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是一位独断专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专制君主。从即位之初，他就一直盼望着奥斯曼帝国的覆亡，同时一直对西方国家施加外交压力，以促成奥斯曼帝国的瓦解。1844年，他正式访问伦敦，第一次向英国人抛出了这一话题。但英国人不置可否，表示不愿探讨未必会发生的事情。到了1853年年初，沙皇在圣彼得堡与英国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Sir Hamilton Seymour）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但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又一次提出了这一话题。
沙皇认为，奥斯曼帝国一片混乱，很可能倾覆，因此英国和俄罗斯应当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且双方均不应该在未知会对方的情况下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这样总结道：“我们的手上有一个病人，病得非常厉害的病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他丢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况下。”
西摩回答说，现在需要的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内科医生；病人应该得到温和的诊治，以帮助他康复。沙皇的大臣涅谢尔罗迭（Nesselrode）也认为这个病人在苟延残喘，但他认为应该尽可能长地延续他的性命。英国首相阿伯丁伯爵（Lord Aberdeen）也持这种观点。
几天之后，沙皇更直白地阐述了他的看法。他向大使保证，他不再怀着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梦想和方案”，包括她对“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因为沙皇的国家已经十分辽阔，他对“周边环境也十分满意”，并不想谋求更多的领土。土耳其人现在也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过，根据条约，他有义务保护奥斯曼帝国版图内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的利益。如果奥斯曼帝国崩溃，那么它断无复苏的可能，因此英俄两国应当早做准备，以免奥斯曼帝国的覆灭引发混乱和欧洲的战争。
“作为一位友人和一位绅士”与大使交谈的沙皇很直白地表示，他不能把“君士坦丁堡”交给英格兰。至于他自己，他接着说道：“我也可以保证，我绝无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我不排除暂时占据这座城市的可能。”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法国人对土耳其人发动远征，那么俄罗斯军队就可能会越过边界进入奥斯曼帝国。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沙皇还谈到了在他保护之下的独立的多瑙河河畔国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大公国。他认为，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可以成立类似的被保护国。至于埃及问题，他不反对英国占领埃及和克里特岛。对此，西摩表示，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态度只是要在“英属印度和本土之间保证安全可用的交通”，别无他求。
作为对俄国提议的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回忆起了18世纪早期英国与法国签署的一系列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条约。这些条约相当于提前分割了那个其君主“后继无人、身心俱疲、时日无多”的帝国。但是，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这个“病夫”已经垂死多年，或许还会再活上20年、50年，或者100年。因此，与西班牙不同，列强不能提前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如果沙皇构想的那种密约被外界知晓，“将会让苏丹惊恐万分，心生怨恨……而苏丹的敌人则会更加肆意妄为，带来更棘手的冲突”。在伊斯坦布尔问题上，约翰·罗素勋爵对任何有关俄罗斯暂时占据这座城市的想法都感到疑虑万分。他暗示道，如果俄国人暂时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就可能会尝试吞并它。他代表英国做出了正式承诺，本国“绝无控制君士坦丁堡的动机和意愿”。[1]
就这样，英国坚决而有礼地表达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问题——这后来被称作“东方问题”——的态度。不久之后，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接替约翰·罗素勋爵出任了外交大臣一职。他在发给汉密尔顿·西摩爵士的最终指示中十分乐观地重复了英国政府此前的观点：“土耳其仅仅希望它的盟友能保持克制，不要提出有损苏丹的尊严和独立性的要求。换句话说，就像任何一个弱小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土耳其期望从强者身上得到友好的支持。如此，土耳其不仅可以继续存续，还可以不再对自己会否消亡而感到担心。”
英国大使看得十分清楚：沙皇声称与奥地利有共同的利益，现在又来拉拢英国，无非是想要孤立法国。法国人显然是俄罗斯公开的敌人。两国都在与奥斯曼帝国进行谈判，有关巴勒斯坦圣地保护权和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问题的谈判，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沙皇尼古拉和皇帝拿破仑三世，一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保护者，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保护者，两者之间的外交冲突既有宗教因素，也有强烈的政治因素。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基督教的《福音书》记载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遗迹及其周围救世主耶稣走过的土地，那些遗迹曾激发了十字军的骑士精神，对于基督教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来说，这些地方也都是朝圣的中心目标。而土耳其人现在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作为穆斯林，他们自己也有朝圣的传统，他们的朝圣圣地是麦加和麦地那。因此，土耳其人对基督教圣地和为朝圣者提供住宿的修道院怀有尊敬之情。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朝圣者每年可以为他们带来不菲的收入。奥斯曼帝国政府负责在相互敌对的基督教会之间分配朝圣收入和朝圣活动控制权，而这种分配成了长期的矛盾之源。
