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

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一1928年6月4日），字雨亭，奉天(今辽宁)海成县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其父张有财开小商铺，兼设赌局抽红。张作霖十四岁丧父，家贫无力就学，得村师帮助入塾读书，数年后辍学，改学兽医，后又改习他业。他一度流浪于营口县的大高坎镇上，与赌棍流氓厮混。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赴朝鲜，路过黑山，他投入毅军马三元部下当兵，不久离开，回大高坎镇开一小兽医庄，并与黑山南赵家庙地主赵占元次女结婚。

甲午战后，辽河下游各县的失业群众与散兵游勇纷纷竖起绿林旗号(俗称“马胡子”)，从事劫夺。张作霖以医治马病的关系，与各帮首领多所结识，因此，曾被人视为“窝主”。当时，各帮绿林有的以割据形式，划定范围，到界外劫夺，在界内为地主富绅“保镖”，令居民摊派一切费用，号称“保险队”，又称“大团”。张作霖经岳父协助也纠集了几十人，当上赵家庙一带的“保险队”头目。某次，他率队到新民姜家屯劫夺了蒙古族好马五十多匹，全队由步卒变为骑兵。其后，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各带一小帮来归，声势日大。

1902年，张作霖率部二三百人，经八角台豪绅作保，由新民府知府增韫呈请盛京将军增祺批准收编，张被任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所部驻新民数年，名为官军，并不改劫掠旧习。

日俄战争开始时，张曾倾向俄国，后来随着战局变化，转而为日本做掩护日谍、刺探情报的勾当。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设立两个军事机关:一个是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派日本士官毕业生蒋方震为总参议;一个是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以出身绿林的张锡銮为总办。张锡銮将全省旧军编成八路巡防队，张作霖任前路统领。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奉天八路巡防队改为五路，张仍任前路统领。张作霖等视新军为其发展障碍，极力排斥新军将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东北革命党人张榕与蓝天蔚等新军将领拟策动奉天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采纳反动士绅袁金铠的建议，急调驻防辽源一带的张作霖部入卫。张早已窥测时机，密令所部向沈阳移动;闻召令后，便星夜兼程进省。当时赵尔巽慑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尚未敢立即采取镇压手段，但他也不肯独立，而是与当地反动官绅相勾结，成立了装点门面的“奉天国民保安会”，赵不再称总督，而改称会长。张作霖到沈不久担任了该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随后，形势略稳，赵尔巽依靠张作霖剥夺了蓝天蔚的军权，并赶走了蒋方震。1912年初，赵尔巽又指使张作霖与袁金铠将张榕骗杀并掠夺其家产。接着又捕杀了新军干部与革命青年一百余人。之后，以赵尔巽和张作霖、冯德麟为首的三十三名旧军将领发出愿效忠清廷的反革命通电，电达袁世凯。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迅速覆灭，袁世凯窃权上台了。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率东北各将领致电祝贺。赵被袁改任为奉天都督，张作霖与冯德麟分任二十七师与二十八师师长。自此，张作霖一面讨好袁世凯，一面向日本帝国主义靠拢，他深知欲攫取奉天大权就必须取得日本的支持。1912年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路过奉天，他前往拜访并表示:今后，他“愿按日本的指示行动”。

1913年3月，当袁世凯于“宋(教仁)案”之后亟谋对南方用兵时，为免除后顾之忧，特召见张作霖并加以慰勉。张返奉后，竭力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为袁世凯效劳。此时奉天都督为张锡銮。张作霖用各种手段排挤了许多旧将领，逐步成为张锡銮手下最有实力的人物。随着张作霖的羽毛日丰，袁对他渐不放心，1914年8月袁企图给以将军职衔调他至内蒙。张闻讯立刻鼓动奉省绅商上书挽留，迫使袁打消了原意。

