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在奥斯曼遭到杀害之后，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开始感到后悔。“现在，他们开始哀悼死去的君主，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他们陷入了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同时又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去阻止他们。他们暴跳如雷，把这个由疯子苏丹统治的国家带入了一种更为可怕的混乱之中。这种情形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设想，而且也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疯子穆斯塔法渐渐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表达了他对奥斯曼之死的哀痛，并且下令惩处杀害奥斯曼的凶手。但是，不久之后，他又忘了奥斯曼已经死了，还在大萨拉基里奥宫里四处奔跑去寻找他的侄子，到处敲门、呼喊，让他出来从自己身上接过君主的重担。尽管穆斯塔法根本没有能力执政，但他还是在苏丹的位置上又坐了15个月。
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无政府状态，托马斯·罗爵士这样预测道：“我只能说，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病症一定会将其毁掉；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的变化，流更多的血；最聪明的人不愿意掌舵，蠢货们则很快载着大家一起撞向礁石。如果有人做好了准备来利用这一时机，我得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唾手可得的猎物了。”他接着写道，奥斯曼帝国“像一个衰老的机体一样，因周身的种种恶习而日渐癫狂；青春不再，力量衰减，但是这些恶习依然存留了下来”。然而，要一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世界才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已然衰老”，并将它视作“欧洲病夫”。
现在，实际上执掌政府的是一个女人——苏丹皇太后。内部分成两个派系的军人则是背后支持她的苏丹儿子的力量。选择政府官员时他们或是随性为之，或是通过收受贿赂决定，但官员的人选总是由这两派军人中的某一派决定的。对于正占着上风的那一派，大臣们在提拔和贿赂他们时异常慷慨，在给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提高军饷时也毫不吝啬。由于达乌德帕夏下令处决了奥斯曼，军方以此为借口罢免了他。在他之后，大维齐尔的人选换得有如走马灯一般。
接替达乌德帕夏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梅雷·侯赛因帕夏（Mere Hussein Pasha）。他是个“人人痛恨的暴虐之徒”，厨子出身，刚刚在埃及总督的任上留下了敲骨吸髓的恶名。他两次出任大维齐尔，在任期间一直利用近卫军来对付西帕希骑兵。他不顾公众的利益，赋予近卫军额外的特权和丰裕的给养配额，最后甚至为近卫军打开了苏丹的仓库，然后对他们说：“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肉、蜡烛，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苍天在上，帕迪沙阿有的是钱！”西帕希骑兵则造了反，要求他把大萨拉基里奥宫里的所有金银器皿都融成金块银块给他们。接连不断的劫掠、暗杀、纵火在伊斯坦布尔肆虐，整座城市仿佛刚被敌军攻破似的。
后来，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结成了短暂的同盟，一起反对侯赛因。苏丹皇太后不惜违反《古兰经》的规定（尽管她已经戴上了完全遮住脸的面纱），公开出现在军人面前，询问他们现在想让谁来当大维齐尔。他们否决了全部的人选，大维齐尔之位最后落到了苏丹的奶妈的丈夫手上。后来，他们又指责此人任命一个赶驴车的和一个吹号的在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当宣礼员，要求将他罢免。于是，在军人们一次次专横而又心血来潮的决定下，四个月内有三位大维齐尔遭到罢免。接着，出现了侯赛因即将再度掌权的迹象。此人“为了讨近卫军的欢心，飞快地吞噬着公共财产，残暴地从私人身上榨取钱财。就连收受他的钱财的人都感到恐惧不安，因为他们当中最聪明的人已经预见到，这样的行为只会给他们自己也带来毁灭”。
