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谦
支谦一名越，号恭明。他出生在后汉灵帝时归籍汉朝的月氏民族的家庭中，从小就染习汉化，深通文学，后又兼学梵书。他尝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的理论，因而对于从前那些过份朴质以致隐晦了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事，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在那里他得着从事翻译的机会，从吴代黄武元年到建兴中（公元二二三～二五二年），约三十年间，搜集了各种原本和译本，未译的补译，已译的订正。特别是对于支谶的重要译本如《道行》、《首楞严》等，用意加以重翻。同时他又帮助从印度来华的维祇难和竺将炎翻译。传说他到东吴后曾得到吴王的信任，叫他辅导太子登，后来太子死了，他就去穹隆山过着隐居生活，以六十岁卒于山中。
支谦的译述比较丰富，晋道安的经录里就著录了三十部，梁僧佑又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旁搜杂录增广到百二十九部，其中很多是大部的别生或传抄的异本，不足为据。现经考订有译本的只有下列二十九部；一、《阿弥陀经》（一称《无量寿经》）二卷。二、《须赖经》一卷。三、《维摩诘经》二卷。四、《私诃末经》一卷。五、《差摩竭经》一卷。六、《月明童子经》一卷。七、《龙施女经》一卷。八、《七女经》一卷。九、《了本生死经》一卷。一〇、《大明度无极经》四卷。一一、《慧印三昧经》一卷。一二、《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一三、《菩萨本业经》一卷。一四、《释摩男经》一卷。一五、《赖咤和罗经》一卷。一六、《梵摩渝经》一卷。一七、《斋经》一卷。一八、《大般泥洹经》二卷。一九、《义足经》二卷。二〇、《法句经》二卷。二一、《佛医经》一卷。二二、《四愿经》一卷。二三、《阿难四事经》一卷。二四、《八师经》一卷。二五、《孛经抄》一卷。二六、《瑞应本起经》二卷。二七、《菩萨本愿经》四卷。二八、《老女人经》一卷。二九、《搜集百缘经》七卷。
在这些经里面，《了本生死经》一种，据道安的《经注序》说原来是汉末译出而支谦加以批注，或即因此经过他的修改，道安的经录便又将它列在支谦译本之内。又支谦在黄武三年（公元二二四年）曾请竺将炎译出维祇难传本的略本《法句经》（五百偈本），后来又请他根据中本（七百偈本）加以补订，其间自然也有支谦参加的意见，所以可说是支谦和竺将炎的共同译本。其次的《佛医经》一种，性质与此相同。另外，《历代三宝记》载有支谦所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并加注说，“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这里的别录，大概泛指另外的一种记录，决不会是刘宋时代的《别录》，因为僧佑著作《出三藏记集》时曾见过《别录》，并将其中所载的支谦译本都收在《记集》里了，却没有提到这样一种《四十二章经》。实际《四十二章经》并非直接从梵本译出，而是旧译《法句譬喻经》的摘钞，出现于两晋之际，和支谦的翻译无关。最后，《菩萨本缘经》（始见于《历代三宝记》）和《撰集百缘经》（始见于《大唐内典录》），虽然原始的记录出处不明，但从译文体裁上无妨视为支谦所译。
支谦在翻译而外，还做了合译和译注的功夫。他曾将所译有关大乘佛教陀罗尼门实践的要籍《无量门微密持经》和两种旧译（《阿难陀目佉尼呵离陀邻尼经》、《无端底总持经》，都是失译）对勘，区别本（母）末（子），分章断句，上下排列，首创了“会译”的体裁（后来支敏度的合《维摩》、合《首楞严》，道安的合《放光·光赞》，都取法于此）。支谦另外于自译的经也偶尔加以自注，像《大明度无极经》首卷，就是一例。这种办法足以济翻译之穷，而使原本的意义能够洞然明白，实在是很好的。
支谦又深谙音律，留意经文中赞颂的歌唱。他曾依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创作了《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可惜在梁代以前早就失传了，后来连可看作它的绪余的《共议》一章梵呗也绝响了，现在只能想象那三契或者即是《无量寿经》里法藏比丘赞佛的一段和《瑞应本起经》里六乐般遮之歌及梵天劝请的两段而已。但他这一创作对于赞呗艺术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影响的。被称为始制梵呗的陈思王曹植，可能是受了般遮瑞响的启发而有了《瑞应本起》四十二契的巨构，成为学者之所宗。
支谦翻译的风格，在从古译到旧译的一阶段上也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和时好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在深知翻译甘苦的人像后来的支敏度就很能了解他。支敏度给予他的翻译文体的批评是，“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假使他不能深刻地明了原文本意，当然文辞上就难做到那样恰到好处的表现。现在看他所改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对于般若“冥未解悬”的宗旨是比较支谦《道行》更能阐发的。像他用“得法意而为证”等译语，虽也借用了道家“得意忘言”的说法，但是般若“不坏假名而说实相”的基本精神，他是已经掌握到了的（因此，他的自注说“由言证已，当还本无”，本无即指的实相）。又他创翻的《维摩诘经》，也充分表白了大乘佛教善权方便以统万行的精神。后来罗什门下虽对他的翻译还嫌有“理滞于文”的不够处（见僧肇的经序），可是仔细将罗什重翻的《维摩经》相对照，不少地方都述而不改，足见支谦译风已是远为罗什的先驱了。不过，在拘泥形式的学人看到支谦尽量地删除梵本的繁复而务取省便，又竭力减少音译到最低程度，以至有时连应存原音的陀罗尼也意译了，不免有些反感。像后来道安就说他是“新凿之巧者”，又以为“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自是另一角度的看法。要是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而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的趋势。支谦得风气之光，是不能否认的。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