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同样也远离了非洲大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并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而只是出于同样消极而敷衍的外交态度。他丢掉了突尼斯，法国成了突尼斯的保护国；更重要的是，他还丢掉了“苏丹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埃及。此时的埃及在名义上还属于苏丹，统治埃及的赫迪夫是伊斯梅尔帕夏。这个由穆罕默德·阿里开创的王朝已经统治埃及达半个世纪之久。像近几任的苏丹一样，伊斯梅尔也因为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境地，欠下的贷款接近1亿英镑。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出现债务违约的1876年，伊斯梅尔也陷入了破产的窘境，只好按照一个负责清偿埃及公共债务的国际委员会准备的方案，将财政大权交了出去，由英国和法国各委任一名财务主管打理财政。在他们的坚持下，埃及的新内阁里出现了一位英国籍的财政大臣和法国籍的公共工程大臣。1879年，伊斯梅尔试图组建一个完全由埃及人组成的内阁，于是解除了这两位大臣的职务。结果，英法两国政府正式奉劝他“退位，离开埃及”。英法两国的做法也得到了欧洲其他强国的支持。
一旦伊斯梅尔拒绝退位，英法两国就将向苏丹施压。为了给自己争取时间，伊斯梅尔派人带了重礼去游说苏丹，称两个外国试图践踏苏丹的君权。阿卜杜勒·哈米德一直没有学会正确解读欧洲人的心思。他没有意识到，即便没有他的同意，欧洲人也能迫使伊斯梅尔退位。他将此事视作对其在国内外的权力与尊严的重大挑战，于是为此召开了内阁会议。内阁会议认为，如有可能，应当尽量让伊斯梅尔避免被废黜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像以前一样不着急做出决定，于是提出进行谈判，以拖延时间。
只有一位大臣斗胆进谏道，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任何进行拖延的尝试都将导致致命的后果，因为这只会让列强不顾苏丹的态度而单方面采取行动。这位大臣是一名希腊基督徒，名叫卡拉特奥多里（Caratheodori），曾经作为苏丹的外交大臣参加过柏林会议。他指出，此时必须做出决断。于是，苏丹终于颁布了一道法令，宣布罢黜伊斯梅尔，由其子陶菲克（Tewfik）接替其职位。就这样，苏丹在最后关头避免了列强的干涉，保住了自己作为君主的颜面。
两年后，一场新的危机又出现了，再一次挑战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主权。埃及出身的军官对军队中的现状感到不满，反对软弱的陶菲克赫迪夫任由英法两国操控埃及财政，发动了一场反对陶菲克的民族主义政变。领导政变的是艾哈迈德·阿拉比（Ahmed Arabi），一名出身于法拉欣阶层（fellah）[1]的上校。在政变的冲击下，陶菲克赫迪夫的首相被迫下台，陶菲克本人的权威也受到了损害。在叛乱爆发之后，格莱斯顿和其他主张不干涉政策的大臣认为英国应当只采取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只有埃及的君主——奥斯曼苏丹有进行武装干涉的责任。不过，尽管格莱斯顿并不情愿，但英国还是在1882年年初回应了法国方面的压力，与法国一道表示了对陶菲克赫迪夫的支持，并且继续维持现行的财政控制体系。
这在埃及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弹。阿拉比高呼“埃及属于埃及人”，迫使赫迪夫组建了一个态度强硬的民族主义政府，由阿拉比本人出任战争大臣。英法两国派遣战舰到亚历山大港维持秩序，还试图重新确立赫迪夫的威望。[2]但它们未能如愿。在埃及，军方的地位依然牢固，同时又激发出了新的不安定因素。人们相信阿拉比将驱逐所有的基督徒，军官们则要求废黜赫迪夫。外国战舰的持续存在激发了埃及民众的排外情绪。大批欧洲人从局势混乱的内陆地区逃到了亚历山大港；而就在亚历山大港，当地人也开始袭扰欧洲人，朝他们吐口水。一名谢赫在街头大声疾呼：“穆斯林！过来帮我杀掉这些基督徒！”针对欧洲人的致命暴乱爆发了，一天之内就有大约50名欧洲人被杀。
现在，英法两国显然要用武力镇压阿拉比了。法国人有可能与民族主义者私下达成了协议，因而拒绝进行武力镇压。于是，这就只能由英国人动手了。英国内阁里立场比较强硬的成员要求格莱斯顿采取坚决行动进行武力干涉，格莱斯顿只好彻底改变了他的政策。英国海军将领西摩[3]接到指示后，要求阿拉比停止在亚历山大港兴修要塞，这些要塞显然是用来对付英法舰队的。在遭到拒绝后，这位海军将领做出了政府指令之外的举动——炮轰亚历山大港。法国人拒绝参与这一行动，于是很快撤走了他们的舰队。法国人的行为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大为欣喜，他认为基督教大国之间出现了分歧。与此同时，赫迪夫宣布阿拉比为叛逆，并对他发起战争。
在此之前，英法两国政府在伊斯坦布尔召集各国开会，试图在苏丹的配合下解决埃及危机。苏丹拒绝出席会议，反而派了两名特使，带着相互矛盾的指令去了埃及。他们也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苏丹没有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与会各国讨论了武装干涉恢复埃及秩序的必要性，随后邀请苏丹一同出兵。在长达三个星期“愚钝而神秘的筹划”之后，苏丹终于同意指派一名代表参会。但是，此时他已经来不及阻止英军炮击亚历山大港了。这一次，他依然无法想象英国胆敢在没有得到他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动。
现在，英国人又需要完成“将埃及从无政府和冲突的状态下解救出来、恢复和平和秩序的任务”（格莱斯顿语）。由于法国人拒绝参加这一行动，最终英法两国共同掌控埃及财政的安排也告结束。格莱斯顿政府只打算暂时占领埃及，以确保埃及在未来可以拥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在英国进行长达两个月的军事准备的同时，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达弗林侯爵（Lord Dufferin）一直在劝说苏丹派遣奥斯曼军队与英军一同行动，联合占领埃及，以便维护他对埃及的主权，同时还可以确保英国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英国人起草了一份军事协议，呈交给苏丹签署。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显然认为英国人不敢在他不参与的情况下轻举妄动。他一直拒绝签署协议，提出各种微小的文本变动，不断拖延时间，贻误了时机。最终，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Lord Granville）在发给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电报中写道，鉴于“危急时刻已经度过，苏丹陛下应当不会认为有必要派兵去埃及了”。