接着，局势演化成了一场危机。在奥斯曼遭到处决后不久，埃尔祖鲁姆总督阿巴扎·穆罕默德帕夏（Abaza Mehmed Pasha）打着为奥斯曼复仇的旗号，发动了一场叛乱。他是近卫军的死敌，无疑也是奥斯曼苏丹组建亚洲军队、消灭近卫军计划的同谋者之一。他在手下为数不少的非正规军和其他一些叛军的支持下，迅速控制了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他接连不断地击败苏丹派来的军队，在这一地区统治了五年。在伊斯坦布尔，乌理玛也试图发动一次叛乱。事态平息后，行政官员和军人经过商议，同意任命有着诚实名声的阿里帕夏（Ali Pasha）出任大维齐尔一职。接着，他们要求疯子穆斯塔法下台，“据说他满心欢喜地同意了”。奥斯曼的弟弟穆拉德，“真正合法的继承人”，成了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都能接受的人选，被选中成为苏丹，是为穆拉德四世。考虑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他们甚至还同意穆拉德登基时无须向他们颁发赏金。
于是，1623年，年仅14岁的苏丹穆拉德四世第一次庄严地进入了伊斯坦布尔。他未经世事，“胖胖的，面部表情丰富，名声不错”。至少在当时，一切看上去平静安宁。奥斯曼帝国将自己从深渊的边缘挽救了回来，终于再次得到了喘息之机。富于弹性的奥斯曼帝国寄希望于在能够强有力地贯彻个人意志的新苏丹的统治下，延续帝国的寿命和威望。
在这一关键时刻，奥斯曼帝国急需一位专断之主，来抗衡专横的军人和见利忘义的行政官员。他要像军人一样残酷无情，战胜暴力，恢复遭人轻视的法制的尊严。在穆拉德四世长大成人后短暂的亲政时期，他的确做到了这点，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尼禄”。有一位机敏的奥斯曼作家和旅行家，名叫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Chelebi）。他曾是穆拉德四世宫廷里的宠臣，十分敬畏这位苏丹。他评价道：“穆拉德四世是奥斯曼帝国最为血腥的一位苏丹。”
在艾郁普清真寺里准备妥当之后，年轻的苏丹来到了大萨拉基里奥宫。他先做了祈祷，希望真主和人民愿意接受他成为君主。接着，他又按照传统来到了国库。爱维亚·瑟勒比记载道：
这里已经没有黄金器皿了。除了一些木材，国库里只有六袋钱（3万阿斯皮尔）、一袋珊瑚和一箱瓷器。看到空空如也的国库，苏丹穆拉德涕泗横流。他跪拜了两次，然后说：“真主保佑，我要罚没那些侵吞国库的人的财产，用他们的财产重新填满国库；我还要再兴建50座宝库。”
国库里确实没什么钱了。维齐尔们想到以前一些国家曾经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于是就向这些国家的使节寻求贷款，但是并不成功。不过，穆拉德自掏腰包，拿出来3 040袋钱。尽管近卫军曾经同意不索要赏金，但穆拉德还是在登基后的一个月内把这些钱分赏给了近卫军。
不过，等到穆拉德四世成熟到能够自己掌握权柄，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在此之前，他的希腊母亲、苏丹皇太后柯塞姆（Kösem）凭借自己的精力和能力把持着朝政。尽管她有心于此，但仍然无力扭转军人肆意妄为、官员贪污腐化的局面。小亚细亚仍然陷于内战和叛乱之中，波斯人则夺回了巴格达和埃里温行省；黎巴嫩的部落掀起了叛乱，埃及和其他一些行省的总督变得不再忠诚可靠；巴巴利海岸的国家宣布独立；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发动叛乱，俘虏了大量的奥斯曼人，在市场上用一杯博萨（Boza，发酵的麦芽饮料）就能换一个奥斯曼俘虏；四处劫掠的哥萨克人洗劫了黑海沿岸，随后一直深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甚至威胁到了首都的周边地区。不过，朝廷还是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权威，可以让日渐步入青春期的穆拉德从中学习。他热切地吸收着各种知识，敏锐地观察着各项事态的进展，关注着他的帝国的未来。
穆拉德成长为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时常拧着眉毛，一脸凶狠的表情。爱维亚·瑟勒比写道，从来没有哪个当代的王公贵族“如此健壮、匀称而又专横，举止庄严，让敌人忌惮不已”。有许多关于他体格健硕的传说。据说，他十分强壮，射箭的射程比火枪发射的子弹还远，还可以射穿4英寸（约10厘米）厚的金属板。他使用长矛的技艺也很娴熟，可以轻而易举地刺穿用十张骆驼毛皮做成的盾牌。他可以把标枪投掷得很远，有一次还投中了1英里（约1.6千米）之外的宣礼塔上栖息的渡鸦。他每天还在大竞技场上展现他的精湛骑术，能够轻松地从一匹飞奔的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他对自己的肌肉力量十分自信，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摔跤手，“就像先知穆罕默德一样”。爱维亚·瑟勒比声称，他有一次看到苏丹挑战两位强壮的剑士。他把他们举过头顶，一个扔到右边，一个扔到左边。还有一次，他把爱维亚·瑟勒比当成了他开玩笑的目标，“他像只雄鹰一样抓着我的腰带，把我举过头顶，然后像旋转一个孩子那样让我在他头顶打转”。最后，穆拉德笑着把他放了下来，赏给他48枚金币。
