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对四川县政民员训练所精神讲话
今天我要对各位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这个问题，却又包含许多方面的问题，要想在一两个钟头以内解释明白，很不容易，现在只能就根本原则上大体的讲一讲。
委员长蒋先生在湖北江西督勦的时候，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意思，就是说：剿匪工作，军事祇能尽三分的责任，政府要负七分的责任。本来政治的事情，无论非剿匪省份或是勦匪省份，都是应该改良的，并不是因为要勦匪，才要改良，可是因为勦匪之故，尤觉得非改良政治不可！
因为国家设立政府的根本目的，即在实施利国福民的善政，使国强民富！现在我们国危民困，就是政治不良的结果，即使没有匪乱，也必须改良，以发挥政治的功能，而尽到政府的责任；若有匪乱发生，则更为政治腐败之表征，愈非励精图治，不足以削平大难，消灭乱源！好像一个人，平时体格不健强，就非好好的锻炼不可，一到生病的时候，便格外感觉自己的体格不好，探本穷源，要想铲除病态，单靠临时施以针炙，即使勉强收效，但是如果不注重衞生与锻炼，使身体根本健强起来，结果这种病态还是随时可以发生。现在国家之发生匪乱，就是国家的病态，要想消灭匪乱，根本之图，自不能单靠武力，而在改良政治。古语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世界上的人，如果有衣穿，有饭吃，不受什么压迫痛苦，那个人真正愿挺而走险，去当盗匪，来把自己的性命作孤注？其所以如此者，就是由于政治不良的关系，因而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压迫，逼得他们走上这条路。胡林翼所谓：“民乱必由官贪”，又谓、“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左传亦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可见政治之腐败，实为驱民为匪惟一之主要原因。我们要消灭匪乱，就非正本清源，修明政治不可！征之已往历史，专以武力来剿匪平乱而终归失败的教训，已经明白的吿诉我们剿匪必须改良政治，何况赤匪更有他的政治主张，可以煽惑一般民众，而与普通土匪不同？大凡匪乱既是形成了燎原的势力之后，就非纯粹军事的力量所能扑灭。所以胡林翼说：“吏治坏则民生无依，虽日杀千贼，无补大局。”，必须用政治的力量来做剿匪的主力。例如：清代咸同间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派向荣这般人专用武力来打，其后愈打而长毛气燄愈凶，直到江南大营崩溃之后，更觉没有办法去打他，那时的情形，真是危在旦夕，几有不可收拾之势；后来曾胡这般人起来，艰苦肆应，才得转败为胜，中兴清室，这就是因为向荣那般人只知军事，曾、胡一般人则不仅知军事，尤懂政治，在努力军事之外，极力注重政治的刷新。又如明朝王阳明先生，他是讲理学的人，可说完全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军事家，他一面荡平赣南的匪患，并能削平宸濠之大乱，使明室转危为安。再远溯宋朝，李纲的剿匪也是很懂政治，当金人寇边之际，就以平匪患修内治为力图恢复的先务；如此先例，不一而足，无不灼然昭示我们：惟有发挥政治的力量，才可以平定大乱。
委员长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特别注重到政治方面，确定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力量”来勦办赤匪，所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一个口号，并不是随随便便说的，看来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口号，却是从千百年历史的教训中所得到的重要原则。
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剿匪工作上政治力量之重要，虽然已经明白，都觉得非靠政治力量来剿匪，必不能有成功之一日；但是政治力量要如何才可以发挥呢？大家要知道：政治这件事情，在一个国家以内，是具有整个不可分性的。讲改良政治，便不是一个地方或一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国整个的问题。决不能就一部分改良，其他各部分便可不问；亦非其他各部分不同时改良，而能够使某一部分改良的，所以自中央以至地方政治的各层级各部分，必须兼筹并顾，同时改进，调整发展，然后可以获到改良政治的实效。但是从实际上讲起来，中央直接办理的政务，究不过是一小部分，大多数的政务，还是归到各地方直接办理。
