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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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砚斋词话
清代词话著作。邓廷桢撰。共十五则,收于民国十一年(1921)邓邦述辑刊《双砚斋丛书》之一《双砚斋随笔》中。唐圭璋《词话丛编》即据此收入。邓廷桢论词尊崇南宋姜夔、张炎,说姜词“识趣既高、兴象自别”,能寓家国兴亡之感,有击碎唾壶之意,而且运笔琢句都异常工妙。他比较姜、张词风的不同,说姜“硬语盘空,时露锋芒”,张炎则“返虚入浑,不啻嚼蕊吹香”。这些见解虽然受浙派词人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邓廷桢却竭力避免浙派的偏颇倾向。论姜词如此,论苏轼、辛弃疾的作品也是如此。
谏太宗十思疏
唐魏徵作。见《全唐文》。系作者于唐贞观十一年(637)进谏的一篇奏章。时天下安宁,生产发展,但唐太宗渐生骄奢之意。作者犯颜直谏,“频上四疏,以陈得失”(《旧唐书·魏徵传》),此系第二疏,故又题《论时政第二疏》。作品以“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为中心,展开说理,指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而历史上不少当国者,“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因为“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故劝太宗为“君人者”须“十思”,也就是要以知足、安民、养德、戒骄、节乐、勤政、纳谏、律己、赏罚有度等十事自戒,这样,才能“积其德义”,“垂拱而治”。此文词旨剀切,情理交融,气势雄峻,又巧用比喻、排比、用典等法,使议论更加形象、有力而充实。其中“居安思危”、“载舟覆舟”等句,已成千古名句。太宗曾下诏谓:“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后世治国者,亦有以此谏为“自戒”者。清吴楚材、吴调侯评曰:“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古文观止》)
榕村语录
三十卷。清李光地撰。是书为李之门人徐用锡及其孙清植所辑,为光地学术言论汇编。其中有光地所自记者,有子弟门人所记者,而以光地自记及清植记者为多,各注于诸条之后。书中经书总论与论 《四书》者八卷,论 《易》、《书》、《诗》、《三礼》、《春秋》、《孝经》者九卷,论宋六子、诸儒、诸子、道统者三卷,论史者一卷,论历代者一卷,论学者二卷,论性命理气者二卷,论治道者二卷,论诗文者二卷,末附韵学。
韩非子
原名《韩子》,战国末年韩非撰著的理论散文作品。作者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御臣方法)和列子的“势”(统治的权力)而提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统治方法,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的是帝王以权势和御下之术来保证独裁一切。他所说的“法”最要紧处是帝王赏罚有度,实际上是术的补充。由于韩非切于政治的实行不以理想代替现实,所以能客观地揭露现实封建政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有唯物论倾向。他又以道家学说为理论基础,故立论剖析,时有辩证法因素。《汉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共55篇,与今本相符。所收篇章大部分为韩非所作,仅《初见秦》、《解老》等数篇疑为后搀入。特别重要的篇章有《孤愤》、《难势》、《问辩》、《定法》、《五蠹》和《显学》等,提出一套“法”、“术”、“势”并用的法治主张。书中保存了有关韩非的思想及古代历史的许多珍贵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章严谨细密,语言锋芒犀利,善于辨析事理,逻辑性强,而且富有文采,对后代说理散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本书注本甚多,以清王先谦《韩非子集解》最为通行。近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资料搜集得比较完备,梁启维《韩子浅解》,注释比较详明,便于参考。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一卷,唐不空译,日本快道题记,或云千手大悲心陀罗尼经,尾题大悲心陀罗尼经并咒。
贤首经
佛说贤首经,一卷,乞伏秦圣坚译。并沙国王夫人颰陀师利(此曰贤首),愿闻十方佛菩萨土之名。佛为说之。次问离女身之法。佛答以十事。梵Bhadraśri,-śiri(Siras之不规则女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