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很快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这种衰落直接体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上。苏丹个人权威的下降要归咎于他个人对国事缺乏关注；而政府机构的弱化，则缘于对政府责任的忽视和分解，以及对制度原则的漠视。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一直依靠君主对个人绝对权威的有力使用。他通过掌控精明强干的“奴隶之家”的成员，有效地控制着帝国的政府机构。而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很快引发了崩解、混乱和大范围的无序状态。从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初，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就一直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既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去支撑进一步的领土征服了，而这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多少个世纪以来，战争都为奥斯曼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给他们带来了财富——不仅是战利品，还有可以用来移民的土地。而现在，他们缺乏塑造共同目标的机遇，也缺少获得新的财富的机会。既然没有了可供劫掠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只好相互倾轧；既然没有了新的土地，他们就只好蜂拥挤进城市里面，或是在乡间散播混乱。
苏莱曼推行的土地改革中的瑕疵现在变得越发明显。以前，分配封地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行省的政府手中，而苏莱曼将这种权力集中到了首都的中央政府手中。这项改革的动机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产生的效果并不好。很快，一个人是否有正当的权利诉求就不再是决定他能否获得封地的关键，更重要的因素变成了宫廷内部的暗箱交易和个人关系。结果就出现了与苏莱曼的动机背道而驰的现象：占有大量土地的庄园越来越多，土地世袭也逐渐变成了通行的原则。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奥斯曼土耳其对外扩张的逐渐停歇是同步的。以往，国家的对外扩张可以给土地持有人带来好处。而现在，他们只能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并且想方设法把更多的土地划到自己的名下。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流砥柱的西帕希骑兵也不再具有军事价值了。这些持有封地的西帕希骑兵依靠封地上的收入和封地所属的农民的劳作取得生活来源。他们习惯于以往的奥斯曼传统，只能适应短期作战，而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现代战争需要更多受过火器使用训练的步兵和在其他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部队。在欧洲战场上，西帕希骑兵被证明无法抵挡火力更猛的德意志燧发枪兵。因此，作为一个阶层，西帕希骑兵正在衰落，至少是在发生变化——实际上，他们变得越来越容易违抗命令，并产生破坏性的作用。现在，面对充满艰难和危险但又不像以往那样有物质奖励的战斗任务，西帕希骑兵往往拒绝参战。即便到了战场上，他们也会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时机逃离战场，就像他们在1596年于匈牙利的迈泽凯赖斯泰什（Mezo-Keresztes）战役中所做的那样。在这场战役之后，有3万名西帕希骑兵被剥夺了封地。这清晰地表明，这套体系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
