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的关系中主要凭借的就不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了。曾几何时，凭借着宗教上的冲动和战场上的勇气，新月还可以梦想彻底击垮十字架；而随着最后一名圣战士达马德·阿里在彼得罗瓦拉丁被熟稔现代世俗战争技巧和科学的欧根亲王击败，那样令人骄傲的日子便一去不返了。从此以后，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在欧洲事务中实际上只能处于守势，而且要依赖盟友的帮助。所以，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也就建立起了与欧洲国家类似的常设的外交系统。
在签署《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前，作为一个从亚洲闯入基督教欧洲的伊斯兰政权，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外交领域上一直采取单边政策，不知双边沟通为何物。他们全然不顾国家之间的任何行为准则，认为自己是“大地上唯一的国家”，自己就是法律。他们会接待其他国家派来的外交使节，但从来不会向对方派驻使节，因为他们十分轻蔑地视基督教国家为低人一等的存在。在土耳其人不断侵蚀欧洲、吞并扩张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之处。不过，在欧洲的一个个邦国逐渐演化成民族国家的关键时期，土耳其人的做法却让他们与欧洲的国家体系相隔绝。现在，随着与欧洲国家的联系逐渐变得不可或缺，他们的传统做法更是让他们处于不利的孤立状态之中。《卡尔洛维茨和约》与《帕萨罗维茨和约》都是基于国际法原则和欧洲的外交准则签署的。这两项和约，尤其是《帕萨罗维茨和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角色转变——它不再是一个扩张中的国家，而成了一个收缩中的国家。从那以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在谈判中居于弱势，而不再扮演强势的一方。在那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奥斯曼帝国继续按照单边原则从事外交活动，而且在境外依然没有常驻的使节。实际上，就连在国内，也没有处理外交事务的常设机制。
直接受害于这种做法的是外国派来的使节。为了完成使命，他们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代表本国政府向奥斯曼帝国施压，要求它采取一些政策——其中一些政策实际上也符合奥斯曼人的利益。但外国使节的生活却充满了挫败感。他们与母国之间的沟通有着无时不在的时滞，通信还常有中断的危险；不仅如此，这些同在佩拉的外国人区域居住的使节还发现，自己与奥斯曼帝国政府之间也难以沟通。他们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可以获准到金角湾对面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的权力中心活动，还经常受阻于奥斯曼帝国微不足道而死板的礼仪规定；在这里，阴谋一个接着一个，大维齐尔不停地更迭，导致政府权力不断更替；在谈判过程中，拖延、偏差和逃避更是家常便饭。
最重要的是，外国使节还必须面对语言问题。外国使节都不懂土耳其语；而自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大权从叛教的前基督徒群体落入出身穆斯林家庭的群体手中之后，也很少有土耳其人懂得欧洲语言。这样一来，外国使节就只能依靠译员——这些人通常是希腊人，或是有拉丁血统的黎凡特人，他们既充当翻译又充当情报人员。作为外国使节和奥斯曼帝国政府官员之间的中介，这些译员可以有选择地翻译，或是曲解双方的话语，从而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双方的沟通。他们还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把情报泄露给其他译员或同谋者。
不过，1669年，译员体系得到了优化改进。这一年，奥斯曼帝国政府设立了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一职。出任这一职务的可以是希腊人，也可以是亚美尼亚人，但必须是基督徒。职务人选通常从“芬内尔人”，即伊斯坦布尔城中希腊人聚居的商业社区的居民中选出。这一职位的职责实际上相当于外交大臣。他周围的一些职位从此之后也都交给了基督徒，通常是信仰希腊东正教的基督徒。与对西方语言一无所知的土耳其穆斯林精英不同，经商的希腊人很熟悉西方的语言，而且乐于将他们的子弟送到诸如帕多瓦大学[1]这样的西方学校里接受教育。他们经常会出任使节，或是在基督徒自治的行省里担任总督。就这样，在苏丹的“奴隶之家”逐渐丧失作用之后，奥斯曼帝国得以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发挥其基督徒臣民的才能，而且这一次不需要将他们征召入伍或强迫他们改宗。随着与欧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帝国政府译员主管的工作变得越发艰巨。他需要与外国使节保持日常沟通，探讨他们的要求，还要在外国使节朝见苏丹或与大维齐尔商谈时担任翻译；他和他的属员们要把奥斯曼帝国政府写给外国政府的信件从土耳其语翻译成外语，还要仔细研读外国的报纸或者其他类似的信息来源，以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了解欧洲事务。
