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与蒙古人横贯亚洲的疾速扩张不同，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过程称不上突然，而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也是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基督教世界在宗教上的不统一和由此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团结——西方对抗东方、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罗马人对抗希腊人。在13世纪伊始，这种不团结达到了顶峰：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来自拉丁国家[1]的骑士们没有按预先的计划去进攻圣地[2]的穆斯林，而是背信弃义地袭击了由同是基督徒的希腊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十字军夺取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掌管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残余领土。由于内部纷争频仍，拉丁帝国是一个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短命帝国。与此同时，希腊人以尼西亚为首都，继续控制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领土。1261年，他们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从长远来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此后又苟延残喘了两个世纪，但比起往日的自己，它只能算是一个幽灵。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其过去作为世界权力和文明中心的光辉已经消失了。它再也无法恢复以往的国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高枕无忧。它的国土大幅度缩水，先后丢掉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君士坦丁堡大半被毁，财富丧失，人口锐减。它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也中断了，西方与东方剩余的贸易往来都掌握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手中。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皇和拉丁国家的宗教纷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权力分散，社会动荡，财政瘫痪。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也没能迎来有能力让国家团结一心、重获新生的统治者。在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巴列奥略王朝的统治者们未能给国家带来复兴（除了在艺术领域），反而长期陷入腐化堕落的生活之中。在那场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战争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室陷入内乱，内战时有发生。儿子对抗父亲，孙子对抗祖父，篡位者对抗合法的君主。这种分裂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为土耳其人所利用——他们正为了伊斯兰圣战的目标而空前团结。在土耳其人看来，他们根本无须入侵欧洲，因为他们是被请进欧洲的。
最初，他们扮演的是熟悉的雇佣兵的角色，就像他们三个世纪前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所做的那样。首先这样做的是定居在黑海西岸多布罗加（Dobruja）的一群土库曼人。当时，拜占庭帝国在位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期间在塞尔柱人的宫廷流亡。风水轮流转，这时，有一位名叫伊兹丁（Izzed-Din）的塞尔柱苏丹，在遭到废黜后躲在君士坦丁堡避难。这群土库曼人赶到君士坦丁堡来帮助伊兹丁。在向拜占庭皇帝威胁性地展示了武力之后，他们成功地让拜占庭人释放了这位苏丹，并带他去了克里米亚。不过，伊兹丁的儿子和他的一部分卫兵留在了君士坦丁堡，皈依了基督教，并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支规模日渐增长的土耳其人部队。拜占庭帝国也很乐于得到这样一支部队的支援。
14世纪伊始，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Andronicus II）又将一支实力强劲的雇佣兵部队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这群来自加泰罗尼亚大佣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的雇佣兵，由目无法纪的佣兵头子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率领。加泰罗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惹出乱子之后，罗杰·德弗洛尔带领他们进入了小亚细亚半岛。在这里，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抢走了本应属于希腊人的那一份战利品。最终，加泰罗尼亚雇佣兵与希腊人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加泰罗尼亚人以加里波利（Gallipoli）为基地，试图在这里自行建国。接着，拜占庭皇帝十分不明智地指使人在自己的宫殿里杀死了罗杰·德弗洛尔。结果，原本是被招募来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加泰罗尼亚人开始视希腊人如仇雠，并且联络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
就这样，这群加泰罗尼亚人率先将有组织的土耳其人引入了欧洲，对抗希腊人。后来，加泰罗尼亚人躲到了色萨利（Thessaly）地区，却把大量的土耳其人留在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他们阻断交通，制造混乱。这些土耳其人的头领哈利勒（Halil）与希腊人达成了协议，同意带领土耳其人离开这一地区，条件是希腊人要确保他们可以安全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然而，希腊人却违反协议，试图夺取土耳其人携带的战利品。于是，哈利勒从亚洲召来了援军，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年轻的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九世（Michael IX）[3]落荒而逃。获胜的土耳其人还戏谑地戴上了拜占庭皇帝的皇冠。最终，拜占庭皇帝只好调来了塞尔维亚军队，才终于赶走了这些土耳其人。