就在那一天——1882年9月13日，先行到达亚历山大港的将军嘉内德·沃尔斯利爵士（General Sir Garnet Wolseley）调遣了一支英国远征军，穿过苏伊士运河到达了伊斯梅利亚（Ismailia）[4]。接着，这支军队继续向内陆深入，在泰勒凯比尔（Tel-el-Kebir）歼灭了阿拉比的埃及军队。第二天，一支英国骑兵进入了开罗。对于赫迪夫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他现在可以作为得胜者重新回到他的首都。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错失了机会，这让他大感羞辱，并且对英国人怒不可遏。苏丹依然没有把握住东西方在外交节奏上的明显差异。
一开始，英国打算在埃及建立稳定且依旧效忠于苏丹的当地政权之后，就尽快撤出其部队，这一方案也得到了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双方的一致同意。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他的代理人在开罗密谋反对英国人的统治，而达弗林侯爵则在起草方案，打算在埃及建立埃及人的自治政府。与此同时，英国军方则在探讨为期两到三年的撤军时间表。1885年，保守党政府开始统治英国，索尔斯伯里侯爵成了英国首相。他派遣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Sir Henry Drummond-Wolff）出使伊斯坦布尔，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为了继续维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他希望可以在两国之间达成一项互惠的协议，既确认苏丹在埃及的权利，同时又维持英国的影响力。
两国很快达成了初步协议，由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各自派遣专员到埃及，监督埃及的军政改革。不过，到正式谈判开始之前，又耽搁了一段时间。1887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协议，随后交付两国君主批准。根据协议，除非埃及遭遇重大的内部或外部危机，英国必须在三年内将军队撤出埃及；同时，如果埃及遭到侵略威胁或国内陷入动乱，英国无限期保留在上述情形下重新派军进驻埃及的权利。在英国撤军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保证埃及的中立地位。这就意味着，欧洲列强也需要批准这一协议。
由于这一协议暗示了英国在埃及的特殊地位，它遭到了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别有用心地与俄国大使联合起来向苏丹施压，要求他拒绝批准这一协议。面对他们的要挟，阿卜杜勒·哈米德又一次在最后关头做了决定——他代表奥斯曼帝国方面拒绝了英土协议的签署。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英国；英军继续占据着埃及，不再考虑提前撤军的计划。
起初，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还为自己在外交上压倒了英国人而沾沾自喜。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犯了个大错误。于是，他派人找到索尔斯伯里侯爵，要求重启谈判。英国首相客气而又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奥斯曼帝国、法国和俄罗斯都试图让英国从埃及撤军，但都没有收到任何成效。而且，英埃联合行政机构的一些内在问题，也使得英国不再考虑从埃及撤军。
此时，掌控埃及并在亚历山大港拥有一个海军基地，对于西方列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性，因为东方问题的重心已经转移。各国争夺的中心已经从土耳其移到了埃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移到了苏伊士运河，从近东移到了远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俄国一直试图渗透进巴尔干地区，或经过海峡进入地中海，从而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随着俄国人的扩张野心向东转向了亚洲，这种威胁逐渐减弱了。这样一来，英俄冲突的风险点就转移到了印度边境。因此，经过埃及的海路就变得越发重要。现在，埃及落入了英国的实际控制之中。在过去的370年里，它一直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现在，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放弃了奥斯曼帝国对埃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宗主权。
过着孤家寡人式的与世隔绝生活的苏丹，一直身陷于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的迷梦之中，拒不接受任何睿智、可靠的建议。他既不真诚，外交手腕又十分拙劣，结果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错失了一个又一个机会。在这方面，埃及可谓是最好的例子。尽管英国人一直对他抱有善意，并且鼓励他有所作为，但他顽固地拒绝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他本人和帝国的利益。如果说他消极地放弃在保加利亚的所有权利、抛弃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残余领土的行为，还可以解释为是他务实地看到奥斯曼帝国在西方已经没有未来，最终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他在埃及的所作所为就只能说是毫无理由、极不明智的了。
在世俗层面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对埃及仅有名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主权。但是，在宗教层面上，埃及对他的政策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在帝国丢掉了在基督教欧洲的残余领土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希望可以在亚洲复兴他的伊斯兰帝国，至少也要让这个帝国存活下去。在亚洲，帝国广阔的版图依然大体完整。因此，他把他的重心向东移向了伊斯兰世界。亚洲不仅是奥斯曼民族和奥斯曼帝国的摇篮，更是伊斯兰教和它大部分子民的故乡。对这些人民来说，他们的苏丹不仅是土地和生命的守护者，更是他们的信仰的捍卫者。