如果他们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那么除非他们可以出钱来替代服役，否则他们的封地就会被褫夺。这样一来，由于失去土地而心怀不满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会落到其他人的手中，而转移土地所有权的过程有时候会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有时候负责裁决的法官则会把土地转交给行贿者。就这样，一个新的地主阶层崛起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宫廷里的官员、侍从和仆人，也有不少人来自宫廷之外，但他们往往居住在城市里，而不居住在他们的封地上。如果有的西帕希骑兵能保住自己的封地，他们现在也会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封地传给自己的儿子，实现土地的世袭。他们的子孙不服兵役，而且通常会放弃艰苦的马上生活，转而像那些购买封地的人一样选择悠闲的城市生活。就这样，帝国内部形成了外居地主世袭的土地制度，这些外居地主往往不负任何责任，承担所有重担的都是农民。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一体系都与历任前代苏丹精心设计的国家制度背道而驰，并且在农民和城市人口之间造成了日渐扩大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上的鸿沟。
而在首都内部，政府官员的任命机制也发生了类似的急剧转变。在此之前，负责管理国家的苏丹的“奴隶之家”的成员全都是身为奴隶的前基督徒。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农民家庭，从小在乡村长大，因此都保留着对农民的亲近感，也熟悉农村的事务。但是，在苏莱曼统治的末期，这套体系出现了松动。到了16世纪末，身为自由人、成长于城镇之中的穆斯林子民也可以进入苏丹的“奴隶之家”了。他们进入“奴隶之家”，凭借的往往是家族的影响力，或者靠出钱买官。他们现在还可以将官职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在政府机构里也建立起了普遍的世袭体系，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任人唯亲的现象。从此以后，兼具野心、背景、资财、好胜心和敏锐的政治直觉的年轻穆斯林，就可以从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爬到另一个权钱双收的职务，扶摇直上，尽收私利。不过，要想爬到权力的顶端，依然像以前一样需要过人的精力和智慧。但是，奥斯曼帝国政府内曾经全都是训练有素、凭借个人品行和能力获得君主青睐的精英，这样的盛景已然不再。
奥斯曼帝国种种衰落表象的背后，是社会和经济基础的紊乱。首先，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耕地增长的速度。其次，在大量的金银从新世界的西属美洲注入之后，帝国内部出现了物价暴涨。大量的金银注入导致奥斯曼帝国的银币贬值，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种现象在当时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十分常见。
面对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在1584年效法波斯，操控币值。金币贬值了50%，而通常用于支付军饷的标准银币阿斯皮尔则被融掉，再掺进更多的铜铸成更薄的钱币。用一位当时的土耳其史家的话说，这种钱币“像杏树叶一样轻薄，像露珠一样毫无价值”。货币贬值一直在持续，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甚至这样对腓力二世汇报道：“奥斯曼帝国十分贫穷，资源也已经耗竭，唯一还在流通的货币是完全用铁制成的阿斯皮尔。”在16和17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遭遇了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经济实力十分衰弱。奥斯曼帝国即便还没有到破产的境地，但至少也到了经常发不出军饷的地步。国内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中央政府的权威则日益衰减，已经无法控制国内的示威活动、叛乱和骚乱。
16世纪，帝国的人口总数翻了一倍。在人口压力之下，帝国发动了对欧洲的征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因此，帝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了。由于人多地少，村庄里的年轻人不得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寻求生计。除了从土地上获得资源，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它中世纪式的传统行会体系也没有办法开发出新的经济资源。只有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带来了一些移民定居的机会，而在其他地方都已经没有了类似的机遇。尤其是在安纳托利亚，到处都是没有土地、四处漂泊的农民，他们满心希望能找到作为非正规军为国效命的机会，或是从政府那里得到别的什么就业机会。如果找不到工作机会，他们往往就会掀起骚乱，时常还会从事打家劫舍的勾当。货币的贬值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物价翻倍，假币泛滥，投机活动猖獗，利率高企，高利贷横行，这一切都加剧了失业人群的生活困境。
