但文学成就不高，缺乏历史真实性和思想深度，语言也较粗疏驳杂。有嘉庆十八年(1813)二经楼刊本、道光二年(1822)书业堂刊本、道光二十年聚星堂刊本、经国堂刊本、同治六年(1867)聚盛堂刊本和上海达文书局排印本等。近有1984年北京宝文堂书店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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