并且集地方而成国家，地方是国家的基础，我们要改良全国整个的政治，自应先改良地方政治。好比我们建设一所房屋，必先立一不拔之基，然后可以建成高楼大厦。如果奠基于沙滩之上，便非倒坍不可，而且根本上也没有建立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致力于政治的改良，只有先从改良地方政治入手。
讲到地方政治，便是指省以下的政治而言，县政就是地方政治的单位。省政府在地方政治上也和中央政府一样，由他直接办理的政务并不多，县政府才是负责办理的集中机关。省政府以上的机关，都是命令和监督的机关，县政府才是执行的机关，也可说前者是治官的机关，后者乃为治民的机关，如果治民的机关组织不健全”便不能推行政治。好像一个军队的司令部或总指挥部任他组织得如何健全严密，计划如何完善周到，而直接负战斗责任的营、连、排长等下级干部不健全，还是不能作战，必须先求下级干部真正健全，然后可以圆满的达到他的任务。我们要改革政治，也是一样的道理，须先改良地方政治，尤须注重县以下的政治机构，必使地方各级机关，都能够组织健全，才可以增进行政的效能，发挥政治的力量、以上是讲我们改革政治入手的步骤，是要先从地方政治做起。至于改革之道，具体的讲，不外三种问题：
第一、就是政制问题，亦即行政制度问题，换言之，就是机关组织问题。
第二、就是政纲问题，亦即政务纲要问题。
第三、就是政本问题，亦即行政人员品能问题。
这三方面的问题，彼此关系很密切，如有一个间题不能解决，则整个政治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制度是行政的根本工具，改革政治必先使政治机构组织健全合理，然后有很好的工具，来推动政治，增进行政的效能。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比工厂里制造货物，一定要有良好的机器，机器如果精巧灵活，出品才能优良，制造才能迅速；但是机器虽然精巧，如果制造品的原料不好，还是不能出产优良的东西、要造出优良的东西，又必须先选择好的原料，政纲就仿佛是原料一样，仅管你政治机构组织得很好，如果没有合理的政务纲要，仍旧不能产生好的政治。所谓合理的政务纲要，就是适合于时间空间所需要的大政方针，因为时间与空间之不同，各地需要应办的事亦必随之而异，必须在施政之前，先考虑那个地方于现有人力财力各项条件之下，在某一时期内，那些事是应兴应革的，便应该办那几种。因为时间的关系与事情性质之不同，尤须权衡轻重辨明缓急，分别先后，而斟酌办理的程序，择其紧要而迫切的先办，次要而较可缓的后办，这就是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与大学上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的道理。应办事项自决定之后，到了办理的时候，便立定决心，聚精会神的办去，总要在预定期间内尽早办到应办的事情。施政纲要如果订得真正合乎当地的需要，并且真能如期办通，那么由这种纲要所形成的，便一定是合理的良好政治。但是机关的组织虽然很合理，行政计划也很妥当，如果行政人员没有道德、学术、才能的素养，没有努力奋发的精神，还是不能运用这种机关来实行这种计划而得到良好效果！行政人员就好像工厂里的技师或工程师，技师、工程师的技术本领如果真是很好，就特别可以发挥机器的工能，利用好的原料，生产特别优良的东西，而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并且即使机器不甚灵活，原料稍微差劣，亦能造成较好的货物，否则必徒然败坏机器，浪费原料，致使工厂非失败关门不可！这和我们办理政治的道理很相同，所以古人有言：“有治人，无治法。”又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由此可见行政人员之重要、所以行政人员必须具备水平线以上的智能与卓越的道德精神，始足以当之而无愧。以上三者能够同时解决，才可以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
现在再就勦匪省份对于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分别的大槪说明一下：
第一 政制问题
剿匪省份既是一个特殊情形的区域，所以需要一种特殊的行政制度来应付特殊环境的要求。现在四川匪患蔓延，也变成了剿匪省份之一，和其他剿匪省份的情形一样，一切行政制度行政系统，当然要完全遵照行营的规定和其他剿匪省份同样的办理。因为剿匪省份的情形与非勦匪省份的情形，完全两样；而且勦匪省份一切制度，都已实行几年，产生了相当的成效，现在再拿来施之于四川，一定也以成功。各位将来都是负一个地方政治责任的人，更负了改良地方政治的使命，对于勦匪省份的政治制度，就不可不硏究明白。好比工厂里的技师、工程师之对于整个机器的构造，要首先剖析明白，对于机器部的作用，更要硏究清楚，否则随随便便使用起来，就非弄坏不可！行政人员对于整个行政体系，如果懂得不透澈，势必系统不明，权责不分，互相牵制，彼此冲突，结果制度本身既不能发挥其固有的功能，政效率，便更不可问了！关于勦匪省份政治制度的问题，本所特别设了这门课程，今天兄弟祇扼要的说明如下：