不过，不知是故意使然还是有其他因素，外国使节们依然在外交事务上屡屡碰壁。18世纪早期的法国大使德维伦纽夫侯爵（即上文提到过的路易·索弗尔·德维伦纽夫）对此深有感触。他奉路易十五的命令而来，希望提高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地位，因为法国的影响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严重下滑，让英格兰占了上风。在由弗朗索瓦一世开启的法土传统友谊的基础上，他希望凭借自己良好的人脉关系，为法国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弱势的土耳其人和强势的莫斯科之间的力量不均将会威胁到欧洲的力量均衡。
陪同维伦纽夫一同抵达金角湾的，是一支有意要展示法国海军力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护卫队。然而，此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正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之中。人们对政治事务兴味索然，为他递交国书的程序也一拖再拖。终于，他获得了正式觐见苏丹十分钟的机会。几天之后，大维齐尔欢迎了他，与他寒暄良久。尽管他本人并不吸烟，但还是被迫与大维齐尔一起吸了一根“长达20英尺（约6米）”的烟斗。最后，大使终于找到机会提起有关让步条约的两个事项，以及保护基督徒少数族群的问题。听到他的问题之后，大维齐尔无动于衷地回问他，凡尔赛宫的花园是不是还像往常一样美丽动人，得到了精心打理。接着，他又开始谈起他在欧罗巴甘泉旁修建的花园，就这一话题说个没完。几天之后，帝国政府译员主管跑到法国大使馆来，代表他的主子要求他们从法国送一些花草和球茎来。烦躁不已的维伦纽夫又不耐烦地等待了8个月，才有机会再次面见大维齐尔。
对于采取守势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来说，他们此时更愿意接待奥地利帝国的来宾，而不是法国大使。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羞辱性的惨败之后，土耳其人想方设法地用各种妥协退让来安抚奥地利皇帝，以避免与他发生更多冲突。奥地利皇帝在《帕萨罗维茨和约》中获得了贸易特权，并且批准成立了皇家奥斯坦德公司（Imperial Ostend Company）[2]来拓展贸易。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就可能会成为黎凡特地区贸易的强有力竞争者。除此之外，当地一些天主教教派也对法国不满，希望可以获得皇帝的庇护。不过，1730年，随着艾哈迈德三世遭到废黜、他的大维齐尔遭处决，情况发生了突变。前任苏丹消失不见，新的统治得以确立；而维伦纽夫也终于可以乐观地向国内汇报说，奥斯曼帝国有可能会采取支持法国的政策。
在新任海军总司令的帮助下，维伦纽夫几个月后为法国商人争取到了免除关税的优惠待遇。接着，亲法的新任大维齐尔托帕尔·奥斯曼（Topal Osman）又恢复了法国在宗教事务上的特权。在前任大维齐尔在任时，传教士的行动自由大受约束，已经沦为驻扎在领事馆的牧师；而现在，他们又可以自由地在所有基督徒生活的省份里活动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开确认了一些圣地的地方神父享有的豁免权，并且不再插手他们的教会内的事务；奥斯曼帝国政府允许基督徒重建那些被穆斯林焚毁的教堂（他们焚毁教堂的理由是，教堂的钟声在夜里会吵醒清真寺里的天使），还准许他们建设新的教堂。就这样，“法国的皇帝”又开始被视作基督教信仰的全能保护者。
维伦纽夫大使开始像早年的法国大使一样，视自己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顾问。他那位好斗的大维齐尔朋友被他说服，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应当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一边对抗奥地利皇帝，另一边对抗女皇安娜（Tsarina Anna，她刚刚继承了彼得大帝的帝位）[3]。