1740年，通过签署让步条约，法国让苏丹确认并扩大了天主教会在巴勒斯坦的特权。不过，随着法国人宗教热情的日益衰减和俄罗斯帝国霸权的日渐崛起，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特权落入了希腊东正教会的手中。东正教徒比天主教徒更乐于朝圣，其神职人员也得到了俄国人的持续支持，从而日渐压倒了法国人。
18世纪末，伯利恒的天主教会僧侣们悲哀地发现，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颁发了一道不利于天主教徒的诏书，救世主的出生地已经被希腊人控制了四五十年之久。到了19世纪，希腊人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他们在圣地获得了大量的产业，兴办了东正教大牧首管理下的慈善机构和学校，而天主教会的势力则日益衰减。在俄国的强大压力下，东正教大牧首的选举地点从伊斯坦布尔改到了耶路撒冷，一改过去几个世纪大牧首选举受控于奥斯曼帝国的局面。来自俄国政府的经济援助涌入了巴勒斯坦，一同涌来的还有接连不断的朝圣者，他们不畏艰难，从俄国在欧洲和亚洲最偏远的角落远道而来。他们带来的金钱成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最重要的财源。对俄国人来说，圣地及其诸多神圣的遗址——约旦河水、伯利恒的马槽[2]和客西马尼园（Garden of Gethsemane）[3]——成了他们获得神圣的宗教体验的源泉。对俄国统治者而言，圣地已经成了获取政治影响力的渠道之一。
法国人在俄国还很弱小的时候赢得了在巴勒斯坦的特权，然后又在俄国日渐强大的过程中轻率地将这种特权拱手相送。一直到19世纪中叶，法国才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夺回特权，采取行动改变不幸的现状。1850年，时任法国总统、有志加冕称帝的路易·拿破仑急于寻求天主教党派的政治支持，于是下命令给他的大使，让他要求奥斯曼帝国政府严格按照1740年的条约给予天主教会应有的特权。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取消给予希腊东正教会特权的承诺，因为二者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结果，这在法俄两国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正如英国外交大臣所说的那样，“天国的主人在此地宣示了和平与给予人类的福音”，法俄两国却在这里不惜以武装干涉威胁对方。
在现实层面上，两国之间的争端可以归结到这样的几个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拥有通往伯利恒圣诞教堂主门的钥匙和通往马槽的两扇大门的钥匙，以便他们穿过圣诞教堂进入其地下室；他们是否可以在法国武装的保护下，在圣诞教堂的圣所放置一颗银星（这颗银星在近期的一次小冲突中被希腊人从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在客西马尼园保有“圣母墓的一只橱柜和一盏灯”的所有权。
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却让欧洲的外交家们焦头烂额，成了可能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大事。这里提到的钥匙，究竟指的是一把具有象征意义的钥匙呢，还是可以用来开关大门的器具呢？从外交角度看，尽管的确有这么一把具体的钥匙存在，但这把钥匙实际上是一个把希腊人赶出去、把西欧人放进来的邪恶物件。
奥斯曼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表现出了模棱两可的态度，直到一位带有反俄情绪的大维齐尔上任。他对希腊人做出了表面上的让步，实际上却对法国人做了实质意义上的让步。他允许法国人庄重地安放伯利恒银星，还把通往圣所的几把钥匙交给了天主教会的主教。移交钥匙的公开仪式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行，清楚地表明优势地位已经从一个教会转移到了另一个教会。对希腊人来说，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羞辱——对俄国人来说也是如此。
法俄两大国之间的矛盾迅速升级。1852年年末，沙皇尼古拉轻蔑地拒绝承认新近称帝的拿破仑三世的帝位，还在比萨拉比亚的多瑙河河畔动员了两支军队，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开进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与此同时，他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也做好了准备。1853年2月，他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了一位特命大使——缅什科夫大公（Prince Menshikov）[4]——来进行“调解工作”。此人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将领，他对土耳其人的蔑视和对英国人的反感尽人皆知。他行事粗鲁，喜欢吵闹，把战场上粗暴的战术风格带到了外交场合上。
缅什科夫乘着一艘名字颇具恐吓色彩的战舰（“雷神号”）而来。在他到来前后，一大批军事参谋和黑海舰队的指挥官也纷至沓来。很快，缅什科夫就表明他是带着“礼貌的恶意”而来，此行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服土耳其人，而是要逼他们就范。他不仅提出了宗教方面的要求，让奥斯曼帝国政府重新确认苏丹颁布的给予希腊人在圣地权利的诏书，还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苏丹根据《库楚克开纳吉和约》颁布第二道诏书，确认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地位。俄罗斯想要强迫奥斯曼帝国签署一项条约，将这一协议纳入其中，并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秘密的防御同盟关系。