就勦匪省份地方政制纵的系统来说，还是以县为中心，县政府之上有省政府各应处，有督察专员公署组织，但督察专员不是在各应处之下另加一级，换言之，不是省县之间纵体的层叠，只是省政府横面的扩张，县以下则为区署保甲的组织。其整个系统如下：
督察专员由此可见这种制度与非勦匪省份行政制度完全不同。这种制度，并不是故为标奇立异，而系行营就普通省份现行制度斟酌损益，补偏救弊，逐步改进而成的一种较为完善合理的制度。因为在现行普通行政制度上无论纵的系统或横的关系，都有很大的缺点：
（一）从纵的系统而言：以县为中心，则省、县之间及在县之下，均缺乏健全适当的组织
（1）就省与县之间来说，则因一省的区域，过于辽濶，而省政府与县政府之间。上下远隔，没有承上起下代省府直接管理各县的机关，所以督察难周，呼应不灵。就中国本部各省讲，每省至少都有六七十县，比较大的省份，有多至百余县，例如河南一省就有一百十一县，河北有一百三十县，四川有一百四十八县，并且各地山川梗阻，交通不便，一个省政府要管理这样多的县份，自然鞭长莫及，很不容易管理得周到。据欧、美科学家说：就是到现在这种科学管理方法发达的程度，任何聪明才智的人认不能管理到二十个以上的单位而严密无失，这确是经騐之谈，因此之故，省县之间，一定要有代替省府就近直接管理各县的机关，所以专员制度，就应之而生。
本来民国初年，沿袭清制，各省于省县之间，都设有道尹。在清朝时这种中间机关则更多一层，而有道府之制。但是实行的结果，省县中间阶级太多，也有流弊。现在督察专员，就好像民初道尹的地位一样。道尹之设，也就是代省府就近督察所属各县县长：但专员却又不全像道尹，因道尹既在实际上没有实权，更无所事事，不过是省县间的一个承转机关，不惟不能收到监督的实效，反而产生积压公文的流弊，专员则不然，除赋有监督区内各县长之实权以外，并且兼任驻在地的县长，仿佛又像前清直隶州的知州，前清知州自理一县兼管所属之他县，虽和专员相同，可是知州不管兵事，专员即兼任区保安司令，既管区内各县的民政，并管区内各县的兵事，这又好像民国初年的镇守使。总之，专员制度，很像从前的知府，却又不是知府。又很像道尹，却又不是道尹。很像镇守使，又不是镇守使；很像知州，又不是知州。而其考核各县，则有类于知府；承上起下，则有类于道尹；自理一县兼管他县，则有类于知州；统领军政，则有类于镇守使。所以专员制度，可说是合已往这几种制度冶于一炉而成的新产物，兼有各制之长，而无其短。因为他代省府直接就近统辖全区军民两政，就不啻是省政府的一个支部或分府，也就是省政府的耳目手足。省政府高高在上，有了这些支部，分配于省内各方面，来代替他管理各县，自然就可以收指臂之效、讲到督察专员的职责，大槪有三种：第一、就是对于所属各县县长之监督考核。从前因为没有这种机关，省县之间往往情形隔阂，调度呼应，极不灵动，省府既无从监督，各县县长亦辄阳奉阴违，朦蔽取巧，所以省政府一切政令，到达各县之后，往往没有着落。现在既然有了专员就近监督，各县县长便不能再有这种弊病。第二、因为他兼理一县，就必须以身作则，推行政令，以为振导，使所属各县县长咸能奋勉，砥砺事功。惟其如此，他然后明白实施庶政的难易，而硏究推行尽利的办法，实事求是，不致再蹈过去道尹专事批评不知甘苦之弊。第三、除自己推行要政以为所属各县县长的表率以外，并且对于区内军民两政，负有统筹兼顾之责，凡非一县的人力财力物力所能独自举办而对于区内各县有同样需要的事情，专员便应负领导之责，督同属县协力办理，如此则事必易举，而成效必易见。例如设立学校，每县要办一个中学，事实上自可不必，抑在人力财力上往往又不可能，尽可以联合几县合办一个。四川现在有一百四十八县，合计有中学二百四十余所，数量虽然很多，论其素质，则大多数很坏，就是因为各处各自设立，力量不足，弄得不成样子。大槪现在四川全省至多只要有四五十个中学办理得很好，也就够了，又何必每县办一个或一县办到几个呢？不特教育如此，此外地方各项建设又如道路之修筑，水利之兴办，都应该联合举办，用不着各县各自为谋、不过对于这类联合举办的事情，一区之内必须预先订好全盘的计划，并且要和全国全省所订的同样事业的整个计划一致，不可有矛盾抵触的地方。专员既然有了这些实权，而其体制，又很隆重，当然就较之从前道尹知县等制度切实合理得多了。这样一来，省县之间的政治机构，总算畧完备了！
