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龙友医案
作者：萧龙友
根据萧龙友临证处方原件、稿本整理而成，真实、独一，并仿《祝选施今墨医案》的体例，附以对医案的评述。萧龙友治病注意气候、方土、体质之不同，善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如在治疗虚劳病时，会综合考虑患者的整体情况，不仅仅是对症下药，更注重调和人体的整体平衡。他秉持 “治病必求其本” 的理念，对于看似普通的外感病症，也会仔细分析内在的病因病机。如治绍重感寒案，患者感受夜寒，头昏肢冷倦怠，萧龙友认为是劳乏太过，阴分略虚，当从本治，用药以扶正为主，兼顾散邪。对慢性疑难疾病尤为擅长，特别是虚劳病。在医案中，对于虚劳病症，他常认为是 “肾部大亏” 等，采用参、芪、术、草大补元气，桂、附、姜等大补阳气，熟地、萸肉等补阴，佐以其他药物进行综合调理。
萧龙友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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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为自由
本卷收录的是杜威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约翰•；杜威尝试打通理论和实践、科学和信仰、民主和自由的隔阂，认为除了民主生活，现代人找不到另一种更加美好的社会生活。杜威关注人的当下实践及其后果，用民主政治观取代独断政治观，提升人们对现代民主生活的整体期望。杜威认为，哲学、科学和民主相融。他的实用主义政治和法哲学，既是对现代民主观念的合理论证，也是对它的真实描述。
周易参同契考异
朱熹著。《周易参同契》一书，在道教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万古丹经王”，是现存最早论述道教炼丹理论的经典著作。其产生的年代稍晚于《太平经》，约为东汉顺帝、桓帝之际，作者为魏伯阳。参，即三;同，相通;契，相合。《参同契》主要论述《周易》、黄老之学、外丹炉火三者互相契合之意，故名。朱熹对该书有独特的深刻领悟，认为其包含深义，作者则故意隐约其词，曾说：“《参同契》为艰深之词，使人难晓，其中有千周万遍之说，欲人之熟读以得之也。大概其说以为欲明言之，恐泄天机;欲不说来，又却可惜。”(《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又曾以“空同道士邹”的笔名著《周易参同契考异》，主要是从义理角度对《参同契》进行疏证。认为，《周易参同契》实际上不是对《周易》的解释，而是依据《周易》的象数理论来建构丹道理论系统，“《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火候。……然其所言纳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因此，“与《周易》理通而义合”(《周易参同契考异》)。反映了道家、道教思想(尤其是丹道思想)对于朱熹思想的影响。
梨园原
戏曲表演专著。清黄旛绰等著。清乾嘉年间,一位名为黄旛绰的老艺人,汇集他平生表演所学所得,著成一书名为《明心鉴》,后经其友人胥园居士庄肇奎增补了一些考证,改名为《梨园原》,1819年玉成其序。仅有抄本,原稿因保存不善,颇有伤损。道光年间,黄旛绰的弟子俞维琛、龚瑞丰得此残稿,托友人秋泉居士叶元清代为修订,并增补了他们二人的表演心得,于1829年序其原委,并以抄本流行于世。1917年梦菊居士汇辑了上述两个抄本,再次加以修订,并首次以铅印出版。后上海出版的两种石印本(附于《梨园大全》内)和北京中华印字馆出版的铅印本,(附于《老狼讨封》内)都是根据梦菊居士本重印的。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收录了此书。《梨园原》是中国古代绝无仅有的一部论述表演艺术的专著,是研究明末清初到乾隆嘉庆年间昆山腔表演艺术的重要资料。本书首先追溯了戏统源流、行当始末、角色分类和鼓板乐式,然后陈述了“艺病十种”、“曲白六要”、“身段八要”,提出了“凡男女角色,既妆何等人,即当作何等人自居。喜、怒、哀、乐、离、合、悲、欢,皆须出于己衷,则能使看者触目动情,始为现身说法”,以及“面状中生”、 “按情行腔”、 “势贵如真”等创作原则,并主张演员应严格要求自己,“镜中影”, “无虚日”,持之以恒地每天坚持练习。这些论述都是十分宝贵的舞台经验。
钦定仪礼义疏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四书蒙引
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
如来独证自誓三昧经
全一卷。西晋竺法护译于泰始二年至建兴元年（266～313 ）。又作独证自誓三昧经、如来自誓三昧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独证自誓三昧’为佛陀昔时在句潭弥国大丛树间之交露精舍所居道场之名。本经叙述如来对贤儒菩萨解说佛法中之三种因缘，即趣向童真、了生、阿惟颜等三种阶次之人，如来皆一一予以授决。其次又宣说出家之法，并谓迦叶即循此自誓而得戒。本经所说之童真、了生、阿惟颜，相当于华严经所说十住菩萨之第八、第九、第十住等三种阶位；此于十住十地等菩萨修行阶位之思想中，颇值后世学者注意。又本经之异译本有东汉安世高之独证自誓三昧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