面对外国势力对本国内部事务的这种“拥抱+枪子”式的干涉，奥斯曼帝国政府十分警觉惊愕。法国做出的反应是派遣一支舰队，舰队的目的地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是爱琴海上的萨拉米斯岛（Salamis）。英国人的反应比较克制，但也没什么效果。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临时代办请求英国政府从马耳他派遣一支舰队支援。但英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反而把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派了回来，让他重新出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
1853年4月的一天，一座座圆顶和宣礼塔刺破了伊斯坦布尔上空的夜雾，迎来了一个值得称道的清晨。人们看到一艘战舰正从马尔马拉海驶来，苏丹和他的大臣们“很清楚船上搭载的是谁”。到了晌午时分，按照亚历山大·威廉·金雷克（Alexander William Kinglake）[5]的说法：“外部世界似乎毫无变化，但一切都改变了。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再次走进了英国大使馆。这件事既让人们产生了些许安全感，但也感到一丝敬畏。”现在，缅什科夫大公迎来了一位值得敬畏的对手。
斯特拉特福德立刻证明了他是一位干练的战略家。他把当前争论的两个议题——对圣地的争夺和暗藏的对保护国身份的争夺——分开处理。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解决，天主教会的特权诉求获得了确认。剩下的只是要解决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以帮助失败方挽回一点尊严。
作为争斗中的两大国之间的调解人，这位伟大的埃尔奇彬彬有礼地应对着傲慢自大的大公。他出人意料地对大公的诉求表示了尊重，而且乐于承认俄国对圣地的主张有其合理性。这一下子就让大公失去了动武之念。而对于“法国人的荣誉感”，斯特拉特福德也表示了类似的尊重态度。考虑到迫在眉睫的国际争端，他建议他的法国同僚们采取温和的态度。
最终，双方只在一个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到底是西欧人还是希腊人应该承担修缮教堂（特别是圣墓教堂穹顶）的重责大任和相关费用。西欧人强烈要求从希腊人手中拿走教堂的修缮权。土耳其人以苏丹的名义出面，宣称要把教堂的修缮权收归土耳其人所有。直到这时，希腊人才终于愿意做出一点妥协，同意让西欧人负责修缮，但修缮工作需在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的监督下完成。在到任短短17天之内，伟大的埃尔奇就解决了让几个大国在过去的三年里苦恼不已的棘手的外交争端。
但是，缅什科夫大公还是想要完成他的主要外交目标。他迫不及待地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俄土两国签订新的协议。表面上，他要求的是保障东正教和东正教会神职人员的传统权利和豁免权，但实际上他是要确立俄罗斯对希腊东正教信徒的永久性保护权。他说得很清楚，俄国人的保护权不仅适用于神职人员，还要适用于一般民众，这就意味着俄国要出面管理多达1 200万信奉东正教的拉亚。俄国人还援引法国人为先例。的确，法国人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法国籍的天主教徒拥有保护权。但是，法国从未想过要保护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众，何况奥斯曼帝国境内这个人群的数量远远达不到百万级，只有几万人而已。显然，缅什科夫要求的不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护，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护。
他小心翼翼地向荷兰代表披露了这些世俗诉求的真正目的——确立俄罗斯今后在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支配地位。基于这一目的，俄国人要求得到一些“对未来的保证”；而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这些保证“终将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性”。在1841年，俄罗斯曾经与法国一道宣誓保证苏丹的主权不受侵犯；而“在1840年，俄罗斯还曾经与英格兰、奥地利和普鲁士一同宣布将为了欧洲的和平，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与独立”。但是，在斯特拉特福德看来，俄国希望奥斯曼帝国签署新协议，无异于谋求结成两国之间的“秘密同盟”，而这种行为与俄罗斯此前的种种承诺互相矛盾。
沙皇的不耐烦态度在缅什科夫大公身上充分反映了出来。缅什科夫大公说话直来直去，态度强横，试图劝诱奥斯曼帝国政府接受他“庄严的主公”提出的要求。他充满敌意地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如若对方拖延或拒绝答复，他威胁要率领大使馆离境，中止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但是，受人尊敬的埃尔奇再一次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这位睿智而受人信任的顾问安抚了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帝国大臣，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建议他们采取一种耐心、温和却又十分坚决的态度，以此来捍卫苏丹的“君主尊严和独立”。他希望能在他们心中激发起一种道义上的斗志，而不是寻求武力上的对抗，哪怕是在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大公国遭到敌人进犯的情况下。
与此同时，他在单独觐见苏丹时披露了他业已实施的计划：他要求地中海上的英军指挥官让海军舰队做好准备，在伊斯坦布尔遭遇“迫在眉睫的威胁”时采取行动。凭借他的名声和在奥斯曼帝国政府中的政治影响力，斯特拉特福德已经成了整个“东方问题”的象征。对于“这个该死的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独断专行”，尼古拉沙皇火冒三丈。