（2）就县以下来说，以前也没有合理的组织。因为如此，县政府对于一切政令，便没有办法来推行，县政府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文书库。凡县以上各级机关，仅管下命令，尽管行公文，汇集到县政府，便只好束置档案房里去。认真办事的县长，至多出出布吿，已经算了不得，如果糊涂一㸃的县长，对于上面来的公事，甚至连看都不看一下。这固然由于县长不努力不认真，办事苟且因循之过，但是一县的范围，究亦太广，往往一县地方，纵横一百几十里，人民几十万，要想由一个县政府来统治全县的地方和人民，确实也和省府之于各县一样，感觉鞭长莫及顾虑难周之苦。在前清的时候，县署之下，还有所谓县丞、巡检分司、这一类的机关来辅助县官推行政令于四鄕，到民国成立以后，此制无复存在，县以下就没有替县政府推行政令的组织。虽然内政部曾经、颁布鄕镇自治施行法，以区、鄕、镇、坊、闾、邻为地方组织的骨干，但是如果依照现行法制办理的话，区、鄕、镇、坊、国、邻各长，必须由区、鄕、镇、坊各级公民大会及闾、邻居民会议分别选举。然以一般人民智识程度之卑下，政治兴趣之缺乏，各地方很少是依照这个办法切实遵行的。即使有了这些组织，又因为是自治的性质，不是官治行政的组织，县政府要推行什么政令，只能委托他们代办而已。所以县政府要想贯澈政令于民间，简直就不可能。甚至区、鄕、镇、坊各长，几全为地方土劣所把持，与贪官汚吏狼狈为奸。为害地方则有余，推行政令则不足，流弊百出，各地皆然。
还有一层，按照从前的办法，县以下自治行政权和自衞行政权，完全集于区、鄕、镇、坊、闾、邻各级首长一人的身上，自治与自衞，简直混而不分，自衞亦即自治的附庸。如果自治组织一天不健全，则一天不能有健全的自衞组织。何况按照自治法规的自治组织，地方自治之吿成，确是遥遥无期，而在现在这种严重纷乱的环境中，实又非人民自己有健全的自衞组织不可。现在虽然各地都有保衞团的组织，可是团与练不分，其结果遍地形成似是而非的军队，成为土劣作威作福的工具。藉团防之名，尽其剥削人民之能事，不惟不能靠他除盗御匪，保境安民，适足以祸境殃民，驱良为匪。流弊之大，骇人听闻！差不多各省的情形，都是如此。四川多年以来，不但省自为政，而且各防区亦各自为政，一切要政，都没有照中央政府统一的法规办理。民团的组织，积弊尤深。无论自治或自衞，都是百病丛生，尽量的巧立名目，派捐敛财，苛扰百姓罢了。
县以下的情形既是如此毫无体系，我们要澈底改良政治，当然就要特别注意于县以下地方行政的基干之树立，所以为补救已往各项缺陷增进行政效能起见，对于地方行政自治自衞各方面，都要重新确立新的制度，以应实际上诸般的需要。因此在民国二十一年委员长颁行专员制度之后，同时颁行保甲制度，确定县以下分区，区设区长。区以下编组保甲，设保甲长。区长立于县长保甲长之间，和专员之立于省县之间一样，一方辅助县长执行政务，仿佛县政府的分府或支部：一方就近监督指挥所属保甲长执行职务，以为县长之耳目手足。保甲长则秉承区长的命令，为推行政治于人民之最基本的干部。如此上自省府，下至地方，便可以层层节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再就自治与自衞而言，则将自治与自卫分开，先求完成自衞，再由自衞组织的训练，来推进自治。并且将团与练也判而为二，不使混同、保甲制度则属于团的一方面，保甲长负直接管理民众之责，就是农村的警察。各县的保安队和各保之壮丁队或铲共义勇队则属于练的一方面，这就是地方的民兵。
（二）从横的组织而言：我国自民政府成立以后，政府机关，都仿照俄国采行委员制，所以各省省政府按照国府所订省政府组织法，也采用委员制。委员制自然有他的特殊价值与优点，但是根据多年以来实行的经騐，其最大的优点，亦就往往变成了最大的缺点，即因权力不集中之故，各委员间彼此牵制得很厉害。省政府一切政务，都取决于省府全体委员所组成之省政府会议。省政府会议便是一省最高权力机关，省府主席也不过省府委员之一，只是省府委员会中的一个主席而已，并非一个全权的统治者。省府一切重要政务，既然都要由省府会议决定，因此凡有一案提出，必发言盈庭，很难折衷一是，而左牵右掣，欲求政令之顺利推行，每不可得。所以许多要政，往往迁延不决，坐误事机，不能肆应一切、这几年以来，各级机关之采行此制，不知误了多少事！
再则省府以下，分设各厅，各厅应长都由省府委员兼任，并且和省府主席同时由国府任命的，并不是尽由主席礼罗而来的，所以各委员各应长，都不一定是主席所稔知。这样好比一部机器，东设一轮，西配一齿，彼此不是一套，其结果当然不能转动灵活，运用自如。大家都知道：外国内阁制，本来差不多也是一种委员制，但内阁总理之视阁员和各部部长，不过是他的僚属，他们都是由内阁总理自己找来的人。所以内阁总理很有权支配整个的内阁，内阁总理如果一旦不能取得国会的信任，整个内阁阁员，都要跟着他连帝辞职。这种幕僚性质的委员制，事权既然能够统一集中，所以还能够发挥行政的效果。我们省府的制度就不然，各厅厅长之于主席，在体制上虽居僚属的地位，而实际上则各有背景，各有主管，比肩而立，不相上下，各厅各自为政，主席没有办法直接去干涉他们。各厅厅长仿佛只认中央各部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反之，中央各该部也把各省的各该应当作他们直接的下级机关。民政厅就是内政部的下级机关；财政应就是财政部的下级机关；教育厅就是教育部的下级机关；建设应就是实业部的下级机关，各部都直接命令各该应，各该应应长直接秉承各所属部的命令，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直接行文书到所属之部，各部与各应直接往来文书，并不一定要经省府主席的承启。这样一来，弄得省府的组织支离割裂不堪，各厅往往有许多或兴或革的要政，连主席都不大接头。