因此，埃及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开罗一直是伊斯兰世界一处重要的宗教中心，早在土耳其人夺走哈里发宝座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如此。1517年，奥斯曼帝国的征服者塞利姆一世进入开罗，阿拔斯王朝末代哈里发的后嗣正式承认了塞利姆的哈里发地位。随后，塞利姆又接受了麦加的谢里夫的效忠，成了伊斯兰圣地的守护者。这意味着奥斯曼家族成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伊斯坦布尔也成了普遍认可（但不无争议）的哈里发的居所和伊斯兰之城（“伊斯兰布尔”，Islambol）。从那以后，每一位奥斯曼帝国苏丹都身兼世俗和宗教上的职责，自称苏丹—哈里发。尽管不接受他们的这一主张的伊斯兰国家不在少数，但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试图借助哈里发的头衔来重振奥斯曼家族的权势和威望。而且，他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而是要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因此，他在这个时候轻易地放弃了在埃及的世俗权力，可谓是不智之举，毕竟他的哈里发称号在宗教上的权威的源头就来自埃及。
从北非到中亚再到印度，西欧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这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对它们的普遍反感，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策转向正体现了这种态度。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穆斯林将奥斯曼帝国选为集结点，他们推崇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他将成为一位挣脱西方束缚的统治者。用阿诺德·汤因比的话说，在他们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帝国“无疑是现存的最强大、最高效、最开明的伊斯兰国家”。坦志麦特改革者未能解决政教二元体系的内在矛盾，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干脆用自己的专制统治破除了这种矛盾。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提供的统治工具，他摆出一副“立宪专制”的样子，推行那些他想要推行的改革。像坦志麦特改革时期一样，改革主要在中央层面进行，并且有利于越发官僚化的精英阶层。
在大部分臣民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重新确立了强有力的传统伊斯兰体制，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影响。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的东西。在这位苏丹—哈里发的身上，这些深受严格自律思想影响的穆斯林看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个人品质——朴素、持重、虔诚。除此之外，忠诚拥护他的不仅有他的大臣和政府机构人员，还有政府机构之外的乌理玛。另一部分忠诚于他的人是一个日益扩大的宗教人士阶层，这些人等级有别，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或是其他人等，在伊斯兰世界统一的观念下受人尊敬。另外，学者和来自非正统教派及托钵僧团体的神秘主义者也忠实于他，这些团体在他的帝国版图内也十分受欢迎。
在首都离群索居的阿卜杜勒·哈米德把西方看作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对其不屑一顾。在他审查之下的媒体，对他在政治观点、制度和行为上的谬误完全听之任之。知识分子脑袋里灌输的全都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有多么优越。尽管青年奥斯曼人也把他们的改革和现代化方案与伊斯兰制度相联系，但他们承认这些方案来自西方。阿卜杜勒·哈米德绝不承认这种事。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看来，阿拉伯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西方文明不仅学习了伊斯兰文明的政治体系，还学习了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技术（代数、化学和物理）、近代发明（指南针和火药）以及文学和史学。一言以蔽之，西方受人推崇的一切，都学习自阿拉伯文明。因此，除了一些欧洲人从穆斯林那里学来又进行了改良的发明之外，穆斯林又能从欧洲得到什么呢？一本阐释上述观点的书是这样开篇的：“当代文明的基石不是别的，正是穆罕默德的行动和传统。”
这种想法当时对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后来演变成了昙花一现的泛伊斯兰主义。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在亚洲依旧拥有完整的版图，因此成了穆斯林寻求慰藉、灵感和领导的中心。阿卜杜勒·哈米德从统治初年起，就一直希望他自己和他的帝国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当初，土耳其人从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进入了欧洲；现在，他们又退回了这里，与辽阔的版图内部和外部形形色色的伊斯兰群体产生了更广泛的联系。于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更加努力，希望可以实现他的愿景。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伊斯兰政策，最早体现在他的大维齐尔人选上。以往，大维齐尔的人选通常都是土耳其人，或是直接为苏丹效命的臣子。而他选择的却是一位切尔克斯政治家——海雷丁将军（General Khair-ed-Din），此人最初是作为突尼斯贝伊的首席辅政得以发迹的。苏丹在宣布这一任命的敕令中大胆地宣称，他之所以抛弃以前的传统，是因为伊斯兰世界里所有的逊尼派穆斯林都有义务为哈里发服务。他在为政府和宫廷职位选择人选时，更愿意使用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不仅如此，他还要优先使用帝国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而不是土耳其穆斯林。