然而，不久之后，他对嬉笑杂耍的喜爱就转变成了对杀戮的热衷。苏丹手下的军人又发动了一次似曾相识的兵变，结果加快了穆拉德亲掌苏丹大权的进程。1632年，常备西帕希骑兵再一次聚集在大竞技场。集会持续了三天，商店都关了门，城里和宫里都弥漫着恐惧的气氛。
叛军点名要至少17名官员和苏丹宠臣的人头，名单中包括大维齐尔哈菲兹帕夏（Hafiz Pasha）和大穆夫提。哈菲兹与苏丹有姻亲关系，二人关系十分密切。在不久前的一场战役中，哈菲兹帕夏还用诗文写作公文，让苏丹大为赞赏。他的诗文用棋局作比，苏丹则也用诗文加以回复。而现在，冲进大萨拉基里奥宫第一庭院的叛军朝着骑马去参加迪万会议的哈菲兹猛扔石头，把他打下马来。他的随从赶快把他营救出来。随后他把官印拿去送给苏丹，苏丹命令他逃走，于是他就乘船从宫殿的水门离开，准备驶往斯库塔里。
很快，叛军就攻进了第二庭院，蜂拥冲到召开迪万会议的大堂，要求苏丹当着他们的面召开会议。他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到底有什么要求。狂怒的叛军围在苏丹身边，要求他交出那17名叛国者，好让他们把这些家伙撕成碎片。他们威胁说，如果苏丹不照办，就会有大麻烦。在一片嘈杂声中，穆拉德意识到他们即将对自己动手，但还是充满威严地回答说：“你们完全不听从我的话，那你们叫我来干什么？”接着，他在侍从的保护下退了出去。士兵们吵吵嚷嚷地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内庭的大门口。
此时，新任的维齐尔雷杰卜帕夏（Rejeb Pasha）对年轻的苏丹说，除非他满足叛军的要求，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与其让苏丹本人丢了性命，那还不如给他们大维齐尔的人头。”穆拉德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失败。他派人去找他的朋友哈菲兹，随后在水门处找到了他。之后，他坐在宝座上，徒劳地恳求西帕希骑兵和近卫军的代表，希望他们不要用嗜血的暴行玷污哈里发的尊严。就在这时，哈菲兹出现在苏丹面前，说：“伟大的帕迪沙阿，为了保住您的宝座，死掉一千个哈菲兹这样的奴隶也毫不足惜。我只有一个要求：请您不要亲自动手处决我。把我交给那些疯子，我要像一位烈士一样死去，让我无辜的鲜血溅到他们的头上。”说完，哈菲兹跪下亲吻了地面，说了一句祷告词，随即坚定地朝着刽子手们走去。他奋起抵抗，打中了第一个来犯者的头部，将其击倒在地；其他人此时挥舞着匕首冲了上来，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身上刺出17处伤口。接着，一名近卫军士兵跪在他的胸口上，砍掉了他的头颅。大萨拉基里奥宫的侍从们用绿色的丝绸将他的尸体包裹起来，送去安葬。
看到朋友的英勇表现，苏丹热泪盈眶。他慢慢走回自己的宫殿，在大门前停住脚步，对暴乱的人群说道：“你们这些既不敬畏神明、在先知面前也不知道羞耻的臭名昭著的凶手，真主保佑，让你们迟早遭遇可怕的复仇。”叛军根本拿他的话当耳旁风，接着又迫使大穆夫提下台，随即开始公然讨论是否要罢黜穆拉德。不过像往常一样，不仅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极端分子和少数温和派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在看到满目的强盗行径之后，温和派感到十分震惊，渐渐地站到了苏丹一方。
羞辱灼烧着穆拉德，他十分渴望复仇，但也害怕自己会重蹈奥斯曼二世的覆辙。从此之后，他坚定了决心，认定要么由他杀掉敌人，要么自己就会被敌人杀掉。他现在明白，继承哈菲兹大维齐尔之位的雷杰卜帕夏一直在叛军背后煽风点火，也正是他劝说自己投降。苏丹决定采取行动。一天早上，雷杰卜结束了迪万的会议，回到家中。一会儿，一位内侍前来拜访，请他回到宫殿去。来到宫殿之后，雷杰卜以为自己会得到苏丹的接见，结果却被人引到了一间只有一群黑宦官的房间。这些象征着噩运先兆的宦官让他到旁边的房间去。雷杰卜患了痛风，缓慢而痛苦地走进了那个房间。苏丹在那里，命令他说：“过来，你这个一瘸一拐的叛徒。”苏丹无视他的辩白，继续说道：“去找人要水来沐浴吧，你这个异教徒！”他还没来得及照办，苏丹就专横地命令宦官：“把这个叛徒的头砍下来，马上。”他们立刻照办了，随后将雷杰卜的尸体从宫门扔了出去。看到这一幕，陪伴雷杰卜前来等候在宫门外的叛军大感震惊，惊慌地四散而逃。就这样，局势发生了逆转。
随着雷杰卜之死，穆拉德四世摆脱了维齐尔们对他的牵制和母后对他的监护，正式开始了他的统治。行政官员已经被他制伏，接下来，他必须粉碎军人的跋扈。为此，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一座亭子里召开了一次公开的迪万会议。苏丹坐在宝座上，两旁是他忠诚的卫士，大穆夫提、高级法官和政府部门的主要首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两名军队的指挥官也站在他的一边，出席了会议。苏丹召唤了西帕希骑兵的代表，接着又与在他面前站成一排的近卫军交谈。他使用《古兰经》里的措辞，称他们为信实而忠诚于主人的仆人。他要求他们不得再保护西帕希骑兵中的叛军。他们高声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我们是帕迪沙阿的奴隶，我们不保护叛军，帕迪沙阿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接过苏丹亲手递给他们的《古兰经》，然后起誓效忠于苏丹。