不过，在这位大维齐尔下台之后，他的继承者们并不像他那么亲法。于是，这个“合适的时候”也一直没有来临。在此期间，173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俄罗斯女皇结成了联盟，参与到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共同对抗法国支持的一位王位继承人。奥地利和俄罗斯要求奥斯曼帝国保持中立，土耳其人欣然接受；法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出手干预，从克里米亚出兵，经过乌克兰进入波兰，从南线对俄罗斯发动进攻。面对法国人的要求，土耳其人开出了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价码：两国结成攻守同盟，且这一盟约要由苏丹和法国国王本人亲自签署。从弗朗索瓦一世的时代开始至今，主宰法土两国关系的都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友好互惠协议，而土耳其人的这个要求则相当于让这个基督教国家公开与异教徒结盟。在凡尔赛宫，路易十五背后的掌权人物弗勒里枢机主教（Cardinal Fleury）激烈而固执地反对这个提议，因为这个提议很容易引发争端，并且有可能破坏法国与欧洲的其他基督教国家，特别是英格兰和荷兰的关系。在这一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凡尔赛宫之间又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冗长磋商。像过去在战场上一样，土耳其人此时在外交领域也变得十分坚忍不拔。
1734年，确信奥斯曼帝国将保持中立的俄罗斯人从乌克兰调遣了一支大军北上，前去攻取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但泽（Danzig）[4]。凭借他们在华沙扶植的“卫星”君主，俄罗斯人控制了波兰的大片地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重新把注意力从波罗的海移回黑海，报彼得大帝在普鲁特河被土耳其人击败的一箭之仇。
苏丹的附庸——鞑靼可汗的军队侵犯了俄罗斯的领土，为俄罗斯人提供了借口。一支俄军未经宣战就直抵亚速，并且夺取了该城。与此同时，俄军主力穿过彼列科普地峡入侵了克里米亚。在瓦解了鞑靼人顽强的抵抗之后，俄军夺取了敌人在克里米亚的防线和要塞。接着，他们一路在克里米亚半岛大肆破坏、屠杀，深入彼得大帝和以前的俄军从未抵达过的地区。不过，他们却被这里荒凉而缺水的草原打败了。面对疲乏、饥饿和疾病，俄军不得不在冬天到来前撤退。他们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就这样被一场失败抵消了，给了土耳其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不过，奥斯曼帝国政府还是做了战争准备，动员了一支军队到多瑙河的河口去。实际上，土耳其人对俄罗斯人的抵抗将十分关键，不然俄罗斯人在夺取亚速之后，将会继续侵入黑海地区，围攻守卫河流入海口的另外三座要塞。俄罗斯女皇要求她的战舰和商船可以在黑海自由通航。这样一来，黑海就会被俄罗斯人控制，并且为他们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乃至穿过海峡进入东地中海的道路。果真如此，俄罗斯人还将从西方国家手中夺取利润颇丰的黎凡特贸易。此时，查理六世皇帝也想分一杯羹。为了跟俄罗斯一起出兵干预，奥地利与俄罗斯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约。
不过，土耳其人依然固执地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他们更希望能由某一个基督教国家出面调停。英格兰和荷兰驻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都想扮演调停人的角色。1736年，大维齐尔（又是一位新的大维齐尔，维伦纽夫此时还没能和他说上话）准备率军出征，前往靠近多瑙河河口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5]的宾杰里驻扎。不过，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准备作战的，而是打算前来议和。此时，经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皇帝的军队也师老兵疲，组织混乱，因此也没有做好与土耳其人打一场新的战争的准备。于是，为了争取时间，皇帝提出与俄罗斯一起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议和。
1737年夏天，一场会谈在波兰占有的乌克兰地区的涅米罗夫（Nemirov）召开。此时，奥地利和俄罗斯都已经做好了出兵准备，因此，甚至懒得在这里掩饰它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真正企图。手里握着剑来谈判的俄罗斯人不仅要求获得在黑海的自由通航权，还要求允许他们的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他们还要求把俄罗斯的边界拓展到德涅斯特河河畔，让奥斯曼帝国将库班河（Kuban）和黑海以北属于鞑靼人的其他土地都割让给俄罗斯；奥斯曼帝国还要承认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独立国家，且以俄罗斯为宗主国。奥地利人则要求奥斯曼帝国割让整个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与此同时，俄奥两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了它们索取的领土，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夺回了尼什要塞。他们提出的要求实际上无异于下达给战败国的最后通牒。到了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已经别无选择。他们拒绝了对方提出的条款，结束了会谈，拿起武器准备保卫奥斯曼帝国。