来自遥远的阿拉伯地区的谢赫们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甚至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居所。基督教国家咄咄逼人地侵犯他的帝国，给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其他穆斯林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了争取穆斯林对他的忠诚，他不仅要在国内处理这些问题，还要在国外关注遥远国度里的穆斯林社群的利益。在收缩回伊斯兰世界之后，曾经的欧洲病夫现在想要做亚洲硬汉。但是，这样做只会加剧他和欧洲—西方世界之间的冲突，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内部，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基督徒少数民族。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这个民族感到越发不信任，而且认为他们是他所有计划的障碍。这个民族就是亚美尼亚人。
亚美尼亚位于东西方之间，是相互征伐的帝国锋芒交会之处。早在13世纪，亚美尼亚就丧失了独立。现在，这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大部分居住在土耳其、俄罗斯和波斯。由于亚美尼亚人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无处寻求祖国的保护。在奥斯曼帝国居住着大约250万亚美尼亚人，其中至少有150万人在东部的六个州[也被称作“维拉亚特”（vilayet）[5]]拥有土地。但是，在任何一个州里，亚美尼亚人都不占多数。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亚美尼亚人作为宗教上的少数群体与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与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少数群体不同，亚美尼亚人也称不上骁勇善战。一直到19世纪的后半段之前，亚美尼亚农民就像在城市里经商的同胞一样，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以持重和节俭闻名。
但是，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都十分执着的雅利安民族，亚美尼亚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们自视为欧洲人，并且在美国新教传教士的帮助下，在东方就可以接受西方式教育，而不用为此长途跋涉到天主教欧洲去。西方式的教育激发出了他们的民族感情。于是，在柏林会议上，亚美尼亚人派出了一支代表团，要求奥斯曼帝国像对待于1861年就获得了自治权的黎巴嫩[6]一样，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管理东方各州的亚美尼亚人。尽管这一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但欧洲各国还是认可了亚美尼亚人有关在他们所在各州进行改良、并且保护他们不受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威胁的主张。根据《柏林条约》，奥斯曼帝国有义务推进这些目标，还需要定期向列强汇报进展，列强则会监督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
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坚决不同意履行这些承诺。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给每一个有亚美尼亚人的州派了一名基督徒次级长官。这些人无非是苏丹的木偶而已。他们对他唯命是从，一旦自作主张就会马上被撤职。因此，他们被人们十分讽刺地称作“埃韦特阿凡提”（Evet Effendi），即“遵命先生”之意，因为他们对主子的命令总是乖乖听从。人们很快发现，阿卜杜勒·哈米德根本无意按《柏林条约》的规定去推行改革，更不要说在那些意欲干涉他的主权的外国大使插手的情况下推行这些改革了。他尤其不想改善亚美尼亚人的境遇，反而怀着十足的恶意去对待他们，让他们充满恐惧。每当有官员因为虐待亚美尼亚人而在外国大使的压力下遭到解职，苏丹就一定会对此人加官晋爵、放到更有利可图的位置上去。这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根据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单独签署的、与《柏林条约》内容相近的《塞浦路斯协定》，英国政府向东方各州派遣了领事。他们发回的报告证实了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法庭上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以及腐败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在评估征收税款或什一税时对亚美尼亚人的普遍歧视。而且，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力量比较薄弱的偏远地区，亚美尼亚人还要受到强大的库尔德人酋长的压榨，或被其他库尔德人抢劫。如果要遏制这种混乱局面，就必须重组警察和宪兵部队，约束库尔德人的行为。但是，每当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奥斯曼帝国政府就说一堆空话作为烟幕弹。伊斯坦布尔方面假装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声称已经向库尔德斯坦派驻了能干的官员，打包票说他们一定能够保障亚美尼亚人和“苏丹的其他忠实子民”的安全。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又补充道：“就像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一样，亚美尼亚也会发生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每当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有些过于狂热的好事者对其加以利用，在真相的基础上再编造出一些不存在的罪行，然后拿去给欧洲公众和外国领事看，就好像那些事情也真的发生了似的。”