从此之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各公国的土耳其人就开始不停地袭扰拜占庭帝国欧洲部分的岛屿和海岸，这种海盗式的劫掠贯穿了整个14世纪。只是这些土耳其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因而才未能形成共同入侵的局面。有的时候，帮助希腊人作战的土耳其人甚至和来犯的土耳其人一样多。参与侵袭的族群中还包括来自黑海以北的鞑靼人。这些与土耳其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和习俗的人群，一批批从俄罗斯南部涌入克里米亚，最西曾到达匈牙利。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上艾登（Aydin）公国的土耳其海盗们不停地骚扰爱琴海上的岛屿，教皇的军队发动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夺取了士麦那城（Smyrna）。
奥斯曼人没有参与这些针对拜占庭帝国的敌对行为。他们精明地看到，这些风波只会削弱与他们存在竞争关系的那些土耳其邻邦。到了1330年，即便奥斯曼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的海岸，已经可以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以耐心谨慎为上的政策，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跨越海峡，挺进欧洲。
奥斯曼人之所以进入欧洲，是受到了拜占庭帝国高官、篡位者约翰·坎塔库尊（John Cantacuzene）的邀请。约翰·坎塔库尊是一位兼具能力和野心的领袖，他自立为帝，反对还只是个孩童的合法皇帝约翰·巴列奥略（John Palaeologue），并在随后的内战中取得了土耳其人的支持。为了换取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坎塔库尊提出将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奥尔汗。尽管奥尔汗也得到了约翰·坎塔库尊的对手的示好，但他还是立刻同意了坎塔库尊的提议。1345年，6 000余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跨过海峡来到了欧洲。他们帮助篡位者从约翰·巴列奥略手中夺取了黑海沿岸的数座城市，还在色雷斯大肆破坏，武力威胁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即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方]，甚至围攻君士坦丁堡。
第二年，在欧洲的海岸上，人们为拜占庭公主和奥斯曼苏丹的结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奥尔汗则在海峡对岸的斯库塔里（Scutari）扎营，并派遣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奥斯曼船队和一支骑兵卫队，前往位于塞利布里亚（Selymbria）的拜占庭皇帝的大营，从铺有地毯的华丽大帐中接走了他的新娘。吉本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称作“紫色之耻”，他写道：
狄奥多拉登上了一个由丝绸和黄金帷幕环绕着的宝座，四周的军人全副武装，只有皇帝还骑在马上。在接到信号之后，人们突然撤掉了四周的帷幔，新娘——或者说牺牲品——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跪在地上的宦官和婚礼火把环绕着她。长笛和小号宣告着这一喜悦的时刻；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唱起婚礼赞歌，吟诵着她虚假的欢喜。没有经过任何基督教的仪式，狄奥多拉就被送给了她的野蛮人夫君。不过，根据约定，她在布尔萨的后宫里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她的父亲则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庆贺着她的仁慈与奉献。
狄奥多拉的确为与她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一些人带来了好处：她购买并解放了大量的基督徒奴隶和囚犯。
在与奥斯曼人联姻并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坎塔库尊于1347年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将另一个女儿海伦嫁给了年轻的约翰·巴列奥略，并与后者互相承认对方为共治皇帝。这样一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就在欧洲有了稳固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占有一两处立足点。在欧洲，他们不再是敌人，而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和亲戚。他们的苏丹是一位拜占庭皇帝的女婿，还是另一位拜占庭皇帝的连襟；此外，他还是邻国保加利亚的沙皇的女婿。
而这些关系并不妨碍奥尔汗接受其他势力的示好，比如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斯泰凡·杜尚（Stephen Dushan）。斯泰凡·杜尚已经将他的塞尔维亚扩张成了一个“帝国”，并自称“罗马帝国近乎全境之主”，威尼斯人甚至称呼他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然而，斯泰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未能获得威尼斯人的支持。因此，他转而寻求与奥尔汗结盟，提出组成塞尔维亚和奥斯曼联军，一同进攻君士坦丁堡。为了确保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斯泰凡提出将他的女儿嫁给奥尔汗的儿子。奥尔汗派出使节，准备接受这一提议。然而，这个计划被坎塔库尊打破了，他派人截获了奥尔汗的使团，杀掉了其中的一些人，将另一些人囚禁起来，并且扣留了使团带给塞尔维亚“皇帝”的礼物。此后，斯泰凡和奥尔汗都没有重启谈判，因为他们的目标太过相似，很难相互达成妥协。最终，斯泰凡在1355年率领8万人的大军出征，打算独自攻取君士坦丁堡。然而，就在行军的第二天，斯泰凡就死了，他的塞尔维亚帝国也很快随之灰飞烟灭。