接着，苏丹又转向作为代表出席迪万会议的西帕希骑兵元老们：
你们这些西帕希骑兵，是一支奇怪的部队，好像很难理解什么叫公正。你们有4万人，人人都想要官职，可整个帝国里能给你们的官职一共也不超过500个。你们的要求倾覆了这个国家，你们的索求耗尽了国家的资财。官职的诱惑让你们当中心怀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肯听从像你们这样的元老和智者的劝告，欺压人民，吞噬神圣的基金会的财产，让你们背上专横和叛逆的恶名。
听闻此言，西帕希骑兵的元老们辩解说，他们自己都是忠于苏丹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整支部队。苏丹回答说，那他们就应该像近卫军一样宣誓效忠，并且把那些带头造反的家伙交出来。这些西帕希骑兵照办了。最后，苏丹又叫法官们来到他的面前。“人们指责你们，”他对资深的法官说，“说你们为了钱随意判决，践踏帝国的子民。”他们回答说，他们不敢这样压迫民众，但西帕希骑兵在催交税金时滥用暴力，他们没办法保证做出不受干扰的独立裁决。一名来自鲁米利亚的法官声称，因为反对西帕希骑兵的横征暴敛，自己的裁判所遭到了袭击，自己的家也被人洗劫。听闻此言，一名来自亚洲的阿拉伯法官站起身来，拔出他的剑，目光炯炯地说道：“我的帕迪沙阿，要消灭这些暴行，只能依靠弯刀。”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结论，然后起誓贯彻这一裁决。他们都在一份法令上签了字，发誓镇压暴行，重铸公共秩序。
接下来就到了付诸行动的时候了。穆拉德用他的恐怖统治终结了军人带来的无政府状态。按照他的命令，深得他信任的心腹和训练有素的探子在伊斯坦布尔城内四处追查叛军的头目和同谋者，用刀剑或弓弦将他们当场处决，随后将他们的尸首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他们的尸体往往会被海浪冲上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地方行省也发生了类似的流血事件。失去了领袖和同谋者的军队很快就被震慑住，安静了下来。
此时的穆拉德，有着比以往任何一位苏丹都更令人畏惧的铁腕。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或是乔装打扮，或是公然出动，经常与他的手下一起纵马去粉碎非法的集会活动，亲手击垮那些胆敢违犯他的治安法令的人。接着，为了杜绝公众聚会及其可能带来的麻烦，他又下令关闭了帝国内所有的咖啡馆和酒馆——这一政策在他的统治时期内一直延续了下去——他还宣布吸烟违法。有些人在夜里抽烟斗、喝咖啡或是喝酒喝得满脸通红，被逮到后会被立即处以绞刑或是穿刺刑，尸体就扔到街上，以儆效尤。
渐渐地，嗜血让穆拉德偏离了轨道。一开始，被他处决的人还都毫无疑问地有罪。后来，他的打击面就变得越来越广，被处决的人往往有犯罪的嫌疑，但是证据有时候不太站得住脚；到最后，在反复无常的任性性格或是头脑发热的坏脾气的影响下，他根本不管有没有任何嫌疑，纯粹为了杀戮而杀戮。沉溺于杀戮之中的穆拉德逐渐变得对人命毫无尊重。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人们噤若寒蝉，到处都是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他手下的聋哑仆人一样，不敢开口说话，交谈全靠眨眼、努嘴和叩齿。
有很多关于他残暴的传说。一次，一群女人在海边的一块草地上跳舞，欢快的嬉笑声惹恼了他。于是，他下令把她们全都抓起来淹死。他迫使他的一名医生吞食过量的鸦片而死。有一名信使跑来告诉他，苏丹娜生了一个儿子，但实际上她生的是女儿。为此，苏丹让这个信使受了穿刺刑。他的首席乐师唱了一首波斯歌曲，相当于赞美了帝国的敌人，于是被斩首。一位受他喜爱的托钵僧奚落地称他为“屠宰大师”，他笑着说：“复仇女神永远不会衰老，但她可能会厌倦。”据说，他在5年之内将2.5万人送上了黄泉路，其中很多人还是被他亲手处死的。
不过，穆拉德的暴虐却将他的帝国从无政府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一度当道的地方上的小暴君们也不再得势。他不仅惩罚民众，也惩罚管理民众的官员。他的铁腕统治重铸了秩序，纪律回到了军营，公正回到了法庭。他重组并加强了军队（不论是正规军还是非正规军），还计划改造军队。在宫廷里，他也推行了改革。他增加了帝国的收入，征收税收和使用税收的流程都回到了正轨。他剥夺了西帕希骑兵管理慈善基金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特权，改革了封地制度，立法保护农民。
最重要的是，穆拉德无情地动用其军事力量，维护了奥斯曼帝国在亚洲的利益。他第一次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行动十分短暂。在前往布尔萨的路上，他发现道路维护情况很差，于是立刻绞死了尼科米底亚的法官。这一行为在伊斯坦布尔引起了乌理玛的骚动。他立刻赶回伊斯坦布尔，下令处决了大穆夫提——这是第一个死在苏丹手上的大穆夫提。五年之后，小亚细亚的叛乱终于被彻底镇压，但苏丹宽恕了与他一样痛恨近卫军的叛军首领阿巴扎。随后，阿巴扎先出任了一段时间的波斯尼亚总督，随后又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出任近卫军的阿迦。他用冷酷无情的工作风格很好地履行了这一职务。不过，他的敌人还是设法让他失去了穆拉德的宠信，最终遭到处决。