1880年，奥斯曼帝国无动于衷、闪烁其词的答复终于让六名在《柏林条约》上签字的大国的大使联合递交了一份照会。他们批评了奥斯曼帝国的做法，并且要求实施具体的改革，“以确保亚美尼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这一照会，奥斯曼帝国又一次给出了含糊其词的答复，甚至都没具体提起涉及的问题。顽固敌视外国人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要出出他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失败后积攒的恶气，拒不同意外国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内支持还留在当地的基督徒臣民。很明显，除非武力干涉，列强也采取不了什么有效的措施。索尔斯伯里侯爵不得不承认列强的条约成了空话，十分遗憾地表示“舰队开不到陶鲁斯山脉以远的内陆去”。重新成为首相的格莱斯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先是降低了当地领事的特殊地位，到后来干脆将其特殊地位全部取消。一份领事提供的报告中提到，土耳其人的改革措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很多当地官员甚至都不识字。
1882年，为了让奥斯曼帝国接受改革方案，列强又做了一次努力。但这一次，他们的努力却因为内部的分歧而失败了。俾斯麦表示，他愿意在任何事务上与英国合作，唯独不愿意迫使苏丹在亚美尼亚实施改革。被格莱斯顿拖延的行动，就这样干脆被俾斯麦拒绝了。亚美尼亚人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通过和平手段争取改革。他们向土耳其人表示，他们并不要求获得政治上的自治，只是想保证人身安全。但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亚美尼亚人还宣称，他们无意改换门庭接受俄国的统治。俄国人也不鼓励亚美尼亚人投效，因为他们正忙着迫使本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东正教，以消除他们的民族意识。就这样，在19世纪8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境遇持续恶化，一边面对的是劫掠成性的库尔德部落邻居，另一边面对的则是充满敌意的苏丹政府。
显然，对于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时候将他们自己以某种政治基础组织起来了。他们开始组建地方性的民族主义小组和秘密社团，还受到了生活在俄国的亚美尼亚同胞的激励。那些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奉行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念，他们的理念远远超前于那些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同胞。不久，他们的影响力就跨过了国界，开始渗透进埃尔祖鲁姆和凡城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希望能够唤醒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让他们站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然“祖国”。
1881年，亚美尼亚人在埃尔祖鲁姆成立了一个名叫“祖国保卫者”的组织。该组织的革命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目标是保护亚美尼亚人不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侵害。1885年，第一个亚美尼亚人的政党在凡城成立——亚美尼亚人党。他们的主张经由热爱自由的人们传播到了海外，促成了“欧洲亚美尼亚人爱国社团”的成立。这个成立于伦敦的组织公开主张“通过革命为亚美尼亚人争取自治的权利”。但是，他们的态度过于温和，而且天真地指望依靠大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887年，亚美尼亚人流亡者在日内瓦组建了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更加激进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通过革命创建一个统一的亚美尼亚社会主义国家，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这个组织也逐渐演变成了奥斯曼帝国境内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份在海外出版的、名叫《红查克》（Hunchak，意为“钟”）的杂志是这个政党的喉舌，扩大了该党的影响力。
红查克变成了一场国际运动，其成员遍布欧洲各国的首都，甚至远在美国都有该组织的代表。不过，最活跃的还当属在高加索家乡活动的起义军团体。这些红查克有组织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动袭击，公开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权威。他们不仅在有着“土属亚美尼亚的首都”之称的埃尔祖鲁姆活动，甚至还出没于西方遥远的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中心城市。1890年，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在第比利斯成立，这标志着他们活动的顶峰。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也被称作“达什纳克楚琼”（Dashnaktsutium），其成员因而也被叫作“达什纳克”。一开始，他们团结了各种各样的极端团体。不过，由于达什纳克们在意识形态上更青睐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很快就与红查克分道扬镳了。不过，两个团体还是有着更重要的共同目标——靠武装斗争赢得亚美尼亚的自由。他们甚至宣称：“亚美尼亚人再也不会向谁哀求了，他们现在要手握钢枪提出要求。”他们再也不打算等待永远也等不到的列强的帮助，决心把民族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卜杜勒·哈米德原本就对聪明的亚美尼亚人很不放心，现在他们又开始反抗，这让他大为警觉。他想了一个狡猾的计策，决定利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库尔德人成了他的分化政策的重要工具。1891年，他开始从库尔德部落中招募一支民兵武装，相当于准许了他们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这些库尔德人被编成了骑兵团，人称“哈米迪耶”（Hamidiye），即“效忠于哈米德的人”。到1892年年底，这些骑兵团的总规模达到了大约1.5万人，且人数还在继续逐年增长。这些来自东方的人生性粗犷。他们穿着花哨的制服，神气十足地在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聚居区走过，让当地居民大为紧张。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正式任务就是镇压亚美尼亚人，而且在镇压基督徒过程中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不负法律责任。这些说法在亚美尼亚引发了恐慌。