而时间回到1350年，联姻的3年后，坎塔库尊又召来了2万名奥斯曼骑兵，帮助他将塞尔维亚军队从萨洛尼卡（Salonika）附近的马其顿海滨城市赶走，从而将萨洛尼卡从斯泰凡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尽管奥斯曼军队没有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在苏丹的准许下，他们心满意足地满载着掠夺来的战利品返回了小亚细亚。两年之后，奥尔汗又帮助热那亚人在战争中对抗后者的老贸易对手威尼斯人。在这一过程中，奥尔汗也采取了对坎塔库尊的敌对行为。1352年，威尼斯人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公开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于是坎塔库尊再一次召来了2万名土耳其士兵，甚至不惜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以支付他们的酬劳。坎塔库尊还许诺说，将把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4]的一座城堡送给奥尔汗。凭借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他解救了阿德里安堡，保住了他在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并宣布他的儿子马修（Matthew）为共治皇帝。
1353年，奥尔汗的儿子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5]率领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6]去接收坎塔库尊许诺的城堡齐贝（Tzympe）。这座城堡位于加里波利和爱琴海之间的加里波利半岛上。就在他们抵达后不久，一场地震毁坏了加里波利的部分城墙，于是苏莱曼又迅速占领了加里波利。在修复了加里波利的城墙之后，他从亚洲迁来了第一批奥斯曼移民。很快，奥斯曼人又在逃亡的基督徒抛弃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类似的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单独的穆斯林贝伊统治。[7]这些贝伊都是奥尔汗的得力战将。在他们眼中，奥尔汗与其说是他们的主子，还不如说是一名发挥黏合剂和召集人作用的战友。正是依靠他们规模庞大的私人军队，奥尔汗才得以在欧洲为他的奥斯曼帝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除了农民之外，来自各个省份的希腊人纷纷在各个城堡和城镇避难。由于他们主动投靠，奥斯曼人也不去骚扰他们。
以此为起点，奥斯曼人在欧洲的版图开始逐渐向西扩张，加齐们开放的边地社会也随之在欧洲扩展，给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染上了奥斯曼的色彩。奥斯曼人的先头部队通常会迅速突进，宽广而深入地进入敌人的领地，阻隔交通，毁坏庄稼，破坏当地的经济；奥斯曼人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沿着先头部队进军路线上的主要道路和通往多瑙河的四条河谷建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定居点。不过，土耳其人起初并没有进入附近多山的地区，因为大量的当地居民就在这些山区里避难。在土耳其人向动荡的巴尔干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因为他们的到来对当地受压迫的人民来说通常算得上一种解放。围绕着伊斯兰托钵僧团体设立的接待所，新的土耳其人村庄逐渐发展起来。穆斯林贝伊们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与基督徒农民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最终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他们赶走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世袭阶层，这些希腊人或来自拉丁国家的人此前一直在压迫和压榨其封地上的农民。取而代之的穆斯林贝伊们建立了一种松弛而间接的控制关系。作为领主，他们只向农民征收有限的赋税，并且取消了他们无偿劳动的旧有义务。这是因为，根据奥斯曼的法律，贝伊们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在农民和苏丹之间承担一定职责的中间人；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其他方式得到的土地，全部归苏丹所有。正当拜占庭帝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均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的时候，奥斯曼人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这种分裂的状态。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与他们接壤的基督徒领主纷纷前来向苏丹称臣。他们每年向他交纳一小笔贡品，以表示臣服于这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对基督徒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从而确保了当地的农民不会跟他们的领主一道反对奥斯曼的入侵。甚至他们的政策还鼓励农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基督徒领主。基督教修道院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基督教封建主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愈加繁重，对他们的虐待也愈加残酷，而奥斯曼人的到来使农民获得了解放。因此，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们很快就开始对穆斯林入侵者持欢迎态度。奥斯曼化给巴尔干农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中就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正如后来一位法国旅行者所写的那样：“乡间十分安全，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土匪或剪径大盗的消息。”——而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远没有这么安宁。
在这一阶段，奥斯曼人控制了加里波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和马尔马拉海的欧洲沿岸。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到君士坦丁堡的最短距离只有几英里。感到局面不稳的坎塔库尊指责奥尔汗背信弃义，提出出价1万枚达克特金币[8]赎回齐贝。奥尔汗很清楚，只要他愿意，他随时有能力重新夺回齐贝，于是接受了坎塔库尊的提议。但是，奥尔汗坚决拒绝交出加里波利。他宣称，他得到加里波利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真主的旨意，并且拒绝再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凭借真主的帮助，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应当留在加里波利。