整个省府各部分既然没有切实联属，彼此之间一切事情就自然不能融洽，而产生许多矛盾冲突的现象。各厅只顾自己，替自己的权力利益打算，不管其他各应行政上的利害损益。虽然各应长遇有重要的事情，也提出省府会议，但各厅应长对于与本应利害无关的事情，多不愿过问，否则不是迁延不决或互相推诿，就是彼此倾轧争论不休，完全成了分割的局面。例如各应提出预算案，各厅只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做民政应长的，就天天想办法增加民政应的经费，做教育应长的就天天想办法增加教育应的经费，做建设应长的亦复如此。所以省府经费愈弄愈大。最可笑的，三年以前湖北全省每月收入不到七十万元，而省政府各机关经费，竟扩至两百余万元之多，几乎超过收入的三倍，得苦于没法维持。以此例彼，就可槪见省政权力不集中的大病！省政府的组织，既是如此割裂，行政效率之微弱，自然不问而知，吏治之坏，实多由此而来。
省府组织既然如此，各县县政府亦复如法泡制。县长系由民政厅兰请委任的，其他各应就以为县长既是由民政应委任，就只对于民政应是特别奉命维谨，对于其他各应未必能唯命是从。并且各应也想直接行使其权力于各县，于是在各县也弄出很多的局来，财政应就直接委派财政局长，教育应就直接委派教育局长，建设厅就直接委派建设局长，各局局长祇对各应直接负责。他们与各应和县长的关系，正和各应长与各部和省主席的关系一样，民政应看见各应均有所属之局，于是除县长由民政应长荐委之外，另设一个公安局，并归民厅的系统。像这样一部四分五裂笨极不灵的机器，当然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推动政治。此外还有一㸃，县以下机关组织，大都很简单，经费也很有限，而一切政务又多半集中于县以下机关，当然就感觉处处难得胜任，件件事办不起来。但是省府以上机关则适得其反。组织庞大，人员尤众，经费特多，和县以下机关相形之下，就成了头重脚轻的病象。这也是一个最不合理的组织，要想在这种组织之中，使政治能够推行尽利，自不可得！
委员长看到这些情形，觉得要推行政治，这样省与县两部大小机器，实在非大大的改善不可。所以于第一步颁行专员制度、区公所、保甲制度以疏畅纵的行政系统之后，第二步便发表省府合署办公制，第三步发表各县裁局改科办法，以权力之统一集中为原则，调整横的关系。将县以上治官的机关和县以下治民的机关从头改革，厘定其职责权力的范围与纵横上下间的关系，使成为整个一套。省府合署办公之后，中央各部院会对各应的文书，须经由省府转交各厅处；各应处有意见向各院部会提出，亦须先签呈省府核转。至于各县裁局改科，各科长人选，槪由县长就合格人员保荐，而且完全受县长的统一指挥。于是从省府一直到各鄕村的保甲，均令他能够层层节制，指臂相使，这个行政制度才算完备。这几年以来，各勦匪省份推行的结果，都产生相当的成效，就是非勦匪省份现在采行的亦颇不少。将来如果成绩大着，便可推行全国。
第二、政纲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所谓政纲就是政务纲要，换言之，就是大政方针。大凡无论一国一省以至一县，应兴应革的事一定很多。那些事是很紧要的，那些事是次要的，那一年应该办那些事，在千头万绪中，必须针对当地当时的需要，提纲挈领，分别先后缓急，依次进行。如果要想百废同时俱举，世界上是没有这回事的；否则反要弄得一事无成。政纲就是因时因地制宜的施政纲要，任何政府机关，都不可没有。各勦匪省份自然因为时空之各不相同，政纲自不免有出入之处，但是各省应办的基本要政还是一样，所谓基本要政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管”、“教”、“养”、“衞”四种。这四种在我们中国年不仅是勦匪省份特别的要政，亦为全国任何省县地方的根本急务，都非积极举办不可的。
所谓“管”就是“管理”）管辖”和“管束”的意思。例如省政府管督察专员，督察专员管县长，县长管区长，区长管保长，保长管甲长，甲长管户长，这就是管辖。换言之，管就是组织之谓。社会上有了组织之后，必有事。务发生，有事务发生，就要管理。同时，要想管理一个机关或是管理一群人民，固须先有组织。更须申明纪律。因为纪律就是运用组织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一个组织，没有纪律，就不能维持，更不能发生力量。所以管辖管理。之外，必须再加以管束，才能完成“管”的功用。现在我们中国社会，无论那一方面，可说完全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所有人民好像一盘散沙，人民虽众，就和没有差不多。无论各种事业，都没有办法推行。所以现在必须首先将人民组织起来，并且要和军队一样的组织起来。明其体统，严其纪律，此即所谓民众组织化！所谓“教”就是训练之谓。我们要用训练的手段来提高人民的智全体人民都有现代国民的道德智识能力与精神，做成现代的国民，此即古所谓“教化”。