法国是奥斯曼帝国获得解救的唯一希望。一开始，路易十五的政府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犹豫不决，这让维伦纽夫焦急万分。法国还希望奥斯曼帝国政府同意割让亚速。如果俄国人能够满足于此，那么法国认为做出这一让步比卷入战争要好。但是，在意识到俄罗斯想要通过黑海染指地中海之后，凡尔赛宫终于醒悟过来，明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面对奥斯曼帝国可能会被俄罗斯和奥地利肢解的前景，弗勒里枢机主教认识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除了黎凡特地区对于法国的重要商业价值之外，奥斯曼帝国本身的存在（尽管它已经式微）对维护欧洲的力量均衡也至关重要。于是，凡尔赛宫筹划了一个新的外交攻势，试图通过法国在维也纳的代理人来拆散俄奥联盟；法国人还在会谈现场活动，鼓舞土耳其人的斗志，并且让他们相信，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条款，还不如拼死一战。
大维齐尔意识到自己彻底被奥地利和俄罗斯欺骗了，他立刻回应了法国的示好，并且写信给凡尔赛宫，正式要求法国国王出面调停。他的请求获得了原则上的同意。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振作起精神，开始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一位新任的大维齐尔率军向西进发，前往奥土边境。这一行动的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因为就在一年之前，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去世了，而在之前的战争中实力受损、士气受挫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此时只能由一些不称职的将领统率。不仅如此，奥地利人与他们遥远的“盟友”俄罗斯人的关系也并不和睦，双方并没有任何协同作战的计划。在西线波斯尼亚的群山中，奥地利人遭遇了当地好战首领统率的封地军队的强烈抵抗——这些斯拉夫人曾经信奉基督教，但现在都已经成了穆斯林；在东线，奥斯曼军队夺回了尼什，从而打开了经由摩拉瓦河河谷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道路。俄罗斯人的战绩要比他们的奥地利盟友好一些，他们夺取了位于布格河河口的奥恰科夫（Ochakov）和金伯恩（Kinburn）。但是，在草原炎热天气的炙烤下，他们未能如愿抵达多瑙河流域。
奥斯曼军队的胜利要归功于归顺的法国雇佣军人博纳瓦尔伯爵（Comte de Bonneval）。他曾经为奥地利皇帝效命，但现在为苏丹服务。他为苏丹组建了一支掷弹兵部队，按照欧洲的线列战术训练；他还系统性地重组了奥斯曼帝国其他的武装力量，改进他们的训练方法，让他们更加现代化。
土耳其人的胜利让欧洲人深感震惊，凡尔赛宫因此也可以让奥斯曼帝国在调停中居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不过，重新燃起了征讨异教徒热忱的奥斯曼军队坚决要求趁着季节适宜再发动一次战役。这一次，奥地利人甘于在贝尔格莱德采取守势，而土耳其人则夺取了贝尔格莱德面前的两座要塞——位于多瑙河河畔的塞曼德里亚和奥尔绍瓦。继续在黑海腹地地区行动的俄罗斯人则在德涅斯特河上被击退。由于疾病肆虐，补给困难，俄罗斯人不得不放弃刚到手的奥恰科夫和金伯恩。
维伦纽夫认为，调停的时机到了。为了树立法国的威信，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大群随从的陪伴下，带着国书和一封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写给“挚爱而完美的朋友奥斯曼帝国皇帝”的信，颇有排场地前往大萨拉基里奥宫觐见苏丹。苏丹十分礼貌而庄严地接待了他。他十分欣喜地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前所未有地对法国公开示好。大批的礼物送进了法国大使馆，苏丹的乐队则在大使馆的前院不停地演奏着；不论大使到哪儿去，都有一支近卫军仪仗队如影随形。