面对财政赤字，帝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增税来开源，而这一切负担归根结底还是落在了农民身上。从官方的角度看，农民的负担来自中央政府和行省政府增加的税收；但实际上，他们的负担更多地来自权力的滥用和一些非法的行径。通货膨胀对于依靠固定收入的阶层而言冲击尤为明显，他们收入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减少了一半。因此，不论是负责军事、民政还是司法的官员，都切身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影响，这迫使他们贪污纳贿、日渐腐败，使用各种非法的方式敲诈、骚扰农民。在16世纪末，这些非法行为大行其道。1609年，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在颁布给行省官员的诏书中这样写道：
你们在巡视省务时并未恪尽职守，反而四处非法敛财……在所谓的“巡视”中……你们犯下了如下恶行：倘若有人从树上摔下来，你们偏要把这说成是一起谋杀，然后到村庄里住下来寻找所谓的凶手，给村民戴上镣铐，骚扰百姓。除了榨取成百上千的金币银币（所谓“血税”）之外，你们还从村民处搜刮马匹、骡子、奴隶、大麦、稻草、木材、草料、绵羊、羔羊、小鸡、黄油、蜂蜜和其他食品，美其名曰“征用”。你们还把自己的收入拿去放高利贷，由带着大量骑手的催债人到处讨债。他们才不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数额去讨债，而是想要弄多少钱，就去弄多少钱。
法官也像其他官员一样腐败。他们本应负责听取民怨，搞清楚纠纷的缘由，但他们反而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解读苏丹的法令，从被起诉的人身上榨取钱财。负责税务登记的法官往往夸大应缴税金的数额，中饱私囊。法官有权在自己的辖区内任命代理人，于是他们就挑选出价最高的人。在种种压榨之下，为了偿付税金和债务，村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利率往往高达50%。他们为放贷者劳作而一无所得，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奴隶。
为了顶替日渐衰微的依托封建制度的西帕希骑兵，政府不得不增加常备军的力量。常备军既包括近卫军，也包括其他由苏丹支付军饷的部队，比如隶属于帝国政府的常备西帕希骑兵这样的“苏丹的战士”。增加常备军意味着需要新的兵源。以往，常备军的兵源是战争中被俘或是出钱购买的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奴隶，但现在这种来源已经不足以补充常备军的兵力。像在行政领域一样，穆斯林以前是不能被编入常备军的。但现在，大量的穆斯林臣民也史无前例地被编入了帝国的武装部队之中，他们既可以加入近卫军，也可以加入其他的常备军（卡皮库鲁，kapi-kulus）[1]。这样一来，这些部队的成色就被冲淡了，新成分的兵源改变了部队内部的单一性。这不仅明显影响到这些部队的纪律性，也影响到了他们内部的团结，动摇了他们的集体精神。
近卫军越来越经常地待在兵营里无所事事，因此获得了从事手工业工作的许可，以便通过出售手工制品来贴补开销。随着他们第一次接触商业，他们逐渐与伊斯坦布尔和其他驻扎城市的平民手工匠人融为了一体，实际上变成了当地的居民，丧失了纪律性和对战争的热情。除此之外，在苏莱曼统治期间，近卫军还获得了结婚的许可。这样一来，就像行政官员和有地阶层一样，近卫军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世袭化。很快，近卫军的儿子就可以获准进入近卫军。起初，只能通过走法律规避程序来做到这一点，毕竟近卫军是一支奴隶部队，而把生来就是穆斯林的人化为奴隶是不合法的。而塞利姆二世在位时，正式为近卫军的儿子进入近卫军设置了一定的名额。最终，在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2]，无论是近卫军还是苏丹的“奴隶之家”的其他岗位，只接纳基督徒奴隶的传统做法被彻底废除，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已经通行的既定做法。
随着他们的苏丹主人日渐软弱，近卫军从16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变得越发躁动不安、贪得无厌。1589年，为了抗议苏丹发放给他们劣质钱币，他们给穆拉德三世带来了大麻烦。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一路攻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当时，迪万正在召开会议，近卫军就要求得到那些该为铸造劣质钱币负责的政府官员的项上人头。