与此同时，在1893年，亚美尼亚革命者也不再满足于发动袭击行动，而是设法在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地区煽动穆斯林叛乱。他们在城镇的围墙上张贴煽动性的标语，呼吁全体穆斯林起来反抗苏丹的压迫。这个计划太过天真，结果只是导致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各个地区被捕入狱，亚美尼亚人有组织的抵抗行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这些行动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终导致了1894年在苏丹命令下发生的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穆什（Mush）[7]以南的萨松（Sasun），库尔德部落酋长对亚美尼亚人的压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纳贡体系，亚美尼亚人要想得到安全保障就必须付钱，实际上形同敲诈。由于亚美尼亚人要向库尔德人纳贡，奥斯曼帝国政府心照不宣地免除了亚美尼亚人的税金。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可是现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却要求亚美尼亚人支付欠下的税金。亚美尼亚人拒绝接受这样的双重压迫。结果，在库尔德部落武装的密切配合之下，奥斯曼军队开进了这一地区。很快，他们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无助的亚美尼亚人。军人在整个地区里地毯式地搜索亚美尼亚人，一直追到河谷和山区，仿佛在“猎杀野生动物”一般。他们不接受投降，就用刺刀杀死男人，强奸女人，把孩子在石头上摔死，还把亚美尼亚人遗弃的村庄付之一炬。负责指挥这一行动的指挥官泽基帕夏（Zeki Pasha）还获得了苏丹的嘉奖。
奥斯曼帝国政府试图把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说成不值一提的意外事件，但最先发生的一些屠杀事件还是被泄露了出去，在欧洲引发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抗议。于是，英、法、俄三国要求组建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1895年，为了抢得先机，坐实奥斯曼帝国政府所描述的说法，苏丹组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亚美尼亚匪帮的罪行”。在这场闹剧之后，伦敦和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集会，列强则提出了一个亚美尼亚改革方案。苏丹假意接受了列强的提议，实际上只是做了大量徒有虚名的书面承诺，让整个改革方案的效果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在红查克的领导下，亚美尼亚人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游行示威，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请愿、抗议，要求进行改革。尽管亚美尼亚人的主教建议他们保持耐心，但局势还是失控了。一位来自萨松的示威者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结果示威人群群起响应，开始高唱革命歌曲。这引发了警察的干预，警察当场用棍棒打死了很多人。与此同时，在警察的放任之下，土耳其平民中的狂热分子也在街头游走，到处寻找亚美尼亚人，再用棍棒将他们杀害。暴力和恐怖持续了十天，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躲进了他们的教堂。外国大使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在得到生命安全的保证之后，他们才敢从教堂里走出来。
与此同时，一艘外国船只的船长带来了另一个消息：在特拉布宗发生了一起大屠杀。他看到亚美尼亚逃亡者朝着他的船只游来，却在半路上被乘着小船的土耳其人截住，或被击打头部，或被按到水中淹死。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在特拉布宗城中，将近1 000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其中许多人被活活烧死在家中。一支奥斯曼军队和当地山区里的拉兹部落成员（Laz）[8]冲进了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区域，先是抢劫了市场上的亚美尼亚人商店，接着又放火焚烧，暴行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之久。
接着，就在苏丹装模作样地接受列强提出的亚美尼亚改革新方案的同时，在土耳其东部也发生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屠杀。据说，所有这些屠杀事件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响起军号声，就好像是在进行某种军事行动一样。实际上，这些屠杀事件就是军事行动。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发生亚美尼亚人突然举事、迫使官方动用警察进行镇压这样的事情。事实刚好相反。在苏丹的授意之下，亚美尼亚人聚居的东部六州的军事力量进行了密切合作，筹划实施了这样一场行动，像对付外敌一样对付亚美尼亚人。
他们采取的战术遵循了苏丹的原则——激起穆斯林社群的宗教狂热。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派到亚美尼亚的代理人做了具体的指示，告诉他们应当怎么做。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在某个城镇最大的清真寺里召集穆斯林聚会，然后以苏丹的名义向他们宣布，亚美尼亚人正在进行反对伊斯兰教的叛乱。苏丹命令虔诚的穆斯林起来对付这些异教叛乱分子，捍卫自己的信仰。苏丹提出，根据神圣法，虔信者可以剥夺叛乱分子的财物。他用这种方式鼓励穆斯林以信仰之名去侵吞他们的基督徒邻居的财产，如果遭遇抵抗就杀死他们。于是，在整个亚美尼亚，“日益壮大的狼群到处袭击绵羊”。