袁为了笼络并钳制张作霖，1915年8月，把自己的亲信段芝贵调到奉天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作霖佯示欢迎。此时，袁正亟谋复辟帝制，张密电袁世凯劝进，声言“关内外有异议者，以身当之”。袁“登基”时，论功行赏，段芝贵封公爵，张封子爵。张不高兴地说:“我何能为人做子!”1916年春，他看到袁的帝制梦行将破灭，就改变了过去对段芝贵的亲热态度，迫使段逃回北京。当时袁正陷入四面楚歌中，不敢开罪于张作霖，被迫任命张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帮办。到此，张实现了攫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宿愿。6月袁世凯死去，张被黎元洪与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任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初，北洋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发生“府院之争”，张作霖依靠日本为后台，站在段祺瑞一边。他派代表参加徐州督军团会议，要求解散国会，并一度宣布奉天“独立”，向黎元洪示威。在“独立”期间，他乘机扩充军队成立了二十九师，任吴俊陞为师长。同年6月，张勋策划复辟活动时，张作霖开始采取骑墙态度，观察风向。及复辟失败，张乘机把因参加复辟活动在京被捕的冯德麟所部二十八师收为自己掌握。其后不久，张又借黑龙江内部政争的机会，把势力伸张到黑省，向北京政府保荐了他的儿女亲家鲍贵卿任黑龙江督军。对吉林方面，张也企图伸手，但为吉林督军孟恩远所抗拒。

复辟事件过去后，北京政府由冯国璋与段祺瑞所掌握。其时国内政局除南北对峙(南方成立护法军政府)外，在东西方帝国主义支持下，北洋军阀内部又酝酿直、皖两系之互斗。在对南方问题上，皖段主张用武，而直冯则予以掣肘。1918年春，经皖系政客徐树铮的拉拢，张作霖派兵入关，以支持对南方用兵为名，谋取更大权力。9月，皖系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副总统一职，徐树铮为换取军阀在南征中卖力，曾以之为诱饵，既许给直系将领曹锟，又许给张作霖，终以各方牵制而暂时搁置。徐树铮为疏通对张的关系，同月示意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当了东三省巡阅使。是年冬，欧战结束，英、美等国为与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日本争夺中国，策动南北“和谈”。12月2日，日本也被迫加入“五国劝告和平”。在此情势下，日本指使张作霖把他伸入关内的势力暂时退回关外。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作霖在东北用严厉防范与坚决镇压反日的措施，博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宠爱。事后，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嘱驻奉总领事向张“面谢”。

张作霖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帮助下，1919年7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恩远解除职务，孟屈服，解决了吉林问题。随后，北京政府在张的示意下调鲍贵卿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任黑龙江督军。到此，张作霖把整个东北三省纳入其统治范围，被拥为奉系首领，为其以后争霸关内打下进可以攻、退有所守的基地。

张割据东北以后，野心益炽，急于向关内伸张势力。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先是，张作霖鉴于皖系掌握的边防军势力日大，成为对自己的威胁，同时也看到段祺瑞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人心，所以他一变过去对段的支持，而暗中加入了直系策划的反皖八省联盟。等战争一爆发，张即迅速率军入关，助直倒皖，结果皖系大败。于是奉系和直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徐世昌成了两系的傀儡总统。张趁此时机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察哈尔与热河，除以镇威上将军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外，1921年5月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张作霖与直系新首领曹锟开会，共同支持靳云鹏组阁。但其后在分割地盘，任用疆吏上双方迭生矛盾。张为对抗直系，暗与皖系势力重修旧好，并利用旧交通系梁士诒、叶恭绰等倒靳阁。1921年12月，张亲自入京支持亲日官僚梁士诒组阁。梁上台后，对外屈从日本要求，对内则照张作霖的意旨办事。这样就引起了直系第二号首领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帝国主义国家正举行与中国利权攸关的华盛顿会议。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梁士诒准备借日款赎路，并允许由中日“合办”。吴佩孚抓住这一题目，接连电斥梁士诒亲日卖国，并攻击梁的后台张作霖。吴电说:“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即其人甘为梁士诒之谋主，即为全国人民之公敌。”于是直奉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4月初，奉军大举入关。29日，在直隶境内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奉军素质甚差，指挥上又失误，不到一周，奉军防线迅速瓦解，被迫撤回关外。徐世昌当即下令免张本兼各职。但张在东三省的统治地位有日本作支柱，绝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他的御用工具东三省议会立即通电推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遂即宣布东北“独立”。

张作霖于“独立”之后为了向直系复仇，埋头整军，设陆军整理处，增聘日本顾问，扩建兵工厂，推行“精兵主义”，将所部十六万人统一编制，称“镇威军”。他为了孤立直系，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退居天津的皖系首脑段祺瑞及浙督卢永祥联系，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同时，他秘密拉拢了冯玉祥以分化直系势力。在对日本方面，他给日本以“合办”投资的便利，换取日本的更大支持。