苏丹不敢亲自面对叛乱的部队，只好向他们的武力屈服，批准了他们要求的两个死刑。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意识到了自身优势的近卫军又接连迫使两任大维齐尔下台。1593年，又轮到苏丹的常备西帕希骑兵造反了。这一次当权者巧妙地利用了近卫军和常备西帕希骑兵之间的矛盾（后来又不止一次这样做），让近卫军出面对付他们，恢复了秩序。苏丹部队的类似叛乱影响了帝国的多个省份。在帝国的附庸国摩尔达维亚，近卫军甚至胆大妄为到收受贿赂、自立总督的地步。结果，由于没能交纳贡金，这位总督后来又在伊斯坦布尔被近卫军劫杀。
从1596年开始，安纳托利亚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非正规军掀起了“杰拉里（Jelalis）叛乱”，导致安纳托利亚陷入了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在安纳托利亚，此时已经有大量隶属于苏丹的正规军驻扎。与他们相对的是规模日渐庞大的“塞克班”（sekhans），即配发火枪的非正规步兵和骑兵。他们受行省总督的指挥，是行省内的主要部队。在和平时期，得不到军饷又对享有种种特权的苏丹正规军充满了妒忌的塞克班就成了不稳定因素，这群没有土地、四处漂泊的农民时常在乡间游荡，沦为土匪和强盗。
这些失业的塞克班就构成了杰拉里叛乱的主力，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其他亚洲部落也加入其中，里面还有被剥夺了封地的西帕希骑兵。一大群塞克班和其他非正规军士兵在欧洲的战事中做了逃兵。面对指挥官残酷的惩罚，他们被迫作为“菲拉里斯”（firaris，即“逃亡者”）逃到了安纳托利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家乡都在这里。行省政府派出一些非正规军来镇压他们，但比起与他们作战，这些前来镇压的部队往往更愿意加入他们。于是，杰拉里叛乱的队伍又壮大了。为了对付他们，专注于匈牙利战事的帝国政府接连挑选了两个人强行征募部队前去镇压。结果，在征募完部队之后，这两个人也拥兵叛乱，并且从百姓身上榨取钱财和给养以资军用。
这两位指挥官中，比较有本领的那个名叫卡拉—亚兹吉（Kara-Yaziji）。他从安纳托利亚各类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之中，纠集了数万名杰拉里叛军。他的大军迫使一座座城镇向其纳贡，在安纳托利亚中部控制了若干个行省。面对政府军的攻势，他们退到了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在乌尔法（Urfa）要塞顽强抵抗。在卡拉—亚兹吉死后，他的兄弟德利·哈桑（Deli Hassan，也被称作疯子哈桑）又让叛乱席卷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哈桑自称沙阿，在率军击败了数个行省的总督后自夸道：“我在这些地方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现在，这片统一的领土已经属于我。”
为了躲避哈桑四处出击的军队，成群结队的农民胡乱奔逃。他们抛弃了自己的村庄，想要躲到要塞里避难，而比较富有的安纳托利亚居民则逃到了伊斯坦布尔和鲁米利亚，甚至还有远逃到克里米亚的。这场出逃运动被称作“大逃亡”（Great Flight）。最终，中央政府用波斯尼亚总督的职位诱使德利·哈桑放下了武器。这样，他就可以把他难以管控的部众用在欧洲了。这些周身半裸、蓄着长发的亚洲来的“野蛮人”在鲁米利亚肆虐，不加区分地屠戮着穆斯林和基督徒。1603年，他们才终于在多瑙河河畔被一支匈牙利军队消灭。
而在安纳托利亚，叛乱依然在继续，政府试图重塑权威的一系列努力都失败了。安纳托利亚的大片地区化为荒野，土地无人耕种，导致了大面积的饥荒。农民抛弃的土地被军事统帅和其他人占有了。他们建立起大型的私人庄园，把土地改造成牧场，豢养牲畜，进一步剧烈改变了安纳托利亚传统的农耕格局。
奥斯曼帝国政府原本想要组建一支帝国军队，用来应付与波斯之间的战争，而杰拉里叛乱阻挠了这一计划。1603年，一直致力于恢复波斯军队实力的阿巴斯沙阿，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进攻。他迅速地收复了大不里士、其父在位时的都城埃里温（Erivan）以及土耳其人控制的要塞卡尔斯。在五年之内，他就从土耳其人手中收复了前任沙阿丢掉的各个省份，并且几乎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并不稳固的统治。随后，他顶住了奥斯曼帝国的反攻，并于1612年迫使土耳其人议和。根据这项和约，土耳其人割让了他们通过1590年和约得到的大部分领土。