另一方面，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另一项宗旨。他允许穆斯林用刀架在敌人的脖子上，在最后关头逼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然就杀掉他们。在此之前，逼迫他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做法已经在西方压力下，由阿卜杜勒·迈吉德废除了。在村庄里居住的一些缺乏抵抗意志的家庭宁愿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因为他们牺牲掉的只是作为基督教世界一员的独立认同罢了。
掌控所有这一切活动的，是沙基尔帕夏（Shakir Pasha）。此人十分险恶，曾经出任驻圣彼得堡大使。表面上，他的职责是“巡视奥斯曼帝国亚洲省份的部分地区”，这一任命也是苏丹装模作样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他的任务是在这些地区策划、执行屠杀活动。执行这一任务的人为了方便行动，认定亚美尼亚人正逐渐对自己低人一等的地位产生不满。于是，他们定下的目标就是无情地减少亚美尼亚人的人口，直至将他们赶尽杀绝，然后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土耳其人。
这一次次由军号声宣告其开始和结束的活动，其过程也十分相似。首先进城的是奥斯曼军队，他们的任务是屠杀；接着是库尔德非正规军和部落武装，他们进城来洗劫；最后，为了追击流亡者和全面扫荡，战火和毁灭将席卷周边的土地和村庄，带来彻底的大灾难。在1895年的这个可怕的冬天，在土耳其东部的20个不同地区，亚美尼亚人损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和大量的财产。屠杀通常都发生在星期五。这一天，穆斯林们会聚集在清真寺里，而政府会散布谣言说，亚美尼亚人打算在穆斯林祷告的时候就把他们屠杀殆尽。于是，穆斯林会站起来阻止他们的计划，最后被屠杀的反而是亚美尼亚人。考虑到死于伤病、无家可归和饥饿的人数，遇难者的总人数大概在50万到100万之间。
在13个较大的城镇，每个城镇里的死亡人数都达到了四位数。在埃尔祖鲁姆，拥有1 000家店铺的大市场惨遭洗劫和破坏。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在一座乱葬岗里就掩埋了300多名亚美尼亚人。
最为残酷、破坏性最大的屠杀发生在乌尔法。在这里，亚美尼亚人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他们的街区遭围攻两个月之后，亚美尼亚人的领袖们于1895年12月在大教堂里集会，起草了一份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出面保护的声明。负责指挥的土耳其军官表示将保证他们的安全，随后派兵包围了大教堂。接着，一大群土耳其士兵和紧随其后的暴徒冲进了亚美尼亚人的街区。他们四处抢劫，将亚美尼亚人成年男子屠杀殆尽。
在军号声宣告当天的行动结束之后，有3 000多名逃亡者涌进了大教堂寻求庇护。第二天是星期日。就在这天早晨，一群狂热的暴徒冲进了教堂，大肆屠杀，并且劫掠了教堂的神龛。接着，他们堆起了一大堆草席，用它们盖住尸体，又浇上30罐石油，将其点燃。有一大群妇女和孩子躲在木质的走廊里。他们惊恐地哀号起来，身上着了火，最后全死在了大火之中。下午3点半，军号准时吹响，奥斯曼官员在亚美尼亚人的街区里四处游走，宣告屠杀已经结束。有126户人家绝户，连一个女人或婴儿都没活下来。算上在大教堂里被杀的人们，整个城镇的死亡人数达到了8 000人。
只有在一个地方，亚美尼亚人成了加害者。在位于山区、曾经属于西里西亚行省的泽伊通（Zeitun）[9]要塞，以红查克为核心的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对要塞发动了攻击。他们在战斗中击败了奥斯曼军队，将奥斯曼守军逐出了泽伊通的城堡，抓获了400名土耳其人俘虏。他们穿上奥斯曼军队的制服，洗劫、焚烧了附近的一座土耳其城镇，控制了该地区。最后，土耳其人派了一支大军开赴泽伊通，炮击了城中的城堡，并使之起火。不过，亚美尼亚人在此之前就已经撤离了城堡。与此同时，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社群的请求下，外国大使出面调停，并与奥斯曼帝国政府达成了协议，要求该地区的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都必须放下武器，以实现停火。
1896年8月，对亚美尼亚人接连不断的屠杀达到了顶峰。这一次，屠杀就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像上一年一样，一个亚美尼亚革命团体的活动给了奥斯曼帝国政府借口。一小群鲁莽的达什纳克在午餐时分走进了欧洲资本家的重要据点——奥斯曼银行。他们装成要兑换货币的样子来到银行，身后跟着一些扛着袋子的搬运工，袋子里面装的似乎是金币和银币。突然，一声哨响，25名武装分子紧随其后冲进了银行，开始开火。他们打开了袋子，里面装的是炸弹、子弹和炸药。他们声称自己不是银行劫匪，而是亚美尼亚爱国者，此举的目的是要让六个欧洲国家的使馆注意到亚美尼亚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把亚美尼亚人的遭遇写进了两份文件里，里面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他们宣布，如果在48个小时之内得不到外国的干预，他们将“不畏牺牲”，炸掉整座银行。
与此同时，银行主管埃德加·文森特爵士（Sir Edgar Vincent）小心翼翼地顺着天窗逃到了紧邻的一座建筑里。就在他的同事被劫为人质的时候，他跑到了高门。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要求道，只要这些达什纳克还留在银行里，警察就不能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一来，他就争取到了适合谈判的环境。负责谈判的是俄国大使馆的首席译员。他先从苏丹那里为袭击者取得了赦免和顺利离境的权利，接着对袭击者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演讲。他向他们保证可以继续进行谈判，成功地说服他们离开银行。袭击者保留了他们的武器，但不甚情愿地放弃了他们的炸弹，随后安静地登上了埃德加·文森特爵士的游船，流亡到法国。