在经过一番照会往来之后（土耳其人礼貌地回应了俄国人的粗鲁要求），缅什科夫大公采取了行动。他拒绝理睬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迫使他辞职，相当于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专横地搞了一次政变。接着，他迫使胆怯的苏丹任命了一位新的大臣。他认为雷希德帕夏会采取亲俄的态度，于是促成他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一次面见苏丹的过程中，缅什科夫大公虚张声势地向苏丹强调，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必须直接结盟，不必理睬其他欧洲国家的态度。会见结束之后，他怀着成功的信心离开了。
现在，雷希德必须对大公充满恶意的要求给予答复。他的老盟友斯特拉特福德帮他起草了一份闪烁其词的答复，恳请再宽限几天。在此之前，大公一直以为雷希德会是个易于摆布的仆人。结果，在收到这份答复之后，大公火冒三丈地拒绝了他的请求，还宣布在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之前断绝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关系。他充满恶意地威胁道，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接受俄罗斯的要求，恐怕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他把自己离开伊斯坦布尔的日期推后了两三天。与此同时，苏丹新组建的大议事会议讨论了这一紧急情况。在全部45名与会成员之中，只有3个人赞成与俄罗斯签订协议。
第二天，雷希德口头答复了缅什科夫的要求，他的答复内容此前已经与斯特拉特福德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同意与俄罗斯签署正式协定，实际上等同于接受了俄罗斯有关圣地问题的所有要求。但是，他坚定地拒绝了俄罗斯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设立保护希腊东正教徒的保护地的要求，也拒绝签署任何可能影响到苏丹主权独立性的“协约”。大公发现自己遭到了新“盟友”雷希德的欺骗，而且又耻辱地输给了他的老对手斯特拉特福德。于是，他宣布断绝外交往来，终止了他的使命。他威胁道，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回绝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他带领手下所有的外交人员撤回了船上。轮船冒出滚滚蒸汽，仿佛在宣告他马上就会启程离开。然而，他实际上又在原地逗留了四天，寄希望于土耳其人会在最后关头屈膝投降。对此，斯特拉特福德写道：“他为什么会这么以为，真是捉摸不透。”
与此同时，斯特拉特福德召集了另外三个欧洲大国——奥地利、法国和普鲁士——的代表开会，把东方问题交由欧洲各国共同协商决定——事实上，也的确应当如此。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奥斯曼帝国必须拒绝俄罗斯的过分要求。奥地利临时代办向缅什科夫大公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试图避免俄土两国关系破裂。缅什科夫又向奥斯曼帝国递交了一份经过修改的协议，如果奥斯曼帝国接受这项协议，他可能会推迟归期。这份协议不再要求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签署任何协定或条约，只是一份外交照会。但是，虽然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这份协议在本质上与缅什科夫之前提出的诉求并无区别。而且，这份协议还特别强调，俄罗斯要像保护东正教神职人员一样保护普通信众。
感到尊严受辱的苏丹此时振作了起来，宣布俄罗斯的要求“不可接受”，但大公拒绝修改他的要求。终于，在漫长的拖延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于1853年5月21日的中午乘船起航，途径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入黑海。与此同时，沙皇的徽记和俄罗斯帝国的鹰徽也从富丽堂皇的大使馆门上取了下来。抵达敖德萨之后，缅什科夫大公不得不派人给他“庄严的主公”送信，告知自己的外交任务已遭失败。用金雷克的话说，俄罗斯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窘境，要归咎于“那位气宇不凡的英国‘敌基督’的邪恶本领。至少在此刻，上帝允许他去践踏沙皇和他的教会”。
实际上，和平至此已告终结，但战争尚未开始。俄军渡过了普鲁特河，未遇抵抗就占领了已被沙皇宣布为被保护国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大公国。英国的战舰和一小支法国舰队北上来到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但仍然根据1841年的协议，停留在不向外国军舰开放的海峡之外。就这样，强大的英国舰队监视着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陆军，但双方此时都仅仅发挥着预防性的作用。双方展示武力的目的并非要诉诸战争，而是为了确保安全。俄国人仍然希望能够威吓土耳其人，逼迫他们让步，哪怕能为沙皇挽回一点面子也好；英国人则坚持采取温和的态度，希望通过欧洲四国共同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问题。
此时的外交活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奥斯曼帝国礼貌地回绝了圣彼得堡发来的一份充满恶意的照会（其内容与之前的要求相同），随后在斯特拉特福德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照会作为答复，并交由维也纳的四国委员会转交给圣彼得堡。这份照会被人称作“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这个名称其实有些误导性。照会的内容是苏丹新近颁布给国内宗教少数派的一些法令，这些法令通过法律协议的形式永久性地承认了赋予希腊东正教会的特权，并且由欧洲四大国作为协议的见证人。
但是，这份照会并没有被转交到沙皇手中。送抵维也纳之后，这份照会就被与会的四大国扣了下来。他们起草了一份维也纳照会，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照会。在新照会的起草过程中，并没有咨询过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见。