当张作霖锐意整军备战的时候，直系曹、吴正把国事搞得乌烟瘴气。曹锟以“贿选”而成总统，秽声四溢;吴佩孚滥用武力，各地兵连祸结。因此，反直浪潮不断从各方面兴起。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有了两年准备的张作霖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响应浙卢，通电讨直。15日张自率六路大军向山海关、热河方面出动。由于奉军战斗力提高，又有日本提供的大量军火和情报，战争对直系不利。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吴佩孚逃走，直军迅速溃败，张大获全胜。

奉军战胜后，张作霖背弃了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的诺言，把一部分奉军开到天津及津浦路北段。冯被迫与张共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此时，冯部已改称“国民军”，关于此后政局的通盘处理，冯比较倾向请孙中山主持，积极电邀孙中山北来，而段、张与孙中山的“联盟”，却随着曹、吴倒台而瓦解。于是，奉系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就跟着发生了。1925年春，段祺瑞为了平衡张、冯间关系，允许冯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据有西北地区及京汉线北段;同时加任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线发展。同年5月，奉军大举入关，8月后，奉系由山东南下，据有了江苏、安徽两省，把势力伸展到东南财富中心的上海。

奉系势力向东南的扩张，使新任浙江督军的孙传芳感受威胁。因此孙联合闽、赣、鄂、苏等省的直系旧部，并暗与冯玉祥联合，酝酿共同反奉。1925年10月，孙传芳先发制人，出兵五路对奉军发动进攻。张在东南的势力迅速瓦解。11月8日，孙军攻占徐州，奉军撤回山东。当孙军胜利北进时，吴佩孚在武汉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但吴的目的不在反奉，而在反冯，兵锋指向河南。是时冯暗中策动奉系将领郭松龄反戈讨奉。11月23日，郭松龄自滦州率军出关，迅速攻占锦州、新民等地，张的大本营沈阳危急万分，张准备逃往大连。日本政府见此情况，趁机向张作霖提出了关于日本在“满蒙”地位的新条件(即当年“二十一条”中的南满与东蒙的条款)，张立即表示接受，以换取日本出兵干涉。结果郭军受阻失败，24日郭被擒杀。

当郭回军反奉时，冯部将领打败了直隶境内亲奉拥吴的直鲁联军李景林部，占领了天津。郭死后，冯部进援郭军残部，与奉军夹滦河对峙。冯、张间的冲突既已激化，张作霖乃与进军河南的吴佩孚弃嫌修好。1926年2月，吴、张间订立了共同对冯的盟约六条。随后又把山西督军阎锡山拉进了反冯的战线。于是3月间，张、吴、阎以及直鲁联军共同展开了对国民军的作战。由于各帝国主义敌视国民军，冯军接连放弃大沽、天津、北京，而在南口、晋北及西安三个战场上与敌军相持。

同年7月，当南口战场上还在激烈拼杀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出师北伐了。由于共产党领导和发动了广大工农参战，北伐军节节胜利，10月初攻下武汉，11月初平定江西。盘踞在华中的吴佩孚和东南一带的孙传芳，势力都大为削弱。这时北方的张作霖仍拥有重兵35万，成为旧军阀中最大的实力派，孙传芳不得不亲自到北方来向他求救。当时段祺瑞已辞“执政”，北方军阀群龙无首。11月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举行天津会议。12月1日借十五省“推戴”名义，张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