1635年的春天，苏丹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亚洲战役。他先是无情地寻访了他在亚洲的臣属，一路血腥地审查着他们的表现。每到一地，行省官员们就诚惶诚恐地蜂拥而来亲吻苏丹的马镫，苏丹则从中挑出无能或者可疑的人物加以屠戮。苏丹在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队列的簇拥下庄严地进入了埃尔祖鲁姆，随后继续前进，要从波斯人手里夺回埃里温。穆拉德的军纪十分严厉，但他像他的祖先一样，给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给养，他的指挥才能也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他还与士兵们同甘共苦。他要求他的将军们表现出勇气，用装满金银的钱袋激励军队。“不要气馁，我的恶狼们，”他对士兵们呼喊道，“是时候伸展你们的翅膀了，我的猎鹰们。”
在攻陷埃里温之后，他派官员们回去准备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场凯旋仪式。他还命令他们绞死他的两个弟弟。在他刚登基的时候，他认为还没到做这件事的合适时机；而在这个胜利的时刻，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他希望人们在凯旋仪式上的欢呼声能够淹没他的弟弟们恐惧的哭喊。在城里喜庆的光辉的映衬下，丧礼队伍的火把会显得微不足道。
1638年初夏，穆拉德苏丹再一次把他饰有七条马尾的旗帜立在了斯库塔里的高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踏上了征途。这次的目标是收复巴格达。大军按照计划有规律地走走停停，用了110天抵达了巴格达城下。巴格达第一次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还是在苏莱曼的时代。按照传统，这座城市必须由君主本人亲自统兵攻克。守城一方指挥得当，守军里还有大量训练有素的火枪手。但是，在短短40天的围城之后（恰好在苏莱曼夺取罗得岛的纪念日那天），穆拉德苏丹就凭借高超的领导才能夺取了城池。他穿上近卫军的制服，亲自在堑壕里劳作，调整火炮的炮口，坚毅果敢，以身作则。在一次突袭中，有一名波斯巨人要求最勇敢的土耳其人站出来一对一决斗。据传说，苏丹本人接受了这一挑战，一剑就把他的对手从头顶劈开到下巴。夺取城市之后，苏丹下令屠杀了守军和居民。
接着，苏丹返回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次凯旋入城式。这一次，他炫耀地穿着一套波斯人的铠甲，肩膀上披着花豹的皮，骑在马上，后面跟着22名戴着枷锁的波斯人酋长。不久，他就与波斯人签订了和约，和约的条款跟苏莱曼在一个世纪前签署的和约相差无几——那也是此前最后一次由奥斯曼帝国君主依照加齐传统亲自统兵，击败敌人并迫敌求和。巴格达留在了奥斯曼帝国手中，但埃里温还给了波斯人——他们在议和之前又夺回了这座城市。尽管受到痛风和坐骨神经痛的折磨，穆拉德在从巴格达回来后还是主持镇压了阿尔巴尼亚的叛乱，同时又忙于重振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力量。据说，他还在考虑对威尼斯发动一场战争。从长期着眼，他还筹划着一次彻底的军事改革，建造一支规模更小、定期领取军饷、完全职业化的军队。
但是，在1640年年初，28岁的穆拉德在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世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对自己的臣民实施了针对饮酒和亲近波斯文化的禁令，他自己却热衷于聚众酗酒滥饮，他的酒伴里还有好几个是得宠的波斯人。这种嗜好加速了他的死亡。此外，一次日食也让他深感不安。
在临终的高烧中，他仿佛决心要终结奥斯曼帝国，让自己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位君主。他下令处决他唯一还在世的弟弟，奥斯曼家族父系血统仅存的后嗣易卜拉欣。在苏丹皇太后的干预下，易卜拉欣的性命才得以保全。人们让苏丹确信他的命令已经得到了执行，他的弟弟已死。他的脸上浮现出可怕的笑容，但他仍然要求亲眼看到尸体，甚至还试图从床上爬起来，只是被他的侍从阻止了。接着，一直等待着穆拉德走到人生尽头的伊玛目为他进行了临终祝祷，他就在祝祷声中死去了。
穆拉德的铁腕统治卓有成效地让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复兴。在此之后，帝国再一次陷入了无序和衰落之中。易卜拉欣苏丹比帝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位苏丹都更为无能。易卜拉欣完全在大萨拉基里奥宫中长大，实际上一直处于监禁之中，还时常担惊受怕。他软弱无能，继承了其父[1]的残忍，却没有继承他的任何优点。他不负责任，耽于享乐，脾气时好时坏，毫无道德准则，同时又贪得无厌。他完全被他的后宫和他自己琐碎多变的情绪和欲望所支配。