坎塔库尊感到自己被彻彻底底地羞辱了。在国外，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拒绝向拜占庭帝国伸出援手。保加利亚沙皇讥讽他说，坎塔库尊之前亵渎神明地与土耳其人结盟，现在的苦果是他罪有应得，拜占庭人应该自己去应付这场风暴。“如果土耳其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他补充道，“我们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在国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揭竿而起反对约翰·坎塔库尊，设置街垒把他堵在了自己的皇宫里，并且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公众对坎塔库尊嗤之以鼻，指责他企图将君士坦丁堡交给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况下，坎塔库尊别无选择，只得宣布退位，随后躲到斯巴达附近的米斯特拉（Mistra）的一座修道院中。在这里，他化名为约瑟夫·克里斯托杜洛（Joasaph Christodoulos），度过了余下的30年，并写就了一部有关他的时代的出色史书。
苏莱曼帕夏继续向内陆进行征服和殖民，先夺取了德莫迪卡（Demotika），继而又占领了乔尔卢（Chorlu），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之间的联系。苏莱曼的殖民行动几乎没有遭遇过当地的希腊居民或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手下军队像样的抵抗。事实证明，约翰·巴列奥略像约翰·坎塔库尊一样任由奥斯曼人摆布，而更大的羞辱还在等待着他。1357年，奥尔汗与狄奥多拉之子哈利勒被海盗扣留，奥尔汗要求约翰·巴列奥略前往福西亚（Phocaea）予以营救。而就在拜占庭皇帝围困福西亚的时候，奥斯曼军队却在挺进色雷斯。在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奥尔汗又命令他继续留在福西亚参与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再一次出发，却在途中遇到了他的舰队。皇帝的舰队放弃了围困福西亚，而皇帝也未能说服他们继续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向奥尔汗恳求说，自己力有不逮，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此时的奥尔汗，已经相当于拜占庭皇帝的上级。他拒绝更改他的命令。1359年，约翰·巴列奥略只好去斯库塔里拜见奥尔汗，如同一个附庸试图安抚他的宗主一般。苏丹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同意各支付奥尔汗之子赎金的一半，并且承认色雷斯地区的现状。在解救了哈利勒之后，皇帝还得将自己10岁的女儿嫁给哈利勒。在奥尔汗的命令下，皇帝回到了福西亚，交了一大笔赎金，把哈利勒带回了尼西亚。在尼西亚，哈利勒和信仰基督教的公主按照穆斯林的礼仪举行了订婚仪式。约翰·坎塔库尊让奥斯曼人以军人的身份进入了欧洲，而他的对手约翰·巴列奥略则进一步承认了奥斯曼人作为移民进入欧洲的现实。
奥尔汗于1359年去世，而他的长子苏莱曼则在前一年身故——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放鹰狩猎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奥尔汗的小儿子因而得以继位，是为穆拉德一世（Murad I）。奥尔汗作为奥斯曼三位“开国之父”中的第二位，他更多地依赖的是他的外交手腕，而不是军事才能。在把自己治下的土地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之后，他以一支先进的军队为后盾，进入了欧洲。他所仰仗的不是直接地使用武力，而是间接地依靠武力去讨价还价。面对孱弱而分裂的敌人，他并没有急躁冲动，而是展示出堪称楷模的耐心，以及天才般的操纵和谋划能力。这些正是奥斯曼帝国得以立足欧洲的基石。
现在是时候扩大征讨的范围了。奥斯曼军队将作为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去征服那些与他们的边境接壤、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拜占庭帝国和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残余领土。这一重任落在了40岁的穆拉德一世身上。这位苏丹将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超越他的两位先皇的成就，并成为其所在时代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从穆拉德一世开始，西方将屈服于东方，就如同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东方屈服于西方那样。
[1] 拉丁国家指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相对于信奉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
[2] 这里的圣地大体指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地区，相当于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西部、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和叙利亚西南部。
[3] 此时，米海尔九世与其父安德洛尼卡二世为拜占庭帝国的共治皇帝。
[4] 色雷斯切索尼斯是加里波利半岛的古称。
[5] 帕夏为奥斯曼帝国常用的尊称或荣誉称号。
[6] 赫勒斯滂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称。
[7] 土耳其人对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占领，意味着土耳其人控制了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加里波利半岛至今依然是土耳其领土，加里波利城在土耳其通行的名字是盖利博卢（Gelibolu）。而土耳其人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完全垄断亚欧之间的海陆交通，要等到100年后的征服者穆罕默德时代。
[8] 通常指威尼斯发行的达克特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