此举源自奥地利的想法。作为被俄军入侵的两个大公国的邻国，奥地利希望出面调停。沙皇同意接受奥地利的调停，但苏丹拒不接受调停。在四大国看来，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不过是它对俄罗斯的主动承诺。维也纳照会则获得了俄罗斯和法国的担保，要求奥斯曼帝国在修改其义务条款时必须事先征得俄法两国的同意。正如奥斯曼帝国政府和斯特拉特福德所看到的那样，这份照会中暗示了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份照会让土耳其人格外感到自己受制于人，还允许俄罗斯像过去一样插手苏丹及其基督徒臣民之间的事务。因此，先前批准了奥斯曼帝国最后通牒的苏丹大议事会议此时达成了一致意见，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他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但估计俄国人不会接受。
由于奥斯曼帝国拒绝了维也纳照会，英国政府对斯特拉特福德十分不满，甚至考虑要求他辞职。与此同时，天平开始不可避免地滑向了战争一侧。9月，伊斯坦布尔爆发了示威活动和暴乱。在战争大臣的鼓励下，谢赫伊斯兰同意在一座清真寺里公布文告，要求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同时，乌理玛的数百名成员在大量神学学生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苏丹和他的内阁履行宗教义务，发动圣战。大臣们十分紧张，要求外国使节协助他们维持治安。
法国皇帝拿破仑试图通过对外冒险来缓解内部压力。因此，法国从一开始就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好战姿态。现在，法国大使依然贯彻着这一政策。他向奥斯曼帝国政府表示了对外国居民安全的担忧，并且在奥地利大使的支持下，要求斯特拉特福德同意让英法联合舰队继续北上，开进伊斯坦布尔。斯特拉特福德没有理会法奥两国大使的要求，拒绝违反1841年签署的海峡协定，不同意战舰北上。他很清楚，这样做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不过，根据协定，其他船只可以在舰队和都城之间来回行驶。因此，他同意让两艘英国蒸汽船和两艘法国蒸汽船北上，加入已经停靠在金角湾里的船只。它们的到来达到了意想之中的效果：暴乱的热情逐渐平息，乌理玛中负有罪责的成员被放逐。
但是，埃尔奇的和平诉求未能如愿。在暴乱平息的消息抵达之前，伦敦在9月中旬得到了沙皇拒绝接受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照会的修改意见的消息。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通过德文报章获悉了俄国大臣涅谢尔罗迭对照会的私人解读。涅谢尔罗迭认为，根据照会中的条款，土耳其人不仅要保障希腊东正教会的豁免权，还必须“考虑到俄罗斯人对与他们同样信仰的奥斯曼帝国臣民的主动关切”。这一消息的披露彻底揭露了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真实野心，而英国政府此前一直未能领悟到这一点。克拉伦登谴责说，俄国的动机过于强暴。现在，他终于承认了斯特拉特福德早就看透的事实：土耳其人有完全正当的理由拒绝接受维也纳照会。英国媒体强烈反对沙皇的所作所为，要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英法两国政府放弃了维也纳照会，并且谴责了俄罗斯。就这样，英国的政策突然发生了逆转，并且不可避免地从追求和平进一步滑向了诉诸武力。
拿破仑的大使加紧向伦敦施加压力。他危言耸听地描绘了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暴乱，还宣称法国政府认为马上派遣舰队北上“非常必要”。英国政府没有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对伊斯坦布尔局势的报告，直接对他下达了命令。用斯特拉特福德的话说，这一命令相当于“渡过了卢比孔河”[6]。首相阿伯丁谨慎地强调说，他的行动出于保护目的，公开否认对俄罗斯有任何敌意。但是，克拉伦登后来强调说，英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并不是迫于法国皇帝的压力（毕竟英国已经两次拒绝了法国的要求），而是鉴于俄罗斯的行动，英国认为接下来的一步已经不可避免”。他对维持和平已经不抱幻想。
在舰队真的北上之前，和平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奥地利皇帝与俄国沙皇在奥洛穆茨（Olmütz）[7]举行的调停会议。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沙皇忧心忡忡，因此拿出了和解的姿态，希望在最后关头表达争取和平的意愿。沙皇提出了新的建议，表示承认保护基督徒的职责属于苏丹。就连法国皇帝也认为应当接受俄国的示好。但是，英国对俄罗斯的真实动机十分怀疑，已经很难轻易相信俄国人的表态。因此，在英格兰公众强烈的反俄情绪的影响下，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不容置辩的最终命令：调舰队北上。
在奥斯曼帝国政府内部，反俄情绪也日渐高涨。主战派明显占了上风，苏丹也没有足够的魄力对他们说不。于是，他做了明显推动国家走向战争的举动：他先对大臣们发表了一番好战的讲话，然后佩带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剑召开了大议事会议。在狂热的气氛中，大议事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诉诸武力已不可避免。”苏丹确认了会议的意见，随后谢赫伊斯兰又发布了必不可少的费特瓦。1853年10月4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向俄罗斯宣战。就在同一天，斯特拉特福德接到了英国政府调集舰队北上的指令。斯特拉特福德很清楚，一旦舰队北上，必然会激发奥斯曼人的好战情绪。因此，他还试图让舰队北上的时间再延后两个星期，即便不能阻止敌对行动的发生，至少也要延缓它的发生。结果，法国大使也收到了巴黎方面的指示，使得斯特拉特福德无法再推迟行动。就这样，在10月20日（这一天恰好是纳瓦里诺战役的纪念日），他向英国舰队的司令下达了命令。英法两国的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北上，旌旗招展地驶入了金角湾。