这些年轻人充满理想，但对政治煽动的诡计一窍不通。他们的所作所为没能帮助他们的朋友，反而给了敌人机会。在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街区，无法无天的暴徒、宗教狂热分子和野蛮的非正规军肆虐了两天。他们挥舞着短棍、刀子和铁棒，在街巷中欠下累累血债。警察和军队非但不干预他们的行为，甚至还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狼狈为奸。暴徒们打死他们在街道上遇到的任何亚美尼亚人，还冲进房屋杀死里面躲藏的人，最后留下了6 000多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大屠杀进行到第二天，六大国的代表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奥斯曼帝国一开始没有理睬。但是，当晚就有消息传来，说英国人正在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以保护本国国民。于是，奥斯曼帝国政府下达了停止杀戮的命令。终于，各国大使们站在使馆的门口，就能亲眼看到一直以来在整个亚美尼亚发生的可怕罪行；而表里不一的苏丹一直试图通过官方审查欺骗外界，不让这些罪行为全世界所知。现在，六大国的代表发表了一份给苏丹的公开电报，要求他立刻终止屠杀。“如果屠杀继续下去，苏丹的宝座和他的王朝的存续都会面临威胁。”
在屠杀结束后，各国使节联合向奥斯曼帝国政府递交了一系列照会。在提供了详尽的证据之后，他们指出“伊斯坦布尔发生的骚乱”并非狂热情绪的偶然爆发，而是一股特殊的力量有意为之的产物；“不仅发生在政府的眼皮底下，而且还有政府的代理人从中配合”。他们表示，这股力量是“一种特别危险的武器”，非但随时可以用来伤害少数族群聚居区，“甚至还可能会威胁到那些容忍其存在的人”。列强的代表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查清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尽最大努力找出并惩办其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他们还表示，愿意提供目击证人，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调查。这其实是外交辞令。他们的真实意思是，阿卜杜勒·哈米德就是伊斯坦布尔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也是个煽动者。对于列强的照会，奥斯曼帝国政府给出了闪烁其词的答复，辩称亚美尼亚人也攻击了穆斯林，还许诺将组建特别法庭审判冲突双方。为了平息列强的怒火，他们逮捕了一些社会底层人员，而这些人所做的无非是忠实服从了苏丹的命令。
与此同时，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再次陷入了狂怒，他们强烈要求推翻苏丹。86岁高龄、已经退休的格莱斯顿在利物浦发表了最后一次针对“难以启齿的土耳其人”的演讲。他怒斥土耳其人的帝国是“文明之耻辱”和“对人类的诅咒”，应当“被从地图上抹去”。他把苏丹称作“大刽子手阿卜杜勒”，法国人则称他是“血红色的苏丹”。格莱斯顿坚持认为，根据《塞浦路斯协定》，英国有义务出面干预，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独自出面干预。尽管一开始有人提出，要派遣英国舰队强行闯进达达尼尔海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列强都没有做好为了保卫亚美尼亚人而动用武力的准备，甚至连施加威胁的想法都没有。只有索尔斯伯里侯爵曾经隐晦地告诫阿卜杜勒·哈米德说：“管理失当的国家终将遭遇不幸。”
索尔斯伯里侯爵试图寻求俄国的支持，一起推翻现任苏丹，但是他又不愿意为此在海峡事务方面让步；而俄国也不想让亚美尼亚获得独立，担心独立的亚美尼亚可能会在小亚细亚扮演与新生的保加利亚在欧洲一样的角色；奥匈帝国深陷巴尔干地区事务，不愿意在亚美尼亚贸然行动；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法国则宁愿维持现状；德国希望在小亚细亚获得更多权益，因此依然以苏丹的保护者自居。所以，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分裂奥斯曼帝国，或是对奥斯曼帝国采取某种形式的国际共治。1897年，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推行最终改革方案的最后一次会议无果而终。在此之后，不幸的亚美尼亚人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帮助。
欧洲列强之间的不和与它们的优柔寡断，使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再次逃过一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顽固脾气让他赢得了一场“负面的胜利”，但他毫无人性的冷酷作为也让他在世人的眼中留下了永久的劣迹。
[1] 法拉欣通常指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农民。
[2] 本书毕竟是英国作者在1979年初次出版的，不具备我们如今对于殖民主义的敏感与反思程度。这里作者的措辞有掩饰英法帝国主义行径之嫌。19世纪后期，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等国在全球各地对殖民地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分割巴尔干地区、渗透埃及、操控奥斯曼帝国，都可以视作全球帝国主义争夺的缩影。而19世纪末出现在巴尔干、埃及以及同时代的印度、南非等地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抗。我们不妨带着批判和反思的眼光看待作者提及的这段历史。中国在近代面临的问题，和奥斯曼帝国等国非常相似：一方面学习西方长处，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保卫民族自决，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侵袭，这两个方面的紧张关系，正是中国自身在近代历史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编者注
[3] 即奥尔斯特男爵比彻姆·西摩（Beauchamp Seymour），时任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
[4] 伊斯梅利亚位于苏伊士运河西岸，是运河地区的中心城市。
[5] “维拉亚特”是奥斯曼帝国后期的行政区划，在坦志麦特改革期间开始将原有的省份重新划分为了“维拉亚特”。
[6] 黎巴嫩人主要信仰基督教。
[7] 位于今土耳其东部。
[8] 拉兹人是土耳其和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地区的本土族群。他们最初信仰基督教，其中大部分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
[9] 今称苏莱曼勒，位于土耳其中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