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作者：贝尔福
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自中亚的大草原。公元1300年左右，他们迁徙到亚洲的最西端，并且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草原民族的凌厉作风，土耳其人特有的灵活与包容，再加上几位开国苏丹的英明战略，让他们的国家很快壮大起来。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攻陷君士坦丁堡，1529年苏莱曼大帝陈兵维也纳城下——这是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代。在欧洲，奥斯曼帝国灭亡了“最后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并且继承了拜占庭的广阔领土和政治遗产；在亚洲，它再现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带领伊斯兰世界重振了团结和繁荣。这一切，使得奥斯曼帝国在那个帝国时代无往不利，成为“三洲两海、东方西方、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的主人”。 随着世界现代的降临，奥斯曼帝国却落后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站上历史变革的潮头，崛起为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对手——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英国。1683年帝国军队惨败于维也纳城下，从此，“胜利”对土耳其来说愈发成为一种奢望。为了改革日益陈旧的制度，奥斯曼帝国尝试过种种维新道路，很多维新志士乃至帝国苏丹在与守旧势力的抗争中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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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
长篇小说。作者瑞士著名作家赫尔曼·海塞(1887～1962)。《荒原狼》一反以往对资本主义的怜爱和幻想,用荒原狼的目光看穿了那个时代——追名逐利的忙忙碌碌,傲慢的虚荣,浅薄的宗教。小说主人公哈立·哈勒是一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博学多才,但对日常生活却笨拙无能。他憎恨将军、大资本家在煽动一场新的战争,但他的行动却不为人们所理解。他讨厌资产阶级处世哲学,而他自己却又在银行有存款,昧着良心吃利息。他同情穷人,同情革命,却又反对任何暴力。他自称在自己身上有着狼心和良心的对立,孤独徬徨,找不到出路,只能在歌手和吹鼓手处寻求安慰,看魔术剧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反抗、颇有点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味道,但最后还是从歌德和莫扎特那里学会了幽默。故事以一个出版者的前言为开端,概述了主人公的外貌和性格特征,接着以主人公的手记摘抄形式描述主人公在某城市的一段经历和心理活动,最后以魔术剧来演示当时的社会动乱,人生混乱和主人公的理想。
端溪砚谱
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卷未有淳熙十年东平荣芑跋曰：“右缙云叶樾交叔传此谱，稍异于众人之说，不知何人所撰。称徽祖为太上皇，必绍兴初人”云云，是当时已不详其出自谁手矣。其书前论石之所出，与石质、石眼；次论价次，论形制；而终以石病。唐柳公权《论砚》：“首青、绛二州，不言端石”；苏易简《文房四谱》亦尚以青州红丝砚为首；自是以后端砚始独重于世，而鉴别之法遂愈以精密。此谱所载于地产之优劣、石品之髙下，皆剖晰微至，可以依据。至如当时以子石为贵，而此独辨其妄，故荣芑以为“稍异于众人之说”，葢指此类而言。自米芾《砚史》已云：“遍询石工未尝有子石”。芾为含光县尉，尝亲至端州得其详，而其言正与此合，亦足以知其说之真确也。
元始八威龙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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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危言
近人梁启超撰。四章。详述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权、内河航运权、财权、兵权、用人权等中国主权的情况。成书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列强所以敢于瓜分中国,原因在于不变法图强。初刊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议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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