在英法舰队抵达后的第二天，奥斯曼军队在缺乏耐心的将领厄梅尔帕夏（Omer Pasha）的指挥下渡过了多瑙河。两个星期之前，厄梅尔帕夏曾经向来犯的俄军指挥官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撤出多瑙河河畔的两个大公国。在冬季停战期到来之前，奥斯曼军队接连取得了四场胜利。沙皇命令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舰队做好战斗准备。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正面冲突构成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初阶段。
由于战争的前景尚不明朗，欧洲四大国依然在寻求和平，雷德克利夫勋爵斯特拉特福德也为了和平继续奔走。由于沙皇宣布俄军将采取守势，等待“土耳其人来犯”，斯特拉特福德阻止了一支打算沿黑海沿岸进行挑衅性巡航、寄希望于“遭遇敌国舰队”的奥斯曼舰队。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司令都没有阻止土耳其人派出一支船队前往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黑海港口锡诺普。他们坚持认为，这支舰队抱着和平的目的而去，并非为了发动进攻。这一次，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舰队决定穿过黑海的中心，展示一下他们的海上实力。锡诺普距离塞瓦斯托波尔只有短短100英里（约161千米）的距离，而且其防御工事无力抵御占据实力优势的海上之敌。
奥斯曼船队抵达锡诺普之后，船队的指挥官向伊斯坦布尔回报称，有六艘俄罗斯风帆战列舰在港口外巡航，港口急需增援。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和海军顾问思路混乱，犹豫不决，结果奥斯曼船队没能得到增援。奥斯曼船队里连一艘战列舰都没有，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但是，土耳其人拒绝投降，甚至还率先打响了第一炮。在俄国人愤怒的炮击之下，奥斯曼船队的船只除了一艘幸免之外，其余全部沉没，大约3 000名土耳其人丧生。
鉴于土耳其人已经率先渡过多瑙河发动了进攻，这场发生在敌人领土上的“锡诺普大屠杀”其实是正当的战争行为。在圣彼得堡，俄国人上演了有音乐伴奏的表演《锡诺普之战》（La Bataille de Sinope），以示庆祝。人们张灯结彩，欢呼雀跃。而在伦敦，锡诺普之战被视作俄国人背信弃义的暴行，激起了英国人对俄开战的热情。法国皇帝则一心想要采取军事行动。他宣称，必须在黑海清除俄罗斯舰队，要求英法联合舰队彻底控制黑海海域。事已至此，外交活动只得让位于武力行动。在克拉伦登发出警告之后，联合舰队在伦敦方面的命令下，于1854年新年伊始驶入了黑海水域。
英国大使向俄国人保证，这支舰队的目的只是示威，而非采取战争行动。沙皇想要争取时间，加紧进行最后的战争准备。他派了一个代表到维也纳去，提交了一份试图和平解决问题的提议，但他的提议遭到了四大国的一致否决。到2月中旬，已经从伦敦和巴黎撤回了外交使节的沙皇命令汉密尔顿·西摩爵士和法国驻俄大使交出他们的护照。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不那么积极的支持下，英国和法国要求沙皇从多瑙河河畔的两个大公国里撤出他的全部军队。如果俄国拒不照办，英法两国将视同宣战。沙皇没有对这些照会给予任何答复。
3月27日，法国皇帝向参政院宣布，法国已经与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他说，法国并非像以前那样为了征服而宣战，而是要与英国联手“抵御危险的侵犯”。与此同时，“深感有责任给予苏丹积极援助”的维多利亚女王向议会宣布中止与俄罗斯的谈判，并于次日向俄罗斯宣战。两个星期之后，沙皇宣布向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沆瀣一气的英国和法国宣战。他说，俄罗斯宣战“并非为世俗之目的”，而是要完成东正教的“神圣使命”。
俄军渡过多瑙河下游，侵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根据一项新的协议，英国和法国有责任保卫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英法两国之间还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解放苏丹的领土，确保欧洲的安全。用金雷克的话说，英法之间协议的签署成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强大引擎”。由于沙皇过分膨胀的野心和他在外交上的傲慢自大，俄罗斯就这样卷入了同时对抗欧洲强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54年春，一支俄罗斯大军渡过多瑙河，进入了奥斯曼帝国领土，旋即开始围攻重要的锡利斯特拉要塞。与此同时，在本国舰队的支援下，英国和法国的远征军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集结。瓦尔纳是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在黑海上的重要港口，扼守着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道路。随着“新秩序”改革中诞生的现代化军队的成熟，奥斯曼军队在抵抗俄军入侵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顽强的作风。尽管他们在组织能力上依然达不到西方国家的标准，部队的指挥能力也令人扼腕，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崭新的自信和自尊，以及堪比往日圣战士的战斗精神。在与俄国人的厮杀中，奥斯曼军队展现出了焕然一新的战斗力。
面对俄国人不计代价的围攻，锡利斯特拉的守军英勇地坚守着要塞。在守军统帅阵亡之后，两名年轻的英国军官挺身而出，鼓舞并指导着剩下的奥斯曼帝国军官。这两位来自印度军队的志愿者表现出了无条件的信任和投入，鼓舞着土耳其士兵的士气。奥斯曼军队布置着新的防御工事，努力破除俄国工兵挖掘的地道，无情地击退敌人的进犯。一位初来乍到的英国军官不禁感慨：“土耳其人面对危险冷峻无比，毫无惧色。”在这两名年轻的军官看来，投降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他们用英国人特有的方式组织了一场赢者通吃的赌局，让大家下注猜测锡利斯特拉究竟会在哪一天获救。
厄梅尔帕夏正在舒姆拉为奥斯曼军队补充兵员。他太过谨慎小心，不肯率军去解救锡利斯特拉，并将攻城的俄军吸引到开阔战场上决战。而缺乏运输手段的联军也没有做好解救锡利斯特拉的准备，尽管在他们的营地里已经可以听到要塞方向传来的接连不断的枪炮轰鸣。到6月底的一天，响彻了一整夜的炮声忽然在清晨彻底地沉寂下来。他们不由得担心锡利斯特拉已经陷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进行了长达五个星期的炮击之后，俄国人放弃了围攻。就这样，沙皇在欧洲入侵苏丹领土的道路被堵住了。