阿巴斯沙阿起兵时正逢又一位无足轻重的苏丹即位，这已经是苏莱曼驾崩后的第四位苏丹了。他是14岁的艾哈迈德一世，穆拉德三世的孙子、穆罕默德三世的儿子。穆拉德三世的一位宠臣做了一个梦，预示了他的死亡。紧接着，穆拉德就经历了一次腹部绞痛。他被送到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个亭子里，躺着观看驶过窗前的船只。他的乐师演奏着惆怅的曲子，他自己则喃喃自语说：“哦，死亡，今晚就来照看我吧。”两艘埃及的桨帆船放了一轮礼炮，结果震碎了亭子圆顶上的玻璃，玻璃的碎片洒落在了苏丹的身边。苏丹见状痛哭流涕。“倘若是在平时，”他悲叹道，“整支舰队的齐射也不会震碎这玻璃，结果今天它却碎了……这亭子象征的就是我的生命啊。”他被送回了宫殿，第二天就死了。
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三世继承苏丹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聋哑人勒死了他的19个弟弟——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手足相残。接着，他为他们举行了庄严的国葬。他们被放进装饰着头巾和羽毛的棺椁之中，庄重地埋葬在父亲的旁边。与此同时，后宫里得到皇子宠爱、怀有身孕的六名女奴被缝进袋子里，丢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免她们生出有资格声索苏丹大位的孩子。后来，穆罕默德又处死了他自己的儿子马哈茂德（Mahmud）。这个颇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乞求苏丹让自己统兵去镇压安纳托利亚的叛军，而他的父亲却因此对他既嫉恨又怀疑。马哈茂德的母亲和他最亲密的伙伴被投进了监狱，随后也遭遇了同样的厄运。不久之后，穆罕默德本人也去世了。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万能的真主说过，万物皆有一死，并将回到真主身边，接受审判。”
穆罕默德三世是最后一个在接任苏丹大位前曾出任行省总督的皇位继承人。在行省总督的位置上，皇子可以在父皇还在位时就积累一些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但在他之后，为了防止皇子造反，所有的皇子都要被永久禁锢在萨拉基里奥宫里，住在一座被称作“牢笼”的建筑中，与世隔绝。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拥有任何处理公共事务的经验。穆罕默德很满足于待在宫中的生活，完全落入了他的母亲、来自威尼斯的先皇宠妃——巴福苏丹皇太后的掌控之中。他手下的大臣一直希望他能够效法历代苏丹，亲自统兵投身到与匈牙利旷日持久、互有胜负的战争之中。他们认为，苏丹本人亲临战场，可以重振奥斯曼军队在丢失格兰等城镇之后日渐低迷的士气。然而，苏丹皇太后却反对这一计划，她不想让苏丹离开伊斯坦布尔，脱离她的影响范围。她打算精挑细选一些妃嫔去分散苏丹的注意力。
然而，生性懦弱的穆罕默德也有自己拿主意的时候。先是发生了一场不祥的地震，接着近卫军又强烈要求苏丹亲征——如果苏丹不统率大军出征，他们就没法从他手中得到赏赐，因此他们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开拔。于是，苏丹终于听从了大臣们的意见。1596年的夏天，他排场盛大地亲自率军进入欧洲。他特意命人从大马士革运来了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神圣的旗帜，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军面前展开了这面旌旗，祝福大军，鼓舞士气。
奥斯曼军队先是攻占了埃尔劳，接着在迈泽凯赖斯泰平原上与敌军正面交锋。这场战役十分漫长，几经周折（比如西帕希骑兵的集体逃跑），苏丹很快就泄了气。在战役开始阶段的一次挫折之后，骑在骆驼背上的苏丹要求大军全面撤退——至少他本人要撤退。不过，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又握紧了先知的旗帜，穿上了神圣的先知斗篷，同意继续跟自己的军队待在一起。局势发生了逆转。基督教军队为了劫掠敌军的大营，分散开来。恰在此时，奥斯曼骑兵发动了冲锋，打得基督教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四散奔逃。
基督教军队战败了，超过3万名德意志和匈牙利士兵丧命，土耳其人缴获了大量的物资，包括数百门做工精良的火炮。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场战役无疑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它为奥斯曼帝国保住了保加利亚、马其顿、半个匈牙利，以及除了特兰西瓦尼亚之外的多瑙河北岸的大部分领土。这些地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仍将归奥斯曼帝国所有。穆罕默德苏丹在战场上至少充当了观察者的角色。他备感轻松地回到伊斯坦布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回到首都之后，他像以前一样沉浸在后宫的放松享乐之中，而把国事都留给了他来自威尼斯的母亲。1603年10月底，他遇到了一位托钵僧，此人预言他将在55天后遭遇一场灾祸。极为迷信的穆罕默德果然就在55天之后死了。