他下令在全城搜罗美女供他享乐；只因一时兴起，就让人洗劫了珠宝商和欧洲商人的店铺。受他宠爱的女人可以随意在市场上白拿东西；有些妃子不喜欢白天购物，他就命令店主们通宵营业。苏丹的一位妃子想要看他用珠宝装饰自己的胡子，于是他就公然以这副模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许多土耳其人对此深感不安，他们认为此举是在效法古埃及的法老，十分不吉利。为了取悦另外一位宠妃，他还斥重金建造了一驾装饰有宝石的战车。
苏丹本人则迷上了香料（特别是琥珀香）和毛皮。他向他的臣民们征收琥珀税和毛皮税，他们要么缴纳实物，要么就得支付等价的货币。这一切的根源，是有一个老妇人在夜里给后宫的妃嫔们讲了一个故事。她讲到古时候有一位王子，非但自己周身上下都穿着紫貂皮，就连他的沙发、地毯和墙壁上也都是毛皮。苏丹立刻决心在他的大萨拉基里奥宫里效仿这位王子，整夜里梦见的都是紫貂皮。次日早晨，他命令迪万从帝国的各个行省收集毛皮。首都的乌理玛、行政官员和军事将领也都接到了类似的命令。一位从前线回来的近卫军高级军官愤怒地告诉征税官，自己从前线带回来的只有火药和铅弹，也没有钱买这种没用的东西。
起初，还有一位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2]对易卜拉欣直言不讳，试图弥补他的缺点，限制他过火的行为。这位征服了巴格达的大维齐尔将易卜拉欣的财政打理得井井有条，还设法抑制后宫带来的腐败影响。像以往一样，后宫大肆卖官鬻爵，苏丹本人也参与其中。卡拉·穆斯塔法因为没有听从后宫中一位女官的命令而倒了台。这位女官命令他运来500车木柴供后妃们使用，但卡拉·穆斯塔法忘了办这件事。结果，苏丹立即命令他中止进行中的迪万会议，马上到苏丹面前解释他不听从命令的原因。卡拉·穆斯塔法先许诺会把这些木柴运去，接着发起了脾气：“我的帕迪沙阿，就为了价值不超过1500阿斯皮尔的500车木柴，真的有必要让我——你的代表——暂停了迪万会议、置重要的国事于不顾吗？你为了些木柴来盘问我，却对你的子民、边境和国库的情况漠不关心，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穆夫提告诫卡拉·穆斯塔法，他最好当心自己的措辞，苏丹关心的事情一定十分重要。卡拉·穆斯塔法回答道：“我想我有责任告诉他实话吧？难道我必须阿谀奉承他吗？与其像一个奴隶一样苟且偷生，我宁可作为一个自由人死去。”他的这番表现为他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后来，他又密谋反对一位深得苏丹宠爱的官僚，结果遭到了失败，这直接招致了他的死亡。不过，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软弱地等待死亡的来临，而是拔剑与前来扼死他的刽子手搏斗至死。接替他出任大维齐尔的是苏丹扎德帕夏（Sultanzade Pasha）[3]。他阿谀谄媚，逢迎拍马，就连他的主子都问他：“你怎么总是赞同我的行为，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承认了这一点，然后又给出了让苏丹心宽的答复：“您是哈里发，是真主在地上的影子。您内心赞同的主意都是来自天堂的旨意。您的命令，哪怕看起来不可思议，一定也有着内在的合理性。作为您的奴仆，哪怕不能理解这种合理性，也要永远表示赞赏。”
然而军队毫不欣赏易卜拉欣苏丹毫无意义的愚蠢行为，他们在精明强干的将领统率下为帝国在前线征战。苏丹即位后帝国军队打的第一场战役是收复亚速之战。掌握了亚速城旁的陆间海[4]，就可以控制克里米亚和黑海的北岸。此时，亚速已经落入了莫斯科沙皇名义上的附庸——哥萨克人的手中。在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支援下，土耳其人发动了对亚速的第一次围攻，却在近卫军付出了惨重伤亡之后被击退。接着，他们又发动了第二次围攻。除了土耳其人组成的正规军之外，还有多达10万名鞑靼人前来助战。这一次，哥萨克被逐出了亚速，但亚速城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土耳其人留下了一支守军来重建和驻守这座城市。
沙皇拒绝向他的哥萨克人提供援助，看起来似乎是要断绝他们的从属关系，还试图派使团觐见易卜拉欣，以恢复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过，哥萨克人和鞑靼人在边境的战事依旧在持续，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也都要求对方管好自己的附庸。在易卜拉欣统治期间，土耳其人还与俄国人兵戎相见了几次。比起苏丹，克里米亚的可汗对俄罗斯人的敌意更浓。他曾经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报告说：“如果我们给他们喘息之机，他们就会派小分队来破坏安纳托利亚的沿岸地区。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迪万，他们在这一地区忽视了两个关键的据点，保险起见我们应该夺取这两个据点。现在，俄国人已经占领了这两个战略要地。”