与此同时，在多瑙河的更上游，从右岸的鲁什楚克到左岸的吉奥杰沃（Giorgevo），一支奥斯曼军队正与一支规模相仿的俄军对峙。此时此刻，双方似乎都不想主动寻求冲突。但是，又是一群年轻的英国军官改变了局势。七名英国军官来到奥斯曼军队指挥官哈桑帕夏的帐中，表示愿意为他效力。7月初，有迹象表明多瑙河对岸的俄军军官已经下令拔营，并回撤了不少部队。哈桑帕夏下令进行一次侦察行动。有一位来自印度军队的坎农将军（General Cannon），在奥斯曼军队中被称作贝赫拉姆帕夏（Behram Pasha）。他带领了一个营的奥斯曼步兵渡过了多瑙河。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在多瑙河对岸的一个小池塘旁驻扎了下来。一些俄国步兵从土垒中跑出来袭击他们，在付出一些伤亡代价后被击退了。一名年轻的英国军官率领一些散兵拖住了敌人，一直等到援军渡过多瑙河，巩固了河对岸的桥头堡。
与此同时，在河的更上游，五名英国军官率领一支规模更大的渡河部队以分散的小组队形过了河。他们顶着炮击和俄国人的攻击，沿着河岸坚持战斗。他们与之前渡河的那支奥斯曼军队建立了联系，那支军队此时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增援。这样一来，就有大约5 000人的奥斯曼军队出现在了多瑙河的对岸。他们花了两天时间，扩展并巩固了这个桥头堡，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接着，俄军将领戈尔恰科夫大公（Prince Gortchakov）率领一支从锡利斯特拉撤围而来的大军出现在了高地上，并且打算在第二天把土耳其人赶进多瑙河里。但是，就在黄昏时分，突然有一队炮舰出现在多瑙河上。这队炮舰很快就在俄土两军之间的一处水湾下了锚。戈尔恰科夫大公可能高估了这支舰队的实力，于是产生了迟疑。就在此时，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多瑙河上搭建了一座舟桥。这样一来，戈尔恰科夫大公就要面对集中在鲁什楚克的全部奥斯曼大军。
戈尔恰科夫大公见状，下令撤退，率领他的全部大军撤回了布加勒斯特。于是，土耳其人畅通无阻地占领了多瑙河的下游流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最后一名俄罗斯士兵也撤回了普鲁特河对岸。由于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新近签署了一项协议，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奥地利参战的风险。因此，俄罗斯人不得不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大公国撤出了其军队和行政机构。接着，一支奥地利占领军取代了俄军，挡住了俄罗斯人向欧洲进军的去路。
至此，英国最初提出的最后通牒中包含的目标就都达成了。沙皇的军队在一场简短而可耻的战役中遭遇了挫败，沙皇对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野心也被迅速终结。让沙皇备感耻辱、威风扫地的一点是，俄国人并没有败在欧洲军队手里，而是败在了长期以来被人轻视、如今却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复苏了传统的军事能力的奥斯曼帝国的军人手中——他们只得到了少数英国军官的帮助。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场战争的防御性目的已经达到。土耳其人把俄国人逐出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且消除了俄国人在可预见的未来入侵巴尔干地区的潜在危险。因此，土耳其人已经达到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全部目标。苏丹和他的军队在欧洲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对俄国人还要采取什么行动呢？从土耳其人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们已经别无目标。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既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也可以光荣地寻求和平了。对俄罗斯而言，它在陆地上面对着历史上鲜见的团结一致的欧洲，在海上则面对着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英法海军，因此似乎也别无选择。
但是，拿破仑皇帝需要依靠战争来提高他的新王朝的威信，而怀着爱国激情的英国人也渴望战争，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塞瓦斯托波尔。在过去的25年中，尼古拉沙皇将塞瓦斯托波尔打造成了一座牢不可摧、拥有难以计数的武器和防御工事的强大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设计目的是承载一支强大的舰队，有朝一日向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现在，它成了大英帝国面前的一大挑战。屈从于公众压力的英国内阁不顾审慎的专业意见，命令英军统帅雷格兰男爵（Lord Raglan）“协调研究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事宜”。对此有些迟疑的雷格兰男爵与同样迟疑的法军统帅圣阿诺元帅（Marshal St. Arnaud）只好照办。联军从瓦尔纳出发向东前进，未经抵抗就夺取了要塞北方的俄罗斯港口叶夫帕托里亚（Eupatoria）。多瑙河的战争已告结束，克里米亚的战争开始了。
这场战争的主要参战方是英国和法国对抗俄罗斯。尽管奥斯曼帝国是这场战争打响的原因，而且可能会最终得益于这场战争的战果，但在军事角度上，奥斯曼帝国仅仅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英法联军的总兵力大约有6.5万人，而在克里米亚登陆的奥斯曼军队只有一个师。在负责指挥这支奥斯曼军队的鲁肯伯爵（Lord Lucan）看来，这支部队的士兵几乎与“巴什波祖克”无异，连正规的制服都没有。尽管他们近期打出了出色的战绩，而且对联军的指挥十分服从，但鲁肯伯爵不甚欣赏这些狂热的战士的军事素养。从传统的英国军事眼光出发，他傲慢地把这批奥斯曼部队归为土匪一类。