继承穆罕默德宝座的艾哈迈德青春年少。他并没有屠戮他的兄弟，因为他唯一还活着的弟弟穆斯塔法是一个疯子，而穆斯林对精神失常的人有着一种具有神圣感的尊敬。用一位土耳其诗人的话说，艾哈迈德是“奥斯曼的子孙中第一个还没举过旗帜就继承帝国的人”。不久，他举行了割礼，他也是第一个在苏丹任上行割礼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不久之后，他感染了天花，因而缩短了庆典活动。
还在恢复中的少年艾哈迈德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急性子和热情活力。有一次，他的大维齐尔表示，如果国库不能再拿出一笔额外的赏金，他就不能出征匈牙利。于是，苏丹给他捎话说：“如果你还珍惜自己的性命，就马上出发。”还有一次，近卫军和常备西帕希骑兵为了抗议拖欠军饷，朝他们的长官扔石头。还是个孩子的苏丹披上了猩红色的袍子——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hid）[3]在行刑的日子就会这么穿——把高级军官传唤到面前，专横地审问了他们。他告诉他们，军饷很快就会发放。“你们怎么能不相信我呢？你们怎么敢跑来侮辱我的‘高门’？把有罪的家伙给我交出来。”这些人吓坏了，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阿迦回答苏丹说，起头闹事的不是苏丹的奴隶，而是为了加强驻防，按照艾哈迈德的命令征募的陌生人。这些人的名字被点了出来，随后立即被处决。苏丹还严词警告负责搬运尸首的头目们说：“下次你们再敢抗命不遵，我就把你们全杀掉，一个不留。”
但是，随着艾哈迈德日渐成熟，他却不再像年少时那样充满活力了。1606年5月，苏丹主持了迪万会议，探讨即将展开的对波斯的战争。为了这场战争，奥斯曼大军已经在斯库塔里集结待命，苏丹却提出推迟行动。与会人士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接着，大穆夫提争辩说，帝国的马尾旗帜已经竖立在亚洲海岸，全世界都看到了；如果现在拔营撤兵，一定会被人耻笑。于是，苏丹建议缩小战役的规模，由费尔哈德帕夏（Ferhad Pasha）率领一部分部队出征。大穆夫提又询问道，如果国库真的像苏丹所说的那样空空如也，那么可否由苏丹本人出资支持这场战役，就像苏莱曼苏丹在他生前最后一场战役时所做的那样？艾哈迈德答道，时代已经变了，以前必须要做的事情，今天可能已经不方便做了。接着，他就打发迪万散会。于是，被人称作“有勇无谋的费尔哈德”的费尔哈德帕夏就率领一支军队深入了亚洲。但是，他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军饷、筹集补给。不久，他手下的近卫军掀起了兵变，随后被他们在路上遭遇的第一支叛军击溃。
除此之外，艾哈迈德在他的任期内就再也没有自己拿过什么主意。他反复无常，缺乏判断力，没有能力遴选出优秀的谋臣，不停更换大维齐尔的人选，且做出的更换人选的决定往往是受到了后宫的影响。出于一己私利，宫里的各色人等对苏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他的黑宦官总管，自己拥有一个小宫廷，排场堪比他的主人。当时，一个意大利人这样评论道：“人们根本不知道究竟谁才是君主。”不仅如此，随着苏丹家族中的女性与苏丹手下的官员和宠臣联姻的现象日渐常见，后宫的影响力还扩展到了各个方面。在联姻关系的保护下，他们得以肆意盘剥勒索，玩忽职守，在帝国内部巧取豪夺，败坏政府风气。
1617年，27岁的艾哈迈德一世驾崩。以往14代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是父子相传，而艾哈迈德的皇位却传给了他低能的弟弟穆斯塔法一世。不知所措的穆斯塔法被人从大萨拉基里奥宫的地牢里带了出来。他在地牢里生活了14年。根据英格兰特使托马斯·罗爵士（Sir Thomas Roe）的记载，有些人将穆斯塔法视为圣人，因为他“介于狂人和傻瓜之间，能看到幻象，还有迷信天使”。在被关押期间，他的一项消遣活动是喂博斯普鲁斯海峡里的鱼。但他投给鱼的不是食物碎屑，而是金币。在黑宦官总管的提议下，迪万禁止了他的这种行为。黑宦官总管建议说，还不如把这些金币留起来，等到他有朝一日即位时，拿去犒赏近卫军。
艾哈迈德一世在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很想让儿子做接班人，于是两次考虑将穆斯塔法处决[至少理查德·诺尔斯（Richard Knolles）[4]是这样记载的]。第一次，他在前一天夜里“看见了鬼魂，做了噩梦”，于是作罢。第二次，他看到他的弟弟和卫兵一起在大萨拉基里奥宫的花园里漫步，勃然大怒，拿出弓箭就要射死他。结果，他突然感到胳膊和肩膀一阵剧痛，只好放弃。他认为，这是先知穆罕默德不想让穆斯塔法死。于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活中日渐疯癫的穆斯塔法最终继承了苏丹宝座。不久，他就被赶下了台，再次回到了幽闭之所。接替其大位的是他的侄子、艾哈迈德一世14岁的儿子奥斯曼，是为奥斯曼二世。