所谓“养”，就是养育之谓，即在使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问题得以解决，这就是民众生产化。所谓“衞”，就是自衞之谓。人民要想安居乐业，必先要能自衞，能自行维持社会的安宁秩序。人民有了自衞的能力，在平时可以自力保境，在国家有事时便可以保国，这就是民众军事化。总之：“管”与“教”是我们行政的手段，“养”与“衞”是我们行政的目的。因为国家设立政府，办理政治的根本目的，无非要为人民谋福利。第一要能维持社会的治安，使人民得以安居，其次要能发达人民的生计，使人民皆能乐业，皆能丰衣足食。前者即为自衞的问题，后者即为养育的问题，亦即食衣住行的问题。要想达到这两个最终目的，惟有先从组织民众与训练民众之基本工作入手，亦惟有将这两种办得很好，政府才容易推行一切的管、教、养、衞、四者，就其相互之关系而言，则彼此又有连锁而不可分的性质：
甲、就管与教养衞三者之关系而言：
子、管以教之：我们要训练民众，必先将民众组织起来。例如要教民众自，就要先照保甲制把他们分别组成壮丁队，义勇队，童子军，妇女队，长老，保安队，才好按其性能与需要而为之训练。如果个别的去教他，必费力太多而成功太少。尤其现代生活都为组织的生活，所以更非有组织的训练不可！
丑、管以养之：人类的生活，具有密切相依的关系，文明愈进步，则共生共存的关系，愈为密切。我国以农业立国，虽然这种关系不见得和欧美工业国家那样显着，但是要想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单靠个人的力量来谋生活，就绝对不可能。何况现代经济关系已变为国际性，竞争又如此激烈，非有强大组织，实不足以竞存！现在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使全体国民在政府保育政策之下组织起来。单就农事方面而言，亦必须改良生产方法，整理水利，防虫防灾，并改用新式生产工具；然这都非一个人或少数人之力所可办到，惟有集合多数人通力合作，方可成功。再推之其他各种生产事业，无不如是。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在勦匪省份就采行合作社的办法，按照地方的需要，组成集团生活性质的各种合作社，诸如生产合作社就可以使人民改良生产方法，发达生产；利用合作社，就可以使人民能够享用各种新式的生产工具；消费合作社，就可以使人民避免商人的剥削而得廉价的生活资料的供给；运输合作社，就可以使入民避免土豪商人的剥削而得以享受生产品的最高代价；信用合作社，就可以调剂金融，使人民避免土豪资本家之高利的盘剥，与提早贱卖生产品之损失而得低利的资金。这种种生计上的便利与发展，都全靠组织而来。所以要解决民生问题，自非首先组织民众不为功！
寅、管以衞之：自衞之必须有组织，其理至为显明。因为要自衞，当先造成自衞的力量，力量之强弱，又以组织之大小和健全与否以为断。组织愈大而且愈健全严密，则自衞的力量必愈强；反是必弱。我们要维持社会的治安，单靠军队的力量是靠不住的。即使可靠，地方亦往往遭受军队的压迫与损害，实远不如以地方自已的力量来保衞自己的地方。何况国家军队最大的使命，在巩固国防，不在保衞地方，所以地方必须由人民自衞，要自衞就必须先有组织。有了组织，才可以谈自衞。四川现在有所谓门户练，虽然也是保衞地方的，但和团防一样，不算真正自术的组织。应该依照民团整理条例和保甲条例将所有的民众，都组织起来，大家各尽所能负起自衞的责任，才是真正自衞的组织，亦必如此，才可以发挥真正自衞的力量。
乙、就教与管养衞三者的关系来讲，亦复同样重要。
子、教以管之：我们要民众组织起来，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做到的，因为民众大多数没有知识，不明瞭组织重要，更没有组织的经騐习惯。即算我们可以替他们组织起来，他们还是不知道怎样做法，不能自动的尽到贵任，发生组织的效用。例如我们编查保甲，就非先将保甲的意思和编组办法对民众宣传指导不可。不然他们便莫明其妙，他们既然能够每十户人家举出一个甲长，十甲中举出一个保长，保甲形式上的组织，虽说是已经成立；但是保长甲长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法，如果不予以相当的训练，使他们明白保甲的意义，知道做保甲长的道理，那么，这种保甲不是仍旧没有作用吗？所以我们要使民众能够自动的组织，使保甲长知道行使他的职权，能够自动发挥组织的作用，便非先之以训练不可！其余各种组织，也要一律教以组织的方法，这是同样的道理。
丑、教以养之：教以养之，具体一点说，就是教人民如何讲求生计。现在最要的一㸃，就是要使他们明白经济组织与经营之道。因为一般人民知识程度很低，缺乏生产的智能，不知道经济的组织。我们要改进人民的生计，便应该训练他们怎样树立新经济的组织。并且指导他们怎样改良水利改良生产方法，改良种子，改良工具。各种合作社制度，是解决民生问题最好的办法，但是合作社的利益及其经营管理的方法，都待我们来指示他们，他们才可以知道所以养之之道！