克里米亚战争本身既是一场战争，也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漫长的斗争史的延续。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报刊记者全面报道的战争。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所有英国人都可以读到充满戏剧性的围攻塞瓦斯托波尔的传奇，包括对此前的阿尔玛（Alma）战役、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战役和因克尔曼（Inkerman）战役的报道，以及最后对凸角堡和马拉科夫（Malakhov）要塞的进攻的记述。在这个狭小紧凑的半岛上，围绕着守卫沙皇俄国大门的这座塞瓦斯托波尔海港，打响了一场场军乐响亮、旌旗招展的荷马史诗般的战斗。在爱国主义热情的感染之下，英国民众为军队的英勇表现欢呼雀跃，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深深鞠躬，更为对英法联军不够协调的指挥带来的混乱和低级错误而愤怒不已。当英国轻骑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冲进死亡谷[8]时，民众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当人和动物都在残酷、艰苦、疾病肆虐的寒冬中挣扎时，民众为他们遭遇的痛苦而瑟瑟发抖；当充满慈悲的提灯女士[9]在斯库塔里的病房里与扇着翅膀的死亡天使搏斗时，民众又会发出如释重负的感叹。
有一支奥斯曼军队参加了巴拉克拉瓦保卫战。在不称职的军官的指挥下，他们急匆匆地逃离了战场。第二年年初，另一支奥斯曼军队被派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在厄梅尔帕夏的指挥下，土耳其人发扬了与生俱来的勇敢精神，守住了土垒，打退了拥有兵力优势的俄国军队，给了尼古拉沙皇最后一次羞辱。两个星期之后，尼古拉沙皇驾崩，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很快，亚历山大二世就决定求和。与此同时，在东线的小亚细亚半岛上，一支奥斯曼军队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英勇地守卫着卡尔斯要塞。由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疏忽，卡尔斯没有得到足够的补给，守军一直坚持到弹尽粮绝才把这座要塞丢给了俄国人。
一直到战争后期，联军才想到在克里米亚部署一支大约2万人的奥斯曼军队，交给英国军官指挥。不过，这支军队并没有参战。1855年9月，法国人攻占了马拉科夫要塞，直接导致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和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英国人还想继续战斗，但法国人坚持停战，因为他们的战果已经足以让皇帝拿破仑三世满意。
1856年春天，参战国签署了《巴黎和约》。根据《巴黎和约》及其附属协议，俄罗斯将交还它在亚洲征服的土地，而联军则将交还他们在欧洲征服的土地。唯一的领土变化是沙皇要交出俄国在1812年吞并的土地——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和多瑙河三角洲交还给摩尔达维亚。此外，多瑙河流域的两个大公国不再是俄国一家独占的被保护国，而是被置于各大国的共同保护之下，并承认苏丹的主权。这两个大公国拥有了独立的、由本国人组成的政府，享有信仰和贸易自由，并且有权组建自己的武装部队。
根据这些条款，多瑙河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将赋予各国自由通航权。黑海也变成了中立海域，其水域和港口将对所有商船开放，但不允许军舰进入，黑海沿岸也不得保留海军造船厂。在修改了1841年的协议条款之后，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再一次对军舰关闭了。
在《巴黎和约》中，所有基督教国家承诺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和约设置了调停机制，在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武装干涉。从长期来看，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胜利是否值得付出那么多的生命和财产还有待讨论，但西方各国和俄罗斯签署的《巴黎和约》至少让东方问题的内在矛盾在接下来的20年中得到了抑制。东方问题也越发得到各国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苏丹也加强了保护其基督徒臣民的力度。毕竟，正是关于他们的生存地位的争议才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
[1] 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对于这类大国沙文主义行为，可能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敏感。读者不妨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类欧洲强国从私利出发评论乃至干涉他国主权的做法。——编者注
[2] 《圣经》记载中耶稣降生的地方。
[3]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曾经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另外，东正教还认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安葬在此处。
[4] 即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缅什科夫。
[5] 19世纪英国旅行作家、历史学家。
[6]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将领不得率军越过卢比孔河进入意大利本土。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渡过卢比孔河，此举相当于挑起了与罗马的当权者之间的内战。此后，“渡过卢比孔河”就被用来指代将自己置于没有退路的危险境地的行为。
[7] 今属捷克。
[8] 死亡谷是巴拉克拉瓦战役的著名场景。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还有著名的诗作《轻骑兵的冲锋》和《重骑兵的冲锋》，歌颂战役中英军的英勇表现。
[9] 指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英国人，现代护理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