穆斯塔法是被近卫军赶下台的。近卫军此时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都城。凭借拥立之功，他们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得到了两笔不菲的赏赐。年少的奥斯曼十分憧憬能像他的祖先立法者苏莱曼那样立下赫赫战功。他十分擅长使用武器，据说为了炫耀射术，他会命令战俘甚至他本人的侍从站到自己面前做靶子。此时，欧亚两洲的前线都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他不顾大臣的劝阻，执意要对波兰开战，借口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他们是苏丹的附庸）经常会和乌克兰的哥萨克（他们则是波兰人的臣属）为了争夺奴隶和追捕盗窃牲畜的窃贼而发生争端。
在奥斯曼军队初战告捷之后，奥斯曼苏丹在1621年集结了一支规模超过苏莱曼时期任何一支军队的大军。他穿上祖先留下来的铠甲，率军经过阿德里安堡，渡过多瑙河，抵达了德涅斯特河（Dneister）河畔。由于寒冷天气的提前降临、雇佣兵的哗变和其他困难，他们的行军十分艰难。苏丹下令修建了一座横跨德涅斯特河的桥梁，但是跨过桥梁后对防御坚固的据点霍京（Choczim）的一系列攻击并不奏效。他的部队十分不满，（用诺尔斯的话说）“宁可在逃跑、劫掠甚至吃饭的时候丧命，也不想在面对敌人的时候牺牲”。苏丹本人倒是愿意亲冒矢石，但是他没有办法“像他的祖先在类似的境遇中”那样煽动士兵跟他一起作战。于是，他只好在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后撤退，并且与波兰人议和。随后，他回到伊斯坦布尔，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就像伦敦接到的报告所说的那样：“伟大的阁下于1月1日入城，穿得像一名普通的士兵，没有满载战利品的车队，更没有什么排场。他在这场战争中损失颇为惨重，特别是损失掉了许多马匹。”
近卫军开始对奥斯曼心怀不满。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实际上近卫军很大程度上要为这场失利负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贪得无厌的本性。很难说是因为他们太过贪心，还是因为帝国的国库经常性地陷入亏空的窘境，近卫军得到的军饷和赏钱总是低于他们的预期。比如，他们会抱怨说，他们在战斗中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拿敌人的首级，可现在一个首级能换到的赏钱只有区区一枚达克特金币。
此外，和苏丹的许多臣属一样，近卫军还厌恶苏丹微服私访的习惯。苏丹经常在宫里几名官员的陪伴下，化装后在夜里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像个小吏一样探听住户和客栈”，看看是否有人违反禁酒禁烟的命令。一旦发现有人违反禁令，他就立即命人将其拘捕处罚。据说，在巡查过程中，他手下的首席园丁曾经把从酒馆里逮到的近卫军士兵和西帕希骑兵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还曾经把喝醉的士兵送到桨帆船上当奴隶。
此时，近卫军已经对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大业的主力军；而现在，贪婪而丧失纪律性的近卫军日渐堕落，驻扎在外的近卫军变成了好斗的团伙，而留在国内的近卫军则成了一群颠覆分子。在战场上，现代化的外国军队逐渐将近卫军视作无能之师，甚至只是一群武装起来的懦夫。他们的敌人发现，近卫军依然保持着迅捷的移动能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时刻留意着西帕希骑兵的状况，一旦后者出现动摇的迹象，近卫军就立刻飞快地逃离战场。在首都，由于帝国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昏庸无能、任由腐败的大萨拉基里奥宫廷摆布的苏丹，近卫军取得了首都的支配权，并且热衷于煽动叛乱。
18岁的奥斯曼苏丹不甘沦为“自家奴隶的臣属”，于是在以倡导改革闻名的臣僚的鼓励下，筹划了一个详尽的方案，意图消除近卫军对君权的威胁。这个方案的策划者来自帝国的亚洲边疆，人称“勇敢者”迪拉瓦尔帕夏（Dilawar Pasha），他是一个“极为聪慧的人”。迪拉瓦尔帕夏是辖区巨大的迪亚巴克尔（Diyarbekir）行省的总督，在这个民风尚武的地区颇具威望。因此，按照计划，他将在周围其他行省总督的帮助下，从当地吃苦耐劳的居民中招募一支亚洲大军，充当苏丹新的民兵部队，用来制衡伊斯坦布尔的常备军。这支大军将拥有大约4万人的兵力，其中包括大量的库尔德人和其他尚武部落的成员，以及从埃及和叙利亚招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一旦这支大军集结完毕，苏丹就会前往亚洲，再统率这支军队返回首都，用来压制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