寅、教以衞之：自衞组织，诸如保安队，铲共义勇队，壮丁队，童子队等，虽然己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应做些什么事，又应该学些什么自衞的技能，怎样来发挥自衞组织的功能，都非加以训练，不能举自衞的事功。
以上四种要政，行营都订有具体的法令条例，可资遵循，本所已经规定专课讲习，兄弟也不必详细的讲下去。总之，为政之最大目的为养与衞二端，而其达成之手段则为管与教。故必先之以管教之政，无论男女老少，定须普遍为之组织而予以切实的训练，然后诸般政令之推行才可如流水之源，而步入澈底改革政治之新阶段。
第三、政本问题
前面已经讲过：政本问题就是行政人员的问题，古人所谓“徒法不能自行。”，我们要施行政治，虽然制度政纲都已经具备得很好，如果没有适得其当的人才来运用这种制度，来实行这种政纲，则制度还是无用，政纲成为空谈，而不能形成一种实际的政治。尤其在我们中国目前社会现状之下，人的成分，在行政上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怎样才可以使制度发挥效能，使政纲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那就必须有健全的人才，才可以胜任愉快。因此之故，每个行政人员，必须具备下列几种基本的条件：
甲、要有高尙的道德
道德为人类一切生活行为的轨范与原则，只要是一个人，就一定要有道德的修养，如其没有道德的修养，便不能成为一个人，更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人，更何能配做官吏，为民表率？
道德是一个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大本，所谓“本立而道生”。有了道德做基础才可以做人，才可以成功立业，救国救民！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政治之黑暗腐败所以达于极点，弄成现在民不聊生，匪盗遍地，以至外患日亟，国几不国，其最大症结，就是一般官吏没有道德，没有良心血性，只知自私自利而习于放僻邪侈骄奢淫佚之风，不知有国家民嗾，不知爱惜人民。所以无处不充分表现悖礼忘义，寡廉鲜耻的情形，几无一不怀苟且之心，这确是取侮召亡最大的原因。我们今后如要改良政治，挽救国难，复兴民族，就非从根本上对症下药，大家一致革心不可。所以总理说“革命先革心”。革心之道无他，即在于力行蒋委员长所提倡的新生活，实践礼义廉耻之德性。人人要“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得此四者为之基，则一切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而养成崇高伟大之人格，这不仅是我们做人立业的要件，尤是为政之先务。孔子所谓“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就是这个道理。而且现在一般社会，都沉沦于腐败恶劣的风气之中，我们要改革政治，推行政令，更非从移风易俗下手不可，而移风易俗之道，亦即在提倡礼义廉耻以振拔已死的人心，造成社会蓬勃的朝气。所以负政治责任的人，就更须以身作则，来怎化一般国民。曾文正尝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响而已！”管子也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我们推溯过去社会风俗之腐败紊乱，可说完全由于在上面的一般官吏所养成的，今后要改革风俗，推进政治，一般官吏便要负起移风易俗的责任，使一般国民都能够作新民，而奠定良好政治之基础。
乙、要有健强的体魄
体魄为精神能力之所寄托，亦为精神能力之所由生。所以要有健全的精神，要能发挥伟大的能力，则必有赖于健强的体魄，而体魄之健强，又有赖于锻炼，凡是要做大事成大功的人，健强的体魄也是他一个最重要之条件。因为惟有体魄健强，才能够产生乐观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任重致远，达成其最大的目的。我们行政人员负有改造政治，领导人民，建设一切事业的重大责任，故其功在于精神能力之发挥，其效在于体魄之健强。
还有一层、现在我们一般国民体格一天天的衰弱，确是我们民族莫大的危机。我们要复兴民族，则使国民体格之健强化，实为当前的要图。而以身作则，提倡国民体育，又为行政人员之责任，所以行政人员自己非先注意锻炼造成健强的体魄不可！
丙、要有忠贞果毅的精神：大抵天下之事，决不能侥幸以图成，世变复杂，亦断无易处的境遇。所以我们对于任何艰难的事情，必须先之以戒惧惕厉，而发挥忠贞果毅艰苦卓绝的精神，以赴事功，才能有济！尤其当此国家多难的时候，格外要以公、忠、诚、信为天下倡，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竭尽心力肩任艰巨，鞠躬尽瘁，以求达成革新政治救亡复兴的事业。