不久，维伦纽夫就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带着规模庞大的官方卫队前往阿德里安堡去与大维齐尔会合。到阿德里安堡之后，他才知道大维齐尔已经率军向尼什进发了。等到他抵达尼什，大维齐尔又已经在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了。大维齐尔叮嘱他留在尼什。与此同时，维伦纽夫听说在贝尔格莱德下游的格罗茨卡（Krotzka）发生了一场战斗。在那里，试图夺回奥尔绍瓦的奥地利人严重低估了对面奥斯曼军队的实力。他们在一处山谷的入口执行一次笨拙的战术调动，结果被奥斯曼军队逮了个正着。奥地利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被迫向贝尔格莱德方向退却。这场胜利让土耳其人大为振奋，但也让维伦纽夫感到十分担忧。他很清楚，自从欧根亲王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那里的要塞就已经被德意志工程师做了大量的现代化改造，其坚固程度已经在欧洲城市中名列前茅。他担心土耳其人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在他试图调停之前就贸然猛攻贝尔格莱德。如果这样做，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一场惨败。等到他终于被传到大维齐尔的帐中时，土耳其人的确已经开始了对贝尔格莱德的围攻，没有经过妥善的准备就开始炮击城市。
幸运的是，奥地利人此时士气低落，而维伦纽夫很快就利用了这一点。奥地利皇帝将一位密使从维也纳派到贝尔格莱德，授予他单独与奥斯曼帝国媾和的权力，不需要理睬俄罗斯的态度。这位冯·奈伯格将军（General von Neipperg）来到了奥斯曼人的大营谈判。随着谈判的进行，人们发现他已经做好了以皇帝之名割让领土的准备。但是，当谈到贝尔格莱德城本身的事宜时，他表示如果奥地利人要交出贝尔格莱德，那么城市的防御工事必须首先拆毁。大维齐尔傲慢地拒绝了他提出的条件。他坚称，如果不能在贝尔格莱德城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把城门钥匙交到他手中，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不过，虽说他觉得有必要让好斗的士兵们感到心满意足，他真正想要的还是和平。
维伦纽夫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意识到奥地利人也想尽快达成协议。于是，他果断利用了这一点，提出了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来挽救这次会谈。他提出，奥地利人可以拆毁他们自己兴建的防御工事，但必须保留土耳其人以前建设的城墙。于是，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意恢复和平。奥地利皇帝本来有一些犹豫，但考虑到法国正式出面调停，只好批准了这项协议。奥斯曼帝国则收回了在《帕萨罗维茨和约》中丢掉的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瓦拉几亚的一切利益。多瑙河、萨瓦河和山脉起伏的蒂米什瓦拉行省又一次成了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
对土耳其人的另一个敌人来说，奥地利人的单方面投降可谓来得太不是时候。因为就在此时，俄罗斯人刚刚对土耳其人取得了一场大胜。如果不是奥地利人议和，这场胜利原本有可能改写整场战争的走向。在此之前，俄军统帅蒙尼西元帅（Marshal Münnich）放弃了穿越黑海沿岸草原的机会，从一条新的路线侵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他向北穿过波兰领土，接着渡过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在这里，他攻克了重要的要塞霍京。他扶植了一个傀儡大公，让他以反抗穆斯林压迫之解放者的名义招募基督徒士兵。雅西城（Jassy）[6]开门投降，俄军的前锋部队很快出现在了多瑙河的北岸。接着，蒙尼西元帅又率军进入比萨拉比亚，把宾杰里变成了他向南方进军的基地，准备直插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心脏地带，打通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不过，由于奥地利人屈膝认输，20多万乘胜而来的土耳其士兵已经准备好移师多瑙河战线来对付俄国人。蒙尼西元帅语带挖苦地评论道：“土耳其人真应该好好谢谢穆罕默德、维伦纽夫和奈伯格！”
俄罗斯人别无选择，只好在贝尔格莱德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和约。这是法国调停的第二次胜利。土耳其人放弃了亚速，条件是其要塞必须被夷为平地，且其周边土地必须变成两个帝国之间的一块中立的沙漠地带。
奥斯曼帝国保留了在顿河更下游地区修建要塞的权力，从而可以切断俄罗斯人顺河入海的通道。不论是战舰还是商船，俄罗斯船只都不许进入黑海；在黑海沿岸，俄罗斯人只在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保留了一小块狭长的土地，且不准在黑海沿岸再保留任何造船厂。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征服的土地都必须交还给土耳其人。不过，俄罗斯在乌克兰地区的领土扩大了些许。根据《普鲁特和约》，俄罗斯不得干预波兰的内政。但是在法国人的建议下，奥斯曼帝国没有坚持要求俄罗斯遵守这一条款。