土耳其人发动的第二场战役的目标是克里特岛，实际上相当于对统治该岛的威尼斯共和国开战。这场战事的起因是来自马耳他的私掠船俘获了一艘装备精良的土耳其人的盖伦帆船。这艘帆船在护卫舰的保护下，本来要运送价值连城的货物到埃及去，船上还搭乘着前往麦加的朝觐者。这艘帆船是黑宦官总管的财产，黑宦官总管本人也在激烈的抵抗过程中被杀。在船上还有一位衣着华丽、珠光宝气的地位显赫的妃子。她还带着一名男婴，别人都认为他是苏丹的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更可能只是跟苏丹的儿子，即未来的穆罕默德四世一同养大的一个孩子）。
听到帆船被劫的消息，苏丹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处决帝国境内所有的基督徒。待到情绪平复之后，他又下令将所有基督教国家派来的使者软禁在他们的居所里，并且查封西欧商人的办公场所。有人提醒他说，马耳他骑士团的成员几乎全部是法国人，于是他开始考虑对法国采取行动。但是，他的大维齐尔建议他打着进攻马耳他的旗号，声东击西去进攻克里特岛，理由是马耳他桨帆船在劫掠的归途中曾经在克里特岛停泊。而他没有对苏丹提及一个事实：奥斯曼帝国此时与威尼斯处于和平状态。克里特岛是威尼斯人在希腊地区的最后一点领土，如果土耳其人能够夺取该岛，他们就可以将其构建为爱琴海南部一个有效的防御屏障。
于是，1645年，一支奥斯曼舰队发动突袭，夺取了克里特岛西端的干尼亚（Canea）。第二年，他们又乘胜占领了雷提莫（Retimo）[5]。接着，他们又开始围攻克里特岛的首府干地亚（Candia）[6]。在马耳他骑士团时断时续但卓有成效的协助下，威尼斯人通过海上封锁加强了干地亚的防御。结果，这场围城战持续了20年之久，其持续时间是特洛伊之围的两倍。当初被马耳他人俘虏的那个孩子——管他是易卜拉欣的儿子还是别的什么人——后来被扶植起来，声称自己有权继承奥斯曼帝国的皇位。他成了一名天主教牧师，被人称作“奥斯曼神父”（Père Osman）。他渴望结合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理念，将奥斯曼帝国的全体臣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召集到自己麾下，在东方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度。但他的理想落了空。
在对威尼斯的战事迟迟无法了结的同时，国内对苏丹的怨气正越发高涨。表示不满的不仅有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的领袖，还包括大穆夫提和乌理玛的成员。更换苏丹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易卜拉欣已经不再像他即位时那样，是皇室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他自己已经有了几个儿子。在叛军的逼迫下，现任的大维齐尔下台并躲藏了起来。随后，叛军又挑选了他们青睐的人选来接替这一职位。接着，他们包围了皇宫。苏丹派了一位高级官员让他们自行散去，近卫军的资深阿迦却对着他逐条指出了帝国面临的困境。
他对苏丹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停止出售官职；第二，废黜他的宠妃；第三，处死刚刚卸任的大维齐尔。第二天，那位大维齐尔就被人从藏身之所找出来杀掉了。军人要求面见苏丹，但遭到了拒绝。于是，军队和乌理玛就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面见他的母亲苏丹皇太后。由于苏丹的宠臣从中作梗，苏丹皇太后此时已经被逐出了大萨拉基里奥宫，而且随时可能被放逐。她戴着黑色的面纱和头巾，在两名黑宦官的陪同下接见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告诉她，他们打算废黜苏丹，让她7岁的孙子穆罕默德取而代之。他们告诉她说，大穆夫提已经发布了一道费特瓦[7]，承认了此举的合法性。
由于苏丹皇太后徒劳地劝说易卜拉欣苏丹纠正自己的行为，她与苏丹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不过，她此时还是为他求情，坚称他是受了居心叵测的臣僚的蛊惑。她恳求军队保全他的帝位，让乌理玛和新任的大维齐尔出任他的监护人。安纳托利亚的大法官告诉她说，事态已经不可收拾，必须做个了断。他说，她自己肯定也已经发现，苏丹已经听不进理智的建议。卖官鬻爵的现象已经遍布各处；苏丹完全受自己的情绪支配，其行为早已经偏离了合法的道路；皇宫里传出的笛声和铙钹声淹没了阿亚索菲亚清真寺的宣礼声；受苏丹宠信的奴隶统治着整个奥斯曼帝国，市场惨遭洗劫，无辜者枉送性命。
苏丹皇太后接着问道，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能坐上苏丹的宝座呢？法官回答说，费特瓦中已经写明了法学家的意见：不管年龄几何，疯子都不能治国；与其如此，还不如让一个有理智的孩子接任，因为他可以任用“睿智的维齐尔，帮助他恢复秩序”。“而一个失去理智的成年君主却只会犯下杀戮、腐败和令人蒙羞的罪行，毁掉他的帝国。”最终，苏丹皇太后回答说：“那便如此。我会把我的孙儿穆罕默德带来，为他裹上头巾。”她的回答获得了热烈的赞许。人们在丰饶门前放置了一个宝座，年轻的皇子由宫廷里的几位阿迦陪伴着登上宝座，接受帝国头面人物的宣誓效忠。为了不让蜂拥的人群吓到这个孩子，每一拨只允许几个人上前觐见苏丹。