丁、、要养成劳动服务的习惯：我们讲到劳动，就想到颜习斋先生说的几句话：“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由此可见劳动的效果之大。现在我们中国科学文化如此落后，国家如此危弱，民生如此贫困，无一不是由偸惰佚乐所酿成之结果。所谓“忧劳兴国，逸豫亡身”，騐诸史乘，历历不爽！古往今来，其中国家之兴亡成败以及人事之得失祸福的消息，完全在此！
所以我们要强身强国，非刻苦劳动不为功，为一身计，惟有劳动，然后可以创造一切事物、可以知道事情的艰难，更可以强健身体，可以活泼精神，可以增长才智；为社曾国家计，惟有劳动，乃可以拯救颓废懦弱的人心，振衰起废，发展生产，促进文明，建设新社会与新国家。其次，讲到服务一层，大家要知道，因为人类的生活，有密切相依的关系，社会即是大我，社会的生活，即是个人生活的全体。我们任何一个人，决不能脱离社会的关系而独立生存，所以大家必须彼此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精神愈发达，则人类生活愈臻美满。亦惟有在美满的社会生活之中，我们才有安乐之可言。老子说“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心力，牺牲自我，为人群服务，尽先来谋整个社会的幸福，发扬大我的生命。古来圣贤无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而切己饥己溺之怀，发救人救世之心。大禹之“周乘四载”，墨子之“摩顶放踵”，孔孟之“周游列国”，此外历代志士仁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正不知凡几！这都是以自己的心力以至整个生命贡献于社会国家，为社会国家求福利。这种精神，就是为社会服务的精神。我们行政人员唯一的责任，在于造福人民，建设新国家，自非发扬劳动服务之精神不可，且非在整个国家观念之下，养成劳动服务的习惯与风气不为功。尤其在现在这般国危民困世乱日亟的时候，做行政工作的人，非以身先之劳之，于社会国家必无所补！总理说“人人应以服务为目的，不当以夺取为目的。”这是我们今日全体国民尤其一般官吏最要终身服膺的教训！
戊、要有丰富的学识智能
学识智能，为做事不必可少的工具。事业成就之大小，及其成败，恒取决于学识智能之高下有无。而学识智能之所由养成、不外二端：其一为力学，其一为经騐。古人有言：“非学无以广才，”又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就是吿诉我们怎样培养才智的道理做官吏，的人，忝居人民之上，办理各种政务，训导一般人民，自非有充分的学识智能，不足以语事功。现在行政人员所必须的学识智能，除现代国民应有之一切常识并加以稍为高深的学问以外，尤须具有切合时代之精练的行政技术与军事学术。自已有了现代国民的一切常识，然后本身可以做成一个模范的国民而奠立做人做事之初基；必有稍为高深的学问，然后可以见理明切；有了行政技术，然后可以办理一切政务，肆应政治的环境；有了军事的学术，然后可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办理自衞。对于这几种基本的智能，我们在勦匪省份做行政人员的人，尤觉不可欠缺。所以本所除精神讲话之外，特别注重军事的训练，与行政技术的讲习。希望各位体察这些道理，实事求是，加紧锻炼自己，以古所谓“循吏”自期，而养成良好的政治风尙。于是改革政治，利国福民，胥有所赖！
关于政本问题，今天因为时间不够，不能多所论列。兄弟去年在江西对江西地方善后讲习会所讲的关于新运的动因及释疑的两篇，最近在重庆学术讲演会所讲靑年自救救国之途径一篇，以及在本所开学时所讲的一篇，都可作为这个问题的说明，请各位都看一看。
综而言之，整个政治的机能，要不外以上所谓“政制”“政纲”“政本”三部所搆成。我们政治自中央以至地方，过去以至现在，简直可以拿空疏、疲玩、糊涂、黑暗几个字说明一切。此即由于行政机构之失调，行政方针之失策与行政人员之失效。因此不仅不能发生好的结果，反而病态严重，形成无恶不备的政治。好像一个工厂，只有一架支离破碎的机器，一些不成材的原料，并且用一些没有道德没有学识经騐的技师来制造东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现在我们认定：要复兴国家，要勦灭赤匪，根本之图，必须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又必兼筹并顾，同时改进其所由构成之政制政纲政本三部。如此改革，在勦匪省份，已经收了相当的成效，现在四川要改革政治，已有轨道可循，只要行政人员能够都训练成材，住用得法，则革旧鼎新，更易为功！尤其县政设为建设新政治新中国之基本工作，一切的努力，应向这个方向迈进，所以诸君的责住，格外重要。希望各位认真硏究，奋发有为，以求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完成革新政治勦匪救国的使命！