《贝尔格莱德和约》为这场短暂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对于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个和约是一个耻辱；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和约让他们十分懊丧；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个和约让他们松了一口气。面对俄罗斯这个最可怕的新敌人，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一心只想着保持守势，维持和平，现在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代人的喘息之机。而面对宿敌奥地利，土耳其人终于赢回了尊严，并且修复了自上次耻辱性的失败后就一直千疮百孔的安全体系。尽管土耳其人在战场上的胜利主要要归因于奥地利指挥层面的失误，且奥斯曼帝国军队可能在新的军事技能方面还显欠缺，但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证明了他们依然拥有昔日的战斗精神。在两线作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们也施展出了精明的战略。
不过，不论是战场上的胜利还是和平的成果，最主要的因素都是外交层面的，特别要归功于法国的高超技巧、智慧和远见。在危急时刻，是法国人促使犹豫不决的土耳其人投入战斗；在胜利时刻，是法国人敦促土耳其人赶快议和；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是法国人让俄奥双方手足无措，相互算计。奥斯曼帝国崭新的外交策略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曾经梦想成为基督教欧洲主人的土耳其人，在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版图上的所有臣民，因此也就更不能像以往那样在外交领域独断专行了。要想在强敌面前生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就必须依赖自己在基督教欧洲的盟友。
因为调停有功，法国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在奥斯曼帝国政府里取得了不可撼动的巨大影响力和尊贵地位。1740年，两国签订了包括24项条款的正式友好通商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获得了比以往的让步条约更优惠、有效期更持久的有利条款，彻底确立了法国在东地中海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在法国的唆使下，奥斯曼帝国又与瑞典联合，以增强自己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奥斯曼帝国先与瑞典签署了一个类似的友好通商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一个庄严的攻守同盟条约（就像它之前试图与法国签订的一样）——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与一个基督教国家签订此类条约。最后，奥斯曼帝国还详细规定了法国对天主教徒的保护权，这相当于确认了法国在奥斯曼帝国很大一部分领土上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个由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主宰的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奥斯曼土耳其人决定向18世纪鼎盛状态下的法国寻求启迪和帮助。
[1] 帕多瓦大学是意大利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
[2] 这家公司的创办者是奥属尼德兰治下的奥斯坦德市的商人和船主。奥属尼德兰指尼德兰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西部和卢森堡的大部分地区，于1714—1797年期间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君主。
[3] 彼得大帝于1725年驾崩。在安娜于1730年继位之前，还有过两位沙皇短暂地统治过俄罗斯，分别是彼得一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一世和孙子彼得二世。彼得二世死后，由于罗曼诺夫家族男嗣断绝，于是由彼得一世的侄女安娜继位。
[4] 今称格但斯克，属于波兰。
[5] 指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形成的三角地带。
[6] 位于今罗马尼亚东北部，曾经是摩尔达维亚公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