接着，就轮到维齐尔和乌理玛处理易卜拉欣了。“我的帕迪沙阿，”鲁米利亚的大法官告诉易卜拉欣，“乌理玛和帝国政要已经做出决定，您必须逊位。”
易卜拉欣喊道：“逆贼！我难道不是你们的帕迪沙阿吗？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大穆夫提大胆地回答他说：“您已经不再是帕迪沙阿了。您的行为践踏了公正和神圣，您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您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了嬉戏和放荡行径之上，为了您的虚荣挥霍了帝国的财富，还让腐败和暴行遍布世界。”易卜拉欣在激动地辩驳之后，又一次问到自己为何必须退位。他得到的回答是：“您偏离了祖先的道路，已经不配当苏丹了。”
易卜拉欣又怒斥了一番众人的“叛逆行径”，随后只好同意退位。他对他的亲信们说：“这是真主的旨意，已经写在我的额头上了。”接着，他顺从地被送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内的监狱。
此时，他的最终命运依然悬而未决。结果，一支宣布忠于易卜拉欣的西帕希骑兵的叛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惊慌失措的大维齐尔和其他人向大穆夫提寻求一份费特瓦，希望可以获准将易卜拉欣处决。伊斯兰教法有一项原则是：“如果有两位哈里发并存，就杀掉其中的一位。”于是，根据这项原则，大穆夫提给出了简洁的答复：“同意。”大穆夫提和大维齐尔带着两名刽子手来到了易卜拉欣的房间，法官和阿迦们则从窗口往里面看。他们看到易卜拉欣正在读《古兰经》。易卜拉欣认出了首席刽子手，因为他以前经常为自己效命。他大声说道：“难道那些吃我俸禄的人里就没有一个愿意可怜我、保护我吗？这些冷血的家伙是来杀我的，救命！救命！”当刽子手开始对他动手的时候，他开始大声地咒骂，说出亵渎神明的话来。他诅咒土耳其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君主不忠，必遭天谴。
就这样，1648年，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二次弑君事件。他们也第二次把一个孩子推到了苏丹的宝座上。这次危机展现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事实证明，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奥斯曼帝国的政府部门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平衡、制约君主个人的缺点，从而维系帝国的基本架构。以乌理玛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则以宗教的名义提供了决定性的司法权威，废黜了堕落失德的苏丹。为了保证帝国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统治阶层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帝国的统治阶层及时地完成了演化，形成了第一个由杰出的大维齐尔组成的“王朝”，构成了维系帝国的新兴力量。这些大维齐尔都来自同一个家族：科普鲁律家族（Köprülüs）。在年轻的苏丹成长过程中和长大成人之后，他们都将辅佐苏丹的统治。凭借这个家族出众的治国能力，开明的官僚政府有效地修正了苏丹的专制统治。
就这样，宗教和世俗这两大基本的统治体系渐渐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奥斯曼帝国的内部稳定。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帝国也没有受到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在17世纪后半叶，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态势得到了遏制，帝国得以重新进入一个相对强盛、繁荣的阶段。
[1] 指艾哈迈德一世。
[2] 此人也被称作凯曼凯什·卡拉·穆斯塔法（Kemankeş Kara Mustafa），以区分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其他的卡拉·穆斯塔法。他曾经在穆拉德四世至易卜拉欣苏丹在位期间出任大维齐尔。
[3] 苏丹扎德的称号意味着他与奥斯曼帝国皇室有着血缘关系。
[4] 即亚速海。
[5] 今称雷西姆农（Rethymno）。
[6] 今称伊拉克利翁（Heraklion）。
[7] 即根据伊斯兰教法提供的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