1927年2月，张以“援吴(佩孚)”为名，派兵入河南，先抢夺了吴的地盘。不久，蒋介石在沪宁地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南方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张作霖与南方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搜查俄国使馆，逮捕并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借此向帝国主义争宠，并希望与蒋谋妥协。5月底，自潼关东来之冯玉祥国民军与武汉革命政府派出之唐生智北伐军会师郑州，南京方面的军队也北上攻占了徐州。张作霖乃于此时提出“和国反共，联阎讨冯”的口号，企图用来分化对方，幻想造成以黄河为界的局面。6月18日，安国军政府成立于北京，张作霖自称海陆军大元帅，他认为这样可以南北对等，便于和议。6月25日，张以“大元帅”名义下“息争令”，并发表通电，恬然自称是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作为“实以继中山之志;并非有政见之殊”，只是对于“甘心赤化者”，要“问罪兴讨”。其目的仍在联合蒋、阎，以对付冯、唐。从6月底到7月中旬，冯玉祥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继蒋介石之后，也走上反共道路。在此以前，善于投机的阎锡山也已投靠南方，于是张所希望的“蒋、阎、奉”联合落空，而成为“蒋、阎、冯”联合对奉的形势。但到8、9月间，南方新军阀内部发生了宁、汉、粤、桂之间的派系争权斗争，蒋介石宣布“下野”。河南境内也发生了冯、靳(云鹗)之争。于是孙传芳部乘机反攻，夺徐州，占浦口，渡长江而进军龙潭。张作霖也趁此时机于10月间向京汉、京绥之间的阎锡山部发动了攻击。当奉晋两军相持不下时，冯玉祥在陇海线向张宗昌展开猛攻，12月初冯军与南京方面北来之师重新夺取了徐州。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总司令，国民党军编成一、二、三、四集团军，重新分配了“北伐”任务，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攻势。山东战场上张宗昌节节败退，4月底放弃济南，偕孙传芳渡河逃走。到此，张作霖鉴于大势已去，遂决定从各线上撤退，并于5月9日通电，借口停战息争，做退回关外的安排。

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而起家的。国民党新军阀与奉系旧军阀的斗争，反映着当时英美与日本在华的争夺。因此南北混战过程中，日本一再对华增兵，企图挽救奉鲁军阀的垮台。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使得张作霖在接受日本权利要求上，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也由于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插手，从而使日、奉关系复杂化而产生若干矛盾。先是1927年前张作霖曾令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筹款自行修筑了奉海、吉海、呼海等路的一部分，并修筑了与南满路平行的打通路。日本认为这些铁路的修建，是东北当局的排日行为，特别是认为建成打通路对日本“在满蒙的经济发展实大有损害”，向张作霖提出抗议。张还计划向西方国家借款修建葫芦岛港，又在南满路沿线设卡征税，也都引起日方的不满。另外，日本政府要求张作霖趁掌握北京政权之时，履行前在消灭郭松龄时曾允许日本实现其在满蒙权利的诺言。张慑于国内人民的反帝浪潮，不敢实行前言。同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召开由驻华公使、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等参加的“东方会议”，要求加强对张作霖的控制。会上决定向奉方提出日本在“满蒙”境内各项特权要求，并决定必须迫使张作霖答应全部要求，否则即寻找机会解除其武装。会后，8月，日本公使芳泽回北京，即向张作霖提出所谓《满蒙觉书》，要求解决一切悬案。但这消息一传出，就引起美国政府的嫉视，更引起全国各地特別是东北三省人民的愤怒抗议。东北人民纷纷举行反日示威大会。张作霖虽竭力制止反日运动，但日本仍疑心是张作霖暗中放火。10月，田中加派满铁社长山本赴北京，设法包围张作霖，力求迅速解决。经过一段交涉，张对日方所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表示可订密约，但日方要求非由双方政府签订正式合同不可。反复纠缠到1928年5月上半月，张同意在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两路合同上签字，吉林至五常一路，留待日后再议。但这消息又一次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抗。日本对敦图路的施工，遭到群众阻挠。随后，日本首相田中指令芳泽继续迫使张作霖采取果断措施，满足日本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等)，但张从自己利益出发不敢全部承诺。至此，日方对自己多年来所扶植的这个工具大为恼恨，便决心采取另外的手段来对付他。

5月17日，日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面递日本政府“觉书”，声称中国战事即将波及京津，如果满洲治安受到影响，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与递交“觉书”同时，芳泽劝张早日退回关外。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其左右亲信开会研究战局形势，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乘回奉天的专车由北京出发，4日清晨五时许，张的专车到达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当穿过京奉路与南满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洞时，一声巨响，铁桥被日本预先埋好的炸药炸塌，张所坐的几节车厢也被炸碎，同车的吴俊陞登时丧命。张作霖受重伤，被救回沈阳后，当日死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曾极力掩盖真相。到二十多年以后，谋杀人之一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作为战犯，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供认了他们谋杀张作霖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