1622年的春天，苏丹找了个借口，宣布他将带领个人扈从前往麦加朝圣。他真正的目的地其实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打算中途以镇压德鲁兹派（Druzes）[5]叛乱为借口前往那里。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冒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依靠严格的保密安排，而年轻又毫无经验的奥斯曼缺乏必要的谨慎小心。此外，他的大臣们对这一计划也态度不一，大穆夫提则明确反对这一计划，并且试图阻止苏丹启程“前往麦加”。另外，在接到将苏丹的帐篷运到亚洲的命令之后，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也很快起了疑心，开始怀疑这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奥斯曼甚至还打算把自己全部的珠宝、财产和“任何能换成金条的东西”都带走。
于是，近卫军和西帕希骑兵决定发动叛乱。他们聚集在大竞技场，“齐声高呼”，要求苏丹把惹他们不快的大臣交出来。苏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攻进了大维齐尔和另一位大臣的官邸，将这些地方洗劫一空。为了稳住他们，苏丹只好答应放弃前往亚洲的计划。然而，他们接着攻进了大萨拉基里奥宫。奥斯曼事先没有防备，因此宫里并没有效忠于他的部队承担防御，保卫宫殿的基本上只有他的园丁们。头脑发热的叛军决定史无前例地向神圣的苏丹本人发动攻击。
就在叛军聚集在庭院里时，突然有人高喊：“我们要穆斯塔法做苏丹！”其他人也立刻跟着高喊起来，然后蜂拥冲进宫殿，四处寻找穆斯塔法。后宫的大门紧闭，他们就拆掉了一部分屋顶，用帷幔做成绳子，缒了下去。他们在一个地窖里找到了疯子穆斯塔法，他在里面已经待了三天，没吃没喝，只有两个黑奴为伴。他们给他水喝，然后把他抓起来带走。穆斯塔法惊慌失措，不知道自己将遭遇何等厄运，结果却被第二次推上了苏丹的宝座。不久，大维齐尔和黑宦官总管从后宫的门里走出来去见叛军，结果被他们撕成了碎片。穆斯塔法的母亲苏丹皇太后负责照看他，试图用鼓励的话语安慰他——“来，我的雄狮。”——接着以他的名义组建了新的政府。
与此同时，军人们还在搜寻逃离了寝宫的奥斯曼。一名西帕希骑兵找到了奥斯曼的藏身之所。他身上只穿着内衣，头上戴了顶小圆帽，可怜极了。抓到他的那名士兵轻蔑地把自己头上的头巾摘下来，戴在了奥斯曼头上，然后让他骑着一匹衰弱的驽马，在人们的奚落辱骂中来到近卫军的兵营。在路上，他们看到被叛军斩首的前任大维齐尔、他的宠臣侯赛因的尸体就躺在路当中。奥斯曼哀叹道：“他是无辜的。假使我听了他的话，我就不会遭此厄运了。”在兵营里，他哀求着士兵们，几乎要哭出来了：“你们要拿我怎么样？近卫军，你们会毁掉这个帝国，也会毁掉你们自己的。”接着，他摘掉了头巾，可怜兮兮地哀求叛军的头目道：“如果我无心冒犯了你们，请原谅我吧。昨天我还是帕迪沙阿，今天我却连衣服都没得穿。看看我吧，命运或许也会这样捉弄你们的。”面对着即将被用弓弦勒死的威胁，他当着新任大维齐尔达乌德帕夏（Daud Pasha）和苏丹皇太后的面，乞求一个对外面的“仆人”——那些军人——说话的机会。
窗子开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做了他最后一次演说。“西帕希骑兵的阿迦们，还有你们，近卫军的元老们，你们对我来说如同父亲一般。我是一个轻率鲁莽的年轻人，误听了错误的建议。你们何必这样羞辱我呢？你们不需要我了吗？”
军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不想让你继续统治下去，但我们也不要你的鲜血。”于是，奥斯曼经过人群中间，被人送到了可怕的七塔监狱。后来，筋疲力尽正在睡觉的奥斯曼在牢房里被人粗鲁地叫醒了。来人是达乌德帕夏和他的三名心腹。他们朝他扑了过去。年轻而又强壮的奥斯曼拼命挣扎了一番，但最终（根据托马斯·罗爵士的记载）“一个壮硕的恶棍用战斧击中了他的头部，其他人则压到他身上，轻而易举地将他勒死”。他们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送到了心狠手辣的苏丹皇太后那里。正是她下令处决了奥斯曼。当晚，他就被埋葬了。尽管手足相残在奥斯曼帝国十分常见，但这是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弑君的暴行。罗写道：“他们第一次对君主下手了。我想，这恰恰印证了他们的衰落。”
[1] 字面意思为宫殿奴隶。
[2] 穆拉德四世苏丹的统治时期是1623—1640年。
[3] 哈伦·拉希德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最鼎盛时期的哈里发。
[4] 理查德·诺尔斯是当时英格兰的一位历史学家。
[5] 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的一个分支，目前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